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960 年代起，新加坡現代化的一個特點，是沒有否定英治時期的一切，甚至繼承了好些發展策略、制度與政策。這當中的一個重要背景，是新加坡先建國，然後“新加坡人”才被建構，這既頗有“存在先于本質”的況味，亦反映對開國精英而言，新加坡從一開始，就是“人工國家”（artificial state）。
正如李光耀在 1961 年所說，新加坡的人，“沒有共同的種族、語言、曆史與政治制度……獨立先于建國所需要元素的生成”。這是新加坡建國重要的前設──正因爲新加坡是人工國家，它既因爲欠缺穩固基礎而顯得脆弱，亦說明對建國精英而言，新加坡要自立于世上，急需滿足國民的物質生活條件。
1961 年國慶節，李光耀說：“我們希望建立一個現代社會，在此當中，人們會因工廠制造愈來愈多便利生活的東西，而日子過得更好……谂詩寫作是文明社會的重要元素，但同樣重要的，是螺絲與車床的轉動，它們能夠起動我們的現代世界。”這種物質生活先于一切的想法，形塑了新加坡的 5C 文化（1. Cash ; 2. Car ; 3. Credit Card ;4. Condominium ; 5. Country Club，這都反映物質與消費至上的世界觀），到今天，這仍然是新加坡實用主義重要的前提。
新加坡國父們，不少都曾在英國接受教育，例如李光耀曾在劍橋大學攻讀法律，拉惹勒南（SinnathambyRajaratnam）在倫敦國王學院修讀法律，吳慶瑞（Goh Keng Swee）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完成經濟學博士課程。三人的共通點，在于他們都視英國制度爲現代化楷模。按 C. J. Wee Wan-ling 的說法，李光耀著眼于上述“機械”與“工業”的現代化，其一大目標是趕上甚至超越白人水平。
星、馬分家之後的 1966 年，吳慶瑞在演說中指，英國殖民統治者爲馬來群島開展了初段現代化，令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得以走過當中的陣痛。拉惹勒南則在 1972 年演說中解釋，新加坡沒有走上滅亡之路的原因，是得力于執政黨著眼未來的政策、“將新加坡轉化成一種新型城市──環球城市（Global City）……擁抱世界（world-embracing）的城市”。這種視世界爲腹地的國家發展方針，一直沿用至今。
現代化史觀的政治計算
新加坡國父們建國階段先著眼未來，是因爲顧慮新加坡多種族的背景，故此他們希望以共有的現代物質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平等機會，淡化種族差異，建構“新加坡人”意識。有曆史學家留意到，拉惹勒南視萊佛士到來新加坡、開放港口、吸引移民爲新加坡曆史的開端，並視之爲“曆史的正確使用方法”（proper use of history），其一大用意是令民衆聚焦自殖民時代開展的轉口港經濟發展，避免探討各族群在新加坡的曆史地位、觸發新加坡內外潛在與充滿血腥的種族沖突。
事實上，拉惹勒南曾以香港爲例，解釋人民行動黨爲何視萊佛士爲國家記憶一部分、不隨便拒絕承認過去。對他而言，以“一國兩制”方式移交主權的香港，是“務實政治”的參考案例，因爲這表明，鄧小平與其同僚已離棄對“帝國主義過去”“充滿孩子氣的口號”（infantile slogans），轉而更成熟地“運用想像力與具智慧地利用殖民地的過去”（Learn to use the imperial past wisely and imaginatively）。
這種經小心政治計算與剪裁的新加坡現代化史觀，可見于新加坡政府出版的刊物《事實與數據》（Factsand Figures ）。星、馬分家前的 1964年，刊物僅列出新加坡曆史中的大事回顧，且從 1819 年萊佛士開埠新加坡開始舉列；在此之後的大事，焦點都放在新加坡治理架構的轉變，例如 1826 年與槟城、馬六甲合並成爲海峽殖民地、1867 年海峽殖民地歸由英國殖民地部管理。
分家後的 1967 年，新加坡的曆史書寫變得更詳細，不再限于大事年紀形式。內文提到，“現代新加坡”誕生于 1819 年。新加坡的戰略位置、自由港政策與生産，令其經濟與貿易得以在開埠後頭 40 年極速增長。20 世紀初，新加坡已成區域金融、市場推廣與經濟活動組織中心。這裏所描繪英屬新加坡身份，都只集中于經濟而非文化層面，這與新加坡建國精英立國初期的未來發展願景很一致。
