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層互動：新移民認同困境的解決路徑
殖民主義時期，早期移民（新客）與海峽華人（峇峇）之間也曾陷入認同困境。與移居此地幾百年的海峽華人相比，早期移民的本土認同非常薄弱，政治與文化上的效忠對象依然是自己的母國中國（清），這種認同取向在當時引發海峽華人的諸多不滿。後來隨著彼此認知的深入，這種存在于兩者之間的張力逐漸弱化，整個過程持續了一個多世紀。華人在東南亞移民的曆史經驗給當前處理新移民與本土居民的認同困境提供了有效的借鑒，但是不同的時代語境需要有與之相對應的治理模式來爲認同困境的解決提供新的路徑選擇。
社會多元主體的合作共治已經成爲社會治理的新趨勢，政府機構以外的非政府性、非盈利性的社會組織已經融入公共治理領域，國家與社會之間通過積極而有效的合作實現了公共資源與權力在全社會的分配與再分配，社會組織與政府共同承擔公共管理責任的同時也實現了與公民社會之間的互構，一種涵蓋國家、社會與個體的多層網絡治理模式正在成爲當前社會治理的主流。“隨著執政形式的發展，存在于公共和私人部門之間或者內部的邊界與區隔逐漸變得模糊不清” ，國家與社會之間不再是傳統的線性統治關系，而是逐漸轉變爲互動合作的網絡多元治理架構，“政治秩序正在從組織/科層體系向網絡轉變” ，實現了縱向垂直的科層體系與橫向水平的社會變量之間的縱橫交叉。
對于成熟的國家來說，“沒有哪一種競爭性的政治結構……擁有像國家這樣足夠全面的多維能力” ,所以新加坡依然將國家視爲是現代社會秩序中具有決定性的組織工具，以政府爲代表的官方治理體系依然在化解認同困境這一公共進程中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其次，新加坡特有的族群與文化結構賦予了以地緣、血緣和神緣爲基礎的族群與宗教社團重要的曆史使命，它們的存在成爲新加坡社會和諧與國民融合的重要紐帶和節點，爲認同困境的解決提供了有效的社會推動。再次，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也給公衆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公衆正在通過自己的積極參與來影響國家的公共政策和社會發展，個體層面的積極參與成爲認同困境解決的直接動力。
首先，在國家與政府層面，高效和有力的新加坡國家與政府是推動國民融合的結構性保障和主導力量，如福山所說“集聚合法的權力並運用于特定的目標，這是只有國家和國家集團才能做到的事情。” 當在地空間提供平等的內涵，居民會考慮繼續整合進當地秩序中。當在地語境有所失衡和偏差，居民則會考慮再次成爲移民，在離散與凝聚之間進行另一輪的安排。新客時代的殖民政府在制度設計與政策傾斜方面明顯偏重“峇峇”社群，扶植他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教育等方面的優勢，而對比例甚高的新客卻采取漠然的政策，甚至對兩大社群之間的矛盾非但不平複還要推波助瀾，造成殖民早期海峽華人與新客之間矛盾重重。曆史的教訓彰示了面對不同的移民社群，政府或者國家必須提供一個平等發展的互動語境，首要解決國民融合與社會和諧的問題。在2010年8月的國慶演講中，李顯龍總理坦承，“移民帶來深遠的影響，關系的不只是經濟表現，而且是社會的和諧及國民的認同感。因爲這個原因，我們篩選移民的標准比外勞嚴格的多，移民人數也比外勞人數少的多，從而避免改變我國社會的本質。我們只引進能夠融入新加坡社會，又能做出貢獻的人。”
具體來說，作爲國民融合與社會和諧的主導性力量，政府通過制定相應的社會文化、政治和經濟政策，建立起完善的制度結構，通過國家層面的治理結構來主導新移民的融入進程。爲了加強國家競爭力、平等性和同化能力，國家已開始將移民控制與社會、政治和文化領域間的融合相結合，概括起來就是政策引領，制度規約。新加坡政府嘗試通過兩項彼此關聯的措施——保持經濟穩定增長和提升社會政治凝聚力——來實現本土居民和新移民的團結，推進國民融合和國家建構。 爲了緩解本土居民與新移民之間的認同困境與矛盾，避免社會分化危險，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努力尋求多方面的影響力以增進公衆和社會的包容性。政府通過一定的政策傾斜，在諸如健康與教育補助金等方面對公民和永久居民采取不同的待遇，對本土人的諸多利益給予適度的照顧和保護等等。同時，爲了避免因新移民的跨國流動過強而引發本土社會不滿，政府也力圖通過限制新移民的跨國屬性，來增進新移民對新加坡的政治忠誠，確保國家認同的培養和鞏固。這種政策性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並通過確保民衆對政府的滿意度來提升對政府政策的認同，進而減緩對新移民政策的壓力。
