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公積金制度要不要取消？如果不取消該怎麽改革？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各界圍繞企業減負出謀劃策，關于住房公積金制度的存廢之爭則屢次出現。
2020年的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帶來三份提案，其中一份就是關于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的建議和思考。
在他看來，目前住房公積金制度在效率和公平兩方面都表現不錯，“其曆史使命並未完結”，“不能因噎廢食”。鄭秉文認爲，住房公積金制度現存最大的問題是投資收益率太低、統籌層次太低，爲此應加快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改革步伐。
在另外兩份提案中，鄭秉文聚焦我國失業保險和網絡醫療健康互助。他指出，我國失業保險制度還存在一些頑疾，如失業保險基金規模越來越大。在當前疫情之下，他認爲應該打破常規，讓所有失業人員都有失業金，“不惜把‘所有子彈’都打出去，甚至不惜讓5800億元失業保險金清零，讓失業保險的作用回歸‘本源’”。
而關于網絡醫療健康互助行業，他認爲其是對醫療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補充，但存在一些風險，“建議盡快將網絡互助納入銀保監會的監管框架之內，並根據其獨特性建立適配的創新監管方式，防止重蹈‘p2p網貸’的覆轍”。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受訪者供圖
以下是鄭秉文的專訪
談住房公積金：
公積金曆史使命並未完結
小編：今年以來，有業界專家多次提出應該取消住房公積金制度，認爲該制度已經完成曆史使命，您對此怎麽看？
鄭秉文：評價住房公積金制度要從效率和公平兩個方面來考察，我認爲它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並不很差，公積金制度爲職工緩解住房難發揮了作用，其曆史使命並未完結。
對于中央部委和一、二、三線城市各級政府和事業單位每年公開考試錄用的人員，他們承受著較大的購房壓力，同時又承擔著國家機器運轉職能，取消公積金就意味著他們解決住房問題，可能回歸到福利分房上，那將更不公平。
小編：有觀點認爲，公積金使用效率低、資金沉澱多，還擠占了其他更高效率的制度安排，比如年金，您對此怎麽看？
鄭秉文：公積金制度的效率並不是很低，比如，公積金的受益率比較高。建立公積金制度以來，累計發放個人住房貸款3335萬筆，其中雙職工占三分之一，即約有5500萬人受益，在1.44億實際繳存者中，38%的人成爲住房貸款人，這個受益比例是比較高的。
同時，2018年發放個人住房貸款253萬筆，發放金額1.02萬億元，平均每筆40萬元，在三線城市交首付後就基本上解決了職工購房問題。
而且公積金貸款利率低，五年期以上3.25%，比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基准利率低1.65-2個百分點，僅2018年發放的貸款，就節約職工利息2020億元，按平均10年貸款期算，每筆貸款節約利息支出8萬元，這樣一年發放的貸款可爲職工節省2000億利息。
最後，全國有342個公積金管理中心，服務網點3439個，從業人員4.4萬人，2018年提取管理費117億元，每億元資産的綜合管理成本僅21萬元。也就是說，公積金制度行政管理成本來自提取的管理費，這是全國很少有的自收自支的福利制度，而其他幾乎所有繳費型和非繳費型福利制度都是靠財政養活的，甚至包括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
工作人員（右）在“一窗通辦”窗口向市民介紹公積金貸款辦理事項。圖源：新華社
小編：有觀點認爲公積金制度是“窮人補貼富人買房”，因爲普通工人與低收入者沒錢買房，而有錢人則可以用公積金買多套房，您如何看公積金制度的公平性？
鄭秉文：可以看到，其實公積金的覆蓋面在逐漸擴大。截至2018年，公積金實繳人數1.44億人，在具有可比性的社會保險中，除醫療和養老以外，失業保險覆蓋1.96億人，生育保險2.04億，而它們強制性要大于住房公積金。其他一些繳費型制度覆蓋人數就更少，例如，企業年金覆蓋人數不到2400萬。
同時，私企繳存職工占比不斷提高，比如在1.44億繳存者中，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占31%，國企20%，私企31%，外資8%，其余10%爲民非、集體企業和其他類型單位等。2018年公積金新開戶1990萬人，其中私企占50%（994萬人），這說明發展趨勢正在進一步好轉。
住房公積金制度的透明性很好，每年向全社會公布的“年報”信息齊全，在全國的繳費型和非繳費型福利制度裏，這是透明度最高的。
小編：您認爲當前公積金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麽？
鄭秉文：公積金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是投資收益率太低，跑不贏通脹，繳存職工記賬利率更低；二是統籌層次太低，貸款率高的地區（天津99.5%）和低的地區（青海78%）之間不能調劑。
