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盧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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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我在德國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在准備答辯的同時，我也開始了在新加坡的求職准備。我在德國的博士研究，總共不到三年時間。
據導師說，我是他的博士生中，完成論文用時最短的學生之一。
在德國，我和安娜喜歡逛各種展覽 我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完成我的博士研究，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一個就是，我們要在女兒上小學報名前趕到新加坡。結果，我2013年8月開始在新加坡工作。沒過多久，女兒正趕上小學的報名活動。
德國幼兒園的親子活動。 在去德國做博士研究前，我在美國生活了十年時間。根據我的歐美背景，許多朋友以爲，我會選擇去歐美培養孩子。
這也是目前中國父母的一個“時尚”的選擇。許多有能力的父母，都會想辦法讓自己的孩子到歐美去接受教育。有的甚至在孩子很小時，就把孩子送出國門。
安娜在德國的好朋友。 LIFE IN Germeny
從左至右，從上到下：參加爸爸大學的春節聯歡晚會，和德國卡魯中文學校的同學們一起演出，演唱《聲律啓蒙》；和德國好朋友一起聚餐；參加德國卡魯一年一度的狂歡節；複活節畫彩蛋；安娜德國幼兒園的活動。
這種現象與國內教育的過度功利化不無關系。日後，我會詳細分析這種功利教育的文化基礎。深究父母送孩子出國讀書的動機，逃避中國的功利教育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在女兒就讀的小學也有一些從中國來的孩子，但是中國父母送孩子出國讀書，歐美肯定是首選。
其實，我們選新加坡並不是我博士畢業期間的臨時決定。在我去德國之前，我們就基本上選定了新加坡。
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當時我們已經決定來新加坡定居，因此特意帶著安娜參觀了新加坡展台。
隨著孩子一天一天長大，中國教育的現實讓我們越來越感到擔憂，孩子們從很小就開始做無限度的比拼讓我們越來越感到懼怕，尤其是身處北京海澱區時。我決定帶全家再次出國，逃避功利教育是一個重要原因。
去德國前，我和愛人專程來新加坡做調研，這裏的教育體系是調研的主要對象。那次調研之後，我們就基本上做出了決定。
十年後的今天，女兒已經升入中學。我們對十年前做出的決定感到慶幸。在這個選擇中都有哪些具體的考量？這種慶幸感的基礎又何在？下面我就細細講給正在關心孩子教育走向的父母們。
今年1月，安娜在新加坡萊佛士女中的迎新會上。
文化定位
如果一直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活，人們對文化的感知在很大程度上會處于潛意識狀態。我們在自己的文化中長大，文化會潛移默化地主宰我們的許多觀念和行爲，而我們對這種文化影響卻沒有明確的意識。
我們會把自己文化中的許多元素看作天經地義的東西，因而不會對它們有明確的關注。一旦我們離開自己的文化，到一個異族的文化中去生活，這種原生的狀態就會被打破。這時文化這個原先潛藏的事物就會變得凸顯。所有曾經僑居海外的人，對此都有切身的體驗。
上述現象中不僅包含著文化差異，即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而且同時也包含著文化同化。文化同化是指，一個人在某種文化中成長，這種文化會對此人的觀念和行爲産生很大的影響。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此人被該文化所同化。
文化差異和文化同化使得在中國人把孩子送到海外讀書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文化定位的問題。我們希望將來孩子有怎樣的文化取向？這是文化定位的核心問題。
左圖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了安娜和4位同學一起組成的華文詩社，右圖是安娜在新加坡全國詩歌競賽中的獲獎證書。
說起文化差異，它存在于所有的民族之間。我們時常把歐美相提並論，其實在西方不同的民族之間同樣存在不小的文化差異。在美國生活了十年之後，再到德國去生活，我可以明確體驗到這兩個西方國家之間的文化差異。
然而，西方國家卻分享著共同的文化傳統，主要是古希臘羅馬的文化和希伯來的基督教文化，因而它們分享著共同的基本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從這方面來看，歐美文化又有許多共性。與歐美的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則有天壤之別。在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方面，中華文化都與西方文化迥異。由一神教主導的西方文化和非宗教的中華文化，可以說代表著人類文明的兩個極端。
文化差異有不同的程度，文化同化在個人成長的不同階段也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在童年時期，文化對個人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非觀念的方面，例如飲食口味、說話口音，甚至性格取向等。但是，進入青春期，個人開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這時文化的世界觀念和人生觀念無疑會對個人産生強大的塑造作用。這也是文化同化的關鍵時期。童年期大致對應小學階段，而青春期大致對應中學階段。此外，文化同化顯然與時間長短也有很大關系。
女兒在德國幼兒園裏可以無障礙地與老師和同學交流，可現在得從頭學德語。
在文化同化方面，女兒和我自己是兩個很好的例子。我在德國做博士研究期間，女兒在德國生活了一年多時間。她當時在幼兒園裏可以與老師和同學毫無障礙地交流。但是由于年齡小、時間短，德國文化對她幾乎沒産生影響。而我去美國時已經研究生畢業。
