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開始，中國開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實踐。在過去的40年裏，中國經濟持續保持平均每年高達8%左右的經濟增速，這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是比較罕見的。中國也從一個封閉落後的農業國家發展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貨物出口國、第二大貨物進口國、第二大服務貿易大國。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的開放大國。同時，中國也從最不發達國家提升爲中高收入發展中國家，有望在近年內人均收入達到1.2萬美元，成功跻身發達國家行列。毋庸置疑，短短四十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特別是通過對外開放，融入到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實現了中國對外貿易的“奇迹”，從而大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巨大發展，成爲一條強國之路。
爲什麽說中國對外貿易是一個奇迹？過去四十年，不論是對外貿易、雙向直接投資、貨物貿易、服務貿易，還是其他國際經濟合作項目，中國都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具體地，2017年，中國的對外貨物貿易總額達4.10萬億美元，占全球外貿總額的11.5%，全球排名第一。這相對于四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210億美元外貿總額，增長了196倍。其中，對外貨物貿易出口2.26萬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2.8%，全球排名第一；對外貨物貿易進口1.84萬億美元，占全球出口總額的10.2%，全球排名第二。貨物貿易占GDP的外貿依存度爲33.6%。同時，中國的服務貨物貿易總額達6905億美元，占全球外貿總額的6.7%，全球排名第二。相對于四十年前改革開放之初的40億美元服務外貿總額，增長了約172倍。
筆者以爲，我國對外開放的四十年實踐，可以劃分爲三個階段：廣度開放、深度開放以及全面開放。從1978年到2001年，我國的開放屬于廣度開放階段，主要體現在各種經濟特區、經開區、工業園區、高新區乃至出口加工區的設立。在這個階段，主要體現爲各種園區在從沿海向內地的點-線-面的推進，這個階段主要更多是屬于一種“粗放式”強調量上的開放。
我國的對外開放實踐的第二個階段是從2001年底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前的這個時段。這個階段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可以概括爲深度開放。在這個階段中，一方面，加入世貿使得我國出口産品面臨著更大的出口市場，更多的出口機會；另一方面因爲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下降；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又使得外需疲軟，這樣，原來以出口勞力密集型産品爲主要特征的出口導向模式受到很大的挑戰。國家通過設立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進行新經濟體制試點試驗改革，努力提升産品特別是出口品質量；同時繼續減低關稅、推進貿易自由化來發展經濟。這個階段的發展模式，主要是體現爲“集約式”的強調質上的開放；國家在對外貿易政策上，主要是從原來強調出口導向發展模式改爲貿易自由化戰略。
我國的對外開放實踐的第三個階段則是2017年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後所強調的推進全面開放新階段。當前國際上逆全球化思潮擡頭，有些國家甚至推行貿易霸權主義，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從而導致經貿全球化面臨重大挑戰。爲努力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推動全球經濟合作互利共贏，黨的十九大特別強調了“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是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到目前爲止，全面開放主要是要做好三個工作：擴大進口、建設自由貿易港以及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這三項工作都是推進貿易全球化的關鍵工作。
本文其他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探討我國“廣度開放”的曆史過程，第三部分回顧我國“深度開放”的動態演變進程，第四部分則探討全面貿易自由化和我國對外開放的最新發展，第五部分是小結。
二、廣度開放
如前所述，我國廣度開放階段是從1978年中國開始推行對外開放、對內改革國策開始，一直到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段時間。在廣度開放階段，中國的開放實踐主要包括三項政策：建立各類經濟園區、大幅度地推行貿易自由化、以及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國家在對外貿易政策戰略選擇上，從改革開放之前的進口替代戰略逐步改爲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下文逐一介紹這並討論其影響。
（一）、大力降低進口關稅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采取了進口替代戰略，對國外産品設置了高額進口關稅和其他非關稅壁壘。自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起，我國開始積極削減進口關稅。1992年初，我國的平均進口關稅仍爲42％；到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期間，關稅降到了35％；在接下來的三年裏，我國進口關稅又降低了一半左右，到1997年底，簡單平均進口關稅已降到17％左右。
