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新加坡的矚目經濟成就在300年前的世界是不可能發生的，那個時代沒有大量的全球貿易需求，“要塞”式的港口價值不大；那時也沒有大量的跨國企業，沒有叫做蘋果或通用的公司需要選定一個小島來統籌周邊十幾個國家的數十億人口的市場；這個小島上一大半的經濟發展是外國公司貢獻的；小島上的一些關注著某樣東西價格變化的人上午在和遠方的香港、東京的外國人交易，下午和遠在歐洲的倫敦、法蘭克福對接，晚上還不忘和紐約交流……
新加坡的發展離不開在全球化時代它自身的全球化定位，新加坡從全球化經濟體系中獲益甚大，這種獲益不僅僅是如很多國家那樣都在全球分工的效率提升中獲益，也不僅僅是如系列文章上篇中談到的利用轉口貿易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獲益，新加坡還從全球經貿體系中找到了一個稅收“套利”的模式，給其帶來了很大的價值。
新加坡的經濟非常依托于全球化，以在新加坡的公司爲例，外國控股公司占新加坡企業總量雖然只有18%，但雇員數量占到31%，對GDP的貢獻占比更是達到62%（2018年），可見大型跨國企業對新加坡經濟的影響。
事實上新加坡在吸引跨國公司方面取得了驚人的成績：香港吸引了不到1400家跨國企業設立亞太總部或其它形式的區域總部，東京、上海和北京在這方面的數字分別爲531家、470家和149家；新加坡則吸引了4200家左右的跨國公司設立區域總部（OECD，2016年）。其中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有46%把亞太總部選定在新加坡，而在百大科技跨國公司中這一數字更是高達59%，這些公司中不乏微軟、谷歌、亞馬遜、蘋果、星巴克等巨頭。不局限于區域總部的話，入駐新加坡的大大小小的外國公司多達26000余家，其中10000家以上來自北美、歐洲和日本。
新加坡爲什麽對跨國公司這麽有吸引力？這是因爲新加坡以全球化爲定位設計了一套一個小島國如何在全球化時代獲益的機制，其中吸引跨國企業設立區域總部是其中關鍵環節。
吸引跨國公司的首先是新加坡多方位的稅收窪地優勢。新加坡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爲17%，這比大部分的重要經濟體要低，如中國的企業所得稅率爲25%，德國的綜合企業所得稅稅率爲29.9%（其中中央稅率15.8%，地方稅率14.1%）；也低于OECD的平均水平21.5%（2020年）。在亞太地區比新加坡所得稅率低的主要經濟體只有香港的16.5%，但是新加坡有多種對企業的稅收折扣政策和新設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更拉低了實際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比如符合條件的區域或全球性貿易公司可以適用5%或10%的優惠企業稅率；符合條件的金融企業，所得可享受5%、10%、12%或13.5%的優惠稅率；符合條件的財務管理公司，可享受8%的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很多公司的研發費用、知識産權收入可享受100%甚至更多的稅務抵扣和獎勵。對于總部經濟，更是有著相當力度的所得稅優惠，對于把區域總部或全球總部設立在新加坡的公司，在特定時期內可享受免稅、5%或10%的優惠稅率，優惠幅度取決于新加坡總部在該公司的重要性，而重要性根據多重因素決定，包括職員數量、企業的開支和雇員的質量等。
新加坡還不征收資本利得稅，這對跨國公司也是巨大的吸引力，在處置一筆投資收益時，相比在有資本利得稅的國家（如美國15%、中國20%、韓國30%、丹麥42%），這些公司的實際所得差異巨大。在符合一些條件的情況下，新加坡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彙回股利時可以免征股利稅，這讓很多跨國公司樂意將新加坡公司作爲中介，把股利留存在新加坡，避免直接分紅回母國總公司繳納股利稅。新加坡還和50多個國家（地區）簽署了避免雙重征稅協定(DTA)，避免跨國公司們的雙重被征稅問題，降低企業成本。
