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2021年12月5日，北大國發院MBA講壇第41講在線舉行。本文根據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黨委書記余淼傑的演講內容整理。
十九屆六中全會指出，中國經濟現在面臨著“三期疊加”的態勢。所謂“三期疊加”，第一是經濟增長速度換檔期，這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第二是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這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第三個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同時，我們面臨著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還遭受著百年一遇的疫情。
盡管如此，我仍認爲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主要特征是高質量的發展。我的分享主要圍繞這個主題，包括三方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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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經濟在哪些地方體現出了高質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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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六中全會的精神中可以學習到，我們要全面貫徹“創新、綠色、協調、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即做到以創新爲主要源動力、綠色作爲普遍形態、開放作爲必由之路、共享作爲終極目標、協調爲內生特征這樣一種新發展理念，具體該如何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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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格局最核心的內容是“雙循環”，那麽如何才能構建起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發展的新格局？
新發展階段“新”在何處？
第一方面，爲什麽說中國經濟已經處在一個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我認爲可以從以下六點去理解：
第一點，産品附加值的提升。現在基本上每個國家都已融入全球經貿一體化之中，如果一個國家的産品附加值有提升，就體現了這個國家微觀主體上經濟質量的發展。
對于附加值，我們可以從兩個維度來衡量，一個是時間序列的比較，一個是跨部門的比較。
先看時間序列的比較。中國的出口産品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一般貿易，一類是加工貿易。相對于加工貿易來說，一般貿易的附加值比較高，所以可以從一般貿易所占比重的變化來理解産品附加值的變化。在1995年到2007年間，加工貿易占據了中國外貿的半壁江山；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現在，來料加工貿易的比重不斷下降，一般貿易比重不斷提升，這意味著中國出口的附加值在不斷提升。
再對比不同的産業部門，一開始加工貿易無非就是“三來一補”和服裝鞋帽這些勞動密集型産品，現在越來越多地以機電設備、運輸設備、光學設備等産品爲主，即資本密集型産品，附加值是比較高的。
第二點，中國出口産品質量的變化。出口産品質量的提升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今年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周年，從2001年到2012年，即“十八大”召開之前，中國出口産品的質量大概提升了30%；“十八大”至今，中國出口産品的質量又提升了25%-30%。整體而言，過去20年裏，中國出口産品的質量有顯著提升。
第三點，企業全要素生産率增加。企業全要素生産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教授曾經說過，全要素生産率不是一切，但在長期中近乎一切。所以，如果想理解一個經濟體的變遷與發展，企業全要素生産率可以作爲最重要的指標。這個指標其實便是企業的績效，比如做一雙鞋需要多少個小時。
對比中國和美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可以發現，在加入世貿組織之前的2000年或2001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大概是美國的三成，到了2015年，中國的全要素生産率已達到美國的45%，從30%提高到45%，意味著提高了50%。
中國全要素生産率相當于美國的45%意味著，假如美國做一雙鞋需要一個小時，中國大概需要兩個小時稍多一點。但是我們要更全面地理解這一點，盡管中國的技術和效率不如美國，但勞動成本比較低，大約是其1/5-1/6，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産品仍具有比較優勢。當然，更關鍵的還是中國的企業全要素生産率在不斷提升，逐步接近美國。
第四點，中國經濟具有全産業鏈特征。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具有聯合國産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按照統計局的分類，41個工業大類、666個産業小類全都有，中國的工業體系非常完整。