以關稅減免爲主要內容的貿易自由化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爲貿易自由化能夠大力促進企業生産率的發展。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教授所說的：“生産率不是一切，但近乎一切”。Amiti和Konings（2007）使用印度尼西亞公司層面的數據，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即成本節約效應）對企業生産率的影響大于産出品貿易自由化（即進口競爭效應）[1]；中間品關稅削減對企業生産率的影響是産出品關稅削減的兩倍。此外，Topalova和Khandelwal（2011）使用印度的數據發現，中間品關稅削減對企業生産率的影響大約是産出品關稅削減的9倍[2]。筆者先前的研究進一步發現，中間品貿易自由化對一般出口企業的生産率提升有顯著影響，但由于加工企業享有“零進口關稅”的特殊待遇，所以對加工企業的影響並不顯著（詳見Yu，2015）[3]。總體而言，貿易自由化爲新世紀中國企業生産率貢獻了14.5％左右的增長。
（二）、各類經濟園區的設立
在廣度開放階段，我國的開放還體現在設立各種各類經濟園區，包括早期經濟特區、沿海港口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乃至世紀之交設立的出口加工區。經濟園區的設立是我國對外開放實踐最重要的舉措之一。
經濟園區的設立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各個經濟園區“點”的設立。即1980年我國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城市設立經濟特區。之所以選擇深圳是因其毗鄰香港，珠海是因其毗鄰澳門，廈門則是因其地理上靠近台灣省。而汕頭之所以被選中，則是因其是著名僑鄉。
自1984年到1991年，經濟園區設立進入第二個階段，即經濟園區在我國東南沿海城市從北到南形成一條線。正如傅自應（2008）指出，在1984年，我國把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甯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這14個城市設立爲沿海港口開放城市[4]。隨後不久，我國又建立了包括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甯波，福州，廣州和湛江的11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值得一提的是，這11個開發區多數是位于之前的12個沿海港口開放城市裏面的，這主要是因爲每一步改革中，每個城市都只開放一小塊區域，而不是整個城市都開放，所以兩者之間並沒有重疊。1985年，我國又開放三個經濟三角洲地區：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閩東南地區。1988年，中國開放了膠東半島、遼東半島和整個海南島。接著，在1991年，我國又在上海外高橋，深圳福田、沙頭角和天津港設立了四個保稅區。這樣，我國就成功地將經濟園區從點擴展到線。
隨後，在1992年初，我國又在包括沈陽、天津、武漢、和南京等更中部重點城市設立了25個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這樣，經濟園區的建設就從點擴展到線。事實上，如Naughton(2018)指出的，到1992年，我國已經建立了六個經濟特區（第一批的四個經濟特區，加上海南和上海浦東），54個國家級經濟開發區，53個高新技術産業園區和15個保稅區[5]。
有意思的是，這些經濟特區、經濟三角洲、經濟開發區甚至高科技開發區，都有類似的政策設計。比如，園區內的外國公司在華營業前五年可以享受“超國民待遇”的。具體地，外國企業在園區營業前三年可免征企業所得稅；之後的兩年，也只需支付國內企業所付企業所得稅的一半，即17％的所得稅率。這項歡迎外資的優惠政策一直持續了約三十年，直到2012年之後，外國投資公司才開始承擔與國內企業相同的35％的公司稅率。 此外，這些特區都允許外商獨資企業及其子公司入駐。最近，林毅夫等（2018）的研究也發現各類工業園區的建立對企業生産率有正面的提升作用[6]。
（三）、大力發展加工貿易
加工貿易是了解中國過去我國四十年外貿奇迹的關鍵。正如Dai, Maitra和Yu（2016）所述，iPhone是中國加工貿易的典範：iPhone組裝商富士康，先從日本、韓國和美國進口智能手機的中間組件，在深圳組裝完最終産品後，再出口到歐美各國[7]。
事實上，中國有超過16種類型的加工貿易。其中最重要的兩類是來料加工和進料加工。加工貿易都強調“大進大出、兩頭在外”，但來料加工要求“從哪裏來、到哪裏去”：加工企業需要將所有産品出售給提供中間品的那家外國企業。這種加工貿易方式是80年代最受歡迎的加工貿易類型。相對應地，從事進料加工的企業則可將其最終産品出售給其他外國公司，這種加工貿易在80年代後變得更爲重要。自1995年以來，加工貿易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Tian-Yu, 2012）。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加工貿易的比例有所下降，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但盡管如此，目前加工貿易仍占我國外貿總額的三分之一左右。
加工貿易對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加工貿易爲制造業創造了巨大的就業機會。然而，與普通的出口企業不同，加工出口企業的生産效率較低，因爲像“三來一補”這類加工活動並不需太多技術支持。平均而言，加工出口商的生産率甚至低于非出口商。正如余淼傑（2013）發現的，與普通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相比，加工企業的生産率最低。由于加工貿易占中國出口總額的一半，導致中國出口企業的生産率低于非出口企業，這種情況被稱爲“中國出口企業之謎”。
同時，由于從事加工貿易的産業大多爲勞動密集型産業，因此加工貿易可以創造大量工作崗位。目前，我國就業數約爲7.8億人，其中第二産業就業數2.31億。第二産業中的制造業就業數又約1.03億。在我國四大加工産業（家用電器、玩具、衣服及鞋帽、皮革制品）中，就業數達到1620萬人。此外，加工貿易有助于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勞動分工。目前我國已成爲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這也是中國貿易順差的來源。事實上，我國三分之二的貿易順差也是來自加工貿易。
三、深度開放
新世紀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更著重于深度開放。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到2017年黨的十九大，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實踐。分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建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新經濟試點試驗城市。
