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金橋
作爲新移民，他或她觀察世界的眼光總不可避免地夾帶了過去的個人體驗和認知。也正因爲這樣，一個開放的移民社會才能擁有多姿多彩的思想和文化。我想，這本身是健康而有益的。
2019年，新加坡開埠二百周年紀念。自從200年前來自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萊佛士登陸這塊土地之後，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據時期之外，直到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而後于1965年獨立建國，這個舊稱爲星洲的地方，曆來是英國的殖民地。
新加坡共和國繼承了英國殖民政府的憲章法律，在此基礎上經過短短的一兩代人的努力，在新加坡民選政府的卓越領導下，從一座第三世界的亞洲城市發展成爲一個具有“第一世界”頭銜的城邦之國。這個光輝曆程是值得國人自豪，並且不失爲世人驚羨的。
我于1990年代初來到新加坡，之前是在出生地上海長大和生活，是這座東亞城市的第一代居民。上海開埠比新加坡早24年。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政府遭到失敗。根據中英兩國簽訂的《南京條約》，上海與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一起成爲“五口通商”的對外開放貿易的港口。1843年11月上旬，英國駐上海首任領事巴富爾抵達上海，在同上海道台（清朝的地方官）宮慕久經過磋商後，雙方議定11月17日上海正式開埠。
上海作爲中國第一座見證資本主義工商業成長壯大的城市，也是培養了中國第一批無産者隊伍的城市。1921年，中國共産黨在這座城市裏誕生。經過北洋割據、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等不同曆史階段，國民黨政府于1949年偏安台灣，繼續孫中山在1911年創立的中華民國國號；而北京則成了新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都，結束了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曆史。
西方列強對舊中國資源的巧取豪奪、對舊中國主權的踐踏，以及對舊中國官民的欺淩和壓榨，是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集體難忘的痛苦記憶。上海就是一座曾經被西方列強割據的城市，城市區域被劃分成“（英美等國）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外國租界成了“國中之國”，趾高氣昂的外國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不但擁有行政自治權，而且把握了不可侵犯的治外法權。
二戰期間，上海租界被汪僞政府收回，當即之下所有以外國人命名的街道路名都統統廢除，重新予以命名。與此大相徑庭的是，新加坡一直沿用了從殖民地時代命名的舊路名，如此做法在絕大多數在本地出生的新加坡人眼裏並不以爲杵。
正視自身的曆史並不是盲目被動地全盤繼承過去的遺産，特別當新加坡曆史還有前殖民時代和後殖民時代的泾渭之分。在紀念新加坡開埠200周年時，對于殖民後的反思已經成爲一股不可忽視的公民之聲。在此情狀之下，今年新加坡警察部隊迎來了創建200周年的紀念展。該展出將警察部隊設立初期及海峽殖民地時代和二戰劫後重建以及獨立後守候家園等不同時期放在一起，似乎把新加坡的曆史以英人在此開始的活動爲起點，頗爲貼合以大不列顛爲主角的殖民史觀。
早在1953年初版、由新加坡世界書局印刷的《獅城散記》裏，有一篇“星洲警察的沿革”的文章，作者魯白野在其撰著的文稿中，這樣開頭寫道：“星洲的第一支警察隊，應該是蘇丹胡新（現多寫爲“胡先”）的保镖左將軍及右將軍兩人。當時星洲人民不過三百許，根本沒有警務可辦，最多也不過是跟在蘇丹和天猛公的前後，聊盡保護之責任。”怎麽看待新加坡的曆史似乎從來就有分歧。200年，700年，甚至1000年，似乎學說上還在有不同的爭議。
但無論如何，對于生于斯、死于斯的這塊土地上的百姓來說，他們應該是曆史的主人。即便是英國人創立的警察部隊，其實當1963年9月新加坡成爲一個州加入馬來西亞聯邦時，新加坡警隊還是被歸入“馬來西亞皇家警隊”編制。只是在1965年新加坡正式獨立後，本島警隊才被正式命名爲“新加坡共和國警察部隊”。如果將1820年的12個人視爲今天1萬5000人警察部隊的起源，這樣的曆史觀能夠正確反映新加坡的真實面貌嗎？
我時常愛好徜徉在時光隧道裏，對遠去的曆史做一點身臨其境式的憑吊，在前人的文字裏駐足懷古。我也喜歡遊走在坡底的大小道路上，在擁有百多年曆史的路名裏辨識當年留下的時光痕迹。站在橫跨新加坡河道、把坡底分成大坡和小坡的埃爾金橋上，望著橋底不停的流水，我想今人有必要辨證地回溯曆史，分清什麽是人類文明的進步、什麽是人性的落後與反動。
退休工程師
章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