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建立了哀悼的儀式，讓家人和朋友表達共有的悲傷，並不對死亡表示畏懼或厭惡，而是對死者的尊敬，及安慰將會想念往生者的還活著的人。我想起了我外婆在約75年前逝世時的哀悼儀式。一連五個晚上，家人聚在一起贊揚她，並在一個專業送葬人的領導下，對她的去世嚎啕和哀悼。人們已經不再遵守這樣的儀式。我們的悲傷將以個人對家裏的女家長的悼念來表達。
在2003年10月當她首次中風時，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人總要面對死亡。
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過了我們四分之三的人生。我對她逝世的悲傷非言詞所能表達。但今天，回想起我們共度的日子，我要選擇歌頌她的人生。
在我們安靜的時刻，我們會重溫我們的生活和在一起的日子。我們是幸福的。在我們生命的重要轉折點，我們得到命運的眷顧。
我是個在前萊佛士學院（Raffles College）的教育被中斷的年輕人，沒有固定的工作或專長。她的父母並不認爲我是合適的女婿。但是她對我有信心。我們相互許下了承諾。
我在1946年9月決定到英國修讀法律，她則回到前萊佛士學院，嘗試爭取每年只頒發兩份的女皇獎學金。我們知道只有一名新加坡人能夠獲得獎學金。我有了所需的資源，因此便乘船前往英國，並希望她在得到獎學金後可以和我會合。如果得不到獎學金，她必須等我三年。
在隔年，也就是1947年6月，她獲得了獎學金。但英國殖民地政府卻不能爲她在劍橋找到一個學位。
通過菲茨威廉學院（Fitzwilliam）的主管書記，我得知我的學監威廉·撒切爾（W S Thatcher）是格頓學院女院長（Mistress of Girton）巴特勒小姐的好朋友。他給我一封介紹信。巴特勒接見了我，我向她保證芝大概會考獲“一等榮譽學位”，因爲她在前萊佛士學院的表現比我傑出。我到劍橋時遲了一個學期，卻以一等的成績通過第一年的資格考試。她查核了芝的考試成績，決定在同年10月讓她入學。
我們之後便一直相伴。我們在1947年12月于史特拉福（Stratford-upon-Avon）秘密結婚。在劍橋，我們兩人都全力以赴。她用了兩年時間，考獲法科雙重第一榮譽學位。我也獲得雙重第一榮譽學位，名列榜首，但卻用了三年時間。我們沒有讓導師失望。我們的第一榮譽學位讓我們在生活上有了好的起步。回到新加坡後，我們同時在馬六甲街生意源源不斷的黎覺與王律師館（Laycock & Ong）獲得法律助理的職位。然後，爲了讓父母和朋友滿意，我們在1950年9月第二次正式結婚。她從事産權轉讓和法律起草事務，我則從事訴訟。
我們的大兒子李顯龍在1952年2月出生。她拿了一年的産假。同月，律師館的高級合夥人黎覺，要我處理郵電制服職工聯合會的案子。他們正同政府談判更好的雇傭條件。談判陷入僵局，他們決定罷工。這是場爭取公衆支持的戰鬥。我成功地通過報章和電台，傳達了他們的要求的合理性。兩個星期後，他們爭取到政府的讓步。因産假留在家中的芝，改進了我草擬的聲明，讓它們更簡單和清楚。
這些年來，她影響了我的書寫方式。現在。我使用簡短的句子和主動的語氣。在我們彼此適應和包容的同時，我們逐漸影響對方的方式和習慣。我們知道我們不能一直停留在不切實際的戀人的階段，生活是永無休止的挑戰，不斷有新的問題需要解決和處理。
我們有了多兩個孩子。玮玲在1955年出生，顯揚則在1957年出生。在她的教導下，他們行爲端正、有禮和能夠體諒他人，從不因爲父親是總理而仗勢欺人。身爲律師，她有足夠的收入，讓我不用爲孩子的將來操心。
她看到我在年輕時沒有掌握華語所付出的代價。我們決定把三個孩子都送到華文幼稚園和學校。她確保他們在家裏學好英文和馬來文。她的培養，爲他們在一個多語文的區域生活作好准備。
我們從不因爲孩子的養育或錢財上的問題爭吵。我們的收入和資産平均擁有。我們是彼此的知己。
她的生活樂趣很簡單。我們在黃昏時在總統府的花園漫步，我也打高爾夫球來松懈心情。有了孫子女後，她會帶他們到總統府內的池塘餵魚和天鵝。然後，我們便遊泳。她對周遭的環境很感興趣，比如，許多不同種類的鳥被吃昆蟲和植物的八哥和烏鴉趕走了。她發現花園的管理員清除雜草，也噴灑殺蟲劑控制蚊子，因此消滅了鳥兒進食的昆蟲。她阻止管理員這麽做後，那些鳥兒便飛回來了。她把綻放香味的花朵放在遊泳池四周，一邊遊泳一邊聞花香讓她開心不已。她知道每一種花的一般名稱和學名。她對詞彙有巨大的吸收能力。
她在前萊佛士學院就讀時主修英國文學，並大量地閱讀，包括簡·奧斯丁（Jane Austen）和托爾金（JRR Tolkien）的著作、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The Peloponnesian Wars）和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還有《牛津食品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Food）、《東南亞的海鮮》（Seafood of Southeast Asia）、《馬來亞路邊常見樹木》（Roadside Trees of Malaya）和《新加坡鳥類》（Birds of Singapore）。
