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透明國際”發布的世界清廉指數排名中，新加坡、丹麥和新西蘭三國並列第一
新加坡貪WU調查局（Corruption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CPIB）成立于1952年，是新加坡反貪WU的執法機構，前身是新加坡警察署刑事偵查局（CID）中的反貪處。CPIB成立初期，貪WU現象積重難返，腐化已成爲一種生活方式。制定于1960年的《防止貪WU法》賦予CPIB極大的權力，並規定了保障這些權力行使的具體措施。此後又根據實踐的需要多次對《防止貪WU法》進行修訂，不斷擴充CPIB的職權，強化反貪WU的偵查職能及手段，使CPIB逐漸成爲一個強力的反貪執法機構。1970年起，新加坡貪WU調查局直接隸屬于總理公署，其局長由總統根據總理的提名任命，工作由總理直接領導，對總理負責。
新加坡貪WU調查局坐落在著名的紅山區麟谷巴魯2號，這是一幢看上去十分普通的辦公樓，樓不高，白色的外表，就像普通的民居一樣，但這裏的確是讓很多貪WU分子聞風喪膽的地方。它坐落在大片組屋群中，靠近地鐵站和公共汽車站。這正是貪WU調查局想要的效果：距離鬧市不遠，距離普通市民很近，人們可以方便來檢舉貪WU行爲。
調查局擁有絕對權威, 反貪WU局局長和特別調查員，可以不用逮捕證逮捕任何涉嫌貪WU受賄的人。有人曾說：“新加坡貪WU犯被抓的概率高出菲律賓40倍。在貪WU犯被抓概率低的情況下，有的被抓的貪官往往還很不服氣，會說：爲什麽抓我不抓他？認爲自己被抓只是運氣不好，所以很多人心存僥幸。制止犯罪不在于它的法律是否嚴厲，而在于犯罪者受處罰的概率。如果違法者受處罰的概率很小,即使再嚴厲的處罰都不足以制止犯罪。如果犯罪被發現的概率很高,它的震懾作用就是巨大的，關鍵是讓貪WU者付出代價。”
貪WU調查局一樓大廳的陳列櫃中有這樣一封遺書：總理：過去兩個星期，我感到非常沮喪。對于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我應該負全部責任。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東方紳士，我應該爲自己所犯的錯誤接受最嚴厲的懲罰。你的忠實的鄭章遠。
這就是曾經轟動新加坡甚至國際社會的鄭章遠事件。這位前國家發展部部長收受了80萬新元賄賂，事情被揭發出來後，由于不能面對法庭和輿論壓力而自殺。死前，他向當時的李光耀總理留下遺書。即便如此，國會還是向全國作出了公開說明，以向人民交代國家發生了什麽事情。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
一些高官貪WU犯罪被查後下場都很慘。有的生活無著，有的流落他鄉，有的選擇了自殺。在新加坡一旦被發現有貪WU行爲，就再也不會有人雇用你，你就被社會唾棄了。這使很多人都不敢以身試法。”貪WU調查局策劃組組長羅榮興介紹說：“新加坡嚴厲的法律和行政處罰，讓貪WU犯罪者得不償失。”
一個公務員如果有貪WU行爲，將要付出“高額經濟成本”，將處處面對“得不償失”。貪WU調查局官員陳啓明先生爲我們算了一筆賬：按照規定，如果一個公務員爲政府服務了33.5年，那麽，他工資中的每1000新元，可以換算爲11.6萬新元養老金。按月工資1萬新元計算，其退休時就可以拿到116萬新元養老金。新加坡高級公務員的月薪，有的達到30萬新元，其養老金甚爲可觀。這就是經濟上的貪WU成本，失去的遠遠大于貪WU所得。
有一位博物院院長，因收受建築工程隊4萬新元賄賂，被判刑1年。而他只有幾個月就要退休，養老金被全部取消，老年生活失去來源。事實上貪WU者還要付出“親情成本”，這位老館長的妻子是一名教師，因受不了打擊而自殺。讓貪WU者承擔巨大的心理壓力、輿論壓力、時間成本與經濟成本，嚴苛的反貪舉措讓每個人都明白：失去的遠大于得到的。
總結起來，新加坡保持官員廉潔的最有效的保障在于：一，建立了一整套反貪WU的法律體系；二，有“權比天大”的貪WU調查局等機構的強力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