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躍進
摘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中國社會現實，這是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本文以中國古代目錄學發展爲線索，分七個專題展開論述：一是《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二是《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和《遂初堂書目》，三是《通典》《通志·藝文略》與《文獻通考·經籍考》，四是《四庫全書總目》，五是藏書機構目錄，六是私家收藏與專題研究目錄，七是中國文學研究目錄等。通過這樣的梳理，總結學術經驗，探索發展方向，強調基礎研究，所有這些努力，或將有助于當代學術研究的體系建設。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創造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新型文化，這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中華文化的發展方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非常豐富。如何進入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學術領域，如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確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積極推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的大背景下，強化學術基礎工作，激活傳統研究方法，一定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中國傳統學問的基礎在“小學”，包括文字學、音韻學、訓诂學、目錄學、版本學和校勘學等專門學問，也涉及曆代職官、曆史地理以及相關的文化史知識。長期的學術實踐證明，目錄學是從事中國傳統學問研究的不二法門。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一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然此事非苦學精究，質之良師，未易明也。”[1]我們讀余嘉錫先生的《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就可以深刻地體會到這一點。有關目錄學方面研究著作已經出版很多部，有的側重于史的線索，如倪士毅《中國古代目錄學史》（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有的更適合于應用，如潘樹廣《古籍索引概論》（書目文獻出版社1984年版）。這裏，我只是就比較熟悉且與古代文學研究密切相關的內容略作論述。
目錄，顧名思義，實際上包括“目”與“錄”兩個部分，目是書目，錄是題解，包括敘錄、提要等。表面看，目錄只是書名的列羅，但這裏蘊含著豐富的曆史文化信息。我國古籍目錄，嚴格意義上講始于劉向《別錄》，此後是劉歆的《七略》，既有目，又有錄。此後兩千多年的曆代官方、私家目錄可謂汗牛充棟，不計其數，但大體沿襲著劉向、劉歆父子的體例而略有調整。從中國文學這一學科最常用的幾部目錄來說，《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與“三通”中的文獻著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以及《四庫全書總目》最爲重要。當然，這幾部著名的目錄學著作體例也各有差異。《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有小序而無題解。《通志·藝文略》基本沒有小序和無題解，而《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則有題解。當然，有小序和題解的目錄最爲重要。
一、《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志》
1.1 《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如同《說文解字》對于古文字研究的意義。要想了解上古文字的發展演變，只能從《說文》入手。要想研究先秦兩漢學術發展的情況，當然也離不開《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雲：“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谒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诏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辄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劉向《別錄》凡二十卷，但已久佚，今存《戰國策書錄》《晏子書錄》《荀卿書錄》《管子書錄》《列子書錄》《韓非子書錄》《鄧析子書錄》與《說苑書錄》等數篇。