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新月異，法庭案件日趨複雜，如今不論是刑事案的主控官或辯護律師，還是民事案的訴辯律師，一般都需要法證人員的協助。
法證的範圍很廣，除了一般人熟悉的法醫、筆迹專家，也包括法證會計師、商業智能專家、電腦取證專家、數據分析師、網安專家等。
此外，聘請法證專家的並非只是律師、被告和惹上官非者，一些執法機構、商家和跨國企業，也需要這些服務。
本期《說法識法》訪問了兩個提供法證服務的“特別實驗室”——法證專家組織（The Forensic Experts Group，簡稱TFEG）和FTI Consulting（簡稱FTI）的負責人，讓大家了解法證服務。他們也分享“破案錄”，讓你知道專家如何采用科學方法，抽絲剝繭破解謎團。
越來越多人認識到法證報告能提高官司勝算，因此對這類服務的需求也日趨增加。
FTI風險咨詢和調查資深常務董事廖裕才說，環球大數據的發展和普及化，FTI進行e調查證據等工作時，也須要使用相關工具和專員來組織、管理、檢討和分析越來越多的數據。
環球網安事故增加了，“網安如今是許多企業的首要考慮因素”。
他也說，新加坡是亞洲重要的仲裁中心，本地仲裁案的數量增加，也讓FTI接獲更多與仲裁相關的工作，“包括涉及企業糾紛，有關估價、商業智能和追查資産的項目”。
他舉例說，客戶知道投資某家公司或到一個國家投資存有風險，得事先做好合規和風險管理的准備，所以找FTI進行全面調查，包括合作公司的聲譽。現在，有更多客戶在正式交易前，會要求FTI進行交易測試。
FTI協助律師事務所、企業和政府機構的證券訴訟和國際仲裁案，以及解決涉及反壟斷、估價和網安等課題。例如，與律所一起回應涉及客戶的會計和財務報告、監管審查、外國貪汙等的指責。
“這常常需要一個團隊，包括法證會計師、企業智能專家，電腦取證專家、數據分析師，以及網安專家，齊心解決案子。”
2013年，四名衛生科學局法證化學與物理化驗室的前資深法證專家，仍然對法證服務抱極大熱忱。他們都看到法證服務的市場需求強大，本地卻欠缺私人法證服務機構，就聯合創辦TFEG。
七年來，TFEG提供鑒定文件真僞，涉及工傷與車禍索賠、謀殺、欺詐、重傷、墜樓、火患和爆炸、毒物和藥物、冒牌貨和知識産權侵權案等多種服務。客戶包括律師事務所、保險公司、政府機構和私企。
TFEG創辦人兼高級顧問林靖靜說，雖然如此，還有一些律師和客戶不知TFEG的存在，慣性地依賴海外法證服務公司。
“作爲本土公司，我們的優勢是能就近提供一站式服務、熟悉本地法律條文和制度，以及與客戶有共同文化認知。”
鄭文忠律師（Willy Tay’s Chambers）使用過約20次法證服務，主要是處理民事案件。
他擅長處理車禍索賠案，找法證專家是爲了找出車禍原因，探討車禍是否可避免，或請專家來駁斥對方的論證。他說，本地的法證服務比較少，一般律師慣用海外的法證服務，因爲水准較高，但他覺得本土的TFEG非常專業，他曾就一起致命車禍詢問TFEG，想知道死者是否被碾過，另一起則針對水漂（aquaplaning，或稱打滑）咨詢其意見。
艾倫格禧律師事務所（Allen & Gledhill）合夥人楊漢中律師說，律師承辦案件時可能涉及內部檢討和調查的協助。給客戶提供意見時，得商討是否要另聘法證專家確定誰該承擔意外或欺詐的責任。
■流程：專家團先了解案件性質 再建議行動方案
TFEG創辦人兼高級顧問林靖靜說，法證報告可以是經過科學檢測和分析的獨立報告，也可以是審查其他專家的報告，查找其優缺點，研判是否可靠的檢討報告。
她指出，一旦接獲服務要求，律師就咨詢TFEG，其專家團會了解案件的性質，再建議應采取的行動方案，以及所需供調查的證據。
“我們的意見可協助律師和他的客戶作出更好的決定，以及該側重的相關檢測。”
