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平庸——吳作棟力挺新加坡部長高薪制度

編者按：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部長的高薪水一直備受爭議。不過前總理吳作棟卻說：“部長的薪水根本不足夠”。他的理由是什麽呢？本文詳細講述了吳作棟對于新加坡部長薪金的看法和思考。

2018年8月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在東南區市長宣布將投入20萬新元推動更多社區項目之後，媒體記者就紛紛離開了職總大廈活動現場。大家都找到了新聞點；盡管沒多大看頭，這則社區撥款的消息也足以讓他們交差了。其實，同個場合隨後還有一場政治人物與基層領袖的對話會，會有好幾百人出席。可是像這類活動，媒體也見多了，就連吳作棟親自亮相也難以激起記者們的興趣。更何況他也說過的，這種場合“我一般不會想要說太多”。這位政壇元老甯可將鎂光燈和發言機會留給更年輕的議員。一天後，本地新聞社交網站MustShareNews上載了一段音質含糊的神秘錄音片段，附上文字解說：“吳作棟——剽悍的部長”。這段音頻中，有個70歲的布萊德嶺居民阿都阿茲向台上的議員問及政府要如何爲年長者做得更多。他提出了兩項建議：削減國防開支，讓年薪百萬的部長減薪。在場的吳作棟顯然對這些建議不以爲然，稱之爲“民粹主義做法”。他劈頭就說：“我要告訴你的是，部長的薪水根本不足夠，繼續這樣下去的話，我們很快就會找不到人從政了，因爲連公務員賺的都比部長多。這些情況，你清楚嗎？”他先問對方，再補充說，其實如今政府已經不敢再給部長一份優厚的薪金了。吳作棟當時進一步說明：“對我們這裏的任何一個人來說，100萬是很大一筆錢。那你要從哪裏找人來當部長？找那些每年只賺50萬的人，那些一年只能賺到50萬元的人嗎？我找人當部長，難道對方要求超過50萬年薪，我就不該用他了？那就只能吸引資質非常非常平庸、在外面連百萬年薪都賺不到的人來當我們的部長。想想吧，這種情況對你來說會更好嗎？或者最終對我們來說反而會更糟糕？” 這段錄音曝光後，另一家新聞網站“網絡公民”跟進報道，也請吳作棟對此作出回應。吳作棟辦公室將吳作棟與阿都阿茲之間的完整對話文字記錄發給對方，“網絡公民”隨即將之上載到網站上。吳作棟的言論在網上迅速傳開，負面聲浪鋪天蓋地。網絡世界毫不留情地炮轟吳作棟，尤其狠批他把“只賺50萬年薪”的人形容爲“資質非常非常平庸”。整個事件偏又與部長高薪這個新加坡最不受歡迎的公共政策扯上關系，吳作棟的言論措辭形同公共關系裏一次徹頭徹尾的大災難，堪稱他自2011年退出內閣之後最嚴重的一次個人形象危機。幾天後，在國慶日當天，吳作棟發表了一則面簿帖文，對自己的言論作出澄清。他說：“我從不認爲某個收入階層的人民是平庸的，這也並不是我的本意。跟我共事過的人都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人民。我從政的初衷就是爲民服務。當了新加坡總理14年，我最關注的一直都是如何引領國家前進。而領導層是最大關鍵。在持續漫長的危機動蕩年代，我毫不懷疑國人會挺身而出爲國奉獻，金錢不會是主要考量。但是如今是太平盛世，不需要降妖伏魔，個人的抱負、自由、隱私、生活方式等等，就會成爲優先考量因素。” 面對輿論炮轟，這位素來對民間反饋坦誠以對的政治領導人，並未置身于論戰攻守；他反而指出，這事在坊間引起熱議，讓他看到了 “一絲曙光”。“國人都懂得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從榴梿、服飾，到足球員、軍事武器，全都一樣。