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富育紅
【編者按】
20年前的9月11日，美國紐約的世貿大廈遭兩架飛機撞擊轟然倒塌，舉世震驚。美國、無數受牽連的民衆，乃至整個世界的運行軌迹都因之而改變。20年後，恐怖主義的幽靈仍不時在世界各地肆虐，全球反恐會否“越反越恐”？20年的時間，是否足以令人類看清“9·11”在曆史長河中的影響？
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國際部9月10日起推出“全球反恐20年”專題報道，從多個維度呈現“9·11”以來這20年如何改變了個人、國家以及世界。
近年來，相較于中東、北非和南亞地區，東南亞恐怖主義頻度和烈度較低，總體上處于可控狀態。但在“基地”組織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滲透和影響下，東南亞恐怖主義威脅有所增加，且表現出國家、地區和全球複合特征，仍需要地區及域外國家積極防範和審慎應對。
“基地”組織的滲透：本土極端暴力活動的國際化轉變
恐怖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由來已久。在冷戰時期，傳統與現代的對立，城鄉差距與族群沖突等國內矛盾構成了東南亞各國恐怖主義的力量之源，地方動態在各種恐怖和叛亂活動中占主導地位。在上世紀80年代蘇聯阿富汗戰爭期間，一些來自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國的年輕人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參戰，這爲他們後來形成極端暴力思想，以及與“基地”組織建立聯系奠定了基礎。
到了1990年代，由于80年代曾建立的個人聯系，加上東南亞部分國家中央控制薄弱、腐敗猖獗、邊界松懈和伊斯蘭慈善機構網絡廣泛等原因，“基地”組織恐怖網絡在東南亞的滲透取得“重大進展”。1990年代中期，“基地”組織馬尼拉小組十分活躍，隨後他們將活動擴展到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基地”組織領導層還利用東南亞國家作爲募資和洗錢的場所。與此同時，“基地”組織爲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阿布沙耶夫集團（Abu Sayyaf Group）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等當地伊斯蘭極端武裝組織提供資金和培訓，並與之合作。
2001年“9·11事件”之後，東南亞被視爲全球反恐戰爭的“第二戰線”。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後，“基地”組織加強了在東南亞的網絡，進一步煽動、武裝和資助地方團體對美國等西方目標發動襲擊。
在上述過程中，“基地”組織成功影響了很多東南亞分離主義和宗教團體的戰略目標，推動他們將視角由本土轉向全球暴力“聖戰”。此外，東南亞極端暴力組織習得了“基地”組織的恐怖襲擊戰術，實施的暴恐活動比過去更具規模和血腥。在“基地”組織影響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出現了自殺式爆炸襲擊和路邊炸彈襲擊，這些活動旨在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在21世紀初期，東南亞地區恐怖主義擡頭，恐襲事件頻發。恐怖主義成爲東南亞各國安全議程的首要任務。截至2010年左右，由于各國當局成功打擊暴力武裝和恐怖組織力量，東南亞恐怖主義威脅有所緩解。
“伊斯蘭國”的滲透：東南亞恐怖主義發展的新階段
2014年以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崛起，爲東南亞各個極端暴力組織帶來鼓舞和支持，並對東南亞地區安全與穩定構成新的、更大的挑戰。曾有數百名來自東南亞的極端分子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加入“馬來群島戰鬥小組”（KATIBAH NUSANTARA），與“伊斯蘭國”並肩作戰。
“伊斯蘭國”在中東地區遭到重創後，東南亞隨之成爲暴恐分子回流、開辟“伊斯蘭國”新戰場的地區之一。還有一些本土極端暴力組織試圖舉起“伊斯蘭國”旗幟進一步擴張，包括阿布沙耶夫集團在內的多個東南亞極端暴力組織紛紛對“伊斯蘭國”表示效忠。
2016年，“伊斯蘭國”宣布阿布沙耶夫集團首領哈皮隆爲其菲律賓分支的領導人。2016至2017年是“伊斯蘭國”在東南亞招募的高峰期，各類伊斯蘭極端組織都在爭取獲得“伊斯蘭國”的認可。2014年1月至2019年7月，至少有六個本土極端暴力組織在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實施了與“伊斯蘭國”有關的襲擊。“伊斯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越來越大，加劇了各國的擔憂。
東南亞恐怖主義發展的新特點
在“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滲透下，東南亞恐怖主義出現一些新的特點和趨勢。
