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葛明甯 實習生 鮮夢君 孫淩霄 李夢雅
陳慧娣六十多歲，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一些。她笑容可掬，燙過的頭發堆在肩上，戴著一頂俏皮的帽子——這張照片是她的家人爲了尋找她，發布在網上的。
她的丈夫和女兒後來看到了她在江邊的監控錄像。那身影是“很著急、很著急的，打了車，到了江邊拼命地跑，頭也不回。”她的丈夫齊志明回憶。他快八十歲了，近幾個月沉浸在妻子突然投江身亡的悲痛裏。他重複最多的是：“想不通。”
與丈夫相伴到老，身邊有女兒、女婿和外孫，生命最後一段時間，陳慧娣卻頻繁地說“很難受，不想活”。齊志明說，妻子十年前便確診抑郁症，近幾年，在他的注視之下，她的病情日益嚴重。在更換抗抑郁藥品的檔口上，陳慧娣“失控”了。
在公共領域，目前少有老年人主動袒露自己有患抑郁症的經曆，他們是沉默的。但實際上，老年人是面對抑郁症最脆弱的人群。
國內幾家精神健康醫療機構2019年聯合公布了全國性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按照較嚴格的抑郁障礙標准，患病率最高的年齡段是50-64歲，患病比例爲4.1%，第二高的是65歲及以上的年齡段，爲3.8%。
還有更多中國老年人正默默遭受抑郁症狀的困擾，人們窺見的只是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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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雲籠罩下的家庭
妻子去世之後，齊志明想，早知如此，無論如何要送她到精神科住院。但女兒說，這是防不勝防的，這樣老人會很受罪。
齊志明將信將疑。有的事，他沒有機會再問妻子了，現在也無法對女兒開口，顯得他要責怪女兒；可是，如果不說，又在心裏揮之不去。
在齊志明的印象裏，從年輕時候開始，陳慧娣就很容易緊張，婚後，她一直做家庭主婦，屬于把丈夫看管得比較緊的人；後來，女兒生了孩子，兩人一起接送外孫，那個孩子在身邊蹦蹦跳跳，稍微一閃，幾秒鍾離開了視線，妻子的臉瞬間變了顔色。這畫面在齊志明的心底留了很久。
按照他的回憶，五十多歲的時候，陳慧娣開始有了固執的“疑病症”。
陳慧娣覺得自己尿道感染，頻繁去醫院檢查，卻查不出什麽。她還說自己疼，渾身疼。後來齊志明退休了，陪她看遍了城裏的醫院，一次在門診的時候，有病友推薦他們去試一試精神科。她的病隨即被診斷爲抑郁症的“肢體症狀”。
醫生開了一劑藥，一度“控制得很好”。往後十年間，陳慧娣還不時地去檢查，有一次真的查出腫瘤，反而“沒什麽”，動切除手術的前後，一點也沒有鬧。只是近兩年，陳慧娣說，吃這個精神類藥物讓自己“心亂”。
她對丈夫說過幾次，自己想死。
齊志明知道妻子有病，但還免不了感到她在“作”：“你什麽時候想死，我陪你去。我們年輕時就約好的，一起死。”
“你真要自殺，這很不好啊。我們還有孩子、孫輩。你這麽搞，我們怎麽做？不行，絕對不可以。”他又對她說道。
直到她生命的最後幾天，終于拜托醫生換了“有副作用”的藥，開始吃新藥，一下控制不住，她跑出去，第一次家裏人把她找回來，坐下吃飯。齊志明完全服了軟，傾訴了對她的感情。他記得，她也是有回應的。可是，第二天一早的監控視頻裏，她又跑得那麽快，像是很決絕的樣子。
鄭華也經曆過四處尋找家人的苦難。那是她的母親，那天，他也散發了很多尋找母親的信息，到處看監控。傍晚，小區裏與母親一起跳廣場舞的阿姨給他打電話，讓他過去。他感到，有一個猜測在心裏逐漸著地。
他的母親許淑英也離開得那麽堅決，把自己反鎖在停車場一側的一個密室裏。小區裏一起跳舞的朋友組織找她，在附近兜了很久，才發現了這個地方，進而發現遺體。