差不多十年後的 1976 年，刊物如此陳述新加坡的曆史：“因著政治與勞動力的穩定，新加坡的力量與影響力範圍持續增長。她在商業、通訊與金融的領先地位得到鞏固，她的制品也令人印象深刻地進入了世界市場。就如 1823 年萊佛士所預期那樣，新加坡成爲東方的商業中心與驕傲。”
延續英殖政策 推動現代化
換句話說，從官方論述看，新加坡的現代化進程，其實是透過延續英帝國時代的全球化與自由貿易政策連接世界，而萊佛士就是這些政策的始創與奠基者。是以，今天新加坡的國家曆史教科書書寫英治時代時，都著重兩點：新加坡的經濟貿易如何因而蓬勃、使之繁榮、吸引移民到來謀生，以及新加坡如何面向與連結世界。〔⋯⋯〕
在這個經濟發展方針下，強有力的政府被視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溫斯敏博士（Dr.Albert Winsemius）認爲需要有強有力的政府控制工資、善用外資推動經濟發展。吳慶瑞在 1967 年說，政府需要強勢、有效率才能達致政治穩定。新加坡政府建立強勢領導的方法，包括：1966 年法案規定，如未經既定程序，罷工即屬違法；1968 年法案針對先導工業，規定頭五年運作內，工會集體談判權被廢除；1966 年的收回土地法（Land Acquisition Act），令政府得以透過低于市價收回土地，發展合乎“公衆利益”的項目。
強勢政府治理之下，新加坡的空間規劃與發展，從兩方面配合其現代化藍圖：第一、采用西方規劃，方便外國企業投資；第二、使全國城市面貌整齊劃一，令各族群更易有共同生活經曆與記憶，這既有標准化財政森林外貌、方便管理的意味，也多少解釋了爲何新加坡的組屋都以數字標示。
發展初期，新加坡也有尋求聯合國的城市規劃支持。在 1963 年聯合國報告《新加坡城市更新與成長》（Growth and Urban Renewal in Singapore ）的基礎上，新加坡政府的規劃重點，並非放在保育、保存過去文化與痕迹，而是著眼未來、大膽進行現代化更新、作爲新加坡的新開始。用荷蘭建築師庫哈斯（Rem Koolhaas）的話說，“整個新加坡變成了一個新市鎮”。庫哈斯總結新加坡的規劃思維的兩個關鍵詞，就是“權力”（authority）與“工具思維”（instrumental vision）。這自上而下的規劃方式，很有第三章所說的柯比意（Le Corbusier）風格──城市邁向現代化所面對的問題，都能夠靠規劃精英的技術解決。
爲了確保新加坡更能迎合世界需要、成爲國際大都會，新加坡政府放棄使用英國人 1955 年城鄉二分的殖民地規劃，而使用 1963 年聯合國更接近美國城市更新思維的規劃建議。2001 年，文化評論人沙達（Ziauddin Sardar）到訪新加坡之後，有這種觀感：“成功意味移植全球化（在新加坡這似乎是指美國化）的處事方式、規矩與價值……結果，內化環球身份，意味原本存在的事物都需被移走……新加坡文化必須成爲代用品，就好像那些被翻新過的店屋（shophouse）那樣。本地建築就如古色古香的背景板。當你全球化所有事物，你得到的，就是新加坡”。
C. J. Wee Wan-ling 提出頗爲有趣的一點：在往後的官方新加坡故事中，新加坡民衆都是被動的配角，焦點都放在執政黨政府如何帶領新加坡步向成功。外國學者曾問，爲何新加坡學者乃至新加坡人，都如此著迷于強勢國家（strong state）？事實上，至 1970 年代，新加坡執政黨以“社會民主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政治理念自居、在 1966 年受邀加入“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以確立政治認受性、防止左翼政黨社陣東山再起。
但因爲政府過于強勢，1976 年，荷蘭工黨建議將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逐出“社會主義國際”，理由是新加坡雖然實現了經濟奇迹，但政府采用的是極權手法，包括不經聆訊的拘留（detention without trial）、一黨專政、鎮壓工會運動、控制媒體等；有見于“新加坡人民被迫爲人民行動黨的經濟政策付出代價，是社會民主主義者所不能接受”，故此人民行動黨“沒有資格被稱爲‘社會民主主義’”。荷蘭工黨亦有批評人民行動黨壓制南洋大學學生運動，下文語言與族群政治部分，會提及更多這段曆史。
