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土所在的公司做了一項網絡調查，結果顯示，有將近50%的杭州市民至少半年以上沒去過西湖湖濱。
起初，一些同事還表示吃驚，後來我在三土城市筆記的讀友群（目前群友已突破掃碼入群的人數上限，還想加入的可以先添加三土的個人微信tgnf1987，我單獨拉入群）問了一圈，發現何止是杭州，許多嘉興人也半年以上沒去逛過南湖，還有許多蘇州人很久沒去過平江路，上海人很久沒去過南京路，南京人很久沒去過夫子廟。
但這並不是說這些著名的景區景點商業街區就真的沒人，恰恰相反，這裏每天都是人流如織、人滿爲患。以杭州湖濱爲例，其每年的人流量已經達到6000萬+，而一步之遙的西湖，更是每逢節假日必登全國熱門景區TOP10榜單，而且往往位列前三甲。
那麽問題就來了，爲什麽本地市民不近水樓台先得月，沒事去這些占著最好地段、最佳景觀、最高檔業態的街區逛逛，反而拱手讓給外地人呢？是他們精神境界高，自覺響應政府“將西湖讓給遊客”的號召；還是因爲生于斯長于斯，已經沒有新鮮感，看膩了？答案：都不是。
街訪中，三土不斷聽到有老杭州懷念80年代以前湖濱的市井生活，抱怨現實湖濱的街巷分布、商業氛圍對本地居民的不友好，以至于居住在郵電路上的他們都無法步行至湖濱路。
可見，不是本地人不想去，而是……順著這個街訪結果，三土進一步發現了一個現象，就是中國的許多城市(那些人口淨流出、又沒啥自然曆史資源的城市除外)普遍都有這麽一塊專屬外地人，而本地人很少去的區域。這種情況雖然一些國外名城也存在，但在程度上，遠沒有中國城市那麽明顯。
當然，中國城市也不是“自古以來”就有這種“中國特色”的街區現象的，起碼在我們街訪遇到的那些老杭州印象中，80年代以前的湖濱對原生居民還是很友好，也很宜居的。而之所以會變成現在這副樣子，與90年代中期全國範圍內啓動的大規模舊城改造有著莫大關系。
舊城改造、城市有機更新這沒問題，問題是怎麽改、如何更？
從世界範圍來看，基本上有兩種做法，一種是像德裏、伊斯坦博爾等曆史名城所采取的“古城歸古城，新城歸新城”的二元操作法；另一種則是直接在舊城上面動刀子，典型的例子是19世紀50年代巴黎的奧斯曼計劃。但大家要知道，奧斯曼計劃要解決的不僅是單純的市政問題，其背後還有更深的政治考量，即要避免再發生巴黎公社那種利用老巴黎彎曲狹窄錯綜複雜的街道，與政府軍打街巷戰的民衆起.義。
但就像同樣是紅色文學，但蘇聯文學的成就要遠高于中國的十七年文學一樣，中國的舊城改造雖然也是在舊城上面動刀子，但本質上更接近19世紀的美國——都是在一片荒原上構築新城市。所不同的是，美國人當年面對的，的的確確就是一片天然的荒原，而中國的新城則是建築在強拆出來的人造荒原上。唯一的特例可能就要算蘇州了。
當初，由于新加坡工業園區的建設，蘇州無意中被分成了古城（姑蘇區）、新城（園區）兩個區域——類似于印度的德裏和新德裏——經過多年的發展，現代化商業、高精尖産業以及年輕人群等，如今主要聚集在園區，而生活在古城裏的則多爲老蘇州。
至于說外來遊客，喜歡看古建園林的，就去古城；想要體驗現代商業的，則去新區，從而實現了遊人群體的自動分流，避免了出現杭州湖濱那樣的擁擠感。
遺憾的是，跳開古城建新城的做法雖然好處多多，但在中國卻極其稀罕。自打1950年代北京城改造時“梁陳方案”被否決，政府拿古城下手進行所謂的現代化改造開始，中國的城市改造就留下了胎裏毛病。
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的那一輪大規模舊城改造中，幾乎所有城市都仿效上海，建設自己的南京路和陸家嘴。但問題是，一來，上海南京路、外灘、新天地這些街區的自然風光、人文景觀和曆史底蘊，與蘇州古城、杭州湖濱、南京秦淮河夫子廟完全不同；二來，90年代上海開發的主場在原先作爲郊區的浦東，是增量開發，而不是在浦西那幾個老城區的螺蛳殼裏做道場。
還是拿杭州來說吧，當時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直接跳過湖濱，在錢塘江兩岸建設新城（事實上當時的規劃中也曾提到錢江新城）。可受制于曆史與觀念的局限，八九十年代，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沒有這樣做，都選擇對既有城區動刀子。結果就是，20多年改造下來，舊城不僅沒有變得更漂亮，相反呈現出一種新不新舊不舊的混亂感。
更重要的是，舊城改造往往伴隨著大量原住民的搬遷。比如西湖湖濱區域的湖濱路、吳山路等，原先都是住滿居民的生活區，但從80年代吳山路改造開始，尤其是90年以來，隨著凱悅酒店、湖濱國際名品街、銀泰in77等大體量商業巨無霸的相繼崛起，原有小巷裏弄的街巷格局遭到毀滅性破壞，湖濱的商業味越來越濃，單品價格也是越來越貴，越來越不適合普通民衆的日常消費。久而久之，自然是市民遠離，而專屬遊客了。
事實上，這樣的問題不只發生在城市的熱點街區，像在烏鎮、西塘、大理、麗江等古鎮古城，情況更嚴重。以西塘爲例，煙雨長廊或西街一間一二十平米等店鋪，一年租金能達到十幾萬，其結果就是原住民逐漸搬離，騰出老屋以換取租金，而接盤者只可能將其用作商業經營，而不會是自住。傳導到下遊，我們看到在西塘，一杯啤酒能賣到70塊錢，甚至超過上海衡山路上那些極具格調的酒吧。這樣的消費標准，除了遊客，普通居民能承受得了嗎？
結果，烏鎮也好，大理也罷，都成了全國人民的烏鎮/大理，但唯獨不屬于烏鎮/大理人(這方面西塘還算好一些)。而杭州湖濱、上海外灘、南京夫子廟、嘉興南湖等，也都是這個情況。這究竟是杭州、上海、南京、嘉興等城市之福(主要是政府之福)，還是本地居民之痛？
說不好。
（更多長三角區域城市分析文章，歡迎關注我的微信公衆號“三土城市筆記”或“三土演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