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長河浩瀚多彩，湧現過很多成功的政治家、商人，然而只有一個人的人生最完美、最成功。
他先從政後從商，而且輕鬆駕馭。自己家財萬貫，拯救百姓於水火，抱得美人歸，還能實現國富民強，一統江山。
他前半生從政，輔佐一個瀕臨滅亡的國家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在政治生涯走到頂峰時又適時隱退，改走從商之路，從商19年中三度富甲天下，財富過千金，在國家危難，百姓流離時又散盡家財，救濟蒼生，後被世人奉為文財神。
這個人就是中國最早的商業學家、經濟學家，同時也是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被譽為一代商聖——范蠡。
可惜的是，對於這樣一個為官即至卿相，經商速達千金的曠世奇才，歷史對其描繪的筆墨卻並不多。
雖然范蠡所處的是距今兩千多年前的時代，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甚至是價值取向和當今社會都不盡相同，但是其身上的很多特質與精闢獨到的思想，還是值得我們今天人學習的。下面我們就一起走近范蠡，了解一代商聖的傳奇人生與其行於道而高於技的商道理念。
德為立身圖強之本
范蠡生於公元前536年，楚國宛地三戶人，幼時家境貧寒，但范蠡從小就酷愛讀書，十幾歲就學富五車，更難得的還不是其淵博的學識，而是他獨到的思維見解，可迅速洞察事物本質，寵辱不驚，泰然處事的能力。
范蠡青年時，在周圍人看來卻是思想瘋癲的人，因為范蠡常和大眾的觀點不同，有時語出驚人，使人目瞪口呆，因此，和他接觸的人都說他是瘋子。其實他有時是不屑與某人交談，更多的時候則是其準確地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思考的更深刻與透徹，別人沒法理解而已。無論從商還是從政，這種迅速洞悉事物本質並準確果斷地做出決策的能力都非常重要，也是一個成功領導者所必備的素質之一。
范蠡在20歲時遇到文種，兩個人一見如故，相約要建立功業，做一番大事。范蠡與文種都是楚國人，但是，當時楚國已經是列國中的霸主，國君傲慢自大，皇親貴族結黨專權，政治混亂，於是范蠡和文種投奔越國為官。初到越國，范蠡和文種並未受到越王的重用，不久，勢力相對弱小的越國被吳國打敗，越王勾踐兵敗會稽山。國亂顯忠臣，很多越國大臣在越國戰敗後另投他處或叛離投吳，而范蠡與文種對越王不離不棄，因此得到勾踐的重用，范蠡更自願隨勾踐赴吳國為奴。
吳王夫差知道範蠡是個大才，幾次勸范蠡離開勾踐，封賜顯爵，范蠡不為所動。為奴的三年時間裡，范蠡同勾踐夫妻一起耕作勞動，粗食、臥薪，並且不忘和勾踐的君臣之別，時刻敬主、護主，三年如一，不離不棄，讓吳王即讚許又羨慕。一次吳王在范蠡經過的路上扔了一塊黃金，范蠡經過時絲毫沒有猶豫就跨過黃金，徑直離去，從此吳王才打消了勸范蠡降吳的念頭。
其實范蠡忠誠的不僅是勾踐，更是在履行對自己人格的承諾。在現代社會中，像范蠡那樣篤信諾言，處順境不驕，於逆境不疑的為人品格已經彌足珍貴。甚至按照現在的一些價值觀來看范蠡的表現只是一種愚忠，其實不然，范蠡的這種品德不僅換來了夥伴的信任，也換來了對手的崇敬，具有這樣人格魅力的人，在有聰穎的智慧，怎麼可能不成大事呢？我們今天的企業中，不乏因為個人德行的缺失而制約了企業發展的領導者。
小勝靠智，大勝靠德。在今天這個急功近利的社會中，能深刻感悟此中道理並親身例行者，想來不會有很多。而那樣去做了的人，雖然暫時可能會被社會的主流思想所嘲笑，甚至吃一些小虧，但是，最終大成的，還是這些以德為本的人。