“再地域化” 轉投亞洲價值
荷蘭工黨的舉動，是令新加坡政府感到西方不可靠、需要另覓政權認受性，因而轉向重視亞洲價值的原因。其他因素還包括：第一、新加坡認爲西方文化價值在瓦解傳統家庭價值觀，形同增加國民福利需求、管治成本；第二、從 1970 年代中起，新加坡工資成本上漲，新加坡的跨國企業開始另覓其他生産地；第三、1970年代中的石油危機，令環球經濟不穩、爲新加坡經濟帶來壓力，這令新加坡意識到單靠西方並非萬全之策；第四、1970 年代末起，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第五、美國哈佛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在 1979 年出版暢銷著作 Japan as Number One，這有助破除以西方爲中心的現代化模式想像。
這些因素驅使新加坡強化與亞洲腹地的連系，以及確立自身身份，同時應付經濟外交與內政的需要。在這段時期，新加坡不再只專注迎合世界而忘記自我，故此可以“再地域化”（Reterritorialisation）形容──具體而言，政府不再只以“未來”的經濟“物質生活”、營造各族群的共同體意識。“過去”、“傳統”與“文化”重上政治議程，各族群的身份認同重新有更清晰輪廓。
1960 年代末到 1970 年代初，新加坡國父們已擔心西方文化的影響。吳慶瑞認爲，新加坡人自力更生的傳統價值觀，是國家成爲大都會的關鍵基礎；李光耀則說：“如果我們好像某些社會，只講混雜英語，盲目模仿美國或英國人、同時缺乏自己的基本價值與文化，老實說，我不相信這是值得建設與守護的社會。”前教育部長 Lee Chiaw Meng 曾言，“對保存我們的道德價值與文化傳統而言，對母語的掌握──不論是華語、坦米爾語還是馬來語，都極爲必要。”〔⋯⋯〕
不過，拉惹勒南曾對亞洲價值的轉向表示懷疑，1990 年他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說在此文化政策下，新加坡國民會重新強調他們各自的族群身份，例如錫克（Sikh）、福建，然後便是“再見新加坡身份”（Goodbye Singaporeidentity）。
文化發展轉向 連接世界
1988 年是新加坡文化政策的分水嶺。在那一年，政府成立文化藝術咨詢委員會（Advisory Council on Culture and the Arts, ACCA），次年發表展望未來十年的文化發展報告書。自此，政府的關注點再不只是西方的科學、人力與資本，文化亦變成國家需要。報告書如此定義“文化”與“文化政策”：“文化與藝術形塑人們的生活方式、習慣與心理狀態。這些賦予了國家的特殊性……在我們的多元化社會中，政府的文化政策是爲了提升追求藝術的興趣與卓越，也是爲了鼓勵文化的族群彼此的溝通與欣賞”。
隨後的 1990 年，新加坡設立新聞通訊與藝術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MITA），目標是令新加坡成爲“世界藝術中心”（a hub city of the world），這反映新加坡的文化發展，某程度上是經濟産業多元化、以更多方式連接世界的一部分。1995 年亞洲經濟衰退之時，新聞通訊與藝術部就曾與新加坡旅遊局推出藝術環球城市計劃（SingaporeGlobal City for the Arts），邀請世界藝術家以新加坡爲工作基地、希望新加坡成爲通向世界文化與藝術的橋梁。
1991 年，國家藝術委員會（NationalArts Council）成立，兩年之後，國家文物局（National Heritage Board, NHB）成立，目標是借著保育與發展文化加強國家身份認同，以及發展文化基礎建設，包括今天新加坡的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zation Museum），以及濱海藝術中心（Esplanade-Theatreson the Bay）。