中國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從出口産品種類豐富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産業的完整度。如果根據國際統一編碼8位碼來分類，中國出口的産品在2020年達到了10850種左右；如果是按HS10位碼這種更細的分類，則達到14000種左右。
第五點，中國經濟具有産業集聚特征。中國的工業城市並不是每一個都面面俱到去發展所有産業，而是每個主要城市有自己主打的産業名片，比如深圳主要是電子産業，汕頭是玩具産業，廊坊主要做家具，邢台則發展羊絨産業。
發展産業集群的好處，第一是可以把資源聚集在一起，抱團取暖，降低成本，實現規模經濟；第二是對上下遊産業有正向溢出作用，保證企業利潤仍得以提升。
第六點，從整個産業的角度來看，經濟不斷轉型升級。中國目前三大産業的比例構成大致爲第一産業7%，第二産業38%，第三産業55%。這表明中國依然是全球制造的主要國家和世界工廠，而第三産業比重的逐步提升，則是高質量發展的一種體現。
中國第一産業所占比重跟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包括發達國家）是差不多的，不同之處在于第二産業跟第三産業的狀況。2013年中國的第三産業所占比重超過第二産業，現在的比重是53%，第二産業依然有37%。我個人認爲第二産業保持相對比較大的比重是很重要的。對于中國現在所處的發展階段，必須要有一定的實體經濟，這樣才能夠支撐起世界工廠的發展。只有實體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國民經濟才能比較健康地發展，而虛體經濟主要是配合與幫助實體經濟的發展。“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必須記住這一點。
從以上六個方面可以看出，在“十九大”之後，中國經濟的確已進入了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
如何貫徹五大新發展理念？
雖然取得了很多進步，但中國經濟現在仍面臨著諸多挑戰，如何應對和解決？一個前提是要保持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這就要做到深刻理解和全面貫徹五大新發展理念，即“創新、綠色、協調、開放、共享”。
第一個理念：創新。
創新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創新是科技的自主自強，包括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這兩者並不一樣。說到技術進步，不論企業的大小，都可以通過改善自身的管理效率或者技術水平來進行提升。但是說到科技創新，通常而言還是需要靠大型科研機構集體攻堅來實現。
如何實現創新？主要看兩個指標，一個是投入，一個是産出。投入方面主要看研發支出。因爲現在需要更好地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所以中國需要加強投入。從這個角度看，研發又分成産品的研發和過程的研發；與之對應，産品的研發著重于産品的創新，而過程的研發則是工序的逐步改進。就這兩點，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了量化的要求，研發強度要占到3%左右。研發強度就是研發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而言，西方OECD國家的平均數爲2.6%，中國去年是2.2%-2.3%，目標則是要達到3%。
對于研發投入，不同省份的力度不一樣，所以不同城市的創新強度不同。比如北京的研發強度達到了6%，而深圳去年達到4.1%，今年還有望上升。這些都說明，只要經過努力，中國的研發強度平均水平達到3%的計劃是完全可能實現的。
研發可以分成基礎性的研發和應用性的研發。對于基礎性的研發，現在要求經費投入所占比重要達到整個研發費用的8%以上。這就是要真正做到科技的自立自強，核心是立足于“中國制造2025”十大産業，解決35項“卡脖子”問題，比如半導體産業的光刻機等。目前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項目，“科技創新2030”，目標是拓展“産學研用”的融合通道，使得研發在投入中占據一個更加重要的位置。
當然，創新不只有上面所講的狹義含義，廣義的創新可能更爲重要。所謂廣義的創新，就是在規則、規制、標准管理方面的創新。
我用三個例子來說明：
第一個例子，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創立。從2013年到現在，中國先後建立了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試驗區主要在做四項工作：第一項工作是強調外資企業享受准入前國民待遇再加上負面清單，就是外資企業跟內資企業一視同仁，而負面清單則意味著“法無禁止即可爲”，並且改革的方向是努力縮短負面清單的數量。第二項是做好“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的貿易工作。第三項是推進放管服改革，改善營商環境，做好投資便利化工作。第四項是推進資本市場資本項目方面的改革，主要是金融方面的改革。目前來看，這四個方面都取得了比較顯著的進展。對于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發展，我們希望在“十四五”規劃結束的2025年，實現胡煥庸線以東的省份全覆蓋。目前，這塊區域只有四個省份沒有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分別是北邊的吉林、山西，南邊的貴州、江西，但都有望在近年內設立。
第二個例子，海南自貿港，這是比自由貿易試驗區更爲先進、要求更高的一種開放模式。去年6月，國家出台了海南自貿區建設總體方案，基本設計是分兩步走，在2025年實現早期收獲，到2035年實現全面開放。所謂早期收獲，主要工作在于促進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動，而“要素”不只是平時所講的土地、資金、人員，更強調運輸和數據這兩種新的要素形態。要在這方面做好貿易的自由化和投資的便利化。而海南自貿試驗區出彩的地方應該是在全面開放階段的一些舉措，包括規則、規制方面的創新，比如強調“零關稅、低稅率、減稅制”。零關稅很好理解，而低稅率的意思是要學習我國香港地區以及新加坡，把企業所得稅率降低15%，個人所得稅率降低15%。如果在海南自貿港工作，就跟大陸內地的累進稅率不一樣，而是一個稅率更低的安排。此外，還特別強調要做好貿易的防走私、金融的防詐騙以及公共衛生的防範這三個方面。從這些可以看出，海南自貿港在規則方面有很大的創新。
