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隆湖湖畔書店。 (天府新區黨群工作部供圖/圖)
以慢節奏著稱的成都,正快人一步。
當其他城市還在新建、改造環城綠帶時,成都已實現環城綠道的全環貫通。
成都環城生態公園的100公裏一級綠道,2021年年底已全環貫通。從任何一個節點進入綠道,都能回到原點。
100公裏的一級綠道,隸屬于環城生態公園,是1.7萬公裏天府綠道中的區域級綠道。
從空中俯瞰,一級綠道猶如一條綠鏈,串聯起周邊大大小小的公園;從成都街巷仰視,按照氣象部門“成都觀雪山預報”的指引,就有機會遙望高海拔雪山。“雪山下的公園城市”,成爲成都的新名片。
公園城市,這個在成都首次提出的營城理念,正掀起城市發展的變革,要將城市從工業邏輯回歸人本邏輯,從生産導向轉向生活導向。
2020年1月,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召開,成都成爲“公園城市示範區”。
這場由政府、社會共同參與的城市實驗,正改變成都人的生活。
藏在社區裏的公共空間理念
2017年12月,當成都人爲地鐵7號線開通興奮之際,三環路與府河交界處,一座公園低調地開工了。
在網上難以搜索到開工的照片和通稿,因爲一座117畝的公園對大城市來說算不了什麽。2017年,成都的生態建設重點是天府綠道。更何況,這座公園所處的金牛區沙河源街道新橋社區,不遠處就是歡樂谷遊樂場。
社區黨委書記張勇,可能是最關心這座公園的人。這位土生土長的新橋人,自上世紀起目睹了新橋天翻地覆的變化。
他看著傳統批發市場相繼落戶,帶來了天南地北的生意人,又見證著它們一一搬走,土地再次平整,這次建的是府河攝影公園。
“我們新橋一大特色就是攝影,2003年就被原文化部評爲中國民間文化藝術(攝影)之鄉,本地老百姓有很深的攝影文化情結。”張勇說。就在2021年11月,新橋社區所在的沙河源街道再次被文化和旅遊部命名爲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攝影)。
于是社區順勢而爲,圍繞攝影主題,打造生態公園、生活家園。2019年,府河攝影公園正式開園,這是國內首個攝影主題公園。
自此,以府河攝影公園爲起點,新橋社區的一系列改變開始了。
如今,從空中俯瞰,形似三角形的新橋社區,被綠色景觀包圍:由南向北看,一側的熊貓綠道,另一側的府河及濱江的錦江綠道、公園帶,交會至頂端的府河攝影公園。公園綠地覆蓋了社區一半的土地,與小區錯落有致。
張勇將社區的黨群服務中心也搬到了公園旁。這棟1200平方米的建築,除了黨建、政務服務等功能外,還設有健身區、圖書館、劇場、兒童之家等空間,及入駐的生活服務類商家。空閑的會議室免費供居民使用。平均下來,每月有六千余人次居民到訪。
61歲的汪堅平是社區的“編外”居民。他住在新都區,但退休後一年裏大部分時間都在這棟建築裏“上班”。“新橋社區(黨委)書記聽到我說退休了,就喊我過來當志願者。本來我把退休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條,突然有事做了。”汪堅平開玩笑說。
看重汪堅平的攝影技藝,張勇邀請他擔任社區達人,開設攝影培訓班。免費的攝影班在周三、周四白天開課,每年兩個季度共四期,期期爆滿。
像攝影班這樣的公益項目,新橋社區和社會工作服務組織等機構合作開展了三十余項。開設哪些項目,要聽從居民的意見,比如社區內三百元八節的早教課。
“早教課是社區服務項目中少有的低償服務。”新橋社區一位工作人員透露,“上課的早教機構,我們已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請他們每周在社區開設免費公益課程。雖然社區早教課收費比外面低,但足以支付一位老師在社區駐地。在兒童之家上課,我們沒有收場地費。”
學習之余,府河攝影公園周邊的各類攝影商家、企業,爲居民提供高端攝影展覽、影棚體驗、攝影公開課等社區服務。