我希望國人願意更深刻地思考，怎麽做才能確保新加坡取得成功。”他最後在面簿上說：“我歡迎多元看法甚至歧見異論。我希望能在適當的時候邀請這些人提供意見，也許就通過一場論壇吧。新加坡值得擁有最好的。” 接受本書訪問時談及此事，是吳作棟自那場風波後首次表態。他說這起事件引起的反彈他不感意外。“是我失言在先。我沒有好好地把話說清楚。所以受到狠批也是意料中事。我其實想要說的是，如果內閣招攬到的人都資質平庸，那內閣自然也會變得平庸。遺憾的是我提到了薪金。不提薪金的話，光是‘平庸的人組成平庸內閣’這句話，是完全沒問題的。不過，一旦我把這個說法與薪資挂鈎，那所有收入達不到這個數額的人就會不高興了。所以，我只能承受這樣的後果。” 有意思的是，這已不是他第一次將“平庸”的概念與部長薪金的語境挂鈎。1994年，他在國會辯論《部長與高級公務員薪金標准》白皮書時以總理身份發表開場演說，當時也提出了類似說法：“如果你准備接受一個平庸政府，不介意能力平平的阿陳或阿末來當你的部長或常任秘書，那部長及高級公務員的薪金水平就可以以全國人民收入的中位數爲標准，大概一個月1500元。” 正因爲吳作棟拒絕平庸，他制定了任內最具爭議性的政策，也就此掀起了一場永無休止的兩極化辯論，在新加坡平民百姓之間也看似難以達致任何妥協。而2018年，在相隔了24年之後的又一場“平庸”失言風波，只是再一次向他印證—— 關乎部長薪金這個棘手課題，即使過了這麽多年，其尖銳性也絲毫不減。“這個課題，是永遠沒完沒了的。”說著還略帶幾分認命的意味。他不是要對自己留下的這一尴尬“遺産”推卸責任。盡管這塊政壇上的燙手山芋在李光耀逝世後即失去了其頭號布道師，可是吳作棟卻是毫不猶豫地順位而上，成了這場百萬元辯論的下一名堅定衛士。他說：“這個課題，不管任何時候，都要盡可能賦以細心敏感的表述，讓新加坡人了解，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于金錢，而是在于怎麽吸引最優秀的人才。” 反諷的是，1994年就部長薪金標准草擬白皮書，恰恰就是希望就此終結所有關于部長和公務員薪金的辯論。吳作棟在向國會動議批准部長薪金白皮書時，闡述了此舉背後的用心：“今年1月，國會檢討了部長和公務員的薪金水平，使之更符合市場競爭標准。內閣資政在辯論時建議國會通過一個方程式，好讓未來的薪金調整可以更直接反映出市場的變化，而不必每一次都仍需經過國會再行辯論。這個動議要辯論的正是這個方程式。” 李光耀在國會辯論時還發表了一場馬拉松演說，他在總結時闡明：“我說我敢賭上我的經驗、我的判斷，來駁斥各方質疑所能收集到的種種論述。再過五到十年，當這個做法證實有效，新加坡擁有一個優質政府，人們必會廣泛接受這條方程式，將它視爲真知灼見。” 結果證實李光耀錯了。正如政治觀察家喬治·契連在《新加坡的缺憾》一書中形容，部長薪金標准“堪稱這個時代最具殺傷力的唯一政治舉措”：“正如批評者所料，它只能讓人民對政府産生懷疑不信任，甚至譏诮嘲諷。”吳作棟也同意，這項政策的確讓人民行動黨領袖與人民之間的關系蒙上陰影：“我們應該設法消除民間的冷嘲熱諷，不光是通過邏輯思辨，更要透過我們的真誠、付出、表現和人情味，來爭取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他進而補充：“要不然，再這樣下去的話，我們只會越來越難找到優秀人才從政。我擔心的是，這個代價最終得由全體國人來承擔。” 盡管一談及部長薪金就會引發民間反彈，可是他相信行動黨和人民之間就這項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識的。首先，出發點是要爲內閣延攬最強大的團隊。他說：“這個目標和民衆的期待並不抵觸。