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2015年3月23日3點18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與世長辭，享年91歲。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6日，1954年他創建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並擔任秘書長。1959年新加坡實現自治後，李光耀出任總理。1990年李光耀雖宣布卸任，但他仍在政治舞台上發光發熱，並擔任了新加坡內閣資政，直到2011年才完全退出內閣，其擔任內閣閣員的時間長達52年。
爲了塑造新加坡精神，李光耀在文化層面上創造了“新加坡人”。而新加坡人的文化認同最基本的出發點就是教育，而教育最基礎的就是語言的統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出現了許許多多新型的民族國家，這些曾經經曆殖民的國家普遍存在著多種語言、多種文化並存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李光耀說：“一個新興國家百廢待興，最需要的就是統一人民的語言。”
曆史洪流塑造李光耀的語文觀
19世紀中葉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出生于中國廣東省大浦縣唐溪村。成年之後李沐文乘船“下南洋”。李沐文的兒子李雲龍，即李光耀之祖父出生在新加坡。李光耀的父親出生于中爪哇。所以到李光耀爲止，已是離開中國的第四代人。李光耀的祖父是當時一艘輪船上的事務長，經常出海到爪哇或附近的島嶼，因此結緣于住在爪哇的李光耀的祖母。此外，由于當時英國盤踞于馬來半島以及李雲龍供事于一個英國人，所以他相信英語應該是全世界最具有影響力的語言。再加上李光耀的父親李進坤和母親蔡認娘兩人都出身富裕的中産階級家庭，都曾在英語學校接受教育。所以他們彼此之間交流最多的語言就是英語，此外，由于當時李光耀的家庭傭人會說馬來語和爪哇語，所以李光耀對馬來語和爪哇語也相對熟識。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李光耀還有曾經在英語和華語之間博弈的經曆。那是因爲其外祖母堅持李光耀應該與漁民的孩子一樣，到一所私塾學校學習華文。但那裏的私塾老師福建話比較濃重，而且還要學寫毛筆字，這對李光耀來說無比艱難。故他又轉向另一所比較正規的華校，這所學校不同于私塾，老師的水平不高，但同樣讓李光耀在全中文的環境中無所適從。最終，幾個星期之後，李光耀懇求其母將其轉到了一所英語學校，在那裏他終于可以如魚得水，並以優異的成績進入當時著名的萊佛士書院念中學。中學入學後，李光耀爲了能夠學得一技之長，立志要成爲一名律師。而當時新加坡仍處于英國的管控之下，所以要專修法律，必須要有很強的英語基礎。由于萊佛士書院良好的學習環境加上李光耀的勤奮刻苦，所以在那裏他取得了很多的好成績，甚至還獲得1940年的安德森獎學金，該獎學金是當時最受重視的獎學金。李光耀說自己是英國殖民地教育制度培育的千分之一最優秀的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之一。對于這段英語學習經曆和英語的環境氛圍，李光耀是很慶幸的，他說：“……如果我不受英文教育，我不會了解大環境。受了英文教育，我出國去了解世界。我了解是誰在影響世界的局勢，是西方國家，是歐洲，是美國，不是中國，不是印度。如果我只受華文教育，我想我的思維肯定比較狹隘，比較偏見和固執。我會看不清楚事情，更不能從宏觀視角來看事物。”
二戰到來，日本揮軍南下占領新加坡之時。李光耀說自己曾經因爲不懂得日本說的話，不懂牆上所貼的告示，被打過一耳光。但是出于對日本人的害怕和憎惡，李光耀仍不願意學習日文故而改學中文。畢竟華文是自己的語言，而此時的英文知識正處于無人問津之時。日本戰敗投降的第二年李光耀踏上英土，開始繼續自己的學習生涯。全英文的環境，使他有了英國式的標准節奏與口音，但在1948年回新加坡時，李光耀卻發現自己失去了說馬來語的能力。面對“語言能力會流失”的體會，李光耀說：“任何語言，一旦不用就會流失，就不會在你的大腦中即時自動顯現，它可能仍藏在記憶庫的某個角落，需要提示或複習才能把它找出來，就像在電腦鍵盤上按‘控制’鍵與‘F’鍵搜索一樣。”