《藝文志》又雲：“會向卒，哀帝複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2]劉歆《七略》業已亡佚。《隋書·經籍志》稱《七略》收書“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而阮孝緒《七錄》記載說收書六百家，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3]。按照這種體例編纂的書目，還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等最爲著名。據《隋書·經籍志》載有《七錄》分類：“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4]
班固《漢書·藝文志》就是在《七略》基礎上編纂而成，也是現存最古老的官修書目，收書三十八種（即“類”之意），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每種之後有小序，每略之後有總序，是考察先秦西漢學術變遷的最重要的依據。更重要的是，近世很多出土文獻，也往往要參考這部著作確定其名稱。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收錄在《玉海》中，重點探討各書的內容及存佚情況，辨別其得失。清代學者錢大昕、錢大昭、姚振宗、周壽昌、王先謙及近代學者顧實、楊樹達、余嘉錫、葉長青、張舜徽等均有考訂。其中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最爲宏富。陳國慶彙集各家之說，精簡編成《漢書藝文志注釋彙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清通精辟，頗便閱讀。
1.2 《隋書·經籍志》
《漢書·藝文志》之後的史書目錄最重要的當推《隋書·經籍志》。《隋書·經籍志》是繼《漢書·藝文志》之後第二部重要的目錄。序稱：“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缥囊，書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4]
這部目錄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反映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學術思想及文化狀況。第二，確立了史家目錄四部分類的規範。從序中知道，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始于鄭默而成于荀勗（只不過當時稱爲甲乙丙丁），《隋書·經籍志》乃集其大成，凡著錄存書三千一百二十七部，佚書一千六十四部，附錄佛、道二錄。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古籍目錄雖然曾用劉國鈞、施廷镛等分類法，但終究不能取代古代四分法。第三，在《漢書·藝文志》的基礎上著錄各書的存佚情況。
章宗源有《隋書經籍志考證》，僅完成了史部，姚振宗的《隋書經籍志考證》則爲集大成者。兩書都已收錄在《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56年版）中，較易閱讀。現代的研究論著以日本學者興膳宏、川合康三的《隋書經籍志詳考》（汲古書院1995年版）爲佳。該書最重要的價值是對原著進行版本流傳的考察，包括其它書錄的著錄差異、各家輯錄的詳略情況，並且考辯其訛誤。書後附有人名、書名索引，便于檢索。
《隋書》以後的史志目錄，價值已經遠不能與上述兩種相比①。原因在于，唐代以後，典籍日益豐富，而正史著錄，多有缺略。如《舊唐書·經籍志》僅據《古今書錄》而編，開元以後二百多年間重要作家如李白、杜甫、韓愈、柳宗元的作品都未著錄，差失之遠，可想而知。《新唐書·藝文志》根據《開元四部書目》多所訂補，特別是在一些書名下間有作者小傳，較有價值。《宋史·藝文志》被四庫館臣譏爲“諸史志中最叢脞”者（參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八十五《崇文總目》提要）。《明史·藝文志》系根據明清之際著名藏書家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編成的②。清代著述極爲豐富，而《清史稿·藝文志》僅收錄九千余種，顯然多有缺失。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武作成所撰《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在原有基礎上又增補一萬余種，王紹曾主編《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中華書局2000年版）著錄多達五萬四千余種。