她協助我草擬人民行動黨的黨章。在1954年11月4日于維多利亞紀念堂召開的首次會議，她召集了創黨成員的妻子，爲要上台的人縫制徽章。我第一次在丹戎巴葛競選時，我們在歐思禮路的住家，成爲分配由支持者提供的車輛載送選民到投票站的總部。她警告我不可以相信我的新夥伴，也就是由林清祥領導的左派工會人士。對林清祥從未派他們的中學生助手到丹戎巴葛爲我助選，卻要求使用我的支持者提供來載送丹戎巴葛選民的車輛，她感到憤怒。她有辨識一個人的性格的特殊能力。有時候，她會警告我提防某些人，結果證明她通常是對的。
當我們快要加入馬來西亞時，她告訴我我們不會成功，因爲巫統的馬來領導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的政治也是以種族和宗教爲根本的。我回答說我們必須取得成功，因爲我們沒有更好的選擇。然而，她是對的。我們還不到兩年就被迫脫離馬來西亞。
當分離近在眉睫時，律政部長巴克負責草擬相關的法律條文。但他沒有納入聯邦政府保證遵守公用事業局和柔佛州政府之間的兩項水供協定的承諾。我請芝把這加進去。她草擬了這項承諾，作爲馬來西亞聯邦修正憲法的一部分。她用詞精准和嚴謹。這項修正條文成爲分離協議的附錄，我們並在聯合國把它記錄在案。
當時的英聯邦大臣亞瑟·巴譚裏（Commonwealth Secretary Arthur Bottomley）表示，如果其他聯邦要分離，他希望他們的作法能夠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樣有條理。這是對巴克和芝的專業水平的贊賞。每次馬來西亞的馬來領導人恫言切斷水供，這個馬來西亞政府在憲法裏作出的清楚和莊嚴的承諾都會讓我感到放心，因爲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第一次中風後，她失去了左邊的視野。這影響了她的閱讀速度。她學習適應，以一把尺來幫助她閱讀。她每天傍晚都遊泳，並保持健康。她繼續陪我出國，中風後仍維持活躍。她同家人和老朋友保持聯系。她聽她所收藏的音樂光碟，主要是古典音樂，加上一些經典金曲。她幽默地把生活分成“中風前”和“中風後”，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後”。
她對同她有交往的人都很友好和關切。她同她的女性保安人員談笑，並以友善和開朗的方式糾正她們的英文文法和發音。她在國立腦神經醫學院時，這些前保安人員前去探訪她。我在這裏感謝她們。
2008年5月12日的第二次中風對她的健康影響更大。在一組傑出的醫生、外科醫生、治療師和護士的幫助下，我鼓勵她和爲她打氣。
她的護士、保安人員和女傭，都因爲她的熱情和體貼而非常喜歡她。她咳嗽時會用小枕頭掩著嘴巴，她擔心她們會受到感染。
她的頭腦還是清醒的，但聲音卻變微弱了。我吻她的面頰時，她叫我不要太靠近她，以免感染到她的肺炎。我告訴她不用擔心，我的生活活躍，醫生說不太可能受到感染。在醫院裏收到一些桃子後，她吩咐女傭帶一個回家讓我在午餐時吃。我是她的生活的中心。
2008年6月24日的電腦斷層掃描顯示，她的右腦再次出血。藥物和手術已經沒有多大的作用，只能盡量讓她感到舒適。
我在2008年7月3日把她帶回家。醫生估計她只能支撐幾個星期。她卻在兩年三個月後的10月2日才逝世。
她保持清醒。這段時間讓我和孩子逐漸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在最後的幾個月，她的功能衰退，她不能說話但仍然清醒。她每晚都期待我跟她講話。
她告訴我她的最後願望，是吩咐孩子把我們的骨灰放在一起，就像我們生前不分開一樣。
她最後兩年的生活是最艱難的。在接連的小中風後她臥床不起。她不能說話，但還是清醒的。每晚，她都會等我坐在她身邊，告訴她我今天做了些什麽和念她最喜歡的詩。然後，她才會安睡。
對我們在一起的63年，我有珍貴的回憶。沒有她，我會是個不同的人，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她爲我和我們的孩子奉獻一生。我需要她的時候她總是在我身邊。她度過了充滿溫暖和意義的一生。
我應該從她有意義的89年生命中得到安慰。但在這最後告別的時刻，我的心是充滿悲傷的。
——李光耀寫給妻子柯玉芝的悼詞
實習生丨李瑩瑩
主編丨淩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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