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指出，政府此次采取的做法相當罕見，報告中將幫助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定性爲“國家重點工作”，承認新加坡體制不完美並尋求各界國人參與。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學教授鄭寶蓮則認爲報告展現了順應人口與環境變化而調整措施的方針。
社會不平等與階級固化的問題近來占據本地輿論空間，激起廣泛討論，觀察家指出，政府公布政策報告詳述政策是在對社會辯論作出回應，展現重視問題的態度。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指出，政府此次采取的做法相當罕見，報告中將幫助低收入和弱勢群體定性爲“國家重點工作”，承認新加坡體制不完美並尋求各界國人參與，語調相當謙遜。
“這顯示政府知道這個課題不能單靠政府應對，現在也變成了相當敏感，甚至將是下屆大選左右選票的主要議題之一，因此認爲有必要把各部門正在做的工作綜合在一份報告裏，向國人詳細說明社會政策的變遷與成果。”
新加坡管理大學社會學教授鄭寶蓮也指出，報告突出了政府與國人之間“社會契約”（social compact）的變化，從建國初期的自力更生，到如今人口老齡化與貧富差距背景下擴大社會援助，展現了順應人口與環境變化而調整措施的方針。
她說：“報告總結了政府至今采取的行動，更關鍵的問題是這些政策夠了嗎？這其實是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爲稅率必然隨著社會援助增加而提高，因此我們必須思考這是否是我們要的。”
她進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只是社會不平等問題的其中一個層面，更值得關注的是出身背景好的人比起其他群體更容易獲得成功的機會。
“低收入家庭的社交網絡其實不如高收入群體的豐富。例如，一個年輕人要創業，如果父母已經認識很多商人，他的起點就比別人高了。”
鄭寶蓮認爲，這已經不是政府可以左右的範疇，而是需要社會共同努力。她指出，中華總商會除了提供助學金，也邀請學生參與商會活動認識更多人就是很好的例子。
從事社工工作長達18年的宏茂橋家庭與社會服務區務總監邱德勝（42歲）受訪時說，提供社會援助的組織與政府機構近年來更重視相互協調，讓弱勢群體更容易獲得援助，政府在評估援助方案時也更願意聆聽社工意見。
盼政府與社工多對話 探討政策實際有效性
不過在他看來，政策與實際推行的效果仍有一定差距，並希望政府與社工之間可以展開多一些對話，探討政策的實際有效性。
邱德勝指出，部分獨居老人其實有子女，但他們與孩子的關系因種種原因非常惡劣，生活上並未獲得子女照料。“我們幫他們申請援助，卻因爲他們有家人而變得困難重重。實際案例其實有很多灰色地帶，政策也必須考慮到這一點。”
單親媽媽獲社區關懷計劃援助 減輕租金負擔並成功申請組屋
單親媽媽安琪兒（假名，25歲）前年離婚後，獨自跟5歲女兒在牛車水一帶租一房式組屋住。
女兒剛開始住得不習慣，也不愛喝水，常常發燒，她得經常請假，但老板又不是很通融，結果她短短幾個月換了三份工作。
去年6月，眼看自己又要失業，她來到碩莪街的社會服務中心求助。
中心經理區玮淩得知她的情況後，幫她申請社區關懷計劃（ComCare）的援助，提供三個月現金資助以及減免半年租金。由于這家社會服務中心與蒙福關懷家庭服務中心同設一處，安琪兒也接受社工開導，幫助她走出離婚的陰影。
安琪兒中學還沒念完就辍學，跟娘家關系不好，因此不願真名見報。她現在已找到一份貨倉管理員的工作，也申請到預購組屋。爲了多賺些，她每個星期都加班，一直工作到晚上9時，每個月賺近2000元。
社會及家庭發展部在昨天（11月1日）公布的報告中就提到，像安琪兒這樣的低收入家庭獲得不少援助，超過九成的五六歲幼童能接受學前教育，87％還能擁有自己的住房。
平日，安琪兒的女兒放學後由爸爸接回家，等媽媽下班後再去接回來，往往女兒回家時已近深夜。因此，她特別珍惜早上跟女兒相處的時間，周末休息時也盡量都陪伴女兒。“雖然很辛苦，但至少可以跟女兒在一起。我最大的願望就是女兒長大後不要像我這樣，能做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