第一，恐怖主義分散化發展。2002年巴厘島爆炸事件後十余年間，東南亞各國加強了反恐合作，在很大程度上瓦解或削弱了伊斯蘭祈禱團、阿布沙耶夫集團等地區大型恐怖組織。這些組織迅速分裂成小分支，或重新組合，多以微型小組開展活動。2014年以後，“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在全球“聖戰”薩拉菲活動中競爭加劇，東南亞本土恐怖主義活動也更爲分裂化。雖然這些微型團夥的暴恐襲擊技術水平相對較低，造成的破壞也相對較小，但他們實施的暴恐活動卻可能越來越頻繁，也更加難以預防。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國際恐怖主義去中心化和碎片化發展的趨勢。
第二，個體恐怖主義現象增多。極端敘事、互聯網爲個體不滿與更廣泛的極端網絡之間的聯系與相互作用建立了橋梁。“伊斯蘭國”通過其媒體機構Al-Hayat有針對性地對東南亞受衆（特別是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脆弱的穆斯林群體）展開宣傳活動，鼓勵當地同情者和支持者就地實施暴力“聖戰”，打擊各國政府目標。“伊斯蘭國”在東南亞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十分活躍，並爲該組織的招募和個體極端化創造了有利環境。
第三，女性在暴力極端主義中的角色轉變。在“伊斯蘭國”影響下，東南亞地區女性成爲推動家庭集體極端化現象的切入點。一些女性隨丈夫或父兄加入“伊斯蘭國”，一些女性在自殺式暴恐襲擊活動中發揮關鍵作用，並推動暴力極端主義的實施者從單純的個人轉變爲整個家庭。比如2018年5月在印度尼西亞泗水發生的連環自殺式爆炸襲擊，就涉及多起“家庭人彈”。泗水襲擊事件由“伊斯蘭國”分支“神權遊擊隊”(JAD)策劃。
第四，地方分離主義叛亂活動與全球“聖戰”恐怖主義合流。在“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的推動下，東南亞地區具有民族主義分離傾向的穆斯林武裝團夥與全球“聖戰”分子的聯系不斷增加。2016至2017 年，“伊斯蘭國”鼓勵東南亞支持者前往菲律賓南部發動“聖戰”，而不是向中東遷移。2017年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首府馬拉維發生的叛亂活動由“伊斯蘭國”支持者阿布沙耶夫集團和穆特組織（Maute Group）發動，這場叛亂體現了全球“聖戰”活動與反政府武裝叛亂活動的合流。
隨著“伊斯蘭國”試圖在印度尼西亞東部和菲律賓南部站穩腳跟，外國“聖戰”分子也不斷湧入這些地區。在這一過程中，菲律賓成爲東南亞地區與“伊斯蘭國”有關活動的中心，東南亞極端暴力活動的地理範圍發生了顯著變化。恐怖主義與地區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相互交織，不僅增加了暴力沖突的烈度，而且導致當地沖突擴展到其他地區，加劇了地區動蕩。
第五，外國戰鬥人員“回流”威脅增加。“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遭受重創以後，從中東返回東南亞的外國戰鬥人員網絡十分活躍，並對該地區安全構成威脅。這些回流的外國戰鬥人員在該地區暴力網絡中扮演了新的角色。特別是由于他們具備一定的戰鬥經驗、武器知識、極端意識形態，以及與跨國恐怖組織的聯系，因而能夠爲當地極端團體或個人提供專業知識指導甚至是物資與資金支持，從而進一步推動本土恐怖主義發展。比如在印度尼西亞，他們能夠爲受到削弱的當地“聖戰”組織注入新的活力，並利用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使用的策略攻擊伊斯蘭教什葉派穆斯林，煽動教派仇恨和暴力，甚至重新點燃跨境“聖戰”恐怖主義活動。
極端主義的流動性：塔利班重掌阿富汗的影響
近年“伊斯蘭國”在各地區的發展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和打擊。隨著最近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回歸阿富汗政治中心舞台，以及隨後不久“伊斯蘭國呼羅珊省”在喀布爾機場發動致命襲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安全機構擔心阿富汗局勢不穩會産生溢出效應，從而增加了對本土極端組織和恐怖組織活動的預防。另外阿富汗難民問題也加劇了東南亞國家對極端主義蔓延的擔憂。
不過，近期阿富汗局勢變化對東南亞恐怖主義的影響是間接的，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塔利班重掌政權進一步打破了美國等世俗國家不可戰勝的神話，這可能對東南亞各類極端組織起到鼓舞作用，使他們更加堅定自己的極端信仰，並嘗試通過更爲極端的行動實現目標。第二，之前盤踞于阿富汗邊境部落地區的各類暴恐組織很可能向南亞、中亞和東南亞等地區流動，從而增加其他地區的反恐壓力。特別是東南亞部分國家治理能力匮乏，中央權威薄弱，邊境松懈，以及長期存在暴力沖突等環境，使之仍然容易受到暴力極端主義的滲透。這也意味著，應對東南亞恐怖主義威脅不僅需要防止各類極端暴力組織控制領土、極端分子跨境流動，還需要繼續努力改變有利于暴力極端主義蔓延的地方環境。
（富育紅，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副教授）
責任編輯：朱鄭勇
校對：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