十年的旅美生活使我對美國文化有了切身的體驗，但是在這期間我不僅沒有被美國文化同化，反而對中華文化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最終找到了對自己文化的明確認同。
上圖爲安娜在德國圖書館做手工。下圖爲安娜在德國幼兒園做科學實驗。
父母是否有權力有意識地影響自己孩子的文化取向？這在西方文化的人生觀念中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但在中華文化的人生觀念中卻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在西方文化中，人是上帝的羔羊，個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關系，所以才有所謂的天賦人權。但是在中華文化中，個人的源頭在于父母。個人在能夠作爲一個獨立的個體在自然和社會中生存之前，對父母有根本的依賴。
只要社會不是像斯巴達那樣，在孩子出生不久就把他們帶到軍營中去集體培養，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因此，父母不僅給了個人生命和遺傳基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個人的人格和命運。
影響自己孩子的文化取向，不只是父母的自然權力，同時也是父母的自然責任。父母影響孩子的文化取向，一定是基于自己的文化取向。如果父母認爲中華文化在本性上就落後于西方文化，他們也一定會努力讓自己的孩子向西方文化看齊。這種文化取向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居于主導地位。我去美國留學時，自己的文化取向就離此不遠。
十年後離開美國時，我已經完成了重定向，走出了那個時代的蒙蔽。如今我離開美國近十五年了。在此期間，我一直沒有停止對美國的關注。目前的世界局勢更加鞏固了我的文化重定向。
在新加坡過華人的傳統節日比中國的許多城市更有氣氛。春節和中秋節期間會舉辦大型的燈展，其中中華文化的元素非常明顯，如這裏的中秋節彩燈所示。
詹姆斯·羅傑斯是量子基金的創始人之一。量子基金在十年間升值了三十幾倍，他因此聲名大振。爲了讓自己的女兒有一個學習漢語和中華文化的好環境，2007年羅傑斯舉家從美國移居到新加坡。他把女兒帶到新加坡，是出于對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信心。
羅傑斯一家移居新加坡。 我們把孩子帶到新加坡來，語言和文化環境同樣是重要的考慮因素。但是，我們的基本考量不只是在經濟層面上，而主要是在文化層面上。
根據我在歐美十幾年的生活經驗，如果讓孩子在那裏長大，他們最後就會變成所謂的“香蕉人”。香蕉外面的皮是黃色的，但是裏面的心子全是白色的。道理很簡單，如果想讓孩子受到中華文化的同化，就必須把他們浸泡在中華文化中。
中西合璧
新加坡雖小，但卻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城市國家。它原先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繼承了許多西方文化的元素。但另一方面，華人又是新加坡人口的主體，所以中華文化在其中又占有顯著的地位。 嚴格說來，“中西合璧”並不能完全表達新加坡社會文化的特性。由于新加坡自由港的曆史地位，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曾到這裏來做貿易，所以，這裏的文化異常的多元。在華人之外，馬來人和印度人在人口中也占有相當的比例。西方人在這裏也是隨處可見。
新加坡小學在種族和諧日這一天舉辦各種活動，讓學生體驗多元文化。
十九世紀下半葉，大清帝國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在生活困境之中，大批華人移居海外，尋求更好的生路。湯因比在《曆史研究》中，把下南洋的華人與到西方的華人做了對比。
與西方華人一直受壓迫的邊緣狀況不同，南洋華人卻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把這歸因于南洋華人所受到的適中挑戰。南洋的本土文化不像西方文化那麽咄咄逼人，華人到這裏有更大的伸展機會。華人在馬來西亞有著很大的文化勢力，而特殊的曆史條件則把新加坡變爲中國之外唯一華人占人口主體的國家。
弟弟幼兒園組織參觀牛車水原貌館，體驗新加坡早期華人的生活情況。
新加坡繼承了英國殖民時期的政治經濟體制，但是中華文化的理念卻滲透在其中。與民主政治和法制相隨的是賢人治國理念和仁政思想，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並行的是政府對經濟的強力調控和對民生的細致關懷。
英語是各民族共同的官方語言，但是如果只會說華語到這裏生活也沒太大問題。學校中主要用英語授課，但是華語也是華人的必修課。精明的新加坡人用的是中國大陸的簡化字，說的是大陸的普通話，甚至連華語課本都是與中國合作編寫的。在日常生活方面，衣食住行與中國都沒有多大區別。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在四種官方語言上有明顯的反映。四種官方語言分別是英語、華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新加坡街頭的指示牌上大都同時使用四種語言。
在新加坡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會覺得自己浸泡在中華文化中。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也同時存在于身邊。因此，我常和朋友說，從中國來到新加坡沒覺得出國，從美國來到新加坡沒覺得回國。
進一步，在對中華文化的保持方面，南洋這裏的華人甚至比中國人自己做的還要好。原因是，南洋的華人並沒有經曆二十世紀對自己文化的自我否定過程。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文化比美國更加多元。美國文化雖說多元，本質上還是白人文化占壟斷地位。印度人只占新加坡人口的9%，但是印度人的光之節（Diwali/Deepavali）卻是新加坡的公共假日。在美國把拉美人或者黑人的節日定爲公共假日，讓人難以想像。
一言以蔽之，孩子在新加坡長大，既可以很容易地受到中華文化的同化，也可以很容易地進入西方社會，並且對世界會形成一個更加全面、更加寬容的總體觀念。
– 未完待續 – 作者：盧延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