王承略、劉心明主編《二十五史藝文經籍志考補萃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收錄二十五史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及其相關考證、注釋與補遺著作，包括：一是二十五史中原有的《藝文志》、《經籍志》七種，即《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明史·藝文志》《清史稿·藝文志》。二是宋代至民國年間對這七種《藝文志》《經籍志》的考證、補遺與注釋著作。三是清代以來補撰的《藝文志》《經籍志》等。四是宋代國史《藝文志》的輯本以及明清兩代的國史《藝文志》《經籍志》等八十余種，按照時代和篇幅分爲27卷，分裝31冊。每一種都作了標點、校勘。其中《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及其補遺考證注釋著作最爲豐富，關于《漢書·藝文志》就占5冊，《隋書·經籍志》占7冊。這就爲貫通考察唐前典籍的成書、著者、卷帙、真僞和流傳情況提供了最基本、最可靠的依據。
二、《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和《遂初堂書目》
宋代以後，私人藏書風氣很盛，因此，私家藏書目錄日益湧現。其中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最重要的目錄當首推《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和《遂初堂書目》。
2.1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郡齋讀書志》作者晁公武生活在兩宋之交，爲當時著名的藏書家。這部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具有題解的私家藏書目錄，著錄一千四百九十六部圖書，除去重複，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按照經史子集四部分類，部下設類，其中經部十、史部十三、子部十八、集部四，共計四十五小類。卷首有總序，每部有大序，二十五個類目前有小序。每部類大體按照時代排列圖書，並有題解說明其卷數、篇目及相關序跋。
這些題解非常重要，試舉二三例。
例如，《玉台新詠》原本的具體篇目今已無從考索，但是其收詩情況還略可懸測。《郡齋讀書志》著錄唐人李康成編《玉台後集》十卷，雲：“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5]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卷一載：“鄭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炀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6]李康成所編既然“與《前集》等”，說明唐人所見《玉台新詠》所收作品也是六百七十首。然而，吳兆宜箋注《玉台新詠》序稱“孝穆所選詩凡八百七十章”[7]，不知據何而言，據上述材料來推斷，吳氏所說恐有誤。
又譬如，以往的著錄，《玉台新詠》一般都置于集部總集類，唯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例外，將《玉台新詠》與《樂府詩集》《古樂府》並列收入樂類中。這種分類似本于唐朝李康成。李氏《玉台後集序》稱：“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平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所著樂府豔詩，以備諷覽。”前引李康成《玉台後集》，晁公武的題解稱其所收爲“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這裏，說《玉台新詠》收錄的是“樂府豔詩”，《玉台後集》收錄的是“樂府歌詩”，強調的都是“樂府”，即從入樂的角度來看《玉台新詠》。以往論及《玉台新詠》的特點，往往關注所收詩歌的描寫內容，即以女性爲主，而忽略了這部詩集的入樂特點。從某種意義上說，《玉台新詠》實際上是一部歌辭總集，這一點與《文選》迥然有別，因爲徐陵是從樂府的角度收錄古代詩歌。所以，《文選》中許多遺漏的重要詩歌得以入選，譬如吳聲歌和西曲歌，還有大量的文人擬樂府，多賴《玉台新詠》的收錄而保存下來。
《玉台新詠》這部詩集主要是從入樂的角度收錄作品，所以在聲韻方面較之《文選》就更爲講究。《文鏡秘府論·西卷·文二十八種病》載：“吳人徐陵，東南之秀，所作文筆，未曾犯聲。唯《橫吹曲》：‘隴頭流水急，水急行難渡。半入隗囂營，傍侵酒泉路。心交贈寶刀，少婦裁纨绔。欲知別家久，戎衣今已故。’亦是通人之一弊也。”[8]可見在隋唐人心目中，徐陵的創作在聲韻方面非常考究。
以上這些推論，都始于《郡齋讀書志》的著錄。孫猛有《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彙集不同版本詳加考訂，爲讀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2.2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直齋書錄解題》的作者陳振孫主要生活在南宋中期，爲當時著名藏書家，傳錄舊書至五萬余卷，仿照《郡齋讀書志》作《直齋書錄解題》五十六卷。可惜原書久佚，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析爲二十二卷，將曆代典籍分爲五十三類，雖不標經史子集，但以類相從，仍不出四部範圍，其中經類十，史類十六，子類二十，集類七。共收書三千余種。
該書重要價值在題解上。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關于作品和文獻版本問題的一些推論主要依據《直齋書錄解題》。