小編：國務院5月18日剛剛發布《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其中就提到“改革住房公積金制度”，普通民衆對此非常關心。在您看來，公積金制度下一步應該怎樣改革呢？
鄭秉文：公積金應加快改革步伐，而不是因噎廢食。改革思路有四個：
- 一是提高統籌層次，加強地區間互融互通，提高收益率；
- 二是整體改制爲國家住房公積金管理公司，成爲獨立法人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 三是改組爲國家住房銀行，也就是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的思路；
- 四是與企業年金合並，也就是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思路。
網友談公積金存廢
@何h27：取消了我的房貸怎麽辦
@速效救心丸我這兒有：公積金的錢屬于工資，取消只是少了低息貸款
@Ixianren：我老公交了十幾年的公積金，現在在縣城買了房子，我們縣城公積金用不了
@疊個千紙鶴929：工薪階層才最需要公積金貸款，然而政策上公積金限制那麽高，越窮越是只能用商貸
@煩人吧啦耶夫：普通民營企業都是繳納最低檔，其實要不是買房貸款真的沒啥用。四年賬面上都沒有兩萬塊錢，貸個首付都不夠。
@就愛這只皮卡丘：取消吧，反正也買不起房，等到我退休再雙倍返給我的時候只怕也就是幾個菜錢了
@樓上的亞蒂蘭斯：個人覺得，公積金對我沒啥用，還不如直接給我錢了，家裏有房，公積金還取不出來，存裏面收益更低
談失業保險：
向所有失業者發放失業金，保就業不惜把“所有子彈”打出去
小編：今年疫情給就業帶來了較大壓力，失業保險制度發揮作用正當時。我國失業保險制度能否應對目前的就業挑戰？存在什麽問題？
鄭秉文：當前，抗疫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各行各業複工複産正在積極有序推進。日前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六保”，其中包括“保基本民生”。但由于經濟運行停擺將近4個月，失業群體的基本民生將面臨困難，失業高峰有可能不期而至，失業保險制度將再次迎來“大考”。
我國失業保險制度建立于1999年，長期以來存在三個頑疾：一是“失業受益率”（領取失業金人數占失業人數比例）太低。例如，2018年調查失業率是4.9%，失業人數是2130萬人，但年末領取失業金的人數只有223萬人，僅占失業人數的10%。220萬左右已經成爲一個奇怪的“常數”——2009年是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一年，那年末領取失業金的人數僅爲235萬。
二是“參保受益率”（領取失業金人數占參保人比例）持續下滑。2004年“參保受益率”是4.0%（年末領取失業金人數是420萬，參保人數是1.05億），到2018年降到1.1%（領取失業金人數223萬，參保人數是2億），15年間領取失業金人數減少了近1倍，而參保繳費的人數增加了1倍。
三是失業保險基金規模越來越大。失業保險制度裏交錢的人越來越多，領錢的人越來越少，于是，失業保險基金逐年增加，2004年基金累計余額僅爲400億元，到2018年增加到5800億元，15年裏增加了15倍。這個數字還是在2006年以來不斷增加就業培訓和穩崗補貼等各種名目的支出範圍、2015年以來連續5年降費之後的結果，否則，基金余額還要更大。
經濟是有周期性的，建立失業保險制度是爲了應對經濟周期，失業保險基金結余的正常增長曲線本應是一條波浪型的，經濟景氣時呈上升趨勢，衰退時呈下降趨勢。
例如，2009年美國將以往六、七年積累的失業保險基金全部支付給失業者，還向財政借錢。但中國失業保險基金結余量的增長是一條永遠向右上方攀升的直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就是一個明證，這是很不正常的。
小編：接下來爲保就業，我國在失業保險方面應該怎麽做？
鄭秉文：今年4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是6%，失業人數大約2600萬，未來幾個月有可能迎來高峰，是考驗失業保險制度的關鍵時刻。
在很多國家全民發放現金做法的啓發下，我建議，應打破常規，失業金發放範圍要打破兩三百萬人那個“常數”，向全國所有失業人員發放失業金，不惜把“所有子彈”都打出去，甚至不惜讓5800億元失業保險金清零，讓失業保險的作用回歸“本源”。
即使這樣，失業保險也不會“傷筋動骨”，失業保險月均制度收入100億元，一年就能恢複起來。
小編：這次疫情的發生，是否也給失業保險制度改革帶來了機會？
鄭秉文：這次疫情是不應浪費的一次改革機會。《失業保險條例》的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早在2017年12月就已經完成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至今沒有公布修訂版，應盡快修訂《失業保險條例》，改革失業保險制度。