儒、道相濟的思維哲學
儒家的思想推崇仁、義、禮、智、信，方正的治國大道，是春秋戰國及以後各個歷史時期處事、治國的主流思想，甚至一直沿襲至今。道家思想則追求道法自然，虛靜無為，受這種觀念的影響，道家思想者中很少有人從政，因此，在當時基本沒有以道家思想領導與管理國家的領袖階層。
而范蠡有一個開放睿智的頭腦與寬廣的胸懷，其兼具儒、道兩家之長，更廣納百家之思，又不囿於其中，跳出百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這樣的思想特點構成了獨特的，即有儒家的禮信才德與直勇，又有道家，應天時，融入自然，順應環境，藉助環境，至韌至柔的特性。同時，以開放的心態吸收借鑑法家、墨家、陰陽家等諸子的治國統軍之法，使范蠡之思、之行，堅時如磐石，韌時似皮革，而柔時又似湍流入溪，無影無形。
在從政時范蠡就體現出一種儒道相濟的思想與人格特性，也唯有這樣的特性才能帶領極衰的越國走出困境。在當今社會，作為一個處於市場環境複雜，企業生存艱難時期的企業管理者，正應該具備儒、道相濟的思維，才能帶領企業於逆境中不挫，順境中不驕，客觀機敏地應對寵辱，並發現其背後的機會。
在吳國為奴時，范蠡與勾踐卑膝求全，吳王夫差要出門時，勾踐趴在地上讓夫差踩著自己的背上馬，夫差生病時勾踐舔舐他的糞便為其診病，終於感動了吳王，三年後放勾踐君臣歸國，這些委曲求全的計謀都是范蠡為勾踐所出。
春秋時期不乏儒家推崇的，具有「士」精神的政客，但能夠適應環境，委曲求全，想出范蠡這樣辦法的人幾乎沒有。由於范蠡的奇謀，勾踐也成為了歷史中唯一一位能夠忍受巨大屈辱與折磨，在逆境中堅韌生存，懷大志，臥薪嘗膽，最終滅敵復國的君王。
勾踐被吳王釋放回國後，此時的越國處於百廢待興，國內饑荒不斷，瘟疫肆虐，民不聊生，外部吳國時時監控打壓越國，四周又有其它諸侯虎視。這樣的環境下，生存都成問題，如何迅速走出困境，強大起來，雪恥復國呢？此時范蠡才真正展現出其卓越的領導與管理才能。
范蠡與文種規劃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滅吳九術」等興國滅吳的策略規劃。越國作為戰敗國，是不允許有國防的，包括不能建城牆、不能組建軍隊、不能打造武器等。范蠡想出一些妥協的辦法：建造只有三面的城牆，面對吳國的一側不建設城牆，並告知吳國，建設城牆是為了防止匪寇與其他諸侯國的侵擾，但面對吳國一側永不建城牆；不讓組建軍隊就秘密組建「民兵」，私密進行訓練，各戶家中藏有武器，遇到戰事時這些百姓隨時可以參戰；不讓打造武器，就把煉造場所搬到深山中，與外界隔絕，以密道往來運輸。
勾踐回國後，轉年就要攻打吳國雪恥，被范蠡攔住，范蠡認為：現在天時、地利、人事，條件都不成熟。三年後，勾踐再次提出罰吳，范蠡再次阻止，范蠡認為現在地利條件有了——周圍虎視的國家都已經和越國建立了邦交，水患也已經清除，但是此時天時與人事還沒到機會。
7年後，勾踐再次提出罰吳，依然被范蠡攔下，范蠡認為，經過7年的休養生息，越國兵強馬壯，士氣高漲，反觀吳國，連年征戰，雖然依然強大，但是已顯疲態，士兵疲乏，百姓厭戰，此時人事已經具備條件，但是現在還缺少天時。10年後，吳國與晉國爭霸，發重兵與晉國會盟，吳國空虛，此時范蠡找到勾踐，告訴勾踐：天時、地利、人事都已齊備，可以出兵了。
出兵後，越軍一舉攻破吳國國都姑蘇，吳王回兵後向越國講和，勾踐想一鼓作氣踏平吳國，但范蠡清醒的看出，此時雖然占領了吳國的都城，但是吳國的精兵良將都被夫差帶在身邊，因此，並沒有傷到元氣，硬拼的話即使獲勝，也將是兩敗俱傷。而經歷此次打擊，已觸發了吳國國力開始盛極而衰的轉折，不應急於一時，而是應該順天時，等待徹底摧毀吳國的機會。