例如，我過去研究《玉台新詠》版本問題，首先注意到趙均覆宋本後的陳玉父跋：“幼時至外家李氏，于廢書中得之，舊京本也。宋已失一葉，間複多錯謬，版亦時有刓者，欲求他本是正，多不獲。嘉定乙亥，在會稽，始從人借得豫章刻本，財五卷。蓋至刻者中徙，故弗畢也。又聞有得石氏所藏錄本者，複求觀之，以補亡校脫。于是其書複全，可繕寫。”由此來看，陳玉父所據之本已非完帙，而是兩個本子拼湊起來的。根據諸多實例，有理由懷疑宋人所見《玉台新詠》，有的本子很可能就是以半部在世間流傳的。這也許是宋人的成見造成的，他們多重視前五卷，而對于齊梁兩代之作不以爲然。
類似的例子可以舉樓炤編《謝眺集》。據《直齋書錄解題》雲：“集本十卷，樓焰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余視詩劣焉，無傳可也。”據劉克莊之說，《玉台新詠》爲《文選》所棄余，當時人們多重視《文選》而輕視《玉台新詠》，以爲齊梁以前作品尚可收錄，而齊梁以下皆棄而不取，故後五卷不甚爲人所重視，以至處于若存若亡之間。陳玉父，《天祿琳琅書目》撰者于敏中謂其人無考，著名宋史專家陳樂素先生認爲，陳玉父即南宋著名目錄學家陳振孫。如果此說可以成立，更可以說明，《玉台新詠》在兩宋流傳甚少，就連陳振孫這樣著名的藏書兼目錄學家都難以看到完整的本子。晁公武雖然著錄了完整的十卷本，但在題解中並未交待該著錄本的文獻情況，對它的面貌難以知悉。而且，根據現存極有限的文獻材料來看，在明代，就是稀見的幾種傳本，作者的排列次序及詩題也頗多歧異，歧義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後五卷，而諸本均標榜出自宋本。這就使人不得不懷疑宋本《玉台新詠》實際早已失去徐陵原本舊貌，甚至也不是唐代流傳下來的版本系統。會不會是宋人綴拾殘篇，重編而成呢？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這些推論的主要依據是《直齋書錄解題》。
2.3 尤袤《遂初堂書目》
《遂初堂書目》的作者是尤袤，爲宋代著名詩人。這部目錄見于《說郛》記載，僅僅記錄若幹書名，但是開始重視版本，一書往往列出數本。此外，王應麟的《玉海·藝文志》也是重要的私家目錄，其價值是較多地輯錄舊說，爲考證作者的年代提供了基本線索。譬如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的寫作年代，從《玉海》的目錄可以得到若幹線索[9]。又譬如賈誼《新書》五十八篇目錄，也最早見載于這個目錄。武秀成、趙庶洋的整理本《玉海藝文志校證》（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最爲詳盡，值得參考。
宋代還有一部官方目錄這裏也應一並提及，那就是《崇文總目》。該書由王堯臣、歐陽修等編修，分經史子集四部，收錄書籍三萬余卷，每書下有提要，《四庫全書總目》稱“考原本于每條之下具有論說”。可惜，此書元初即已散佚。明清時僅余下簡目。清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凡十二卷。比較通行的是清錢東垣等輯釋的《粵雅堂叢書》本，正文五卷，附《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中華書局《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據該本影印，2006年版）。
三、《通典》《通志·藝文略》與《文獻通考·經籍考》
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江淹始受诏著述，以修史之難，無出于志，故先著其志，以見其才。”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四十《北史三》：“予嘗論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輿地，次辨氏族，否則涉筆便誤。”《史記》開創通代“八志”，《漢書》改爲“十志”。此後正史中的志書，多爲斷代，各志不能相互銜接，或者竟無“志” “書”。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三通”將散見于各類史書的各種材料，分門別類，重新組織編排，使讀者容易得到完整系統的概念。它實際是紀傳體史籍中“書”“志”部分的擴大和貫通。
3.1 杜佑《通典》
唐杜佑《通典》二百卷是中國最早一部記載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中華書局2018年出版點校本。李翰《通典序》：“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于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于事，如人支脈散綴于體，凡有八門，號曰《通典》。”今本九典包括:《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