當然，‘最強大的團隊’如何定義，就見仁見智了。”對行動黨來說，一個人的薪資水平並不是黨領導優先考量因素，抑或其最重要特質。相反地，行動黨在遴選人才時看重的是正直誠信、動機純正、能持之以恒。黨領導會對人選進行各種考驗與觀察，對其作出自身判斷，查探對方的背景記錄。候選人只有在過了這三關後才可繼續進入下一輪考核，否則到此爲止。吳作棟將這三大核心要素稱爲“否決要素”。三大要素通關後，才會考慮第四項條件——才幹能力。簡單地說，這個人能否勝任這份工作？“黨領導在遴選部長時所重視的條件，我相信跟國人的思維想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政府和人民對于部長人選應有的素質條件是有共識的。” 那分歧點在哪兒呢？“在于薪金。”他說道。“你能找到具備所有這些素質的部長人選。可是到頭來你還是得端得出一份像樣的工資配套，才能吸引到符合條件的人才進來。薪金問題是跑不掉的。”這麽說來，關鍵就在于具備上述四大要素的人選究竟值多少價碼。“價碼多少?”他反問道。“你總不能就這麽憑空隨便抓出一個數字來。你需要考慮這份工作的職務範疇、必須承擔的責任，所發揮的影響力，再衡量什麽樣的薪資水平才適當;然後再與其他也有類似要求的工作進行對比。” 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以新加坡六大專業領域的最高薪資水平爲標准，制定部長和高級公務員薪金方程式。這六大專業分別是：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跨國企業總裁以及本地制造商，而這些領域也是潛在部長人選的主要來源。每一門行業取其收入最高的四人，再以總計24人平均薪資的三分之二爲標准。除去的三分之一象征著部長投身公共服務所付出的犧牲。這個方程式確保部長薪金能與市場標准同步調整，政府也就不必每一次檢討薪金配套就得提交國會進行辯論。如果私人企業界高薪人員薪資上漲，部長薪金也會隨之上調。當然，反之亦然。這項政策的確算得上是十分典型的行動黨政府政策 —— 精准、高效、明確。問題來了，其實症結也就在于這條方程式。這個深具競爭力的薪酬方案，新加坡廣大人民願意買賬嗎？保守地說，反應不甚理想。雖說私人企業界頂尖人員的薪資水平幾乎總是居高不下，不過私人企業市場波動何其大，各行各業的頂薪人士也幾乎是年年不同。政府部門的情況就不一樣了，部長卻是可以持續幾十年領著高薪。分析家喬治·契連巧用流行樂壇做了番妙喻，指部長薪金“與私人企業界薪金水平挂鈎，好比在1990年代與‘西域男孩’齊名，2000年代趕上喬納斯兄弟，到2010年代又能與‘一世代’並駕齊驅。” 換句話說，部長坐享向上偏誤的好處，萬無一失。吳作棟也承認部長薪金的確要比私企界總裁薪金來得穩妥，不過他也補充：“表現不好的部長也可以被撤換，表現不好的政黨也可以被拉下台;就像失職的總裁會被開除、業績差勁的董事局會被股東除名一樣。” 吳作棟也披露，此事其實在行動黨內部基層也讓好些人不自在，包括老幹部與新黨員。李光耀于1994年還捎了封信給吳作棟，談及黨內元老林金山對此事抱著強烈的保留態度。李光耀同吳作棟分享了這位新加坡公共組屋政策幕後推手的說法:“就連林金山也在一場午餐飯局上說我不該將部長薪金與市場標准挂鈎。我不得不問他，換作是今天，他還會不會義無反顧地放棄自己的事業轉而爲國爲民服務? 當我李光耀都說連我自己也不確定還會不會願意爲那些滿腹怨氣的人民服務，他也點了點頭認同了。” 對李光耀來說，政壇元老那一代已成過去，不複再有。他于1994年在國會上曾經說過：“我們那一代的政治領袖，抱著堅定信念和滿腔熱血投入政壇，現在早成了恐龍，絕種了。”