企業需要人才，新加坡除了具備有吸引力的企業稅收環境，個人所得稅方面，也很有吸引力，新加坡個稅實行累計稅率制，最高檔爲22%，顯著低于美國稅改後的37%，英國、德國、中國等很多國家選定的最高檔45%。根據我們的簡單測算，對于一個已婚並育有一子的年收入爲96萬元的中年人，考慮到養育子女免稅額、供養父母免稅額等，其一年大約需要繳稅83700元，這一數字大約是在上海工作的同收入人群的一半。新加坡還在2008年取消了遺産稅，這對一些高收入人群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要吸引跨國公司建設總部經濟，還需要有對跨國企業友好的營商環境，這往往包括與英美接軌的可靠法治環境、資本和信息的自由流動、以及吸引高端人才的生活環境（教育、醫療、住房等）。在2020年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便利度排名中，新加坡排名全球第二，僅次于新西蘭；而在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2020年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排名中，新加坡綜合得分同樣高居第二，僅次于香港。
資本自由流動是總部經濟的必要條件。新加坡沒有外彙管制，國際資本可以自由流入流出。跨國企業的利潤彙出無限制也無稅費。
法律體系方面，1826年英政府授權東印度公司對新加坡的主權後，新加坡就開始使用英國的法律體系；建國後在沿襲英國法律體系的基礎上做過一些調整，比如1995年取消了陪審團制度。雖然西方一些媒體對新加坡的法律體系也有一些批評的聲音，比如對《內部安全法》的使用。但總體而言，新加坡的法律體系高度與歐美接軌，得到了跨國公司們的信任。在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 2020年公布的全球法治水平排名中，新加坡也高居全球第12位。
高端人才的生活成本方面，新加坡的私人住宅平均價格約爲每平米1.55萬新幣，雖然位列全球各城市的房價高位，但僅爲中國香港的一半左右，永久居民還可購買新加坡祖屋。此外，新加坡教育水平領先，國際學校名額充足。總體而言，相比競爭者香港，新加坡因更好的宜居程度對高端人才也頗具吸引力。
這些廣泛的、極具吸引力的稅務激勵、資本自由流動和其他優越的營商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資，並且激勵跨國公司將新加坡作爲全球或亞洲的運營或投資中心、集團內部資金調配的中心，即所謂的總部經濟。甚至也會激發一些跨國公司進行轉移定價把利潤更多的留在新加坡以適用更低的企業所得稅率。
這種稅率窪地戰略的核心目的是把原本分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司、商業活動吸引過來，一方面擴大了稅基，所以在低稅率的情況下依然可能獲得更多的稅收；另一方面，聚集而來的企業、商業活動帶來了投資、就業和相關服務等。整體計算下來，低稅收帶來的産業轉移效應可能遠大于稅收收益本身；比如開曼群島是徹底的稅收窪地，完全沒有直接稅，即沒有任何公司稅、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産稅與贈與稅等，但開曼群島按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GDP接近世界前十名的水平。
利用類似的稅收窪地戰略的國家和地區不只是新加坡，愛爾蘭是另一個典型案例。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只有12.5%，遠低于歐盟的平均水平；而且大型跨國企業還可以通過談判獲得更低的稅率，據披露蘋果公司在愛爾蘭的業務一度可以享受低至2%的所得稅率。稅收窪地效應吸引了很多跨國巨頭在愛爾蘭設立海外或歐洲總部，如蘋果、谷歌、微軟和facebook等；也使愛爾蘭成爲了全球飛機租賃中心和歐盟最大的跨境人壽保險提供地。愛爾蘭憑此優勢在歐盟中取得了亮眼的經濟表現，過去10年愛爾蘭的GDP複合增速爲6.5%，遠高于歐盟的0.8%。
除新加坡和愛爾蘭之外，摩納哥、瑞士、香港等國家（地區）也使用了類似的策略。其中有些國家更側重于通過個人所得稅窪地吸引高淨值人士移民的方式，和新加坡、愛爾蘭的模型有所差異。開曼群島、百慕大、英屬維京群島（BVI）是更極端的模型。但這種策略的參與者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是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地區），大國則無法在整個國家運用同樣的策略（除非建立特區），因爲超低稅收必然帶來整個國家收支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