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周振華（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長、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
■采訪：陳韶旭（本報記者）
以人民爲中心的中國式現代化，標准要比西方高
文彙報：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戰略安排，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複興的曆史大勢。您如何理解中國式的現代化？
周振華：中國式的現代化以人民爲中心，中國的發展一直是以高于西方的標准來做的。去年中國實現了全部人口脫貧，這是古今中外前所未有的大成就。讓14億人進入現代化社會，要自覺地防止和克服兩極分化，包括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分配差距。
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本身無法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化以後，比在工業化時代差距拉得更大。因爲工業化時代，大機器生産，培育出了一批中層階層，所以整個收入分配裏的中位數收入份額趨于擴大，高收入和低收入的份額則趨于縮小。而進入後工業化以後，中位數份額趨于縮小，高收入和低收入兩頭的份額趨于增大，導致差距更大。而且這種情況在全球城市如紐約、倫敦、東京等的表現更加明顯，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一方面是全球城市中産生了一批高收入的白領經理，但另一方面爲這些高端人才配套的服務人員，包括工作中和生活上配套的人員比重約爲1:7至1:8，所以還有相當一批是低收入職業人群，如前台、文書、保潔、保安、配送等等。因此,現代化並不能自動解決收入差距問題。
但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恰恰是要防止兩極分化。另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步，人和自然需要和諧共生，這就給我們提出了更高的標准要求。現代化過程中，有些國家物質極大豐富，但也出現了很多文化沙漠、精神暴力，如自殺率很高、黑社會等等。老牌資本主義通過暴力、犧牲其他國家的方式來實現現代化，而中國式的現代化不可能走他們的老路，必須是在和平發展與其他國家互利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一種新的道路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新發展格局爲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新的比較優勢
文彙報：進入新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新格局的核心是“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爲主，這會帶來哪些變化？
周振華：這個問題換成當下不少企業家的困惑就是：新發展格局到底是抑制出口，還是有利于促進出口？其實經濟學上，特別新國際貿易理論代表性人物克魯格曼曾經提出過一個觀點，就叫“本地市場效應”或者叫“本土市場效應”。就是講當其他條件相同時，只要存在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的情況下，國內市場大的國家，一定比國內市場小的國家有更多的進出口。其中的理由就是國內市場越大，越容易形成規模經濟，並帶來源自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我發現其實克魯格曼這個觀點還可以拓展，除了做大本地的市場形成規模經濟以外，它還有兩個效應。一個是有利于創新。特別對中國來說，大家可以感覺到，國內市場越大，應用型創新的運用場景就越豐富、越完善。比如，發展人工智能，爲什麽中國比西方具備更多有利條件？原因在于場景。我們的應用場景比它們多，意味著我們所收集的大數據就比它們多。比如說醫療器械，在美國一家醫院一台和磁共振一天也就做個三十個檢查，中國一台核磁共振一天要做幾百人。收集的數據就不一樣，場景就不一樣。無人駕駛爲什麽中國的場景也比人家好？因爲中國人多，道路多，面臨的情況複雜，所以一個國內市場真正做大以後，所創造出來的各種創新場景就會更多，因而也就越利于創新。
還有一個效應，國內市場大了以後，規模效應出來了，創新的場景也很豐富，這會吸引更多的外來投資。所以中國今後不是靠優惠政策來招商引資、吸引外資，而是靠做大做好國內市場來吸引外資，有這麽大的一個市場，一定會對外資有很強的吸引力，哪怕勞動力成本高一點。所以2008年以後，跨國公司在全球生産的布點區位選擇當中最爲關心的因素已經變了。原來選擇區位的第一位標准是成本，現在第一位的是潛在市場規模，第二位看産業配套能力，成本因素降爲第三位。這種情況下，新發展格局“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我個人理解本質上就是要把中國真正的大市場做出來，然後在這個上面形成新的比較優勢，規模經濟、創新競爭的優勢，吸引外資的優勢，用這種新的比較優勢來替代傳統的低勞動力成本優勢，這些新比較優勢能夠支撐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文彙報：上海如何利用好大市場的規模效應和創新效應？
周振華：上海的比較優勢在于，國內金融要素市場非常完整，所有的資本市場品種從股票市場、期貨市場、期權市場、保險市場等等都有，交投活躍。這點對于境內外投資者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把內需體系建立起來，使潛在需求真正釋放出來
文彙報：過去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發力的主要是投資與出口，而增強內需的關鍵是消費，如何挖掘消費潛力？上海如何用自身優勢助力內需體系建設？