吳作棟也在議事廳裏分享了同樣的觀察：“今天新加坡和平昌盛，區域內機遇處處，與過去民不聊生、政治社會動蕩，爲獨立而鬥爭、掙紮求存，區域沖突不斷的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李光耀和他的老戰友們全是傳奇。如果還能有年輕的李光耀、吳慶瑞、巴克、拉惹勒南、杜進才、王邦文，請你們站出來吧。那我們大可把白皮書扔掉。但可能嗎？”取而代之的一代人已是迥然不同的面貌。吳作棟不無感慨地說：“國人以物質成就與看得見的實質回報衡量自己的社會地位，有才華有野心的年輕人尤其如此。我們的體制必須承認這個現實狀況。” 吳作棟那一代的領導層也深感不自在。他說，因爲可以預見到民衆的反應，大家也沒對此事感到特別熱衷或興奮，甚至“有幾位” 還覺得新訂薪資過高了。“也有顧慮說民衆也許會認爲某些部長的表現不值得領取那樣的高薪。我們是知道的，部長們也很清楚。他們對方程式和高薪資感到不自在，認爲必定要爲此付出政治代價。”就連吳作棟本身也覺得這場辯論讓人不舒服。“要總理和部長公開談論自己的薪水，是非常尴尬不好受甚至極爲難堪的事。”他如此形容。“沒人喜歡談論這些，卻又不得不談。所以，最終只能由總理出面。即使這樣，還是很棘手。”爲了能讓自己立足于一個道德制高點來公開談論這個課題，他在國會上說，自己會在這一任會期內，或者四五年內，放棄加薪。“要不然，我的話就不可能讓人聽進去。” 這項政策在整個吳作棟主政歲月飽受批評，但民間反彈尚未到達失控的程度。直至2011年那場全國大選，在他引退並交棒給李顯龍七年後，局面卻完全改觀。外來移民和人口暴漲問題讓民憤空前高漲，導致人民行動黨曆史上頭一遭輸掉一整個集選區，迫使總理李顯龍不得不在選後對這些課題進行檢討，部長薪金自然也不能幸免。他承認國人對政治領導層現有的薪資水平確實感到不滿。人民行動黨政府不得不對1994年定下的部長薪金方程式作出調整。那一年，政府宣布削減部長薪金，此後亦未見調漲。這項調整，李顯龍事前曾與吳作棟討論過。“因爲之前的方程式是我拍板的，所以他來找我討論這事。”吳作棟說道。“我支持他做出調整。舊有的方程式不改變，他實在很難繼續下去。考慮到當時民間的情緒，他不對部長薪金作出一些調整的話，根本難以再繼續治理國家。”對吳作棟來說，2011年的政策調整對于部長薪金這場永無休止的爭議來說，蘊含著一個寶貴的教訓。在他看來，這個課題的答案不在于完全取消與私人企業挂鈎的方程式。關鍵其實攸關政府的表現。當政府做得好，經濟強勁增長，住屋、醫療、交通等順利發展，關于薪金的辯論就相對和緩。“人們當然還是會埋怨，還是老愛說部長賺大錢，可是這樣的挖苦會少得多。”他分享自己的觀察。“不過，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嘲諷惡言就會滿天飛，說你領一份這麽高的薪水，還是沒把工作做好。所以，雖然薪資爭議會永遠存在，不過在多數時候它還不至于成爲壓倒性課題，左右選民的投票取向。”他的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雖然部長薪金方程式在1994年開始落實，在隨後的1997年大選中，吳作棟仍然成功率領人民行動黨強力回彈，支持率上升的趨勢還一路延續到2001年大選。他語重心長地說：“薪金課題帶來的困擾還是揮之不去的，但還有其他更迫切的因素，促使選民認真去思考眼前所面對的挑戰。” 問：您在2018年發表了“平庸論”之後，大家都對您都說了些什麽?答：一個好朋友告訴我，很多人都在炮轟我。他勸我別再提起部長薪金這回事了，維護這項政策再也不是我的責任。我應該就潇灑地策馬向夕陽馳騁而去，沒必要再惹這一身腥，壞了自己的人氣和名聲。 問：所以您會接受他的忠告嗎? 答：我這不又是在談這事了。