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東南亞數碼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社交媒體被廣泛使用。然而據新加坡咨詢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的調查，有將近八成國人卻對社交媒體搜集他們的個人數據感到不舒服，這也顯示國人對社交媒體的安全存有疑慮。
黑箱研究今年3月針對各國人民對社交媒體的看法，在20個國家訪問了2萬4000人，並公布調查報告。只有22%的新加坡人對社交媒體搜集他們的數據感到舒服，少于29%的全球平均值，也比馬來西亞（28%）、越南（32%）、泰國（45%）等鄰國低。
黑箱研究總裁兼創辦人戴維·布萊克（David Black）受訪時說，新加坡人跟其他數碼化國家的人民一樣，對社媒公司搜集和使用他們的數據越來越謹慎。“隨著數碼生活普及，國人看到各平台之間互相交換各種信息。雖然他們知道這樣會讓他們獲得更客制化的産品和服務，但也了解分享太多個人資料的潛在危險。”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政策研究所社會與文化部門主管孫婉婷說，在東南亞，新加坡人最在乎數據隱私，可能代表他們不信任搜集這些數據的企業的資安能力。近年新電信、新加坡保健集團、策安保安等個人資料遭盜取，或許影響了公衆的信心。
較多人樂意分享行爲數據
報告也指出，較少國人樂意分享關于個人（13%）和態度（15%）的資料，更多人反而樂意分享自己的行爲數據（38%）。
布萊克解釋：“新加坡人知道社媒和其他科技公司須要他們的行爲數據，以更了解他們的購物習慣、喜好和要求等，讓平台和商家推出針對性的促銷和推薦。另一方面，提供個人和態度資料則較被視爲侵犯隱私，對身爲消費者的國人沒太多直接好處。”
孫婉婷對國人較不樂意分享關于個人和態度的資料感到意外。“或許這跟分享的對象有關。例如，國人可能較願意跟研究人員分享這些數據，因爲可以影響政策制定或幫助科學發展；他們不大願意跟企業分享這些資料，可能是擔心侵犯隱私。”孫婉婷認爲有必要對此做更詳盡的研究。
孫婉婷認爲，國人可能是因爲公共利益才較願意分享行爲數據：“這項調查是在新加坡暴發疫情的一年後展開的，國人已經習慣使用合力追蹤器和SafeEntry。所搜集的行爲數據包括到訪地點、時間、同伴等，大家認爲這是爲了抗疫，所以可以接受。”
多數人從主流媒體獲取消息
另一方面，黑箱研究的調查也發現只有13%國人以社媒爲主要新聞來源，比28%的國際平均數要低。有38%國人則表示完全不靠社媒獲知新聞，這顯示還是有很大一部分人相信和依賴傳統新聞媒體。
布萊克說多數新加坡媒體隸屬于幾個大集團，不少國人喜歡直接上這些主流媒體的線上平台閱讀新聞。“此外疫情出現了很多假新聞，可能令新加坡人更喜歡從主流媒體獲取消息，以確保消息的准確性和可靠性，年長人士特別如此。”
對于新加坡人偏愛從傳統媒體獲取新聞，孫婉婷不感意外，認爲國人不相信社媒有兩大原因。第一，更多人意識到社媒充斥著假消息。政策研究所去年的調查便發現，人們通過社媒經常接觸和誤信假消息。第二，人們知道傳統媒體記者會核實消息才出版新聞，而社媒的消息缺少了核實過程。
如何提升人們對社媒的信任
在數據分享和新聞來源方面，新加坡人顯然不大相信社媒。那應該采取什麽行動來提升大家對社媒的信任度？
孫婉婷認爲，大家不大信任社媒主要是因爲擔心個人數據被盜，並覺得社媒公司數據使用缺乏透明。“社媒公司雖然公開闡明如何使用用戶的數據，但很多詞語和條件太過技術性，普通人難以理解。研究顯示，關鍵在于公開透明及溝通，有助于讓用戶同意使用他們個資。社媒公司的清楚溝通能安撫用戶的恐懼和疑慮。”
孫婉婷說，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各國政府除了要互相合作，也應該跟學者和公民社會一起討論對策。孫婉婷認爲目前的發展趨向政府幹涉科技巨頭的運作，“各國會互相參考如何在言論、市場控制或數據使用方面監管這些科技巨頭。”例如，美國政府對四大科技巨頭（蘋果、谷歌、亞馬遜和面簿）的反壟斷調查報告去年底出爐，美國衆議院認定它們存在壟斷行爲，有意對它們發起監督和執法。
布萊克最後說，新加坡人雖認同社媒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工具，但是大衆還是會不斷聚焦在社媒的隱私、安全、可靠度等議題。“監管機構和社媒公司得維持一個巧妙平衡，雙方必須合作建立更大的信任，不然社媒扮演的角色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小。”
記者：黃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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