《通典》的價值主要不在于保存了特殊的史料，而在于編輯組織材料體例的創新。典章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較強的連續性，不能像政治史那樣以朝代爲斷限。《通典》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四庫全書總目》說它“博取五經、群史及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類相從，凡曆代沿革悉爲記載，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原原本本，皆爲有用之實學，非徒資記問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食貨》典論及曆代戶口、錢幣、賦稅、漕運等。《選舉》典涉及選舉制度，如謂“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等。《官職》典分爲二十二類，論及中央與地方官吏的設置、曆史沿革等。《禮》典一百類，前六十五類以唐代開元以前的五禮（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和凶禮）爲中心論曆代沿革。從第六十六類起爲《開元禮纂類》。除序例外，亦按五禮論述。《樂》典是《宋書·樂志》以後最重要的載錄先唐樂府資料專篇。《兵》典論及兵制、兵法等。《刑》典論及刑制，收錄漢魏以來有關刑法的討論文字。《州郡》典大體按照十道編排。《邊防》主要論及邊疆各個民族的曆史。所有這些資料，對于考訂中古作家社會地位、作品系年及文學背景有重要參考價值。不過，此書重視經濟和政治，而忽略文化，因而未設“藝文”或“經籍”一典，這與《漢書·藝文志》或《隋書·經籍志》相比，當然是一個重要缺陷。這一缺陷在宋代鄭樵編《通志》中得到了彌補。
3.2 鄭樵《通志》
《通志》二百卷，所敘述的內容、各部分的時間斷限並不一致。開篇“本紀”自三皇五帝到隋；“後妃”傳自漢至隋；其後是“年譜”，始于《三皇世譜》，終于《隋年譜》；然後是“二十略”：《氏族略》《六書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禮略》《谥略》《器服略》《樂略》《職官略》《選舉略》《刑法略》《食貨略》《藝文略》《校雠略》《圖譜略》《金石略》《災祥略》《昆蟲草木略》等[10]。年譜和二十略類似于正史中的“志”；其後是世家和列傳，自周至隋。嚴格意義上說，這是一部唐前的紀、傳、表(譜)、志俱全的通史。作者序稱：“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
史傳部分多輯錄此前史書，作者稱：“編年紀事，自有成規”。而“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這部分內容，“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貫其綱目”，“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
在宗法制度極爲古老的中國，門閥士族對于文學藝術的控制和深層影響，從東漢以迄南北朝，表現得越來越明顯。東漢王符《潛夫論》有“志氏姓” 一篇，新、舊《唐書》均有《宰相世系表》等，推溯姓氏源流及家族變遷情況，爲文獻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王書多本《左傳》，較爲簡略，新、舊《唐書》又限于身居唐代宰相之位者。而本書《氏族略》則收錄範圍更寬，考訂也較審慎。即以吳興沈氏爲例，其源流頗多歧說：沈約《宋書·自序》以爲出自少皞金天氏之後；王符《潛夫論》則以爲楚國的後裔;《新唐書·宰相世系》又以爲周文王子季聃之後。鄭樵征引諸說，認爲沈約之說雖不無攀附之嫌，但《宋書》明明有“自茲以降，譜牒罔存”的話，說明還是有一定根據的。而《新唐書》“皆野書之言，無足取也”。鄭樵的批評是對的[11]。但仍有人依《新唐書》等僞造的《吳興述祖德碑》立說，不當尤甚。由此也可看出，從宗族與區域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古文學，《氏族略》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校雠略》論整理和著錄圖書的方法，強調不僅著錄有者，更應著錄無者，以便明其源流，稱之爲中國第一部校雠學專著似不爲過。余嘉錫《古書通例》采用了《校雠略》的很多說法。《圖譜略》《金石略》不僅指出圖譜、金石的重要性，還著錄了曆代的鍾鼎碑刻。《藝文略》分爲十二類，每類下又有子目，較以前僅四部分類更加細致。可惜收錄雖廣，卻沒有解題，沒有著錄亡佚情況。這與他的理想有較大距離。《校雠略》“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說：“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阙”，“古人亡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但《藝文略》卻沒有貫徹這一主張。這就不及《隋書·經籍志》。元代馬端臨《文獻通考》對此有所彌補。