問：2018年您說了那番話之後，部長們可曾來找過您，說，請別再提起這個課題了?答：總理將我談話的文字記錄轉發給部長。他對大家說，我說得沒錯。我認爲有些部長不希望這個課題再次引起公衆關注。總理把我的言論轉發給內閣，是爲了告訴大家，這個課題是不可能回避的。 問：您還會繼續在公開場合上談論這事嗎? 答：只在我覺得必要的時候。我會比總理或者其他部長更可以對這個課題暢所欲言，因爲我已經是局外人了，不再有既得利益了。我早已隱退，現在完全不領薪。“榮譽國務資政”只是個名銜，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是個受薪職位。 問：現任內閣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答：公務員的薪酬調高了。本來就該如此，因爲如果制定了一個方程式而不遵照，受影響的不光是行政官員，也包括隸屬于公共部門的律師、醫生和其他官員。必須作出相應調整，否則他們會說政府延誤了公務員的薪金，而最終我們公共領域裏最優秀的公務員也可能就流失到私人領域了。可是部長薪金並沒有調高，雖然最近曾在2017年作過檢討。市場薪金水平自2011年以來基本上呈現上升趨勢，2017 年則是稍有回落。我認爲政府當時的想法是，小幅度加薪雖然合情合理，卻犯不著爲了薪金微調而引發民間不快，得不償失。我當時已不在內閣了，不然我一定會提出，說任何時候作調整都會引起民間不滿，但是小幅調高至少還比較容易讓人接受。制定方程式，就是爲了方便我們系統化地對部長薪金進行檢討並作出相應調整，而不必每一次都得提交國會進行辯論。在我看來，政府錯過了一次大好機會向國人展示，這套方程式能夠隨著市場薪金水平而上揚或下調，兩者都適用。如果等到落差擴大時才來根據方程式進行調整，那民間的反彈肯定會更大。自2011年大選後的那一次檢討之後，政府就沒再調整部長薪金了。總理會在他的任期結束前最後出擊調整部長薪金嗎？新總理上任後可願意檢討薪金？當然不會馬上這麽做。他會在任內第一場全國大選來臨之前的一兩年內這麽做嗎？也不會。那之後呢?或者幹脆把這事留給第五代領導班子來進行?檢討部長薪金，在政治上永遠是個棘手的難題，重要的是要怎麽坦誠交代這個課題，然後希望大多數國人能夠明白。可是政府必須有所表現——這才是核心所在。如果政府表現不如預期，民間的不滿情緒高漲，薪金問題自然就變得更尖銳了。反之，假如政府做得很好，這個課題還是會存在，但只會隱沒在暗處。我相信大多數選民都是理智的。我不認爲他們會單憑部長薪金高就決定不把票投給你。到頭來還是得看政府的整體表現，以及人民的生活是否變得更好。 問：萬一政府今後都不敢再觸碰這個課題了，會有什麽樣的後果?答：如今要說服優秀能幹的人才從政，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人覺得受到了感召，挺身而出。他們想要這麽做，想要爲國家作出貢獻，即便這意味著得作出一些犧牲。在當今的情境中，讓人才對政壇裹足不前的首要原因，其實是社交媒體。失去個人隱私是個長期存在的障礙，不過這還是可以克服的。生活方式的改變也不難調整。如果還必須在經濟方面再承受太大的犧牲，那就變得更加困難了，因爲你還得同時面對其他的負面因素。話雖如此，我們絕對不能以薪酬作爲吸引人才從政的誘因。絕對不行。這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立場。但我們也不能讓薪酬成爲其他重重犧牲之外的又一重障礙。 問：說服公務員從政，是不是向來要比說服企業界人才容易? 答：同樣變得越來越困難。公務員因爲對治國方針和決策過程較爲熟悉，所以可以成爲很出色的部長，晉升部長自然也是他們在原有事業上更上一層樓。問題在于他們能不能也當好政治領導人，有沒有激勵民心的氣魄。