第三個例子，當我們說到自貿港的時候，不一定僅從狹義角度去把自貿港理解成海港或者河港。某種意義上來講，自貿港也可以是內陸的空港，比如在內陸省會城市中的機場。它們既不靠邊境也不靠海，怎麽樣做好開放工作呢？一個可能性是在一些有條件的城市考慮設立自由貿易空港。所謂“有條件”是說，如果這個城市規模較大並且有雙機場，可以實現高質量的服務貿易，那麽，就可以通過落地高質量的服務貿易項目，來做好建立自由貿易空港的工作，以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第二個理念：綠色。
習近平主席2020年在聯合國大會上做出莊嚴承諾，中國要實現“雙碳”目標，即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2060年實現碳中和。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做出的承諾真正體現了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的擔當。爲什麽這麽說？按照目前的規劃，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中國准備用30年的時間來實現；而對一般發達國家來說，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需要花50年～70年的時間。也就是說，中國所用的時間比它們更短，任務因此也就更重。
中國是三個有關氣候的國際公約的重要支持國家。第一個是UNFCCC《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國是10個締約國之一，同時中國也積極支持《京都議定書》以及《巴黎協定》的落地。中國提出的核心理念是，各國要共同承擔、分別分擔氣候變化和二氧化碳減排的責任，並堅持兩點：一是強調人均概念，二是強調可累積概念。比如，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到現在，占全球1/4的人口排放了3/4的二氧化碳，因此必須用累積的概念來理解；而且它們人口比較少，所以還要用人均的概念來理解，它們理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即便是基于這個原則，中國也率先做出了很多表率，爲了實現“雙碳”目標，有幾個指標：一個是到203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這是很高的要求；另外一點，單位GDP的能源消耗跟二氧化碳的排放也要分別下降13.5%和18%。
比如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費，中國目前的比重是15%，目標則是在2030年達到25%。現在這個15%的構成，核電是2%左右，水電是8%，光伏、風電等可再生能源是4.7%。再過10年要達到25%的目標，應該說是任重道遠。
第三個理念：協調。
協調分成三塊，包括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和行業協調，目前的重點在于區域協調。
現在的一項主要工作是做到“新四化”融合。所謂“新四化”，就是要在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基礎上，實現新型工業化、新型信息化、新型城鎮化。其中，工業化和城鎮化一定要相輔相成、協同發展，如果不這麽做，可能就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有的國家實現工業化，但沒有城鎮化，這樣會有什麽後果呢？很多人會爲了城市裏更多的工作機會而跑到城裏，這樣一來，城市的工資水平會很快上升，結果是企業的利潤會下降，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就成了問題。反過來看，也有一些國家，比如南非有城鎮化，但沒有工業化，很多人想跑到城裏工作，但城裏沒有那麽多工作機會，這就容易造成貧民窟的出現，社會貧富差距拉大，增加了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因此，我們要求城鎮化和工業化協調發展，由信息化給城鎮化、工業化賦能。
爲了實現這一點，現在強調走“大城大國”的道路。也就是說，對城市化的理解並不是面面開花，不是要求每個小城市都變成大城市，而是要建造大城市群，重點打造出九大城市群，或者是其中的五大城市群。
從城市夜晚的燈光亮度圖可以清楚看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的長三角、協同發展的京津冀，這三塊是比較亮的區域。第四塊是成渝經濟帶，第五是長江中遊經濟帶。成渝目前只有成都、重慶兩個城市，要連成城市群還有待時日；而長江中遊的武漢、長沙、南昌更是相對比較孤立的三個點，因此需要協同發展。
除了上述這五大城市群以外，還有另外一些城市群。長江以北最主要的有山東半島城市群、遼中南城市群以及中原城市群；長江以南有海峽兩岸城市群。在做好這五大城市群或者九大城市群工作的基礎上，同時也要把振興東北、發展西北作爲重中之重繼續推進。
第四個理念：共享。
共享包含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中國剛剛打贏脫貧攻堅戰，占全球1/5的人口實現了完全脫貧，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國際社會把中國的經濟發展和中國的脫貧攻堅成果認爲是中國經濟和社會創造的兩大奇迹。