在具體的制度建設方面，政府特別成立了國籍與人口策劃署（CPU）和國民融合理事會（NIC）等機構來推動這項融合議程。國民融合理事會的宗旨就強調要積極推動和促進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會，鼓勵新移民與本土居民建立更好的聯系。2009 年國民融合理事會提出了“開放門戶、敞開胸懷、開闊思想”的“三開”理念，旨在全面協助新移民融入本土社會，促進各社群間的相互信任，爲此政府還設立了1000萬新幣的“社會融合基金”（CIF）。爲了增進新移民的國家認同，政府委派了一個移民工作組提出“強化新加坡身份認同感的四個關鍵價值觀”的口號，具體如下：履行國家兵役責任；遵守法律法規；擁抱多元文化；堅持選賢任能。政府還號召新移民通過學英語，與本土居民交流和參與公共活動來融入主流社會並擁有一個本土化的身份。此外，政府和社團也通過組織“公民日”、“家庭日”等多種既面向本地人也面向新移民的活動來增進國民融合，打造同一的新加坡國家認同。以民衆俱樂部爲代表的基層組織體系通過一系列的活動形式有效地推動了新移民的融合，提升了社區與國家的凝聚力 ，如李顯龍總理所說：“即使是50年後的今天，維護社區凝聚力仍是重要的任務。我們需繼續維持目前的種族及宗教和諧，並且讓新公民融入新加坡社會。”
其次，在社會與族群層面，高效而完善的社會組織體系建構，爲新移民融入主流社會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作爲多元族群的社會，新加坡的四大族群本身都有代表本族群的社團和相關機構，它們一方面通過推動相關文化活動來傳承曆史，提升族群形象，另一方面則通過推動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來推動國民融合與族際和諧。
以會館和新移民社團爲代表的華社機構是聯結不同方言群和新老移民的有效紐帶。近年來隨著新移民數量的不斷增多，傳統會館也在與時俱進，積極推動自身的改革，以開放的心態迎接新移民的加入。成立于1986年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在其發展願景中明確提出要“領導宗鄉會館；弘揚華族語文、文化與價值觀；建立緊密聯系的宗鄉會館網絡；促進種族和諧與社會凝聚力；從事一切其他符合或利于促進上述宗旨或其中一項宗旨的活動” 。成立20多年來，總會充分發揮華人在地緣、血緣和業緣等多個領域的團結優勢，通過主辦“春到河畔迎新年”、端午嘉年華、體育文化比賽、資助學術研究以及舉行各族群同胞交流等活動提升國家凝聚力，推動跨族群互動與和諧。
據宗鄉總會執行總秘書林文丹女士介紹，目前總會已經有超過兩百個的宗鄉團體加入，其中既有成立于19世紀中葉的老會館，也有剛剛誕生的新移民社團，將總會作爲新移民和本土社會互動聯結的紐帶。總會正在與其他多家會館合作推動華族文化中心建設，旨在提供一個社區互動的空間，通過展示與弘揚多元文化，促進社會發展和族群和諧，將其打造成推動本土居民和新移民融合的新平台。總會與多家會館也非常關注新會員尤其是年輕會員的吸收和培養，在各會館新接納的會員中新移民占了一定的比例，如總會下設委員會就有多位傑出的新移民代表。林女士說，華社是國民融合的重要基礎，總會希望通過自身的有效領導，爲新加坡的國民融合與多元族群和諧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而作爲以新移民爲主要面向的新移民社團同樣在國民融合進程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新移民總會華源會截至2012年5月，其會員已超過5000人，爲了推動新移民與本土居民的融合，成立十幾年來以及與政府和相關社團合作組織了超過400場活動。天府會更是在2008年就提出“從天府走進獅城，從融入邁向投入”的新使命。其他諸多新移民團體近年來熱心從事公益慈善活動，包括香港移民組成的九龍會，以及中國新移民組成的新加坡關愛會等等。這些華人新移民都在通過自己的努力積極回報社會，深入認知新加坡。由新移民社團與傳統會館聯合主辦的“幸福之歌”春節晚會作爲溝通新移民和本土居民的重要橋梁，自2006年以來已經舉辦了多屆。2013年的春晚除了由在新加坡留學的中國學生呈獻節目，也邀請了福建會館、晉江會館及永定會館參與，爲活動增添更多本地元素及特色，糅合了多元文化元素，體現了新加坡多元族群社會的色彩。