如同孫子在《孫子兵法》「形篇」中所講：「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范蠡就是在等待這個敵人可以被徹底戰勝的機會，於是，雙方講和，越國退兵，待到10年後，吳國外患不斷，國內又遭遇罕見天災，越國乘機發傾國之兵，徹底覆滅了吳國。
從范蠡為人、處世、治國、罰兵，都可以看出，其深諳道法又不拘泥其中，思維開放、靈活，有剛有柔，是典型的儒、道相濟型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
曉利害，知進退
吳王夫差在徹底失敗後，勾踐不忍心殺他，要給他一塊封地，讓夫差做屬臣，夫差則無法接受失敗與屈辱，羞憤自盡。這又驗證了那句話：活著才是贏家，當颱風過後，小草有資格嘲笑倒在身邊的參天大樹。勾踐與范蠡的勝利也可以理解為是道家思想的勝利。
吳國被徹底滅亡後，勾踐舉行慶功宴會，分封功臣，范蠡官至上將軍，僅於勾踐一人之下，百官之上。此時范蠡在巨大的成績面前沒有被沖昏頭腦，而是冷靜的分析了局勢：現在能對越國構成威脅的吳國已經滅亡，其他諸侯國不是離的比較遠，就是周圍的小國實力很弱，根本對越國構不成威脅。
也就是說，天下已經太平，這個時候本來功高蓋主就是很危險的，容易讓君王感覺受到威脅，加之多年的相處，范蠡發現了勾踐是一個可共患難，不可同富貴的人，自己官居極品，樹大必然招風。范蠡清醒的認清「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政治生涯達到頂峰的時候急流勇退，向勾踐辭官，勾踐以平分國家為條件來挽留范蠡，但是他卻急流勇退，毅然離開越國，帶著戀人西施泛舟江湖。據《越絕書》記載：「吳亡後，西施復歸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范蠡在離開越國的時候曾留給文種一封信，信中陳述敵國破，謀臣亡的道理，勸文種也馬上離開，可惜文種在高官厚祿面前沒有做出明智的選擇，范蠡走後不久，功勞僅次於范蠡的文種被勾踐無故殺死。文種是一個典型的儒派，認為食君祿，報君恩，建功業，享封賞，是理所當然的事，沒有從更多的角度思考問題，也沒有看透事物發展的規律，最終招致殺身大禍。而范蠡憑藉冷靜的頭腦，敏銳的眼光，從事物發展的規律，人性的特點等多角度，洞察了一切，逃脫了虎口。如果呂不韋和李斯如范蠡一樣，可以看清利害，不被利益沖昏頭腦，也許不會落得身首異處。
我們今天的企業領導者不缺乏逆境中奮起的精神，但是往往衝過艱難險阻，卻倒在了勝利與榮譽面前。尤其一個企業發展到了一個相對的規模後，領導者頭腦是否冷靜，目光是否敏銳就變得十分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榮耀與利益面前是否能說服自己，曉厲害，知進退，有所為之後冷靜的分析，應該何所不為，「不為」往往是成就企業基業長青的重要因素。
誠、信、仁、義，成就一方巨賈
范蠡攜妻兒與弟子、門客悄悄來到齊國，化名鴟夷子皮，范蠡自此隱姓埋名，開始他另一段同樣輝煌的人生旅程。在齊國范蠡購買了一些靠海邊的土地，開墾種田，兼營漁業捕撈、開鹽田等。范蠡與妻兒一起下地耕作，同穿布衣，進粗食。范蠡一反商家精苛細算，盤剝斂財的做法，對待僱工十分慷慨、親和。遇到災年減產，就減免地租，同時，開粥場賑濟災民。
在年初，和一些農民、商人簽訂商品收購合約，到年底如果商品價格上漲，范蠡按照市場現價收購，如果價格下跌，就嚴格履行合約價格，由此，各國商人都願意和范蠡做生意，工匠與農民也願意為范蠡作工，雖然表面看來這樣做吃些虧，但是卻擁有了大量優質穩定的合作夥伴，使總成本降低很多。