2000 年代，新加坡文化發展作爲實現建國時連接世界目標新方向的意圖更爲明顯。2000 年，新加坡政府發表《文藝複興城市報告》（Renaissance CityReport: Culture and the Arts in Renaissance Singapore ），當中目標有二：第一、發展新加坡成爲全球文化中心、建構國家具活力與品味的形象，從而吸引國外人才與資金；第二、文化建國，令國家身份認同有更厚重的內涵。
報告的短期目標，是成爲類似墨爾本、香港與格拉斯哥（Glasgow）的區域文化都會，最終目標是成爲亞洲的倫敦與紐約。簡單說，報告同時有著外交與內政目標。報告如此概括：“我們的文化、藝術與遺産是新加坡人賴以表述與分享其新加坡故事（Singaporean stories）的共同語言。當地的藝術家，不管是作家、制片者、導演……都應創造共同的觀點，培養屬于新加坡的脈詠（Singapore Heartbeat）。藝術也應借由‘文化外交’的管道，使新加坡在國際舞台上具有鮮明的特色。”
2002 年，創意産業工作小組（CreativeIndustries Working Group, CIWG）發表《創意産業發展報告》（CreativeIndustries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pelling Singapore’s Creative Economy ），被認爲是新加坡政府“第一次清楚界定扶持的創意産業項目”。其中一項倡議，是“設計新加坡”（Design Singapore），目標是成爲“全球設計中心”（global design hub）。報告這樣說：“我們希望新加坡成爲亞洲當代設計中心。我們要吸引來自（亞洲）區域與全球的設計人才爲新加坡工作，發展創新公司。我們要成爲培育設計人才的首席國家，並在亞洲的創意與創新設計上引領風騷。再來，我們要發展獨特的新加坡設計與品牌認同。”
人工國家的曆史真空
這些文化政策反映政府對新加坡的環球樞紐地位的重視，而政府這種思維，某程度上是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爲令新加坡更能適應多變的外圍經濟，1997 年政府成立新加坡競爭力委員會（Committee on Singapore’sCompetitiveness），規劃新加坡未來十年方向，結論是新加坡需要重視知識經濟、連結世界。委員會報告其中一句這樣寫：“新加坡需要成爲跨國企業與本土企業的重要樞紐，以成爲他們高增值産品與服務的生産基地”。
建國之後，新加坡開始變得富裕，社會中的藝術家也開始反思這種強勢政府主導的建國社會工程，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有“新加坡戲劇之父”之稱的郭寶昆。他生于中國，1949 年移居新加坡，1976 年曾與其他藝術家被指涉及政治顛覆而被捕入獄、1980 年被釋放。在此之前的 1965 年，他成立了新加坡表演藝術學院（後易名爲實踐表演藝術學院），積極推動新加坡劇場藝術。
郭寶昆投入劇場，是因爲他想試驗劇場能否“記憶、再創造、啓動、超越”（remember,recreate, activate and transcend），爲國家現代化之下、割裂的族群之間，營造新的國家文化。1988 年得到熱烈反應的作品《尋找小貓的媽媽》（Mama Looking forHer Cat ），便是這個思路下的創作。郭寶昆的其他作品，探討的是強勢國家主導的現代化，如何影響文化、文化記憶與身份認同。1984 年作品《棺材太大洞太小》（The Coffin Is Too Big forthe Hole）是例子之一。
直到近年，新加坡由強勢政府領導的“人工國家”色彩仍在，藝術團體仍在摸索“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意涵，例如 2012 年，青年導演徐家輝花數年時間創作的新加坡藝術節節目《蘭芳記》在雙龍山墳場上演。徐家輝說，背後的創作動機，是“我向來對曆史感興趣，特別是萊佛士登陸前的新加坡曆史。因爲我們熟悉的曆史課本似乎只停留在萊佛士登陸，仿佛萊佛士未登陸新加坡前，本地曆史除了山尼拉烏它瑪等傳說，就是一片空白。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本文收錄于邝健銘著《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