年輕時的李光耀
在倫敦求學時，李光耀曾經經常出入倫敦戈登廣場一個叫中國協會的場所，該協會據他回憶是英國人用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資助的。參加俱樂部的大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華人，在這裏李光耀意識到華族文化失落的現象，並且使他産生了“一股不會講華語或不懂華文的很嚴重的失落感”。而且據李光耀介紹說自己在倫敦求學時，英國人一般不把他當新加坡人或馬來西亞人，而是認定他爲中國人。《李光耀回憶錄》記言，李光耀在瑞士旅遊時，被酒店的櫃員問到是否是中國人，當他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人，是來自新加坡時，櫃員卻回答說沒關系，讓他繼續寫自己是中國人。故而也再次加深了李光耀對自己是華人的意識。
重塑華語認同與雙語政策起步
李光耀曾說：“我和妻子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都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爲不懂華文而吃虧，我們深感從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價值觀並不適合自己。我們沒有全盤接受不屬于自己文化的價值觀，又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這使我們感到不踏實，兩頭不到岸。”這種沒有學到亞洲文化，又不屬于英國文化的現象，使他感到迷失在了兩種文化之間。所以爲了避免後代陷入如此境地，李光耀開始將華語認同的理念落實到行動之中。首先李光耀將自己的子女送入了華語學校。其次，這一時期李光耀開始萌生了從其律師生涯中打開通向政治大門的念頭。再加上這時的競選或政治活動也顯示了語言的重要性，因爲在新加坡講華語或方言的人占據多數，但是他們與接受英文教育的政治派別或黨派關系淡漠，彼此獨立。于是1954年李光耀等人成立了人民行動黨，並誓言“建立一個使用多種語言，有同步傳譯設備的立法機構”。但李光耀仍因自己華語的捉襟見肘使他不能夠聆聽來自大多數華人的聲音，也使他在1955年面對民主黨候選人藍天的挑戰時顯現窘態。不過自此李光耀學習華文的動力才更強大。再者，1954年5月，因馬來西亞大學學生在雜志《華惹》發表煽動言論，8名大學生被逮捕。華校學生請求李光耀替他們請布裏特辦案。這一次與華校生的接觸，使李光耀認識到華校生們卓越的組織能力和嚴明的紀律性、鮮明的目標性，而這些正是英校生所不具備的。此外通過這一案件也使他認識到殖民地政府對移民社群排斥，使華校在自生自滅中滋生了對社會的怨恨。所以拉攏華校，拉攏這些與英校生和馬來人所迥異的有著堅定信仰的人群，李光耀認爲這是他們事業成功的關鍵之一。
1955年福利車廠暴動，引起當政者開始考慮教育與政治的關系，這也邁開了雙語之路的步伐。該事件的緣起是在1955年4月福利巴士車廠工人罷工，229人被開除。5月12日清晨5時左右，當50名工人阻止巴士駛出時，引起了警方與工人之間的直接對峙。當天下午，學生、罷工工人與警方又發生了混戰。晚上的時候情況更是趨于惡化，暴亂之中一名警察喪生，一名華校生被打死。政府參與處理時，面對附加了有條件的停課令，學生們又發起了靜坐示威。面對諸多事端，政府成立了“立法議員各黨派委員會”來調查華校情況。1956年教育部長周瑞麒，說解決教育問題的方案是政治方案，雖然從教育角度來說不然。但是當時推行雙語和三語教育是爲了在各種族彼此分離的情況下培養一種以新加坡爲中心的意識和共同效忠馬來亞的精神。盡管當時的報告書提出了很多建議，但真正落實到點上的卻很少，直到1959年人民行動黨提出了黨的教育政策，其中包括“平等對待四種語文源流，四種語文都是官方語文；推廣雙語教育；四語文源流學校合流，以英文作爲主導的共通語；教育必須爲政治、經濟和社會服務……”由此雙語政策終于開始起步。
李光耀說，1959年以前，新加坡多元種族的人民就好像是水族館裏不同種類的魚，雖然近在眼前，卻是被分開來。1958年，人民行動黨刊載的《教育政策問題的國家路線》一文中也指出：“教育政策的基本准則，歸根究底是源于政治目標和立場。”據此，李光耀也說如果政治立場是以種族爲本，那麽教育政策就以種族爲出發點；如果政治立場是以國家爲本，那麽教育政策同樣反映這個立場。這爲新加坡的教育之路蒙上了政治色彩的基調。
