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成功和李光耀當然脫不開幹系，他的政治遠見在亞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受到了高度認可與推崇。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評價他爲“21世紀最傳奇的人物之一，是幫助引發亞洲經濟奇迹的人”。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更盛贊李光耀是“世界級領導人”，“他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卓越領導人，還以其強大的戰略洞察力被公認爲一位思想家”。李光耀是“新加坡國父”，是新加坡整套政治、經濟、社會運行制度的設計師。他的個性、世界觀、認知體系都深刻的給新加坡的社會制度、發展曆史打下了烙印。而他的施政綱領和對具體事務的決策背後，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可能是他所具有的遠超常人的理性：萬事基于現實，不教條，不被意識形態而束縛，用最理性最有效的方法解決問題。
李光耀深刻理解現實世界的複雜性，拒絕被固定思維捆綁。 “我們不是理論家，不會搞理論崇拜。我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問題，人們要找工作、要掙錢、要買食物、要買衣服、要買房、要撫養孩子……我們可能讀到過什麽理論，也許半信半疑，但我們要保持現實、務實的頭腦，不要被理論束縛和限制住。”
作爲劍橋大學法學專業的榮譽畢業生，李光耀顯然不是那類因爲無知而藐視理論的狂徒，事實上從他的各種經濟、民生政策能看出他對于經濟學等理論體系有著很深刻的理解；但對于各類理論，他始終基于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批判、審視的應用，“我未接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蘇格拉底等人的指導，我只對現實中行得通的事情感興趣。”“我向來不會爲理論所困，理性判斷現實情況才是我的指導原則。”
這是一種“超級理性主義”。在中國有類似的表達，比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不管黑貓白貓，能捉住老鼠就是好貓”。從理念上講，新加坡的奇迹般發展和中國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成就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李光耀主政的相當長的時間內，美蘇主導的全世界的意識形態之爭是非常激烈的，但有著“理性判斷現實情況”的武裝，他做決策不會被意識形態所束縛。“我一向盡量做正確的事，而不是政治正確的事。”“人民行動黨之所以能生存，並不是因爲它總是堅持己見。如果它死守教條或意識形態，就會與現實脫節。”“解決方案是誰提出來的並不重要。只要行得通我們就用。假如他腦子裏還有很多點子，那就說服他到我們這一邊來。”
他對人性、市場經濟、民主制度、福利制度和社會公平等的看法都清晰的體現出他直面現實情況，基于事實以理性的方法來尋求解決方案的特點。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如此犀利而直言不諱，以至于有些觀點看上去有些殘酷或“政治不正確”，比如他說“我認爲：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雖然這樣說可能令人沮喪，但我仍然這樣認爲。”
他認爲人生有其與生俱來的隨機性和不平等性，因此只能追求機會平等，但無法追求結果平等。“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社會，我們想給每一個人提供均等的機會，但在我們的思想深處，從來不會自欺欺人地認爲存在兩個在毅力、動力、敬業程度、內在禀賦等方面一模一樣的人”。如果在美國，一個政治家做出如此表述，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但正基于這種認知，他提倡因材施教，引入分流教育，使新加坡有一個成本收益角度很好的教育體系。也因爲此，他認爲應該由精英來治理國家，“如果新加坡讓平庸的人來治理，這個國家必定下沉，淪爲一座再平庸不過的城市。”“在好些國家，資質平平的領導人能依靠背後實力強大的團隊蒙混過關……新加坡不能不讓最優秀和能幹的人來執政。”
因爲對人性的理解，李光耀堅持在政府、國企的人才激勵上采用市場化的方式，“我們現在怎麽防止官員受賄？就是付他們市場水平的薪酬。政府雇用的律師、醫生和官員都可以獲得相當于私營部門同等級雇員八成的薪酬……所以，在整個東南亞，我們的部長和官員是薪酬最高的，但也是最窮的。不過在新加坡，如果你貪汙受賄，就會毀了將來，毀了一生。”他敏銳的察覺到很多基于理想主義規劃的政府最終可能導向虛僞和腐敗，“千萬不要嘗試建立一個廉價的政府，金錢政治只會換來一批無能的國會議員，還有一連串的虛僞和造假，最後演變成欺詐和腐敗。”