第二件是要做好鄉村振興工作。一個很重要的辦法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必須要有産業的發展，來帶動相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這樣鄉村才能更好地振興。如何實現這一點？我們的一個提議是，做好加工貿易的梯度轉移。目前，因爲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加工貿易在沿海地區的成本也在上升，這樣就不太適合發展。“騰籠換鳥”之後，這些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到底應該怎麽轉移？是轉移到海外，還是應該轉移到內陸省份？我個人的理解是要根據不同行業分類對待，如果屬于勞力密集型行業，應該還是轉移到海外去。因爲盡管內陸省份的工資相對于沿海地區比較低，但如果相對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勞工成本還是比較高，所以孟加拉、越南這些國家具有比較優勢；而對于資本密集型産業，我們的建議是應該轉移到內陸省份，因爲跟勞動密集型産業不同，資本密集型産業需要有全産業鏈的配套，孟加拉、越南或者非洲都不具有這樣的客觀條件，所以把東部沿海的資本密集型産業轉移到內陸省份，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特征。
第三件是要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今年8月17日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反複強調，要紮實促進共同富裕，之後也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文件中對這一問題的強調。共同富裕並不是簡單的均貧富。我認爲對共同富裕的最核心理解是創新致富、勤勞致富，目標是要形成一個正態的橄榄型，也就是“兩頭小，中間大”的分配層次，做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之所以共同富裕，意思是不能夠簡單地通過代際轉移來實現財富的積累，而應該通過創新、勤勞實現致富，要避免出現像英國那樣食利階層的出現。
最後一個理念，開放。
開放是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要理解“開放”，首先就要理解全球化的基本趨勢有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如有巨變，則是一種做法，如果沒有，又是另外的應對方法。我個人認爲，全球化趨勢並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只是表現形式變了。
判斷全球化是否還具備其基本特征，要看兩點：一是産品的生産有沒有保持多地化，二是貿易有沒有保持多邊化。如果有，就是經濟的全球化；如果沒有，則相反。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現在一些國家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但是結果充其量只是增加了這些國家進口的成本，或者說增加了中國出口的成本，但在根本上並沒有改變生産的地區化和貿易的多邊化。一種産品基本上還是由很多國家分別生産不同的零部件，由中國、越南或者其他地方的工廠進行裝配，再賣到全球去，這種態勢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
由此可以說，現在依然處于全球化的時代，只是表現形式大變，關鍵的有兩點：第一點，原來的經貿目標是由WTO助推的全球多邊經貿合作格局，而目前在事實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態勢。在2000年左右中國入世之前，全球經貿格局是兩翼並行，一翼是以德國爲中心節點的歐盟區，一翼是以美國爲中心節點的亞太經貿圈或環太平洋圈。現在已是明顯的三足鼎立，一方面德國爲中心節點的歐盟區依然存在，美國也還是北美自貿區的核心節點，但其影響主要收縮集中在加拿大跟墨西哥，而中國則逐步發展成爲亞太經貿地區的中心節點。我要強調，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者孤立，彼此之間還在不斷相互聯系著。
之所以會出現三足鼎立的態勢，是背後有不同的經貿/自貿協定在支撐著。比如歐盟區是歐盟經貿一體化的安排，北美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現在不過換了框架，即USMCA（美國、墨西哥、加拿大自貿協定），亞太地區是剛剛簽署落地的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等支撐著。當然三者彼此之間仍要聯系。比如亞太區跟北美區現在談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再比如中國跟歐盟談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都是意在加強兩者的聯系；美國和歐盟之間則是“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
通過實現經濟“雙循環”構建新發展格局
怎樣構建新發展格局？一個關鍵和重點就是“雙循環”。2020年5月，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首次提出“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兩句話都非常重要，前面這一句“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就等于定調說中國的競爭優勢核心不再是勞工成本的比較優勢，而在于國內統一的大市場。能否成功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更好地釋放出內需潛力，是中國能不能落地實現雙循環、能不能成功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根本保障。“雙循環”新發展格局預示著二者相互聯動，不能有所偏廢。