接到任務後，TFEG會獨立進行法證分析階段，在不受外界（包括律師或客戶）影響的情況下完成法證報告。TFEG會跟律師解釋調查結果，以及對案件的意義。
林靖靜說：“這些報告會當做證據提呈給法庭。我們的專家會在審前的准備階段提供援助；有需要的話，我們的專家也會出庭供證。律師也會要求我們解讀對方的報告或解釋其科學原理，爲盤問相關者作准備。”
FTI風險咨詢和調查資深常務董事廖裕才說，他們的工作需要客戶、律師和法證專家的無間合作。
“調查期可以很長，涉及許多利益攸關者。如果是上市公司，調查結果也可能影響股價、股東和員工。所以，法證專家和律師都必須借助對方的專業知識和能力，相輔相成完成工作。”
■挑戰：被客戶誤會以爲是在找麻煩
廖裕才說，法證調查人員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是有時被客戶或其雇員認爲我們是在故意找茬或違法行爲，或要給公司或雇員增添麻煩，制造更多工作。
“事實剛好相反，我們的角色是與律師一起協助客戶確定真相，提供解決方案，避免重犯錯誤。”
他說，FTI與律所合作承辦的多數是民事或仲裁案，但其中好些涉及刑事，“很多時候，一開始可能只是民事追查，最終卻變成刑事案。”
他舉一實例說，某公司接獲通報，指設在鄰國的公司高層涉及欺詐、貪汙、利益沖突和騷擾等，FTI受委到鄰國公司展開獨立調查。
因爲涉事高層位高權重，知悉內情者都不敢向美國總公司舉報，使情況變本加厲。
初步調查後，FTI向客戶提呈有關高層不法行爲的報告。接著，調查人員、法證會計師、電腦法證專家和律師等到場搜證，雇員知道他們的調查目的後，給予全面合作，因爲他們也要徹底解決根深蒂固的問題。
“我們調查時通常很謹慎、不張揚，如果得不到這樣的‘歡迎’，利益相關者一旦聯盟，同一鼻孔出氣，對調查的影響是很大的。”
林靖靜說，有時案件要開庭了，客戶才找上門，尋求緊急協助。
“我的專家團向來有強大的團隊精神。一旦有緊急任務，就更齊心協力、鉚足全力以有限的時間和資源完成任務，並確保服務素質不受影響。”
■車禍現場重造 推翻索賠行動
這是一起保險索賠，訴方承認事發現場路面濕滑且有油漬，但堅稱辯方在轉彎時疏忽，撞上他的車。
辯方請TFEG的專家鑒定，專家研究路面的元素，探討水和油混合後的效果，以及車輪拖拉所導致的沾染物的影響，爲辯方車輛失控提供了具邏輯性和科學的有力解釋。這份報告極爲關鍵，最終起訴人撤銷索賠行動。
■文件鑒辨有疑點 促成官司和解
1950年代，屋主可單買房而非土地，每月付土地租費給地主即可。2014年，地主發驅逐令給一名九旬排屋屋主，表明願爲取回土地而付8萬5000元。屋主拒搬，出示1960年代的手寫合約，稱地主的父親當年同意讓他永久住在排屋，地主要終止“不存在”的租約是不合法的，並要求200萬元的賠償。
地主請TFEG鑒定這份具爭議的合約，法證專家發現屋主提呈的1962年合約，不僅簽名造假，所用的是1965年或以後制造的紙張。雙方最終和解，屋主只得20萬元的小額索償。
■從民事追查變成刑事案
FTI受大型制造商委托審核一些獲選的供應商，發現其中一些隱瞞了與在調查前辭職的前總裁有關系。FTI運用商業智能和電腦法證能力，揭發前總裁犯下嚴重的利益沖突、欺詐和回扣等不當行爲。
FTI協助客戶計算欺詐導致的虧損，制造商後來起訴前總裁，獲得有利的判決，並向警方舉報他。
■追查投資對象的公司總裁
FTI受委追查客戶所投資的A公司，懷疑其總裁沒維護公司利益，暗中策劃讓公司清盤。深入調查後，發現該總裁與一“債主”是鄰居，而債主的賬目存有疑點，申請清盤的那方也與總裁存在利益關系。
FTI還追查到總裁和家人在香港和英國的資産，確定總裁在中國開設了B公司，計劃用A公司的知識産權售賣産品。最終，FTI協助客戶申請到制裁總裁的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