但是新加坡奔向雙語之路的進程中又分爲了兩個階段，1965年新加坡的獨立是雙語教育政策的節點。坦率地講，作爲知識分子我們不希望政治幹涉教育太多，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教育的每一步發展都與政治緊密相關。新加坡獨立前，當時的領導人是極力希望與馬來西亞合並的，所以起始新加坡將馬來語定爲國語。同時新加坡的教育方針也主要落實到了要求各種族平等，要求各種族的教育與語言平等，要求新加坡所有公民就學和就業的機會平等。如此才能使不同源流的教育體系統一，才能夠用“共同的國家觀念和衡量事物的共同標准”教導民衆。但是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雖然這不是新加坡自願的，但這突如其來的突變既改變了新加坡的國家發展道路，也使得新加坡的教育政策出現了新的轉變。而面積只有700多平方公裏的新加坡，作爲一個華人占多半而又處于馬來世界的小國，李光耀在震驚變化如此之快之際又開始了考慮新加坡何去何從的問題。在形勢逼迫下，李光耀等認爲新加坡既然是作爲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國家，那就必須把英語作爲第一語言。因爲在他看來無論是華語還是馬來語還是其他語言，都不能夠團結不同種族的人民，只有英語作爲第一語言才能有“好日子”。但是“學習母語，還附帶了解自己種族文化曆史，建立文化底蘊，能在人前信心滿滿，有了擡頭挺胸的底氣的作用”。李光耀說：“我們的雙語政策，制定之初，就是一以英文爲謀生工具，二通過母語以保留傳統文化價值。”
現實和理想有時候並不總一致，所以在1975年國防部針對受英文教育、中四會考及格的國民服務人員的英文識字水平進行的調查中發現，能夠真正應付日常英文的人僅有11%；此外另一項英文程度測驗也發現，英文源流的學生及格率64%，非英文源流的卻只有4%，這樣的成績在近二十年的努力面前是蒼白失色的。
曲折中前進的雙語之路
針對教育上取得的不光彩的成績，李光耀進行了進一步改革。首先他親自執掌教育部，並請當時擔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的吳慶瑞協助。1978年吳慶瑞兼任教育部長，1979年他拿出了《吳慶瑞報告書》。李光耀說，這次的調查報告，可以說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報告書說：“今後幾年將演化出來的新教育制度，將是一個英文占顯著地位而母語程度（華文、馬來文、淡米爾語）稍有降低的制度。”由此最終確定下來了英語爲主，母語爲輔的教育體制。1984年教育部宣布從1987年起，除了特選學校，全國學校都要以英文爲第一語文，母語爲第二語文，同一源流。特選學校是新加坡教育史上比較特殊的存在，它是在南洋大學被改造之後，適應形勢而挑選的9所曆史比較悠久、基礎比較紮實的學校。
1976年李光耀在新加坡富勒頓廣場發表講話
南洋大學是新加坡曆史上第一所華文大學。20世紀50年代英國對新加坡的教育限制很多，一不准學生去中國讀書，二出去了就不要回來。針對如此情況，當時福建會館的成功商人陳六使等便准備籌劃建立一所華文大學。1956年在各個階層華人的支持下，南洋大學正式成立。但受當時地緣政治環境所限，南洋大學得不到政府的任何資助。人民行動黨成立後，南洋大學又再次因爲堅持全華文爲主的教學方式而成爲政治上的棘手問題。且面臨行政語言是英語的局面，南洋大學畢業的學生就業也比較困難。到70年代，南洋大學不僅面臨著招生數量下降的問題，還存在學生生源質量下降的局面。由此在政府的再次掌控下，南洋大學在1980年與新加坡大學合並爲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理工學院也在南洋大學的舊址上發展起來。南洋理工學院即現在的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大學的終結，使得以華文爲主的中學小學必須面臨相應的變動。爲了保住“母語的文化底蘊、民族氣節以及母語帶來的原動力”，同時又能夠爲不同種族提供共同的語言環境和共同的價值概念，雙語政策缺一不可。爲了扭轉家長將學生送往英校的大趨勢，必須要提高華校的英文水平和教學質量。由此選擇特定學校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978年教育部宣布“特別扶助計劃”的9所學校：聖公會中學、公教中學、華僑中學、中正中學（總校）、德明政府華文中學、海星中學、南洋女中、立化政府華文中學、聖尼各拉中學。