也因爲對人性的洞察，李光耀對福利制度很警惕，“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理想和人類的實際行爲是互相抵觸的，在新加坡肯定如此。提供良好的保健服務，但是同時要求人們負擔一些費用，以確保它不致被濫用又能控制成本。” 在醫療、養老等民生領域的制度設計中，他都非常注重要讓老百姓擔負起相應的責任以控制成本，“政府會從旁給予一些幫助，但每個人必須負起各自生活的責任。” “政府會協助你買房子，並填補你的中央公積金戶頭。你若想把這筆錢花了，那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退休後身無分文，你得自己承擔這個可怕的後果。”
李光耀對政治制度也是理性而務實的看法，他承認西方的先進性，但不認爲西方民主制度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因爲“一人一票是一種最爲困難的治國方式，人民有時是反複無常的，他們可能會因一時沖動爲了改變而改變”。他認爲西方民主只有在社會人口構成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産階級才適用，而對發展中國家，他“並不相信民主必然會帶來發展，民主過于泛濫會讓社會變得毫無紀律和秩序，以致不利于發展。”“除了少數的例外，民主制度並沒有爲新興發展國家帶來良政善治。民主制度之所以沒有推動發展，是因爲政府沒有實現發展所需的穩定和紀律。” 他對好政府的評價反應了他一以貫之的務實風格：“好的政府應該是誠實有效率的——能夠保護人民，讓人人有機會在一個穩定有序的社會裏自我提升和過上好日子”，評價政治體制優劣的標准，在于“它能否爲社會內的大部分人創造改善生活的條件”。
在經濟發展理念上，李光耀認爲，“要使經濟得到發展，在政策上必須奉行實用主義，而不是教條主義”。在社會平均主義思潮的沖擊和西方福利主義盛行的年代，李光耀指出絕對的平均和過分的福利分配將“抑制競爭和力爭上遊的主動性，這樣的社會將會失敗”。市場經濟和競爭機制是他所倡導的，“我們發展了一種競爭制度，使得每一個工人、經理人員、企業家和專業人士，能夠在一個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底下做出最好的努力。我們從來沒有試圖通過行政管制去抗拒自由市場的力量，我們的小規模經濟，也使我們從來不敢嘗試采取保護措施，去抗拒外來的競爭。” “不過我們不是完全平等的社會。在完全平等社會，沒有人會盡全力，社會將會蒙受損失。”
但另一方面，李光耀並不是只追求經濟發展的效率，也非常注重社會的公平和民衆的幸福感。在醫療、交通、住房等領域，新加坡都采取了高端市場完全市場化，中低端市場政府通過補貼等方式滿足國民需求，但在滿足需求的同時，非常注重成本的控制和民衆共擔責任。“我們相信自由市場經濟。但自由市場經濟的收益不能以自由放任的方式進行分配。通過稅收制度，我們進行收益再分配，使居者有其屋；子女可平等地受到教育（不論貧富，上教學質量一樣的學校）；如果你去醫院或診所，你能得到同樣的基本醫療服務，但是付不同價格；我們也有面向全民的娛樂設施。”
上述李光耀的理念也深刻的影響了其參與創立的人民行動黨，比如人民行動黨的四條核心價值觀分別是“誠實”、“多民族”、“任人唯賢”和“自力更生”，極其務實，同時有很強的精英主義色彩。其精英主義的一個簡單體現是人民行動黨對黨員的發展以及黨內的選拔機制，其在發展黨員方面注重質量，而不追求數量的擴張。
雖然人民行動黨從不公布其黨員數量，有研究認爲其黨員數量爲五萬多人，這個數字尚不到新加坡人口的1%。人民行動黨通過持續考察優秀學生（如獲取總統獎學金和武裝部隊獎學金的學生）和熱心參加支部活動的年輕義工等群體，從中發展其認爲德才兼備的年輕人；並且在入黨審核過程中，會特別注意排除掉希望利用黨員身份謀求自身工作發展的人。
黨內的選拔也是非常嚴格，人民行動黨黨員分爲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幹部黨員才有資格參選人民行動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人民行動黨黨內最高決策機構)成員和代表人民行動黨參選議員。據估計僅有約5%左右普通黨員可以成爲幹部黨員。成爲幹部黨員需要被認定爲真正對黨忠誠並且做出過特殊的貢獻，還需要經過中央委員推薦、資深政治家面試、選拔小組對話甚至心理學家強化考試等程序，再經中央執委會投票通過。
總之，李光耀超級理性務實的思考和行爲方式深刻的影響了新加坡方方面面的制度設計。新加坡的廉潔、高效、嚴謹、以小搏大、以東方傳統無縫對接西方體系都是這種超級理性主義的成功表達。 我們在後續系列文章中會分別從政府的組織架構、官員的管理、國有企業、醫療、養老、教育和交通等領域分別詳細展開討論這種超級的理性主義是如何深刻的影響了新加坡的制度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