（一）、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我國于1986年正式申請加入關貿總協定，經過15年的多輪談判，于2001年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爲其第143個成員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給中國和和全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利益。一方面，大量中國進口品顯著的降低了各貿易國的物價水平，促進真實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2004年後，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急劇增加，人口紅利迅速縮小。與越南和孟加拉國等國相比，中國在勞動密集産品上不再具有顯著的比較優勢，某些國外市場也已逐步被取代。然而，由于加入WTO，中國與許多國家貿易規模變大。得益于市場規模的擴大，我國工業企業的平均固定成本進一步降低，實現了更大的利潤，從而，進一步加強了我國“世界工廠”的地位。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的簡單進口關稅從15％左右降至2006年的10％左右。進口關稅分兩種類型：一是産出品關稅，衡量行業或企業面臨的進口競爭；另一種是中間品關稅，衡量行業或企業面臨的成本節約效應。 從2000年到2006年，中國行業的産出品關稅從21.4％降至10.27％；制造業企業的産出品關稅則從15.57%降至7.46％，中國的中間品關稅從2000年的15.73％降至2006年的7.71％（Yu，2015）。
當中國降低進口關稅時，其主要貿易夥伴國也削減了對中國産品的進口關稅。由于企業可以向不同國家出口多種産品，因此，爲中國制造業企業構建企業級別的外國對外關稅非常重要（Lileeva, Trefler , 2010; Yu 2015）[8]。 然而從2000年到2005年，外國的對外關稅僅從7.71％降至6.90％，原因是中國主要的出口目的國是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的進口關稅通常已經比較低。
（二）、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設立
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立經曆了1 + 3 + 7的三個階段。 首先是2013年9月設立的首個自由貿易試驗區–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接著是2015年4月將自由貿易區擴展到了廣東、天津、福建三個沿海地區。再次是2016年9月，政府在遼甯、陝西、河南、湖北、重慶、四川和浙江建立了7個沿海和內陸試點自貿區。
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試點有四個任務。首先，推動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這與之前的出口加工區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同時，強調“一線放開，二線管住”，意思是自由貿易區內使用的進口中間品將被豁免關稅（即一線放開），但使用此類中間品生産的最終品不允許在區域外銷售到中國國內市場（即管住第二線）。
其次，自貿試驗區探索建立“負面清單”投資模式。相對“正面清單”而言，“負面清單”對國外投資的限制較少。“負面清單”規定，清單內的産品或部門不允許外國投資者進入。換言之，未被列入負面清單的行業或産品，均允許國外投資者進入。這爲國外投資者提供了進入新興産業的巨大機會。這幾年的實踐證明，這一政策被最爲有效成功的。事實上，我國政府在2018年決定將這一政策推廣到全國。
再次，自由貿易試驗區推進金融改革。通過逐步放寬資本項目管制、提供金融服務以推動中國金融創新。但到目前爲止，這項改革的效果有限。首先，自貿區僅占我國面積的一小部分；其次，與貿易政策不同，金融政策很難在自由貿易區內外劃清界限。因此，金融改革很難在小範圍內進行實驗，再複制推廣到其他地區。最後，自由貿易試驗區要求地方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簡化區域內業務審批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推行事後監督機制，而不是事前批准。
（三）、新經濟試驗試點城市
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相比，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則鮮爲人知。2015年，政府選擇位于五大城市群和沿海地區的12個城市進行爲期兩年的“新經濟試點”試驗。
“新經濟試點”試驗城市包括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大連和唐山、成渝城市群的重慶、長江中遊城市群的武漢和南昌、長三角的上海和蘇州、以及珠三角的東莞。此外，還包括山東濟南、福建漳州、陝西西安以及廣西防城港。
試點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市場資源配置新機制，探索開放運行管理新模式，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並在國際合作和競爭中創造新的優勢。新經濟試點試驗有六大任務。第一，探索開放型經濟運行管理新模式。第二，探索形成各類開發區(園區)協同開放新機制。第三，探索推進國際合作新方式。第四，探索質量效益導向的外貿促進新體系。第五，探索金融服務開放型經濟新舉措。第六，探索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
四、全方位開放
2017年，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將致力于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事實上，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構建依賴于此前各種開放舉措帶來的成就，包括：“一帶一路”倡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及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 本節回顧了這些重要事件，並描述了中國的自由貿易港和大灣區建設。
（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