鄭華的父親是因癌症過世的。母親五十多歲的時候，有一年一直在辛苦地照顧自己丈夫。他去世了，她比較傷心。這一段時間，她也開始去醫院查一些不知道從哪裏來的毛病——局部地區疼痛、身上哪裏有“脹氣”、頭暈。
她有一回在小區裏，帶著鄭華的孩子玩耍，摔了一跤，在家休息，逐漸變了一個人。
鄭華說，媽媽原本非常外向，發病後，變得膽小、不肯出門、不願意打開手機。
這時候，唯一能說動許淑英出門的由頭是去看病。鄭華說，母親一生經曆很多事，是比較強勢的個性，但在疾病的折磨下，她會對醫生反複說“求求你”，像抓著一根救命稻草。
醫生囑咐鄭華，要找人陪著許淑英，防她想不開，但許淑英不願意主動和人說話。因爲整夜睡不好覺，她的身體也變得虛弱。所以，後來只能找一些老家的親戚出來，輪番在家裏照顧她。
發病是周期性的，多數在春天，一發兩三個月。最嚴重時，鄭華半夜裏經常聽到母親爬起來，在關著燈的客廳裏來回走，熬過一夜。
無法表達的痛苦
下班回家的鄭華遵從醫生指導，試圖在家營造一些快樂的氛圍。比如，他們夫妻倆晚上逗孩子玩，會故意笑得比較響。但發病的母親看上去沒有任何反應。
他說，自己也不能對母親傾吐遇到的苦惱，只能強挨著，時不時地嘗試和她交流。“媽媽。”他對她說，“抑郁症是一個病，堅持吃藥，（發病的）時間很快會過去的。家裏還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沒有你。”母親對這些話，似乎也沒有什麽反應。
在疾病中，她只會反複念叨：“我現在的腦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講話的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
她說，自己已經很多天沒有睡好覺了，感到身體很脹，很疼。
到了恢複階段，她逐漸能睡著了。去參加家族聚會的時候，她的兄弟姐妹們會提醒她：“要注意吃藥哎，要聽醫生的話哎，你發病的時候都不認識（搭理）我們了。”許淑英不接這種話，更不主動提起；旁人問些問題，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記了一般。
沒犯病時，她能組織其他老年人一起旅遊，常去跳廣場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發病，許淑英一早跑出去，尋了短見。“那天是非常、非常難受的。”鄭華回憶，“家裏的親戚都從老家趕來了，有的親戚還沖我吼。”更多人問的則是：是家裏遇到什麽問題嗎，是媳婦和婆婆吵架了嗎？
往後的一段時間，鄭華總准備著很多母親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預備給親戚們看，他想證明，並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顧她，不和她談心。
“家裏有一個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鄭華反複地自白。
新加坡國立大學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問題有十個年頭，同時給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詢。
姜楠說，老年人的世界並沒有那麽好進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輕一些的社工想和他們說話，會遇上一些壁壘：身體開始衰弱的老人，並不如想象的願意接受建議，聽取社工、或者家裏小輩倡導的“科學”。和其他年齡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見，也有其他年齡段的人不容易進入的社會結構。比如，社區裏想組織一些能活躍身心的活動，“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說話有分量的人去組織”，社工只能從中協調。但是老年人在參與活動之後，退出的相對會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發病的誘因是家庭失和，與子女關系緊張，而在另一些家庭裏，尤其在華人重視家庭的氣氛之下，子女會把老人當做孩子照顧起來，要爲他們的病負責。