長期看，修訂《失業保險條例》才是改革的根本，其重點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提高制度瞄准度。參加進來的群體基本都是不失業的群體，比如像中國社科院這樣的國務院直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幾乎不存在失業風險，根本用不到失業保險基金，而很多失業風險高的群體和企業卻沒有覆蓋進來。
同時應該完善制度設計，目前《失業保險條例》規定的領取失業金條件十分嚴苛，地方反映十分強烈。
例如，“非因本人意願中斷就業”這一限定條件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引發了一些難以回避的現實問題：現實中有大量“被辭職”的現象，很多企業常以減薪、調崗等方式，逼迫勞動者主動辭職，這麽做既規避了規模裁員的制約，又可以規避支付經濟補償金，同時勞動者也不願意在其個人檔案中記錄下被辭退的情形，導致大量勞動者享受不到應有的失業保障。
更爲急迫的是，應放寬失業農民工領取失業保險金的限制。
談網絡互助：
建議網絡互助由銀保監會監管，防止重蹈P2P網貸覆轍
小編：今年您也帶來了關于網絡醫療健康互助行業的建議，如何看待這個行業的發展？
鄭秉文：2011年網絡醫療健康互助（簡稱“網絡互助”）誕生以來發展迅速，尤其2018年10月至今，螞蟻金服集團旗下網絡互助平台相互寶上線僅一年多，平台成員就超過1億人，成爲我國網絡互助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和標志性事件。
截止2019年底，我國數十家網絡互助平台加入成員已達1.5億人，2019年共幫助了近4萬人次，互助金額超過50億元。網絡互助目前主要涉及居民大病保障領域，在全國醫保和商業保險之外，網絡互助已經成爲我國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一支重要補充形式。
而且我們看到，中共中央、國務院2020年2月25日下發《關于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已經將醫療互助正式納入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
小編：在我國醫療保障體系中，作爲補充的網絡互助有哪些優勢？
鄭秉文：網絡互助行業對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補充作用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對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覆蓋面發揮重要補充作用。國家衛健委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顯示，我國2.45億流動人口中仍有10.9%沒能參加任何一種醫療保險。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在全國大中城市的調研發現，2017年全國大中城市健康險市場的滲透率僅爲9.1%，購買率不足10%。
二是參與門檻低，可及性很好。網絡互助平台加入方式簡單便捷，線上操作即可實現，不受戶籍地、流入地以及單位依托等限制。
三是對由于重大疾病家庭成員導致陷入絕境的家庭具有明顯補償作用，可爲有效防止因病致貧和因病返貧做出貢獻。
小編：網絡互助雖然有來自民衆的認可，但也受到來自業界人士的質疑，這是爲什麽？
鄭秉文：由于網絡互助屬性始終存在爭議等原因，目前尚未納入監管。網絡互助與其他平台服務領域一樣，存在一些潛在的共性風險。
首先是金融風險。目前網絡互助收費方式主要有“後付費”和“先付費”兩種。雖然主流模式是後付費，但先付費模式也占有一定市場份額，他們存在一定規模的資金池。
其次是經營風險。目前大部分網絡互助平台的經營處于盈虧邊緣，很多平台的經營收入不能覆蓋全部成本。
再如信息風險。應盡快制訂法規政策，對互助範圍、健康告知、等待期等信息披露進行規範，讓幾億公民隱私安全得到保障。
還有道德風險，既應盡快立法確保平台經營者或投資者遵守契約，防止平台“野蠻生長”，又應依法保護平台成員合法權益，要求成員誠實守信；如失範風險，行業中存在一些潛在的不規範經營現象，規範創新、扶優汰劣的外部生態還沒有建立起來。
此外還有社會性風險，網絡互助行業涉衆性強，動辄上億幾千萬人，據預測到2025年將達到4.5億人，需要未雨綢缪，防患于未然。
小編：進一步規範網絡互助行業，您有哪些建議？
鄭秉文：近年來網絡互助有了較好的發展勢頭，應乘勢將網絡互助納入監管。
我認爲，網絡互助雖然不屬于現代意義上和法律意義上的保險，但它與商業保險的本質有相像的地方，比如采用商業保險式的風險選擇手段，風險發生和機制運行符合大數法則，實施互助共濟的風險分攤制度安排。
與此同時，作爲金融科技創新的結果，網絡互助創設了一些新特征，突出表現爲風險轉移和分攤網狀化、費用支付零散化、風險定價事後化。
總之，網絡互助是一種新型的健康風險分散機制，是一種新的數字金融創新方式。在目前相關監管部門中，銀保監會的職能最接近網絡互助的業務本質和屬性，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我建議盡快將網絡互助納入銀保監會的監管框架之內，並根據其獨特性建立適配的創新監管方式，防止重蹈“P2P網貸”的覆轍。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