可是現在就連公務員也越來越不願意從政了。我要再一次強調的是，他們不願意從政，並不是因爲薪水。而是社交媒體等其他障礙。還要考慮到家人的處境。爲什麽要讓摯愛的家人曝光，公開面對外界審視? 我相信在2020年大選過後，願意放棄穩定的公共服務事業轉投充滿變數的政壇的高級公務員，就會更少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必須锲而不舍地嘗試說服那些符合條件的人從政。用“爲國服務”的使命感召喚他們。要牢記的是，部長不光是要爲民服務，更要能夠展現出領導魄力。第二個角色要比第一個更難做到。身爲公務員，他們本來就已經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爲人民服務。要他們離開一份舒適自在的事業，轉投政治大染缸，領導國家與人民向前走……你還真別說，這還真是一項高難任務。 問：那還剩下哪些人? 答：軍人？(笑)別小看軍人啊，他們可是優秀潛在候選人的重要寶庫。他們在新加坡武裝部隊都曾有過出色表現，睿智幹練。新加坡武裝部隊有一套運轉自如的人員汰換制度，爲了使部隊保持年輕化，而讓高級將領很早退伍。這些高級將領退伍時都只有四十來歲，形成了一個有能力、有幹勁又有奉獻精神的人才寶庫。我們清楚知道他們的人品、才智，對國家的忠誠。軍人可能存在的唯一問題是，他們多年來所接受的刻苦訓練，目標就只有一個，那就是保衛新加坡，擊退任何來犯的威脅。所以，我們還得考驗他們能否在施政時展現靈活度，是否具備政治嗅覺。一旦加入政壇，就得窮盡一切辦法學會應付廣泛的政治課題。你得學會怎麽跟各行各業的民衆打交道。身爲軍官將領，你對著部下士兵發號施令，但在民事世界裏又不是這麽一回事，你得不斷遊說才能服衆。我要說的是，看著現在的局勢發展，可以預見內閣中將會有越來越多將軍。現在就有迹可循了。有些人還調侃說，難怪全國大選稱爲“General Election”，意即“將軍選舉”。(笑) 我們還算是幸運的，擁有一批軍官，可以從中招攬有潛質的部長。我擔任國防部長和總理期間，就曾經與好多位能幹的將軍共事過，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爲國家服務，在必要時甚至不惜賠上自己的生命。可是我們也需要延攬各行各業擁有不同經驗背景的能人志士加入內閣，包括男性女性，才能降低“集體盲思”的風險。這也就是爲什麽我會再三強調從私人企業界延攬合適的頂尖人才的重要性。總理在2020年全國大選中引進陳詩龍醫生，自然是好事;他在醫療領域和企業界的經驗，讓他能夠有效地處理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 問：對部長薪金方程式的一個常見批評是，這個制度太僵化，何況並非所有部長都值得領這麽一筆高薪。您同意這個說法嗎?答：事實是，不是所有部長都有能力成爲出色的總裁。同樣地，也不是所有總裁都能成爲優秀的決策者。不過，這兩個角色都對個人有著難以置信的高要求，也加諸了重大責任。這也就是爲什麽兩者足以相提並論。總理要怎麽決定每位部長的薪金?就看個別部長必須承擔的責任，以及工作表現。部長薪金采取的是工資評級制度，花紅也因人而異。我相信全世界唯有新加坡一個國家采取這樣的制度：部長所得薪資取決于各自的職責範疇，所得的花紅也取決于工作表現。據我所知，還沒有其他國家采取這種做法。新加坡部長薪金也采取了裸薪制度。這也就是爲什麽部長薪金看似偏高，因爲當中不存在在職者或家屬的住屋、私人用車或私人旅遊福利等隱藏好處與津貼，退休後也沒有養老金。他們還需要自己支付健康保險。這個薪金制度是透明的，擔任政治職務者如有任何來曆不明的財富而引起嫌疑或指控，都必須清楚交代。