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子女會向老人灌輸自己對抑郁症的認識，但老人並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況嚴重，第一要引導老人去就醫，如果需要藥物治療要遵循醫囑；平時更倡導鼓勵他們走出門，感受不同的樂趣，讓有抑郁傾向的人有動力改變。
即便是同齡伴侶之間的溝通，也可能隔著一堵牆。齊志明記得，從前，自己的妻子時不時說自己一晚沒睡，很痛苦，可是，自己明明看見她睡了五六個小時——他會把她的睡相拍下來，放給她看。
陳慧娣看了，只是笑笑，不答複。齊志明感到理解不了她。
叩開老年“心門”
在對往事漫無邊際的追問之中，齊志明感到，自己才應該患上抑郁症。他對妻子的回憶是矛盾的，一時想起她在小區裏其實比自己更活躍，遇到誰都熟悉，對誰都打招呼，不像自己總是待在家，哪裏也不去。
但是，“想死”的事，她對他提的都不多，估計她知覺到了丈夫嫌煩；更多的時候，她只是打電話向自己的姐妹傾訴。
讓老年人逐漸打開內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姜楠說，在新加坡做相關的社會工作，靠的首先是一些搞“社區送溫暖”似的笨辦法：在社區裏邀請不願出門的老年人參加活動，“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平常對他關心，比如送老人喜歡的食物、上門打掃衛生。”
有一些需要心理咨詢的老年人會主動給姜楠打電話——有的傾訴日常的愁煩，比如家庭矛盾，也有的在說自己軀體層面的症狀。有一些人是在診所看病時，被推薦給她打電話的。也有一些子女找到她，說自己的父母親變得過于暴力，無法溝通，想通過心理咨詢的方式解決問題。
還有些人，是社區篩查出有抑郁症狀的獨居老人。有些老人會在社區的反複關心下走出家門，但也有的“巋然不動”；有的老人參加幾次咨詢，就不繼續來了。姜楠坦言，失敗是常見的。
與她談話的老年人中，約一半的人有抑郁症狀。她可能會發現一些明顯的生活際遇上的誘因，也可能是更偏向生理層面的變化，比如女性到了絕經期、遭遇慢性疾病的惡化以及藥物的副作用等。
姜楠在不同國家工作過，提到好幾種誘發抑郁症的常見社會性因素。例如，有一些工作上成績很好的人退休之後，猛然失去了權力、社會資源，會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突然變成了社會的負擔；或者是家庭出了問題，因配偶去世而痛苦，或者與小輩失和爭吵；或者在社會變化之中，“三觀”動蕩又無可解釋，變得憤怒，溢出戾氣。
純粹聽老年人傾訴苦惱，有可能並不通往任何地方。姜楠推薦的一種心理治療模式是懷舊治療法，即鼓勵老人傾吐自己的人生故事。這是較易于在社區開展的療法。
美國長期護理監督員項目（Long-Term Care Ombudsman Program）是一個由政府授權的志願者項目，幫助老年人選擇、監督養老院。該項目的官網總結道，懷舊治療可以幫助老人重新自我定義，而不是一開口就談自己的身體缺陷；老人由于身體條件變差，可能正經曆自尊心受挫，懷舊治療可以幫他們重拾自尊心；通過回憶過去，老人也能在別人的幫助下，修複一些隱隱作痛的舊傷。
上海精神衛生中心老年科主任李霞有一個病人，退休前是一名幹部，他也“情緒不好”。李霞最近看國際局勢變動，就問他，怎麽會是這樣呢？能不能寫一寫自己的看法，讓醫生了解下？