宗鄉社團（傳統會館與新移民社團）作爲社會性的組織機構，公衆對其有著天然的親近感，在推動新移民融入與國民融合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早期會館相互扶持、和衷共濟，幫助了南來的華人移民落地生根；如今新移民社團開放包容、積極進取，推動了新移民與本土居民之間的認知與融合。所以，在當前新移民融入本土社會的進程中，宗鄉社團的作用理應得到更大的推動。陳振聲部長曾指出“國民融合是一個過程，要求我們能夠從中發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標，通過創造相互交流的機會，促進融合。我們鼓勵宗鄉會館、社團組織以及各基層單位，爲建立起一個更爲包容、相互理解、互相尊重並且充滿活力的多元種族社會而努力”。
第三，在個體層面的困境治理一方面要充分發揮優秀人物和社群領袖的作用，另一方面則對新移民與本土居民的理念與行爲提出明確的要求。曆史給當前提供了有效的參照，在新客時代，以林文慶爲代表的峇峇領袖周旋于新客與峇峇之間，扮演溝通角色，甚至利用各種文化、教育和社會組織，讓兩個群體有機會展開交流與合作，從而有力的推動了兩大社群矛盾和認同困境的纾解。 新移民時代，同樣要發揮社群領袖的領導和紐帶作用。以福建會館、潮州八邑會館、海南會館、廣東會館、三江會館等等爲代表的傳統會館領導人都在利用社群領袖的號召力和凝聚力，通過個人與組織的積極努力推動本土居民與新移民之間的融合，幫助新移民融入。宗鄉總會及其屬下的會館和新移民社團都非常注重對新移民會員的吸收和培養，在各會館新接納的會員中新移民占了一定的比例，而其中有很多優秀的新移民也擔任了傳統會館的領導人，如總會下設委員會就有周兆呈博士等多位傑出的新移民代表；晉江會館青年團團長、廈門公會會長和青年團團長等都是新移民。而作爲新移民社團領袖的一些代表人物也在積極推動新移民的融入與形象提升，如華源會會長王泉成推動成立華源會的目的就是要“改變世界對華人的印象”。
對于新移民而言，要努力推動自身的角色轉型。有學者指出新移民一方面要保持正確心態，尊重本土社會，另一方面要學會爲客之道，學會感恩，以實際行動來踐行“融入”新加坡的承諾。 作爲新來者，感恩本土社會是必要的選擇，移民初期新來是客，爲客之道必不可少。但是不能僅限于“爲客”，融入才是根本，所以新移民不論是在心態還是行動上都要擺脫移民式的客居心態，實現移民身份到在地身份的轉型，樹立明確的本土認同。“不論你是華人或印度人，馬來人或歐亞裔人，只要你身在新加坡，你的前途就取決于新加坡的繁榮，而非中國、印度、馬來西亞或印度尼西亞的繁榮。”
李顯龍總理就曾號召新移民要積極融入當地社區，熱愛新加坡，同時也呼籲本土新加坡人也要敞開胸懷，以包容開放的心態接納和幫助新移民，共同促進新加坡的社會和諧與發展。他表示，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熟悉社會的價值觀、作風和風氣，但新移民則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潛移默化，才能了解新加坡人的思維和想法，而這是一個需要下功夫，甚至是需要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才能走上正軌的過程。他因此呼籲新移民在這方面多下工夫，也希望新加坡人主動幫助新移民，對新移民采取包容的態度，“實際上，我們都是移民的後代。我們的祖先選擇移居，到南洋來打拼，最終在這裏安家立業。……今天的新加坡，是由移民先驅以及他們的後代建立起來的。因此，我們應該繼續以寬廣的胸懷歡迎新移民，讓他們幫助我們建設一個更好的新加坡。
所以，如果換一個角度，看法可能就會有所不同：雖然新移民的到來占用了本土社會大量的社會資源，但是他們同時也爲新加坡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創造了更大的價值；他們雖然帶來了母國的政治理念、文化價值觀等可能會沖擊新加坡核心價值的思想體系，但是這些內容恰恰也豐富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促動了新加坡的國際化和多元化。通過社群領袖的引領以及新移民和本土居民之間的良性互動，可以有效實現社會公共治理在個體層面的實踐，逐步緩解和解決認同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