也是在2019年,公園的東端,由售樓處改裝的成都當代藝術影像館開館,館藏貝爾納·弗孔、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等多名國際攝影大師作品。緊挨著影像館的金府巷中,一條集合了創作、拍賣、影印、展覽、交易、推廣、培訓等攝影産業鏈企業的特色街逐漸成形。
這一條攝影文創産業鏈,在形成之初的2019年4月至12月,就實現攝影文創産值1600余萬元,並帶動了周邊餐飲業、服務業和相關文創産業的發展。紅杏酒家、雅燒、熊貓咖啡等綜合配套服務業營業收入超過5000萬元。
上述做法由新橋社區自行摸索,卻契合了國際城市構建社區公共空間的理念。紐約、倫敦、新加坡等城市注重社區公共空間的開放性、可達性、均好性,關注其社會功能。同時多樣化的公共空間促進社區活力,在高密度的城市環境中爲居民提供高度舒適的社區環境。
新橋社區所打造的融合公共服務和社區商業的多元功能“一站式”綜合體,則被視爲提升城市生活品質、推動社區高效治理、彰顯公園城市品牌的重要載體。
新橋社區的探索獲得了肯定,作爲宜居宜業“生活共同體”案例,入選成都市公園城市建設領導小組編著的《公園城市成都實踐》一書。
環城生態公園內共78座步行橋,路面鋪裝、光彩設計、裝飾造型各異。 (成都天府綠道文旅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供圖/圖)
沒有圍牆的公園
如果說府河攝影公園是“一個主題公園激活一個社區”的案例,那麽提高成都中心城區的活力,環城生態公園備受期待。
2021年12月,一個消息在成都騎行圈“炸了”:環城生態公園裏的100公裏一級綠道年底貫通。
環城生態公園,是由綠道串起來的公園系統,項目于2017年啓動。它包括成都繞城高速(或稱四環)兩側各500米範圍及周邊7大楔形地塊,跨經12個區,涉及生態用地133平方公裏。
這是一帆翹首以盼的消息。“一級綠道其實分了幾個部分去建,分段開放。騎行的時候,就希望它是一條完整的綠道,延伸的距離長一些,我的體驗也會更好。”一帆說。這位科技健身公司的産品經理,每到周末,就喜歡找一條騎行道路,探索城市。100公裏的綠道,足夠一帆騎上五六個小時。
這樣的綠道,在大都市裏沒有那麽好找。城市建設空間有限,慢行專用綠道數量不多。專門規劃的綠道,或多或少也有缺點:有可能是斷頭的,需要過馬路;機動車占道,電瓶車躥來躥去。
而貫通的一級綠道,沿繞城高速形成一個完整的圓環,沒有機動車和紅綠燈,是專屬于慢行者的交通系統。
這些綠道或與高速平行,路邊種植灌木或綠樹;或從立交橋下穿行,橋墩上飾以顔色明亮的塗鴉;“空中綠道”橫跨于車道之上,78座步行橋,78種風景。
綠道連接起了河流湖泊,以及青龍湖濕地、玉石濕地、桂溪生態公園等121個特色公園。散落在四處的公園不再是一個個孤立的浮島,而是一個完整的、開敞的、獨屬于慢行者的綠色公共空間。
這個公園系統與大衆認知中的公園有點不一樣。在大衆的認知中,公園被視爲工作之余的“放松休憩”之地、城市的配套基礎設施、“有圍牆的城市人造景觀”。
而環城生態公園,依成都的地形地貌而建,留出了足夠的空間用于生態修複,通過綠道等將碎片化的綠色公共空間串聯在一起,形成相對完整的綠色空間系統,融入人類居住和生活空間。
在此基礎上,環城生態公園又展現了現代成都的開放與包容:它擁有專屬于市民和遊客的遊步道系統,所涉公園皆無圍牆。
“這個項目是成都探索綠水青山轉化爲金山銀山的路徑,如果用圍牆圍擋起來,就無法發揮共建、共享的作用。”成都天府綠道文化旅遊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俞楊介紹。俞楊所在的綠道文旅公司負責環城生態公園的産業運營及管理工作。
建好綠道和公園、塑造空間只是第一步。如何吸引人群,將其打造爲共享的公共空間,考驗公園的運營能力。