要做好“內循環”，我認爲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第一點，以“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原則來推進要素的市場化配置。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是要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今年11月舉行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進行了定調表述，要加強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在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控制力和抗風險能力上的提升；另外一方面，也要更好地鼓勵、引導和發展民營經濟，民營經濟由原來所說的“一個有益的補充”變成“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事實上，民營經濟已經成爲我國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平時所講的“56789”對此也有很好的體現：民營經濟貢獻了我國GDP的50%、稅收的60%、創新的70%、就業的80%、企業數目的90%，從不同的維度刻畫了民營經濟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下一步就是要以“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來推進市場化改革，特別是要素市場方面的改革。
第二點，要以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來推進貿易自由化，要通過改善營商環境來推進投資便利化。這兩點可以合在一起理解。我們的目標是要實現“六穩”（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這是非常重要的。“六穩”的起點是穩預期，國內的預期是我們現在面臨“三期疊加”態勢，而同時也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正發生深刻的變化，這是國際的預期；在政策方面的預期上，要加強政策的連續性、可預見性。最終的目標則是穩就業，如果就業不穩，一切都是問題，可能成爲很大的挑戰。要通過“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金融”這四穩，來實現穩就業的目標。怎樣具體落地？國務院辦公廳在去年8月出台“國辦15點”，說明了要從外貿、外資、金融、投資等幾個方面來推進“六穩”。
第三點，做好內循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拉動內需、提升消費。這作爲一個方向提出來是比較容易的，但要想真正落地，需要做大量工作。最重要的工具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及穩健的貨幣政策來拉動內需、提升消費。
要先搞清楚其中的邏輯，主要是兩點。如果要拉動內需、擴大消費，首先要保證的一點是有沒有“保就業”。因爲如果老百姓就業都成問題，還怎麽去拉動內需、提升消費呢？很不現實。既然要穩就業，就得穩市場主體。前面已經提到，就業機會的80%是由民營經濟來實現的，其中最主要的又是由中小微企業實現的，因此要保就業就必須保中小微企業。現在受到疫情等因素影響，中小微企業都很難，因此要出台比較穩健的貨幣政策，通過再貸款、再貼現等方式給中小微企業纾困。只要它們能獲得資金，就能夠從困境中緩過來。這是采取穩健的貨幣政策的一個邏輯。
從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一整年，提到相關政策的表述都是這樣三句話：第一句話，“穩健的貨幣政策要更加靈活適度、精准導向”，意思是中國不學美國“大水漫灌”的做法。其實從這句話就可以准確判斷出人民幣的走勢。如果美聯儲在“放水”而中國“不放水”的話，美聯儲一“放水”那麽利率就下降，境外的投資者看到美元的利率下降，投資美國的回報下降，就不會投資美國，那麽對美元的需求就會下降，美元當然就相對貶值，人民幣就相對升值。所以，如果理解了這一句話，就可以非常准確地判斷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人民幣一定是升值的，當然這裏面會有一點震蕩，但大勢不變；第二句話，“要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合理增長”。所謂“合理增長”，當然不是大規模增長，跟第一句話是一樣的；第三句話，“要確保新增的融資的重點流向制造業、中小微企業，服務實體經濟”，今年說得更直白，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突出的位置。之前貸款給中小微企業的可能是中小銀行爲主，現在中小銀行還是繼續在做，但大型商業銀行也有此類貸款，就是要用牛刀殺雞。總而言之，通過很多措施來確保中小微企業能夠在疫情中纾困，這是穩健的貨幣政策。
那麽，怎麽理解積極的財政政策呢？要想擴大消費，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就必須穩步提升。要做到這一點，一方面要減稅降費（意味著地方政府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很多必要的基礎設施、公共支出還需要地方政府負責，那就必須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實現。這就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推動內需、拉動消費的邏輯背景。對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理解的第一點是到底有多少錢可以用，第二點是錢用到什麽地方去。大概來說，大的“盤子”是有28萬億可以用，其中包括一般的財政收入20萬億，再加上去年的赤字3.76萬億，特別國債1萬億，以及政府專項債3.75萬億。今年情況也差不多，財政設置安排的比較少一點，但是基數變大了，所以總數差不多，也是28萬億左右。至于錢用到什麽地方去，重點就是“三保”，保就業、保民生、保市場主體，新增的2萬億要全部轉向地方縣級基層。地方、基層每年都強調，但現在的重點是在縣級，所以保證了資金直達機制的暢通。除此之外，錢還要用到“兩新一重”上，新型的工業設施、新型的城鎮化，還有重大的水利交通工程。這是財政政策服務的重點。
要做好“外循環”，我認爲有六個方面需要注意：