一次范蠡資金周轉不靈，向一個富戶借了10萬錢，一年後，這個富戶帶著各家的借據出門討債，不慎包裹掉到江中，幾十萬錢的借據和路費都沒了，恰好走到范蠡家，於是投奔范蠡，在沒有借據的情況下，范蠡不僅連本帶息還了錢，還額外贈送一筆路費給這名富戶，由此，范蠡的仁信之名廣播天下。之後范蠡為了擴大生意，三次短缺資金，各富戶均主動送錢上門，幫助范蠡度過了危機，抓住了機會。
短短几年時間，范蠡就成為齊國首富，家資巨萬。據說在齊國鬧災時，災民聽聞其樂善好施，千里之外都來投奔，領取施捨，被後人頌稱為「富行其德者」。
消息傳到齊國國君的耳中，齊王請范蠡進宮，拜其為相國。為相期間，范蠡大力發展經濟，促進齊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沖抵災年對齊國物資短缺的困擾，也奠定了齊國經濟與文化繁榮的基礎。三年之後，齊國國富民強，百姓奉范蠡為神明，朝野中也是頌德聲一片。就在此時，范蠡再次辭官：「「居官致卿相，治家達千金，這對於一介布衣來講，已經到了極致。久受尊名，恐怕不祥」。於是，范蠡掛印封金，盡散家財，分贈給好友與貧苦的百姓，隨後帶著妻兒飄然離開齊國。
可以說范蠡是功成身退的典範，他清楚凡事物極必反，好事到了極致將向相反的方向發展，與其等待勢的反轉，不如適時主動身。這個道理說來簡單，但是在巨大的名利面前有幾個人能做到呢？因為，一旦獲得成功，人的自信心也會增加，很少能做到主動後退。我們現在的企業家也很少有急流勇退者，似乎商道就是一條不許回頭的路，而企業的發展有時需要的恰恰是回頭與反思。退是為了更好的進，反思是為了更加明智，就如范蠡的急流勇退，這不是道家的消極思想，而是行止於知的睿智。凡事盛極必衰，在頂峰的時候主動退下來是為了有機會攀登其他的山峰，而不是重重的摔下來，粉身碎骨，萬劫不復。
范蠡舉家遷至齊國西北的陶地，再次改姓更名——朱公，又以一介布衣之身，空空雙手之本，再次開創家業。范蠡認為，陶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東鄰齊、魯，南通楚、越，西達秦、鄭，北連晉、燕，是天下的中心，非常適合經商，果然，不久此地就在范蠡的推動下，成為春秋末期東周的經濟樞紐，貿易之都。
大道自然，順勢而為
范蠡藉助地理位置的優勢從事早期的各國貿易，范蠡對經營貿易的理解是：越國盛產蠶桑、齊國廣耕鋤、秦國多冶煉、趙國善土木，各國有各國的特產與需求，經商就是促成各國間的商品交流，互通有無，在使各國受益的同時，我們自然得利」。同時，范蠡還經營農業、養殖等，並且總結出了很多經營方略，其精髓特點為：順應自然環境與趨勢，預測事物發展規律，而後，借其力，驅其勢。
范蠡認為，天時決定農業，天時變化是有規律的，所以穀物收成的好壞也是有規律可循的。他根據五行更替總結出了豐年與災年出現的大概規律。在一個農業社會，糧食價格的波動必然引起其它各類相關商品價格的波動，那時的貿易也以農產品為主，順應這種變化規律來進行貿易，等於抓住了市場的關鍵環節，獲利自然豐厚。
范蠡總結了按照時節、氣候、民情、風俗等自然特點進行靈活差異的經營。經營策略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順其自然、待機而動」。他提出：「水則資車，旱則資舟」 意思就是在發生水災時做車的生意，在旱災時做船的生意。因為，當水災時，大家多用船作為交通工具，這樣必然導致船舶的稀缺，價格上漲，而沒有用武之地的旱路交通工具車輛，則大量積壓，價格便宜，這時乘便宜大量購入車輛，待水災過去，車輛必然稀缺，價格就會上漲。