2010年，中國與10個東盟國家曆經十年談判，簽訂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貿易區，也是全球GDP第三大自由貿易區。 2002年，雙方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兩年後，中國和東盟六國（即新加坡，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達成了“早期收獲計劃”，同意在2004年對600多種産品實行零關稅。截至2015年底，中國和大部分東盟國家已對大部分可貿易商品實行零關稅。
相關研究表明，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的框架下，東盟國家和中國在貿易投資便利化和基礎設施合作方面取得了進展，從而創造了更多就業機會，增加了地區福利。因此，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有利于降低東盟國家的貧困率，特別是東盟的低收入國家（柬埔寨，老撾，緬甸和越南）。
（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並不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的最終目標。雙方都希望將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擴大到覆蓋亞太地區的所有16個國家，包括10個東盟國家和6個其他國家（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即“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該協議是新世紀以來備受矚目的亞洲自由貿易區協定。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旨在建立一個現代的，全面的，高質量的，互利的經濟夥伴關系協議，並在區域內建立一個開放的貿易和投資環境。未來的RCEP成員國人口爲34億，GDP總額21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30％，其中中國和日本的GDP占了一半以上。一旦該協議簽署，RCEP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貿易聯盟。 RCEP談判主要涉及以下領域：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和技術合作，知識産權，競爭，爭端解決，電子商務，中小企業以及其他問題。
（三）、“一帶一路”倡議
“一帶一路”倡議是2013年由我國政府發起，致力于改善亞歐大陸範圍內的區域合作和互聯互通。該倡議旨在加強中國與其他“一帶一路”國家在基礎設施、貿易和投資方面的聯系。目前，共有64個國家積極參與，包括10個東盟國家，18個西亞國家，8個南亞國家，5個中亞國家，7個獨立國家聯合體成員，16個中歐和東歐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涉及經濟規模很大。即使不包括占世界六分之一人口和10％GDP的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國依然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二以上，占世界GDP的近五分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一帶一路”國家的已知能源儲備占全世界75％左右。此外，在中國兩萬億美元的出口總額中，與“一帶一路”經濟體之間的雙邊貿易占據四分之一以上。
“一帶一路”倡議主要包括兩個經濟帶，分別是陸路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其中陸路絲綢之路連接了中國與中亞和南亞並通往歐洲，海上絲綢之路將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海灣國家、北非以及歐洲連接起來。關于雙邊貿易和投資，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如東盟10國）的貿易規模遠遠大于陸上絲綢之路。
除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外，“一帶一路”倡議還專注于基礎設施項目。作爲曆史上最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之一，“一帶一路”致力于解決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差距，因此有可能推動相關國家的經濟增長。該倡議要求通過建設基礎設施，加強文化交流並推動貿易和投資發展，使各國融合爲一個有凝聚力的經濟體。
“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綢之路基金的資金支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于2013年10月中國首次提出，是一家致力于爲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的開發銀行。截至2015年，共有超過1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設施項目正在規劃或建設中。絲綢之路基金則于2014年11月由中國首次提出，主要作用是投資企業，而不是提供貸款。顯然，亞投行和絲綢之路基金有助于促進“一帶一路”框架內的經濟連通性。已有研究發現了“一帶一路”倡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證據（Zhang 等，2018)[9]。
（四）、自由貿易港試驗
自由貿易港的概念首次提出是在中共十九大的報告中。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將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自由貿易港具有自由貿易區和港口的特征。首先，它具備貿易相關的許多功能，比如産品加工，物流和倉儲。但它又是一個比自由貿易區更開放的平台。自由貿易港的建設將有助于自貿區營造更加透明的制度環境，如新加坡和香港。同時，自由貿易港有必要在貿易便利化，船舶燃料價格，資金支持，海關監管和檢驗檢疫等領域取得更多突破。因此，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將更好地迎接全球環境的深刻變化。
國際上最成功的自由貿易港有以下幾個主要特征：首先，貿易便利化和高效的法律制度推動了自由貿易港內勞動和資本的流動，吸引了大量的過境運輸和多式聯運。其次，大多數國際自由貿易港經曆了工業和貿易升級，擁有良好的金融、物流和法律體系，因而能夠發展各種類型的貿易。第三，自由貿易港口不僅是物流和運輸中心，更是經濟中樞。第四，自由貿易港口的發展基于周邊地區的産業結構特征。最後，自由貿易港的管理權是由中央政府賦予的。
