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上，新加坡因爲在疫情管控方面手段有效備受贊譽，感染死亡人數極少。疫情爆發後很長時間裏，新加坡在彭博社的抗疫能力排名中名列第一。最近，隨著德爾塔新冠變異毒株在全球蔓延，新加坡提高了警戒級別，社區病例也上升到三位數。不過新加坡疫情控制的三大權衡是值得關注的。
艾德·阿拉拉爾副教授
Eduardo Araral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吳木銮
Alfred Muluan Wu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在這一重大公共衛生危機的管控，新加坡做了三大權衡，值得其他國家參考。
這三大權衡分別是：
防疫措施降低重症和死亡還是保證經濟民生。
應急策略還是循序漸進。
直接還是圓滑溝通之間的權衡。
1防疫措施降低重症和死亡還是保證經濟民生
細數這三個權衡，首先是防疫措施降低重症和死亡還是保證經濟民生權衡。這是最難的權衡。
從一開始，在重大疫情爆發後，實施封鎖並不是真正的解決辦法，這只是保護醫療保健系統的權宜之計。封鎖降低病毒傳播速度，給醫療系統喘息空間，不過封鎖會影響經濟和民生，特別是封鎖對底下階層的生計影響更大。相反，新加坡的策略是謹慎地重新開放，分階段加強戒備。
當然，家庭的生計和經濟可持續性以及公衆的身體健康是決策中的複雜因素，需要決策者小心平衡。
長時間居家隔離加劇早已存在的社會經濟割裂，因爲疫情加劇低收入家庭的經濟及其他困難。
但封鎖的影響並不止于此。新加坡雖然只在2020年4月至6月實施了兩個月的“阻斷器”措施，新加坡的家庭暴力案件在2020年和2021年一直呈上升趨勢，防疫措施降低人與人互動，這似乎加重了人們的精神問題。最近，青少年精神健康也成爲社會關注的焦點。
各國政府應該嘗試重新開放經濟，盡快結束封鎖，而新加坡作爲小型開放經濟體從一開始就清楚這一點。開放經濟的關鍵是加強社區衛生措施和保持安全距離，並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接觸者追蹤系統。
新加坡科技局與衛生部合作推出的接觸者追蹤應用TraceTogether在防疫方面發揮很大作用，爲隔離和治療病患爭取了寶貴時間。最近的德爾塔病毒的超級傳播特點給許多國家疫情管理造成壓力，新加坡也不例外，不過，TraceTogethe仍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
防疫不單要靠追蹤，還需要配合後續隔離，新加坡已經能夠隔離90%以上與新冠確診患者密切接觸的人。通過這種方式，新加坡避免了長時間的封鎖，疫情防控減少重症和死亡還是逐步解禁、保證經濟民生得到一些平衡。
2 應急策略還是循序漸進
應急策略還是循序漸進的權衡是非常重要。許多政府采用應急策略而完全忽略了循序漸進，很容易導致更嚴重的問題。當新加坡于2020上半年首次遭遇疫情挑戰時，政府堅持優先對有流感症狀的患者進行檢測。由于可供使用的檢測試劑盒數量有限，無症狀的民衆不能參與檢測（當時世界衛生組織也發出類似的指示）。
新加坡做出的關鍵權衡就是循序漸進處理一些公共衛生事項，當然也有各種掙紮和教訓。以口罩問題爲例，政府選擇將口罩優先供應給醫療機構，因爲社會大衆對口罩的巨量需求會導致供應壓力過大。
當時中國的疫情也相當嚴峻，因此口罩短缺也成爲全球問題（新加坡也不例外，多數家庭完全沒有醫用口罩可供使用 ）。當口罩證明有效防止傳播，新加坡政府和淡馬錫控股開始給民衆發放可重複使用口罩。
此外，新加坡在疫情爆發時沒有足夠的隔離設施，後來在國家發展部的協助下，將大型建築臨時改建爲社區隔離中心，如此才解決了輕微感染者的隔離問題。
優先采取漸進政策並不意味著沒有努力迅速動用更多資源來應對緊急情況，但即使動員整個政府，在政策執行和收獲成效之間也總是有延遲。因此，在任何危機開始時，最需要資源的人必須能夠優先獲得資源，而對于資源的合理分配也成危機防控成敗的重要因素。
3 直接還是圓滑溝通之間的權衡
最後，新加坡政府與社會大衆進行了大量溝通。特別是抗疫領導小組成員在民間中有很好的口碑，有時候政府部長的民意支持度在疫情下更高。政府工作人員發言過于直接可能影響傳播和政策實施，而政府的圓滑態度有時候也會招致批評，所以政府需要在溝通上非常小心。現有一些全球調查顯示，公民傾向于支持在疫情問題上堅持信息透明的政府。
當公共衛生信息敏感，政府需要在努力防止恐慌的同時，也要向公衆闡明嚴峻的形勢。權衡是不易的。
現在，從一些疫情期間的民調來看，新加坡政府在溝通上處理得當，民衆信任政府，因此新加坡在疫情管控方面相對較爲順利。從疫苗注射率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的努力和成就，現在400多萬人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超過全國人口七成多。這個比例很快接近八成。
政府的溝通如走鋼絲般取得了艱難的平衡，新加坡在制定某類政策時一直持有堅定和明確的立場，卻又不忽視民衆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達成了合理的妥協。鑒于政府的公信力在疫情管控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這一方面取得平衡尤爲重要。
歸根結底，新加坡之所以能如此有效地應對危機，是因爲它在三項關鍵權衡中處理得當。暫時的“斷路器”政策保持了醫療體系運作和經濟運轉，資源有效配置，快速做出全面決策，與民衆有效溝通，維持了公民對于政府的高度信任。
這些權衡是管理危機的關鍵，新加坡的抗疫經驗可以爲同樣仍在艱苦抗疫的國家在疫情防控方面提供參考。
本文于2021年6月23日首次發表在澳洲國立大學“政策論壇”（Policy Forum）上。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1年6月28日，星期一
作者：唐百文 （Gwendolyn Thong）；公共政策碩士，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新加坡心理健康教育公司Chatty Caterpillar的創始人。
黃炳林（Steven PL Ooi）；新加坡國家傳染病中心流行病學專家及高級顧問，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
艾德（Eduardo Araral）；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水政策研究所所長。
吳木銮；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
本文內容來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或其他機構組織的觀點
（圖文來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