在兩千多年前，范蠡就根據市場的供求關係來判斷價格的漲落，他提出「論其有餘與不足，便知貴賤。」，也就是發現市場是供過於求還是供不應求，據此調整下一步的經營策略。他還發現價格漲落和自然規律是相同的，即商品的波動規律與幅度極限。一種商品價格上漲到極點後就會下落，價格下跌到極點後就會上漲，出現其所謂的「一貴一賤，極而復反」的規律。這和現代經濟學原理的論點完全一致。
范蠡根據這一理論提出一套購買與銷售的原則與方法：在物價便宜時，要大量收進，他說「賤取如珠玉」，即像重視珠玉那樣對待降價的物品，儘量賣進，在像收藏珠寶一樣精心的把貨物存貯起來。等到該商品價格上漲之後，范蠡認為，應該 「貴出如糞土」，像拋棄糞土那樣毫不吝惜地將貨物全部賣掉，不要期待價格會不斷上漲，因為，價格的漲跌是要往復的。
這些理論在今天看來並不深奧精妙，不過是一些自然規律與經濟規律，但是卻非常有效，我們往往在華麗的技術與紛繁的誘惑中迷失了這些最基本的認知——追漲殺跌，在簡單的自然規律面前左衝右突，而清醒的人則抓住規律，輕鬆賺錢。范蠡能在那個文明尚且不發達，更談不上經濟發達的農業社會時期就綜合天時變化、農業生產、社會需求等因素綜合考量，不能不讓我們嘆服。
天下己任，道義於肩
有一句話叫做「無商不奸」，雖然說法有些片面，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由古至今，商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為此採用各種手段：投機取巧、哄抬物價、小秤入大秤出等技巧，甚至是違背道德的手段。而范蠡不僅做到了「君子生財，取之有道」，更有一股俠商的氣概。
范蠡認為：商人能夠牟利的根本是百姓，也就是今天所說的消費者，對待百姓要存感激之心，予以其回報，這樣百姓才更願意與你打交道。這和彼得?德魯克的觀點：企業必須為社會創造價值，社會才會回報給企業以利潤的觀點不謀而合。道家創始人老子也有同樣的觀點：「天地不為自生，故能長生」。
范蠡雖然是一個生意人，但從不急功近利，對於經營的利潤只求成本的10%，不再多取，遇到災年等特殊情況，這個利潤比例還會降低，甚至賠錢救濟災民。在那個歷史時期，商品10%的利潤率是非常低的，因為，那時運輸極其不方便，戰亂、匪寇導致經營風險很大，做生意的人很少，屬於絕對的買方市場，而且，從當時的經濟發達情況分析，那時還沒出現利潤率精確的計算方法，因此，范蠡賺取10%的利潤應該是毛利率，而非凈利潤。
這樣低的利潤率卻能使范蠡迅速成為巨賈，主要是其交易數額巨大，其次，資金從不閒置，迅速周轉，范蠡經營的商品從未積壓過，因為其為人信譽好，為商磊落，更關鍵的是其商品價格比別人的要低很多。能做到價格低於同行，不僅是降低利潤率，更有賴於范蠡的經營理念：「人棄我取、人取我予」的經營思路，在某種商品過剩，價格很便宜時大量購入，同時，拋售那些稀缺，受人追捧的商品。
范蠡一生為避名利而三次遷徒，但名利反倒一直跟隨他，這其中的辯證哲學值得我們今天的企業家深思。司馬遷在《史記》中曾經盛讚范蠡：「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范蠡一生中兩次官至極品，三次富過千金，每次富達千金又都施濟天下，但不久後又迅速再至千金。
從政時，范蠡奉行了一個臣子的忠義，為商時，又盡了一個商人的良心。范蠡真可謂是一個宏略於胸，又悲憫天下的智者。到了古稀之年，家資富可敵國，兒孫滿堂，88歲時無病而終，後人尊名陶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