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怎麽了？2019年，香港史無前例的公民抗爭震撼了世界，連遠在歐洲的西班牙都出現效仿港人的示威。香港是怎麽啦？這個問題困擾著許多熟悉香港的人們，也許很多香港人內心也未必有答案。
爲了抗議政府忤逆民意修訂《逃犯條例》，不懲治所謂的警察暴力等，以青年爲主的黑衣人自6月以來發起了一場又一場的大規模抗爭。從最初的和平遊行，到抵禦催淚彈和胡椒噴霧並與警察抗爭，再到攻擊警察，癱瘓地鐵、公路和機場以綁架全城運作、打砸公共設施、打砸中資企業、再到占領大學校園，在騷亂的推波助瀾下，香港經濟正式進入衰退。
高校附近成了火光沖天的戰地，挺建制的港人甚至被抗爭者施暴……一幕幕鏡頭讓人震驚于社會失控的後果，也抛出了刺眼的問題：當人類被既有立場主導與片面資訊主宰時，世上是否已沒有客觀事實與是非可言？民主與自由的訴求是否能合理化一切行爲？
吊詭的是，這場反修訂《逃犯條例》的抗爭運動，不久後就與修例沒什麽關系了。因爲修例7月就已“壽終正寢”，但黑衣人宣示，除非港府答應他們的“五大訴求”，否則絕不幹休。懲治“警暴”成了運動持續不止的主要動能。然而，幾次導致事件迅猛升級的“警暴”案至今仍是羅生門，比如激起8月癱瘓機場行動的爆眼女孩案，當事人拒絕公開醫療報告；導致大學校園被占領的科大學生墜樓事件，閉路電視記錄顯示墜樓時間點現場並無警察。
不過，抗爭者與西方香港輿論屢次把疑點利益歸于己方，讓仇警氛圍不斷激化。事例說明“反送中”運動的真正密碼，反特首與反對當前的政治安排，更大的目標是推進港人普選特首的民主進程，抵禦北京的影響。
這種理念是“港獨”嗎？答案既是也不是。然而，捍衛香港不再“大陸化”，顯然是香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在“一國兩制”的問題上，多數港人要的是“兩制”，而希望“一國”的政治內涵盡量虛化，這又是大陸難以容忍的。對于港人的抗爭，台灣人有切身之感，香港的社會抗爭變相爲主張台獨的總統蔡英文連任之路助選。美國11月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則進一步將香港問題國際化，加深中美對抗。
自從2014年“占中”運動以來，香港社會似乎經過一段療傷期，但“反送中”顯示，香港社會的內在緊張從未消減，而且一直在積累著動能。在經濟上與政治層面，香港的內部矛盾一直沒有真正消解。
香港是世界最富裕兼最具競爭力的城市之一，2018年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4.87萬美元，與德國大致相當。今年2月至5月間，香港失業率僅爲2.8%。然而，這個富裕社會極度不平等，國際樂施會2018年發布的《香港不平等報告》就揭露，2016年香港原住民的收入基尼系數達0.539，創45年來新高，13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下，21萬人蝸居“㓥房”。
港人在回歸後享有的政治空間，其實大于殖民地時代。但一些港人認爲，回歸最初幾年大陸與香港“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才是正道，還有人依然爲雙普選民主化曆程在2014年戛然而止而憤怒。媒體與書刊長期渲染各類大陸小道消息，形塑社會對大陸的負面影響。近年大陸公安跨境抓人的個案，也加劇了港人的恐共心理。而“港獨”行爲與意識擡頭，又刺激北京強調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此舉反向刺激港人抗拒大陸的心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的經驗凸顯西方民主理念與中國統一訴求的尖銳沖突，但對于沒有國防、曆史短暫，在經濟上依賴大陸的香港而言，港獨只能是一種想象。怎麽在“一國”的框架下讓香港擁有更多民主，理論上是可以討論的議題，但是“不妥協”的慣性杜絕了可能性，這次的“反送中”運動中，抗爭群體既拒絕割席，又制止不了暴力，也沒有領袖人物能進行談判，港府處理危機的表現則完全荒腔走板，結果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中，泛民主派大勝八成以上的議席，是一次民意的“示威”。但是之後呢？如何解決香港內部的治理問題？如何在香港與北京的關系中找出一條可行的路？誰都沒有答案。
失靈的制度、社會不平等、不成熟的民主與謠言，是香港亂局背後的方程式。對北京而言，中國要成爲富有感召力的大國，除了經濟強大外，更要實現文明與制度的崛起。這一課的啓示，不只關乎香港，關乎中國“一國兩制”統一模式的未來，更關乎本世紀的國際政治秩序。
作者是《聯合早報》副總編輯兼聯合早報網（中國）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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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半年的‘反送中’運動，喊出了港人積累多時的不滿，更折射出近乎瘋狂的
仇恨與絕望。這是一座被謠言與恐懼占領的城市，抗爭者以‘攬炒’的策略，以爲
可以跟強大的中國大陸同歸于盡，但是北京按兵不動，香港在失控的暴力中下沉。
6月
港府擬修改《逃犯條例》引發大規模示威，警民起沖突，行爲也越來越激進，加上黑幫加入，民主派與建制派議員都遇襲。
10月
NBA火箭隊總經理莫雷發推文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引中國抵制。中國中央電視台取消NBA直播賽事，商家紛紛取消與NBA合作，選邊站的球員也遭抨擊。NBA總裁肖華則堅持，言論自由是NBA基本價值。
10月
港府最初擬修例是爲引渡涉嫌在台灣殺害女友的陳同佳到台接受司法制裁。陳同佳在港服刑完畢，要以自首方式到台投案，卻引發台港新爭議。反修例事件也牽動台灣總統大選選情。
11月
美國衆議院與參議院接連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特朗普于美國時間27日正式簽署，引起中國強烈抗議。
11月
香港24日舉行區議會選舉，投票率創下71.23%的新高。泛民與獨立人士陣營獲得壓倒性勝利，在452個民選區議會議席中獲得393席，建制派只得59席，淪爲少數黨。
短評
——王昌偉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選擇“港”這個字，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香港爆發的反修例示威。除了香港，今年引起全球華人關注的另一座城市是高雄。高雄是台灣第一大港，因此常被稱爲“港都”。
今年無論是在香港或高雄發生的事，從比較小的範圍來說，反映的是兩岸三地政治勢力的消長。從更大的範圍來說，這些事件其實是新的國際局勢“在地化”的表現。
過去學者在討論冷戰等國際關系的大課題時，注重的一般都是大國之間在政治外交上的博弈，甚少會關注這些國際大事對地方社會具體的影響，以及一般的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理解、消化或者對抗國際形勢。
選擇“港”這個字，主要就是爲了突出“地方”在國際政治中所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