有人會說我們是政治白癡，怎會選擇裸薪制度，而不是給予一堆“看不見”的福利、津貼、養老金。這是因爲我們無論在過去或者現在，都秉持著一個信念——面對人民，勢必做到透明、問責、誠信。 問：一些部長退出政壇後並未轉投私人企業界任職。 答：多數人希望能開創自己的事業。有些人受邀成爲某些企業的主席。還有人是不想做了。有位部長甯可在退休後含饴弄孫。至于我吧，我在私人企業界裏找不到工作呀。(笑) 問：我並不是在指您。 答：我是以自己爲例子來說明。技術上來說，我現在的確是無業遊民。我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級顧問，但不是雇員，只以獨立合約人身份領取象征性酬勞。出任李光耀學院主席，我沒收分文，這也完全沒問題。沒有一家私人企業或淡馬錫關聯公司邀請我當主席或給我一份工作。這肯定不是因爲我勝任不了企業界高管職位;我怎麽說也曾經是東方海皇船務公司董事經理。也許因爲我還保有榮譽國務資政名銜，也還算是還在政治體制內吧。幸運的是我還有點積蓄，也不愁著找份領薪工作或擔任董事什麽的。子女也都長大成人了，太太也有自己的事業。所以我沒什麽好擔心的。設想新加坡部長也領著跟其他國家的政要一樣的薪資。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好些都在位好久，賴著不走。一些人會利用現有的政治地位爲引退後的事業鋪路——我現在幫你，日後輪到你扶我一把。一些人則是還在擔任政治職務期間就多方開拓其他收入來源。算盤就會不一樣了。 問：您的算盤會怎麽變化? 答：既然很清楚自己作爲前總理要在私人企業界找份工也會挺尴尬的，我就多半不會願意在政治事業正處于巅峰時候退下來。如果是這樣，我們的政治交接布局會變成怎樣？現任部長說不出口的話，我在這裏說了。在我們這個謹慎經營的政治繼承體制裏，部長總是在六十出頭就得退位讓賢了。要是他們的部長薪金遠比現在低得多，他們就必須問自己，退休後還能做什麽來維持生計。我要說的是，如果部長薪金不足以讓部長在任時存夠錢，然後你爲了政治傳承就得要某位部長退位讓賢，那位部長很可能會抗拒。我退下之後還可以做些什麽?我爲你打拼了這些年，而現在就因爲你要我讓位給年輕人，我就得被迫離職。這就會形成一種制度，就是，“我想什麽時候走就什麽時候走”，而不是根據總理評估、爲了領導層更替而引退。這就會爲政治自我更新過程增添難度。而對一些才智兼備、事業有成的年輕人才來說，看到人事變動不大，或是原任部長長期留任，接班遙遙無期，就會更難吸引他們從政。現實一點。看看其他國家的處境就知道。 問：不能爲部長安排工作嗎? 答：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他們如果受雇于某家公司，也包括淡馬錫控股關聯公司，那必須是基于他們自身對這家公司所能帶來的價值。我要說的是，付給部長足夠與市場對應的薪金，讓他們在六十出頭退下來時可以想想，自己可以怎麽發揮當部長的經驗，繼續爲社會作出貢獻；而不是還要爲生計發愁。否則，賢能才俊可能根本連政壇都不敢踏進來一步。制定方程式爲部長薪金定下標准，打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性，至今仍是如此。在曆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唯有一點是能讓新加坡幾乎所有人都認同的，那就是——這個令人討厭的夢魇是丟不掉的。吳作棟坦承，他在1994年完全料想不到這股不信任情緒會根深蒂固且揮之不去：“坦白說，完全沒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