周振華：新發展格局不會自動生成，是需要構建的。怎麽想辦法把我們的內需體系建立起來？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空間在經濟學上一直是有爭論的，比較樂觀認爲還能夠保持8-10年中高速的經濟增長。其實，就是我們很多內需沒有給它刺激、釋放出來。比如我們如果往深度城市化走，會釋放多少的需求，會釋放多少的投資？比如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社會資本之所以沒有大量流向農村、農業，關鍵在于市場分割。如果把這個市場分割消除的話，一定是會有大量的社會資本進入，對農村進行徹底的改造，其所煥發出來的需求是非常巨大。其他的如康養需求、教育培訓（包括老年人的教育培養需求），還有各種各樣的智能化（城市智能化、個人智能化）方面的需求，財富管理、財務管理的需求。銀行理財産品就是財富管理，居民手裏面除了現金存款，還有房産，還有一些奢侈品或者是古玩之類的置換，這些都是財富。財富怎麽管理？這裏面的需求也很大。所以真正要梳理一下的話，中國的潛在的需求，甚至已經很明顯表現出來的現實需求都非常大，但是並沒有真正地釋放出來。所以在十四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了要將擴大內需作爲戰略基點，並提出了相應的系列舉措。
上海在構建新發展格局當中，承擔關鍵角色。習近平總書記在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上表示，黨中央正在研究制定《關于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我個人體會，真正的引領是指方向，這就要求找准方向，要有戰略眼光來進行探索，一定要精准。其次，引領是更多的探索，沒有什麽現成模式可參照，所以要進行重大創新，而不是一般的創造。因此，中央對上海的要求是很高的。
全面推進數字化轉型是提升城市能級、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關鍵之舉
文彙報：《全球城市發展報告2020》的主題爲“全球化戰略空間”，記得您在2019年首次發布全球城市發展報告時指出，上海建設卓越全球城市擁有天時地利人和。在“雙循環”背景下，您認爲上海如何強化城市功能，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
周振華：我認爲上海應對的基本對策有四個。第一，往上要高端突破。新片區要創新、高端化發展。第二，往下要夯實基礎。隨著上海往高端突破，人才儲備、技術儲備，管理能力的儲備、基礎設施的儲備都會隨之産生新需求，需要牢牢夯實基礎。第三，往內要加強整合。進一步加強新片區、示範區及新增長點之間的聯系。目前上海已把五個新城建設作爲十四五重點發展考慮對象，五個新城建設尤其是要構建交通連接和産業連接。另外，老工業基地轉型也需要整體綜合考慮。最後，往外要疏解非核心功能。整個上海市域空間是有限的，功能不斷疊加，定會産生空間擁擠。所以任何一個全球城市，它的功能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原來一些非核心功能就要往外疏解。最明顯的紐約，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有兩三百家跨國公司總部集聚，但到了90年代，只有100多家，現在只有六七十家，都疏解到紐約周邊的“邊緣”城鎮，紐約的這一經驗對上海具有重要啓示意義。
文彙報：在全球城市發展趨勢中，數字化正成爲重點方向。比如紐約市多年前能實現每棵行道樹進行數字編碼，新加坡則實現了整個城市的數字化建模。上海在數字化方面的基礎和優勢在哪裏？
周振華：的確，當前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層出不窮，數據和信息成爲重要的生産要素，數字化重新定義了生産力、生産關系和社會結構。數字化將智能制造、智慧城市、資源配置機制、基礎設施和居民統一在一個相互依存且高效的網絡中。數字化既是增強城市資源配置能力的關鍵路徑，也爲城市的多樣性、互聯互通、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全面推進數字化轉型是提升城市能級、增強城市核心競爭力關鍵之舉。同時，城市數字化轉型對于上海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十分重要，在打造國內大循環“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戰略鏈接”中發揮引領性、功能性作用。
上海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信息港建設，並把信息化改造傳統産業放在重要地位。經過多年努力，上海在信息基礎設施、數字技術化、流程數字化等方面都已打下良好基礎，特別在政務服務的“一網通辦”、“一網通管”等方面取得成效和經驗，對全面推進城市數字化轉型有重大借鑒意義。上海作爲一個大都市，集聚了大量全球、國內的各類機構（公司），不僅是信息主要生源地，也是信息大量彙聚和流轉地。同時，也是大量不斷湧現的新信息技術廣泛運用的最佳場所，並有良好的場景應用條件和人力資源支撐。這些都是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優勢。
對城市發展而言，數字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從城市基礎設施、産業布局、治理體系到制度體系的整體變革。顯面易見，數字化轉型是建立在技術基礎之上的。但只有采取正確的方法，才能成功實現數字化轉型。其中最爲重要的是各領域、各方面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這些技術。城市數字化轉型的關鍵點在于以人爲本的創新。也就是，借助數字技術賦力于人、賦能于社會，將人的創造力、由信息衍生的智慧與結合萬物和流程的連接性這三大關鍵價值驅動因素彙集起來，改變城市運作模式、産業運營模式和機構業務模式，從而創造商業與社會價值。
作者：陳韶旭
編輯：陳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