病人認真寫了，分析了一遍新聞裏的外國人，某甲是這樣的，某乙是那樣的；寫完又非常沮喪，循著抑郁症的慣性，說自己寫得不好。但是，他願意和醫生一直這麽筆談。
這樣的醫生與病人的關系，李霞認爲，應該是平等的，當然不可能仰望著病人，但也不會把他們當小孩般照顧，還是要像兩個成年人一樣，互相尊重，而當他們說，感到生活沒有希望、自己不會好了、永遠都要如此……這是他們的真實感受，是要傾聽的。
這也包括“疑病症”病人的感受。李霞的另一個病人，總是覺得自己腰間有一種勒緊的感覺——檢查不出什麽，但是，病人訴說，有一天拿著手機，給人看核酸檢測結果，不知爲什麽，顯示不出來。病人怒了。他對醫生回憶：“我一生氣，就感覺那根帶子勒得我好緊、好緊的！”
他被一根情緒的“帶子”勒住，體會到的是一種真實的氣憤。
面對陰翳之處
對于一些困在情緒之中的老人，眼前的生活已是一團亂麻，有的牽著煙霧重重的過去——是難以面對，不可改變的過去。
出于心理咨詢的需要，姜楠不可避免地要調停一些家庭矛盾。遇到一些態度蠻橫的老人，姜楠會選擇直說：“如果你一直保持這樣的抵觸態度，別人都會覺得難受。別人對你不好，你也感覺不好。這是一個惡循環。要想有積極健康的生活，首先自己要有積極向上的態度。”
有一個老人，他用自己的錢，買了一大堆不便宜的電子産品，站在路邊塞給過往的行人，仿佛一種行爲藝術，意思是錢哪怕被大風刮走，也不留給兒子；他又日常站在自家的窗邊喊叫，對世界陳說著，兒子媳婦都不孝順，這種生活無法繼續下去——結果，居委會還是找老人的兒子來管。老人把家門鎖了，在屋裏砸東西、丟東西。兒子帶警察破門而入，把他送進了上海精神衛生中心。
他是一個鳏夫，和兒子一家關系失和，他又不擅長照顧自己，苦撐著獨居在老房子裏。送入醫院時，老人的營養狀態很不好，還有其他疾病，終于在精神病專科醫院的病房裏，他挂上了營養液和消炎藥，醫生也使用了一些鎮靜類藥物。
抽絲剝繭一般地，老人可以和人正常交流之後，“我們爲他搞過家庭訪談。”李霞說。剛開始，在一條沙發上，老人坐在一端，頭別過去，兒子坐在另一端，頭別過去，很尴尬。
說來說去，兒子想送父親去養老院。老人不想離開老房子，但是，站在兒子的立場上，“老人的大腦能力是下降的，好好給自己做飯，把自己生活安排好，都需要很高的能力”，李霞說，還要有人監督老人吃藥。老人逐漸失去自理能力，但兒子、媳婦都要上班，可能顧不過來。
這原來是生活裏一道難解的題，是平常人家都要苦惱的事，但令人遺憾的是，老人出現了抑郁症的症狀，小輩們還可能有額外的社會負擔，比如被左鄰右舍視爲漠視老人、不守孝道。
“家庭訪談”到最後，老人妥協了，去養老院。李霞聽說，現在他過得不錯，“在養老機構裏當上了類似老年隊長”。
生活仿佛激流，洶湧而去，那些矛盾與沖突如河流底下累累的頑石，是不會被輕易沖走的。
孟和也快要八十歲了。他對記者回憶，第一次被診斷爲抑郁症，是五十多歲。孟和曾是一名工程師，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下海潮”中從體制內出走，創辦公司後很快受挫。他最潦倒的時候擺過地攤。
二三十年過去了。他近些年又偶爾發病，一部分是被久遠的愧疚感纏繞著，孟和心裏想，自己要是沒有離開體制，退休金該是很高的。
于他而言，來自外界的慰藉並沒那麽易于獲得。老人之間的關系有一種特殊的脆弱。孟和加入過中學同學微信群，和大學同學微信群，現在全退群了。他說，中學群裏有幾個成功過的人，話裏話外地“顯擺”，總是他們在說，普普通通的大多數沉默著。孟和的大學同學們見識更廣一些，各自經曆不同，線上線下，無休止地辯論社會時事。對于同樣的一樁舊事，他們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孟和逐漸與他們疏遠了。
他還會被往事中悲哀的部分包裹起來，想起那失敗的一躍，感到自己對不起家人，也有人對不起他。于是，他還要回到當初的錯愕之中，想說一句，“我沒有做錯什麽”。
孟和說，他近些年在學習的是：“接受不可改變之事。”
他有時候很羨慕一些年輕人，他們還有機會早些領教這些生活的道理。對于他來說，“看太少了，太晚了”。