與國際自由貿易港相比，中國自由貿易港的建設還有許多改進的空間。爲了吸引更多的人才，推動貿易和金融發展，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進：首先，推動港口內貿易便利化。例如，建立一個安全有效的電子清關系統，加速通關效率，簡化海關手續。其次，提供宜居的環境和更好的服務，以吸引企業家和各方面國際人才入駐，加速人員流動。最後，港口應繼續堅持相關開放政策，提高跨境外彙結算效率。這些措施有助于在資金上支持轉口貿易發展，降低企業貿易風險，並吸引更多的國際公司在自由貿易港口設立總部。
（五）、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如果將“一帶一路”倡議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視爲全面開放新格局的關鍵內容，那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就是“一帶一路”框架的重要載體。因此，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是目前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的當務之急。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九個地級市，以及香港和澳門。這九個地級市包括位于珠江兩岸的深圳，東莞，惠州，廣州，佛山，江門，肇慶，中山和珠海。
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宜側重于以下方面。首先，粵港澳大灣區應主要集中在高端制造業。作爲世界上最大的“世界工廠”，中國擁有強大的制造業基礎，這是中國得以有效避免經濟低迷或波動的保障。粵港澳大灣區所在的廣東省，占據中國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要建立粵港澳大灣區，必須將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結合起來，但重點在實體經濟，服務業可以發揮輔助作用。
第二，大灣區建設應注重創新。中國正在從制造大國轉變爲創新大國，粵港澳大灣區更應該在建設創新型國家中發揮關鍵作用。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的深圳，已經成爲中國創新中心。深圳的企業平均研發強度爲4.1％，高于粵港澳大灣區2.6％的平均水平，也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4％的水平。
第三，大灣區建設應該努力實現制度創新。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系統特征可以用“1 + 2 + 3 + 4”來形容，即一國兩制（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和澳門的資本主義制度），三種不同海關（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以及四大核心城市（廣州，深圳，香港和澳門）。中國的制造業發展與其産業集群緊密聯系在一起。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也必須根據其要素禀賦和經濟結構來發展符合其比較優勢的産業。例如，香港應發揮其作爲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服務業中心的優勢。廣州市作爲廣東省的省會，應努力成爲文化中心，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深圳應定位成爲研發和創新中心。
澳門及其附近的珠海市，以及西部的內陸城市肇慶，可以發展爲旅遊城市和服務業中心。其他五個城市——東莞，惠州，佛山，中山和江門，應盡力打造成爲高端制造業中心。
第四，應更加關注生態環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與雄安新區一樣，被認爲是國家級戰略和千年計劃，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經濟發展的保證之一。從中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來看，與其他內陸地區相比，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環境狀況良好。因此，大灣區內的地方政府必須注意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
五、小結
本文簡要回顧總結了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的對外貿易實踐和開放路徑設計。總體而言，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設計經曆了三個階段：廣度開放，深度開放和全面開放。
了解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外貿發展的驅動力至關重要。近年來，我國的勞工成本快速上升，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已經跨越了劉易斯拐點，人口紅利逐步下降。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我國外貿的發展主要是基于豐富勞力要素爲基礎的比較優勢，出口勞動密集型産品。相比之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由于國外需求疲軟及出口信貸約束（Feenstra，Li和Yu , 2014）[10]，中國的貿易額大幅萎縮，直到2013年才恢複到先前的水平。盡管如此，2009年，中國已成爲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這一時期中國國際貿易增長主要來源于國際市場規模擴大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黨的十九大之後，我國積極推進全面開放新格局，在逆全球化思潮擡頭的背景下，主動擴大進口，大力推進貿易全球化，促進各國貿易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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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于《國際貿易》2018年12月號，總第44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