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網整理）中國央視主持人朱軍性騷擾女實習生弦子的案件12月2日庭審後雖仍未宣判，但兩人先後在微博發聲，讓撲朔迷離的案情再引關注。有分析認爲，從兩人的表態可見，案件走向也許對弦子不利。
中國央視主持人朱軍（右）周二淩晨就“弦子”（左）指控他性騷擾案首度發聲，堅稱自己清白。（合成圖）
一直保持緘默的朱軍周二（22日）淩晨就性騷擾案首度發聲，堅稱自己是清白的，並批評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施加私刑的做法。自我介紹爲媒體人和資深時評人的微博用戶“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本周一也發微博文章，轉述了朱軍對案件的一些回應，朱軍周二轉發了該文章。他的表態有以下幾個重點：
1. 在被指性騷擾之前以及當天並不認識弦子。事發當日有幾個學生進來化妝間，就與他們“隨便聊了聊”，中間很多人進進出出。
2. 否認幫弦子看過手相，否認曾與她有任何身體接觸。
3. 可能說過弦子“長得很像我太太”，但聲稱若有也只是緩和氣氛的玩笑。
4. 化妝間沒上鎖，也沒有與弦子發生不愉快，節目錄制完就回家。
5. 一直不回應案件，是因爲有“有紀律要求”。
“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也整理了案件的一些證據與進展，有的看來是到了事發現場采訪所得，但有的未說明信息來源。要點有：
“一個有點理想的記者”在微博發布案件相關證據，稱化妝間不能關門，且出門右拐爲觀衆區域。（微博）
1. 弦子頭發和衣服上提取的指紋，並沒有朱軍的。
2. 弦子的衣物送檢，沒有指紋與第二個人的DNA。
3. 化妝間是一個門都不能關的公開場合。
4. 弦子跟朱軍在化妝間的45分鍾裏，不停的有人進進出出找朱軍商討節目內容。
5. 弦子說歌唱家閻維文進入後才得以“逃脫”，但是當天根本沒閻維文的節目，他壓根沒去過。
6. 被指涉的侵犯行爲是斷斷續續的，斷的時候弦子沒有逃離。
對于朱軍發聲，弦子同日也在微博做出了回應，主要有以下幾點：
1. 化妝間並沒有十幾個人進進出出。只有四人，分別爲朱軍的助理，制片和兩位觀衆。
2. 朱軍被指實施侵害行爲，期間被打斷後爲何沒逃？基于他們（在場人士）跟朱軍的關系，怕他們包庇朱軍，怕事情鬧大被公開嘲笑。
3. 觀衆來化妝室索要簽名時爲什麽沒逃？太慌亂，朱軍跟觀衆簽名交流時間太短。
4. 爲什麽會把歌唱家郁鈞劍錯記爲閻維文？因爲時間太長，記不清了。
5. 弦子自己也印證了現在確實沒有指紋跟朱軍DNA的證據，但稱這是檢測問題，所以要求重新檢測。
被指性騷擾案發生的化妝間內部，該化妝間最多可供六人同時化妝。（互聯網）
可見，案件目前仍撲朔迷離，朱軍與弦子各執一詞。原本大家都在靜等法院宣判，但朱軍的突然發聲引發另一個問題。2018年掀起輿論風暴的性騷擾案，朱軍怎麽沉默了這麽久，現在才發聲？
朱軍的回應是，網絡輿論發酵後，他深陷在漩渦裏動彈不得，“我曾想回應，但有紀律要求，我必須無條件遵守。”他還說，一直未發聲也是因爲堅信清者自清，相信法律。
朱軍沉默許久後發聲，或許也有另幾種解釋：
第一，朱軍性騷擾案在2018年中國娛樂圈乃至整個網絡都掀起軒然大波，朱軍名聲口碑、演藝事業一落千丈，沒有再主持過任何節目，包括曾主持過多屆的央視春晚。有娛評人就指出，這兩年朱軍對案件始終處于回避的狀態，再加上弦子頻繁公開喊話，這對于朱軍而言絕對不是一件有利的事，即便最終贏得了官司的勝利，要想再回到往日巅峰，恐怕不容易，因此主動發聲，其“反私刑說”也爭取到部分人的支持與同情。
第二，全世界的性騷擾案件本來就不容易證明是否確有其事，往往陷于當事雙方各執一詞，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朱軍性騷擾案12月2日庭審後的一些評析也認爲，女方可能無法提出有力的證據和證人，弦子曾要求朱軍出庭，可能間接表明了這點，但朱軍並未出現，而根據中國民事訴訟法規定，這確實也是他的權利，起訴人要負責舉證，提出實際的證據需要當事人質證。換句話說，形勢也許對弦子相當不利。
第三，弦子控訴朱軍的行爲本身爲她獲得不少支持者。在2018年席卷中國的“米兔”（#metoo）風潮中，有一種支持受害者的說法，即贏了官司當然好，輸了也能讓社會更關注女性維權。這其實符合了歐美非政府組織（NGO）的邏輯，即借助司法案件來贊揚某種理念，即使官司輸了，但理念宣傳成功，這就是巨大的勝利。不過，好些中國網民其實也正因爲弦子背後有國際NGO支持的影子，而對其動機懷有疑慮。朱軍應該也看到了這點。
有分析認爲，弦子要求朱軍出庭，是因爲自己已經沒有有力的證據。（互聯網）
無論官司最終如何，該案件必將成爲中國司法有關性騷擾的一個參考案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研究員龍大瑞曾指出，直到最近，對于什麽構成性騷擾，中國法律上一直沒有嚴格定義。
他說：“到目前爲止，只有少數與性騷擾相關的案件走上了中國的法庭。你經常看到的是，如果一個工作單位懲罰了被控者，那麽被控者就會起訴公司違反勞動合同。或者被控者會起訴公司和指控人損害其聲譽。”
事實上，“性騷擾”一詞在2005年才出現在中國保護婦女權益的相關法律中。龍大瑞補充說，從那時起，地方和省級法規就開始強調執法，但在基層幾乎沒有變化。
根據非政府組織北京源衆性別發展中心的數據，在2010年至2017年期間，中國公開的5000多萬份判決書中，只有34份涉及性騷擾指控。其中，只有兩起案件是受害者起訴涉嫌性騷擾者，而這兩起案件最終都以“證據不足”爲由被駁回。
今年5月下旬，中國全國人大通過了新的《民法典》，並將于明年1月1日生效。新《民法典》將性騷擾明確定義爲“違背他人意願，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爲等方式”進行的行爲，並明確政府、企業和學校有防止性騷擾的責任。
但也有批評者認爲，這仍然不足以有效保護性騷擾案件的受害者。龍大瑞說：“《民法典》規定，企業必須采取措施解決工作場所的性騷擾問題，但沒有說明如果不這樣做，公司將面臨什麽樣的責任。”
對于弦子而言，此次若敗訴，還要面對朱軍反訴她與一名支持者侵犯其名譽權和造成精神傷害，索賠65萬元人民幣（13萬2600新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