成都的辦法是場景營城。所謂場景營城,按照北京市委黨校(北京行政學院)社會學部副主任、副教授吳軍的解釋,具體是指以場景營造城市,培植城市美學品質,不斷增強城市的宜居舒適性品質,並把這種品質轉化爲市民與遊客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體驗,進而轉化城市持久的優勢與競爭力。
場景營城的邏輯是:工業時代,城市多被視爲具有生産意義的地點;而後工業時代,城市被看作具有美學意義的地點,涉及消費、體驗、符號、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
這個概念天然地適用于爲成都人提供美好生活體驗。成都人愛消費,2020年社零消費總額超8000億元,在省會城市中僅次于廣州;成都人會玩,一到周末,就往城郊湧去,甚至創造了一大城市奇景——周末比工作日還堵。
而環城生態公園欲通過營造在自然中消費的場景,讓成都人不出城就能接觸自然,在中心城區消費和休閑,且覆蓋全年齡段、全時段和全季節。
基于此,在策劃階段,就定下了公園主題多樣化的原則。俞楊稱,策劃領先公園所在區域的現有産業規劃五年,後期根據人口、政策、商業等最新發展和趨勢及時調整。
以桂溪生態公園爲例,其坐落在成都高新區,被高樓大廈包圍,周邊多是年輕人,主題定位爲“潮流時尚”。
營造消費場景,亦是維持公園可持續性的必要手段。“我們不是財政全額撥款運營的超大體量城市公園。我們希望用城市品質價值提升平衡建設收入,用消費場景運營平衡管護支出。”俞楊解釋稱。
一方面,居民和遊客遊園不枯燥,創意集市、草坪音樂會、戶外脫口秀、啤酒嘉年華,大大滿足“逛園子”的需求。
另一方面,綠道文旅公司招募社會資本,引入國際賽事、節慶活動、商務展覽、文化創意等特色産業,構建文商農旅體的多元消費體系。
豐富的公園場景,將成都人留在了市區。2021年期間,環城生態公園已開放園區的客流總量,預計超過2000萬人次。
成都金牛區新橋社區府河攝影公園婚姻登記處。 (張勇/圖)
一塊界牌,一部法律
進入桂溪生態公園,一塊2.4米高的界牌十分顯眼,上書“成都市環城生態區生態用地邊界”,以圖文介紹界牌來曆和方位。
界牌根據《成都市環城生態區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的要求設立。在環城生態公園裏,這樣的界牌有一百多塊。豎立生態用地邊界示意牌,接受公衆監督,以保護生態區。
“2011年的成都總體規劃,劃定了環城生態區。爲保護生態區,成都嚴格監管開發建設行爲,實施了一批生態項目,並通過立法強化生態保護。”成都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汪小琦說。當時,成都中心城區包括高新區和五城區,環城生態區處于邊緣。
第一次,成都以地方立法保護特定區域生態環境,在全國也是率先探索。這部2013年初頒布實施的《條例》,從法律層面保障環城生態區今後不因城市建設而被隨意侵占。
目前,環城生態區已經成爲了成都都市圈發展中具有結構性作用的“環形+楔形”大型綠帶。
湧向繞城高速兩側甚至更南端的成都人發現,居住、辦公、商業配套有了,文化、體育、休閑卻是“沙漠”。當時,環城生態公園項目尚未啓動,生態區內僅有少數節點按公園化方式控制,其余區域維持自然的生態狀態。
毫無疑問,133平方公裏的生態紅線要堅守。2017年,成都決定在環城生態區建綠道。這條綠道應當是開放的、多功能的,爲居民提供生態景觀、慢行交通、休閑遊覽、文化體育等多種服務。這就是成都1.7萬公裏天府綠道規劃中的區域級綠道——環城生態公園。
如果有一張步行視角的地圖,天府綠道將是最顯眼的步行“高速路”。
在建設環城生態公園過程中,2018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天府新區時首次提出“公園城市”的理念。
此後,公園城市的營城理念,融入到環城生態公園的規劃建設中。2020年3月,成都公示《環城生態區總體規劃的優化提升》,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上,圍繞人的參與和多元體驗,增加了消費場景的內容。