與死亡念頭搏鬥
七十多歲之後，孟和又幾次爆發了抑郁症，大約兩年一回。他形容自己抑郁的時候，腦袋裏全是負面的想法。有時候，思緒的“引線”是做了個夢，夢到了一個過去的人，然後，他憑空找回了從前他們交往中遇到的矛盾，繼而是難言的恐懼和焦慮——抑郁中的人，思維能力低下。孟和腦中放著個灰暗的、不合邏輯的、慢鏡頭的電影。
現實中的他，一天到晚什麽也不做，開著電視，但不看。幾個月後，他又逐漸好轉。
孟和一直在進行藥物治療，吃久了藥，對它們都很熟。藥物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也一直監控著自己的情緒。
李霞形容，抑郁症和高血壓一樣，只是一個平常的病。但是，“高血壓從哪裏來？也是沒有（明確）答案的。”
根據不同的基因，不同的人患上高血壓或抑郁症的概率不同，有一些遺傳史的，到了比較脆弱的年齡，更需要注意。而無論禀賦怎麽樣，都應當早預防、早介入。
抑郁的老年人，狀態好一點的時候，可以自己對抗一度在心裏紮根的負面念頭。
有一個老人來看李霞的門診，申訴兒媳對自己不好，想到兒媳就生氣。經過治療，他後來又說，兒媳只是不會說話。“你看，她還給我買過一件衣服的。”
一旦進入較爲嚴重的抑郁症階段，那扇“心門”的背後是自殺的念頭，而且更難打開。有一些自殺傾向明顯的老人住進老年科的病房，李霞仍然苦惱如何獲取他們的信任。接受采訪時，她首先想到的是那個老太太——吞下過輸液用的塑料小件，還把被單撕成過一條一條的。等到病房裏的其他人都睡下，她才開始幹這些事。
醫生問她爲什麽要這樣，老人說“吃著玩的”。面對這樣的病人，李霞也會感到無力：“怎麽去救治她，她都不要信你，連一句實話都不說，想死也不告訴你。”
她說，到了這一步，病人的想法很簡單。他們想的是，告訴別人，他們不就要阻止自己去赴死嗎？
那是幾年以前的事。最近，老太太來找李霞複診，病情變得比較穩定，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李霞表示，通過對一些醫院的觀察，有的老年精神科病房存在一些病人不願意出院的問題，醫院裏條件齊全，醫保兜底，在一些地方，老年精神病科逐漸被經營成養老院一般，醫護的工作能力久久得不到提高。
另一方面，真的需要救護的老人，又可能有一些不配合的家屬。病人可能是非常抗拒住院治療的——那個時候，他們思考如何求死。幾位家屬則在爭論。比如，老人的一個孩子想送入院，另一個從國外趕回來，把家人和醫生都罵一頓，說國內的兄弟姐妹沒照顧好爸媽，送去住院是想要“甩鍋”。
“你們商量好了嗎？”李霞免不了問。
那些讓家屬們看了難過的治療辦法，比如約束，“所有約束都很煩的，每兩小時要巡視，怕他們掙紮，壓到血管”；還有電療，都是微量電流，在老年病房裏，要考慮到老人的血壓問題，也很繁瑣。這一切，是與病人的死亡念頭搏鬥，是爲了病人能冷靜下來，重新開始交流。
李霞會建議家屬，必要的話，尋求警察的幫助，因爲，重度抑郁症和心髒衰竭一樣，是危及生病的疾病。病人想死，只是一時一刻，如果治療得當，可以懸崖勒馬。
齊志明對這類送院治療沒有什麽了解，隱約聽說過“電擊”，覺得可怕；妻子去世之後，他有時會想，如果知道，“哪怕難受，也要給她送到醫院去”。
現在，對亡妻的思念和困惑，成了齊志明“藏在心裏的東西”。
近八十年的人生，他已料理過不少人的後事，甚至一些比自己年輕很多的，原以爲已經看淡了，都是自然規律。但是，等到自己老伴走了，他仍然非常難受。
“我愛她，愛得可以說很深吧。”他說。
妻子死後，他“拼命做夢”，夢見的都是他們年輕時候的事，一些美好的事，像要用力抓住那些回憶。
（爲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陳慧娣、齊志明、許淑英、鄭華、孟和爲化名。）
責任編輯：彭玮 圖片編輯：陳飛燕
校對：劉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