2000年南華中學，2012年南僑中學又先後進入特選學校。現在隨著中國的崛起，華文華語的經濟價值日益提高，雖然在新加坡說英語的家庭持續增加，但是選讀高級華文的學生也不在少數。在華文已經具有經濟價值、已經變得很有力量的今天，李光耀再次告誡：“學華文不要學過了頭，對新加坡來說英文還是最重要的……”新加坡特殊的地緣位置，特殊的發展經曆使得李光耀不斷地提醒當政者或新加坡人時刻謹記英語爲主母語爲輔的理念。這是新加坡存在的基礎，也是新加坡不斷發展壯大的原因之一。
在雙語之路上，除了以上的改革調整，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內容是推廣華語運動。因爲“下南洋”的華人在新加坡常用的語言都是各自的方言，雖然福建話日漸成爲共通語，但是由于其比較粗俗，而又沒有文字，所以這就要求當局者選擇“一種有價值、高素質的語言”——華語，因爲華語是華人世界應用的、研究的語言。而1980年新加坡調查顯示：5歲以上的華人，有87%的人用方言和父母進行交談。社會用語也同樣以方言爲主。由此雖然存在著反對的聲音，但是爲了使新加坡真正落實雙語方針，真正將新加坡建成一個和諧、團結、進步的國家，新加坡開始了從1979年到2009年的三次華語運動。三十年的華語運動，已經基本改變了新加坡講方言的環境，新加坡的語言環境也已經按照李光耀預設的方向前進著。
但是方言被華語取代後，新加坡又面臨了講英語趨勢的不斷增強的局面，到2009年講華語的家庭僅剩下40%，同時講英語的家庭則從26%上升到了60%。由此李光耀又開始鼓勵華人家庭從小和小孩子講華語，李光耀說：“世界環境的急劇改變，使得華語和英語成爲現代人必要的溝通工具。懂得英語，可在英語系社會及發達國家揮灑自如，懂得華語則可以和崛起的中國聯系。英語既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語言，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工作語言，所以非學好不可。至于華語，則是全球華人的共同語文，不但是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也是中國13億多人口的同性語言。”
當然在這其中各種改革和調整也是伴隨而行的，李光耀曾說雙語政策是他這麽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推行得最艱難的政策，甚至在今天還要不斷地應對各種現狀、解決各種問題。據統計新加坡自1979年以來，在教育共做過6次檢討，最近的一次是在2011年。2011年的一次調整是爲了提高英語教師的教學水平和加強學生在英文書寫和溝通上的能力，這次調整的具體工作是成立了新加坡英語學院（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of Singapore）。此外2011年新加坡教育總司長還公布了一項《母語教育檢討報告書》，這次報告書的主要內容就是使學生在學習母語時要活學活用、樂學善用。並且教育部在此報告書後制定了鑒定母語能力的指標——語言能力描述（Proficiency Descriptors）。
當然除了上述的調整政策與內容之外，新加坡的雙語教育改革可謂是“世界上最大最複雜的語言實驗室之一”，實驗室顧名思義就是要不斷的實驗，所以李光耀的雙語改革與調整之路也是在不斷的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動之下，一項在他看來“去粗存精”的路程。李光耀說：“我們的教育政策和雙語政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從教育部到學校，在政府教育政策的指揮棒的導引下，我們不斷嘗試最合理、最具效用的方法，經曆了從多語教育到逐漸系統化的雙語教育模式，如今的雙語教育政策已經成爲建構國家教育體系的政策基石。”且不說新加坡的教育政策是否值得他國借鑒，但就李光耀對于教育的嘔心瀝血就值得令人推崇。教育政策關乎民生，語言政策更是一國安定穩定發展的前提。所以縱看李光耀的雙語之路，至少對于新加坡暫時而言是最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