第一點，要做到出口目的國的多元化。企業在出口時，不要把目標老是瞄准歐美成熟市場。的確，這些市場的規則比較完整，所以中國企業的經驗也相對比較豐富，會比較容易做，但目前中美關系日趨複雜，把歐美作爲主要出口目的國不再合適，企業更應該未雨綢缪，多與新興工業國家做貿易。盡管一開始要打入這些國家的市場，或者保住一定的市場份額有困難，但是不能因爲困難而不去做，應該像敲牛皮糖一樣，一塊一塊地敲，持之以恒。
第二點，要擴大進口。進口已經成爲中國貿易增長的重要部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已經開了四屆，還有今年第130屆廣交會都特別強調擴大進口。擴大進口有三個方面的內容：一個方面是擴大進口高質量的消費品，會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第二方面是進口第二類中間品，關稅下降帶來中間品進口增加，會使企業降低其進口成本，利潤會上升，有利于企業可持續的發展；第三方面是進口最終品，比如汽車，短期內自然會使國內的競爭更加激烈，但長期來看可以使企業變壓力爲動力，通過優勝劣汰來提升整個行業的競爭水平。
第三點，服務貿易多樣化、數字化。中國的服務貿易跟商品貿易相比，表現出總量不足、逆差的態勢。我對服務貿易的建議是九個字：“擴總量、調結構、樹特色”。首先，要擴大服務貿易的總量，現在只有6000億，太少了。然後，調結構，在運輸、旅遊、教育、醫療這四大産業要發力，目前都是逆差的，不太有利于中國這些産業的發展。通過重點領域發力，其他很多事情，特別是軟實力方面的事情比如改善營商環境，都可以更好地落地，實現服務貿易質量的提升。第三樹特色，要打造拳頭的、有比較優勢的産業，比如韓國的美容醫療行業。
服務貿易數字化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數字經濟作爲一種新型的經濟表現形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會越來越重要。服務貿易數字化是要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數字貿易，即數字的商品貿易，比如電子商務化；第二個是數字的服務貿易，比如軟件外包業務；第三是數據貿易，比如華爲雲、阿裏雲等這些直接的數據貿易。服務貿易數字化應該是一個發展大方向。
第四點，對外投資的多樣化。中國在2020年已經成爲全球最大的對外投資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達到了1350億美元。說到對外投資，要強調不只是要“走出去”，關鍵是要“走進去”，也就是說到不同的國家去投資，要根據不同國家的經濟社會特征，更多融入到當地社會中。企業通過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來提升當地各方面對中國企業的認同感，這樣更加有利于長期發展。
第五點，一帶一路的差異化。要兩條腿走路，既發展陸上絲綢之路，也發展海上絲綢之路，但是應該有所差異。陸上絲綢之路涉及到的國家，地緣政策普遍太複雜，中國企業跟它們的貿易還是以簡單的經貿合作形式比如進口或出口來實現比較好。如果到這些國家去投資，可能還面臨更多地緣政策方面的限制。而海上絲綢之路涉及的國家不一樣，中國與這些國家的經貿合作水平遠高于陸上絲綢之路。所以跟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進行經貿合作，不只限于簡單的進出口，還可以鼓勵企業走出去到這些國家投資。
第六點，地區經貿合作遞進化。中國同15個國家已經簽署了RCEP，這樣一來中國跟東盟國家的經貿聯系更爲緊密。在這之後，現在要兩條腿走路，一個是中國跟歐盟簽署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另外一個是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中國已經積極表態要加入CPTPP，陸續跟另外11個國家進行談判。CPTPP相對RCEP來說，其特征是更加強調規則的一體化，靈活性較少。也就是說，要想加入CPTPP，會對中國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國對CPTPP的態度是積極響應，相關談判還需要時間。
我認爲目前更重要的是優先推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落實。盡管這個協定目前處于暫時擱淺的狀態，但是不用太久的時間，歐盟區就會發現，其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經濟的發展，因爲中國相對于其他國家能夠給歐盟提供一個更大的市場。如果認識到這一點，我覺得中歐投資協定的前途還是很光明的，兩邊有可能更好地推進落地。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看到，在疫情之下，中國已經成爲全球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IMF在10月份剛剛調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認爲今年增速有望達到8%，而我們的政府工作報告定下的目標是6%。不管是6%還是8%，都確定無疑是全球經濟表現最好的國家，這是需要記住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從六個方面分析了爲什麽說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一個高質量發展的階段。而在高質量發展的階段，依然要貫徹五大新發展理念，用“雙循環”作爲推手來構建新發展格局。相信只要這樣堅持下去，中國經濟的發展會越來越好，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指日可待。
整理：文展春 | 編輯：王賢青 白堯
余淼傑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國發院黨委書記、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傑青基金獲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學家。研究領域爲國際貿易學、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