“我們想將環城生態區,打造成爲公園城市理念整體實踐的重點呈現區域。”汪小琦說。
以公衆爲中心
雖然在本地新聞報道中常常見到“公園城市”四個字,但恩桃兒也不能肯定,到底什麽是公園城市。
“應該是綠化面積有個占比,會有濕地公園,有綠道,城市裏建公園,公園包圍著城市。”恩桃兒有點不確定,說了幾個零散的想法。這位在成都打拼快5年的重慶妹子,2021年6月搬家到玉石濕地公園附近。玉石濕地公園位于龍泉驿區,是環城生態公園的成員。
不惟成都,不少城市均在探索公園城市。在地方的探索中,不乏將自身開展城市綠化、修建公園的行動視作公園城市建設。更進一步地,在哪裏修建公園、修建怎樣的公園、如何修建公園等問題上,采納市民意見,體現共建、共享的理念。
2018年11月,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曾主辦了一次“公園城市,城市建設的新模式”學術對話。
南京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王紅揚將其看作城市建設的新模式。“公園城市不僅僅是大幅度地新增綠地,而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全系統的工程,它需要經濟、社會、文化建設,需要外部的配合,創造出一個城市建設的新模式。”
從公開報道來看,不同領域的學者,圍繞城鄉規劃、城鄉治理、生態環境、城市空間、人居環境、社會與經濟等多個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理解和角度不同,但核心殊途同歸,即“公”,以公衆爲中心。“公園城市以公衆爲中心,而不僅僅是城市形態上的表達。”汪小琦說。
早期的花園城市、田園城市,偏重于城市形態的表達。這些規劃理念的起源地也在升級,如曾經在城市規劃中融入田園城市理念的倫敦,2019年宣布成爲全球第一座國家公園城市,並頒布了《倫敦國家公園城市憲章》;新加坡正打造“花園中的城市”。這些基于此前概念的升級,都更加面向人的感受。
同時,汪小琦認爲,“公園城市作爲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模式,沒有模板可言的,也無法複刻。各地結合自身的發展階段與目標定位、自然禀賦特征、人文環境特質等,都將會因地制宜給出自己的答案”“任何一種公園城市的呈現都是值得期待的”。
被選爲“公園城市示範區”的成都,走得更遠,也更受認可。一批又一批的城市主政者們到成都考察公園城市建設,僅2021年就有來自青島市、長沙市、綿陽市、隴南市、上海奉賢區和普陀區等多地的領導。
而綜觀成都的做法,有理論研究、頂層設計、行政和技術策略:成都發布了《公園城市-城市建設新模式的理論探索》等系列理論專著,出台《成都市公園城市建設條例》等政策法規,推出《成都市美麗宜居公園城市總體規劃》等多個規劃,構建了街道一體化設計導則等技術標准和規劃導則,組建領導小組,制定考核標准。
搭建這一套框架的同時,基層的自行摸索與成都市的示範區建設逐步展示成都對公園城市的想象。
因資源、交通優勢形成的市場聚集區,在市場搬遷後,圍繞社區居民對生活品質的需求,從文化切入,兼顧社區的生態環境、居民服務、産業經濟,這是新橋社區們的自行摸索。
把自然生態與城市公共空間有機融合,構建新型生活消費場景與悠閑巴適的休閑交往場景,這是環城生態公園的創新。
普通成都人對這些不甚了解,他們所感知的是生活的變化。新橋社區的小朋友們,在社區公園參加趣味運動會,又在兒童之家學習火山的知識、觀看木偶川劇變臉的表演。
恩桃兒成爲了綠道常客。她每周去三四次,散步、跑步、騎行,這在以前難以想象。2021年8月接觸騎行的她,認識了心儀的男生,結識了一群騎車的夥伴。“我經常跟我朋友說,我該早點搬到現在住的地方。”
(文中一帆、恩桃兒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