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麗穎
雖然疫情肆虐，新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第16次會議在線上如期舉行，凸顯兩國對于雙邊關系的重視。王瑞傑副總理特別強調今年的會議“別具意義”，在于前所未有地把公共衛生合作納入到兩國最高層級的雙邊合作機制中，同時將大力加強關鍵衛生領域合作。
衆所周知新加坡是蕞爾小國，但自1985年開始進行全面的醫療改革後，經過不斷的變革與發展，建立了世界級的醫療保健體系、負擔得起的醫療支付模式、先進的醫療人才培養機制和完善的醫院管理系統。特別是在這次百年一遇的疫情中，新加坡建立多年的“疾病暴發應對系統框架”（Disease Outbreak Response System Condition DORSCON），醫療保健系統在快速檢驗、合力追蹤、隔離與救治等方面爲控制疫情、降低死亡率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新加坡在衛生健康領域積累了多年的豐富經驗，在改革的路上也走過很多的彎路。而中國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醫療改革，中西方文化交彙的新加坡這塊“試驗田”上的經驗可以參考。
1、健康促進 國人平均預期壽命爲84歲，爲世界第三高的國家，也帶來了一個新的挑戰，如果照顧好日益增多的老年人口，並提高國民的健康壽命，爲此政府專門成立了部長級委員會。並于1993年發布了白皮書《負擔得起的醫療》（Affordable Health Care），其中就提到了通過促進健康，成爲健康國家的遠景。爲了實現這一目標，新加坡保健促進局（Health Promotion Board，HPB）通過健康教育、兒童口腔、視力健康、疾病篩查、營養膳食、戒煙宣傳、向糖尿病宣戰等方式，致力于促進國民健康。新加坡醫療機構也均符合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健康促進醫院的標准。
隨著中國日益增強的健康需求，近年來政府和和醫療機構開展健康促進活動。于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加快推進健康中國的建設。
2、整合式醫療運作模式 隨著整體人均壽命的提高，老齡化人口的增加，無可避免地帶來了更多的慢性疾病。醫療護理方面要考量的因素也更爲複雜，需要醫療協作、康複護理、轉診、長期護理、社區關懷、臨終關懷等的需要。整合式醫療運作模式、多學科合作模式的發展勢在必行。2017年我國提出了“3 Beyonds”醫療保健行業轉型藍圖，把工作重點從醫療護理轉移至全民健康；把病患護理從醫院轉向社區；同時也把醫療服務質量轉型爲對服務價值的追求。
首先，我國原有的醫療集團內的公立急性醫院均配備相應規模的社區醫院，急性病醫院的專科醫療用于真正需要的患者，而康複等治療則入住毗鄰的社區醫院，既方便患者的後續康複治療，也大大避免了人力和財力的浪費。
同時，衛生部于2009年成立了整合醫療局（AIC），主要目標是各方協調資源，確保病人的康複，並致力于病人在社區即可得到很好的醫療護理。
再來，公立醫療機構建立整合式門診。例如糖尿病人，一次預約看診，若有需要，可以得到與糖尿病想關聯的其他專科醫生的建議，而無需費心費力在不同專科間走動。減輕了老年及慢性疾病患者的負擔。 中國在新醫改中提出了“價值醫療”。各地政府積極推動醫共體建設、建立卒中中心、慢性疾病管理等舉措也有異曲同工之效。
3、公立與私立醫療機構“互補互競” 我國的醫療市場采取公立與私立醫療機構並存的方式運行。政府醫院提供80%病床，而私立醫院則占20％；基礎醫療方面，政府醫療機構占20%，私立醫療機構占20%。這樣的好處是在花費較大的綜合醫療方面，政府得以穩定價格，合理引導需求，避免惡性競爭及不負責任的醫療消費。而基礎醫療慢性疾病在社區的模式，實現了更便宜、更便捷、更快速的診治。
中國公立醫院數目嚴重不足，由于曆史的原因，多年來醫療市場的發展失衡，優勢醫療資源多集中在大型三級醫院，用5%的醫療資源爲全球20%的人口提供著醫療服務。隨著中國深化公立醫院改革的速度加快，近年各種規模非公立醫院、私立醫院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爲醫療市場注入了活力。目前中國醫改的重要舉措之一，即希望通過市場力量促進良性競爭，來改善醫療服務、提升效率，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
4、支付得起的醫療體系 目前新加坡的支付體系爲3M+政府直接津貼+商業保險爲補充的完善支付機制。醫療支出由國家、個人和企業三個主體構成。財政支出，體現醫療公益性；個人負擔部分，讓人們爲自己的健康負責；企業支付部分，可以規避道德風險；發達的商業保險，降低了因重大疾病造成的家庭財務負擔。
公立醫院的收費標准在國家計劃範圍內，由醫療機構根據病人的需求而小幅波動。新加坡公立醫院包基本但不奢華，根據住院條件，將病房分A、B1、B2、C等四個等級。政府對各等級病房的補貼率分別爲0、20%、65%和80%，同時入住B2以下等級醫院，設定收入頂限，超過頂限部分會相應減少政府津貼比例。
在過去的20年裏，隨著國內醫療市場需求的變化，政府不斷完善支付機制。先後多次進行調整。自2005年4月在公立醫院開始推行“總體預算”方式，主要依據醫院以往的工作量，以每年遞增2%-4%的固定補貼模式，直接津貼到醫院。這樣國家在客觀上對全國的醫療保健費用的增長進行了適當的控制，讓醫院努力爭取減少病人，避免了各醫院由于不斷擴張而使國家財政補助不斷上漲及人爲制造不必要的醫療。
5、醫療人才培養 中國近年來大力推動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各醫療機構建立“規培基地”，旨在達到不管哪個院校的醫學畢業生，在正式走入工作崗位前，都能得到同質化的醫學專科培訓“不輸在起跑線上”。而我國在醫學基礎教育、住院醫研究生培訓、專科醫生培養和強制性醫學延續教育等都已經形成完善的系統。
6、醫療創新與成果轉化 1965年建國，我國已經經曆了5次的産業轉型與升級，2000年之後逐步轉型成爲知識密集型産業發展階段，並重新確定了三個科技産業，生物醫藥成爲其中之一。根據“轉化醫學”理念，按照臨床需求、研發轉化、生産制造三個環節，分別建設諾維娜健康城 (Health city Novena)、緯壹科技園（one-north）、大士生物醫藥園(Tuas Biomedical Park，TBP)。園區內彙聚了不同的企業和國內科研中新、世界頂尖機構的研發中心及初創企業。這些研發機構與新加坡本地的企業、大專院校、醫療機構合作，根據未來健康發展趨勢和臨床需求，進行有針對性而務實地科研，並將有價值的科研成果轉化應用于臨床，真正做到了産、學、研、醫的緊密結合。彭博社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將新加坡評爲全球第六最具創新力的城市，在亞洲城市中榮登榜首。
據EDP官網上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新加坡政府承諾190億新幣（約950億人民幣）資金，投入科學與研發。
《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關于2018年度全國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國家監測分析有關情況的通報》的數據顯示，2018年80.34%的三級公立醫院獲得科研經費支持，每百名衛生技術人員科研經費超過200萬元的醫院占比達5.64%。每百名衛生技術人員科研成果轉化金額達1305.93萬元，較2016年增長165.96%。不難看出，科研成果轉化越來越受到重視。但從一個初期的科學構想到實驗室成果，再到技術轉化爲成熟的産品並實現産業化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法治藍皮書（2017）》數據，從2012年至2014年，中國國內專利許可實施率僅爲2%。我國經驗值得推廣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