3.3 馬端臨《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分二十四考，即：《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職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貢考》《國用考》《選舉考》《學校考》《職官考》《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樂考》《兵考》《刑考》《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四裔考》。其內容起自上古，終于南宋嘉定年間。就其體例和內容而言，實爲《通典》的擴大和續作。譬如《通典》中的《食貨》典,《文獻通考》擴充爲《田賦考》《錢幣考》《戶口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貢考》等,《禮》典，擴充爲《郊社考》《宗廟考》《王禮考》等，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樂考》分雅部、胡部、俗部論述曆代樂制、樂論、樂歌、樂舞等，很有時代特色。《象緯考》《物異考》《輿地考》類似于史書中《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又多與星占、谶緯相關。《四裔考》類似于《晉書·載記》，爲邊疆民族專史。《經籍考》對文學史研究參考價值最大。本篇除盡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內容外，還兼引《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宋中興志》《通志·藝文略》、高似孫《子略》、諸史列傳、群書序跋和一些文集、語錄中的有關文字以助證說。每書名下都有解題，每部類前都有小序，各種學術源流，各書內容梗概，都可以考見大略。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點校本，較易參閱。
四、《四庫全書總目》
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最常用的目錄是《四庫全書總目》。
4.1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籌劃編纂的大型叢書，也是一部以涵蓋所有傳世文獻爲目的的國家工程，初步的編纂在乾隆四十七年（ 1782 ）結束，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部正副本抄寫完成。《四庫全書》和之前的明代的《永樂大典》不一樣，《永樂大典》是一部類書，按照條目抄列文獻，而《四庫全書》則是一部叢書，按照中國傳統的目錄學來排列著作，分作經、史、子、集四部。因卷帙浩繁，四部采用代表四季的不同顔色書衣來區別，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白色，集部灰黑色。《四庫全書》的規模是《永樂大典》的3.5倍，有79000多卷，36000多冊，近8億字。《四庫全書總目》記錄存書3461種，另有存目書6793種，總計整理10254種圖書，彙集了乾隆以前的曆代重要著作，基本上囊括了到那時爲止的各個領域的優秀典籍。
《四庫全書》不僅是文獻的彙總和整理，也是對曆代典籍的一次系統審查。凡是被認定有價值的文獻，就被收錄到《四庫全書》中，價值不高的書不會被收錄，但會列入總目錄，並爲之撰寫提要。還有一部分被認爲對清朝有诋毀性質的文獻，則會被燒毀。被收入《四庫全書》的著作中，關于女真和滿洲曆史的記錄，往往被刪除或修改。《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出版）共311冊（含索引），收入書籍634種。其中經部10冊收書16種，史部75冊收書175種，子部38冊收書59種，集部187冊收書402種。又有《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北京出版社2005年影印出版），共90冊，收書290種，其中經部3冊12種，史部27冊73種，子部12冊38種，集部48冊167種。
《四庫全書》由紀曉岚任總纂官，各個學科360多人參加編修，曆時十年，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一套《四庫全書》繕竣，藏于紫禁城文淵閣，即習稱的文淵閣《四庫全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到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又有六套全書相繼繕竣，分藏于奉天（沈陽）的文溯閣、北京圓明園的文源閣、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揚州大觀堂的文彙閣、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目前仍有三套比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即文淵閣、文溯閣和文津閣所藏三部，但內容仍有差異。
4.2 《四庫全書總目》研究
關于《四庫全書》的編纂及《四庫全書總目》的重要價值，過去一百多年出版了很多著作。1925年，北京慈祥工廠印行《四庫全書敘》。1980年，我國台灣省存萃學社將此前相關重要論文收錄在《四庫全書之纂修研究》（大東圖書公司1980年印行）中，包括郭伯恭《四庫全書纂修考》、張崟《七閣四庫成書之次第及其異同》、王樹楷《七閣四庫全書之存毀及其行世印本》、葉恭綽《跋文津閣四庫全書冊數頁數表》、鞠增钰《四庫總目索引與四庫撰人錄》、袁同禮《四庫全書中永樂大典輯本之缺點》、陳垣《書于文襄論四庫全書手劄後》《四庫提要中之周亮工》、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岑仲勉《四庫提要古器物銘非金石錄辨》、葉德祿《四庫提要宣室志考證》、蒙文通《四庫珍本十先生奧論讀後記》、王德毅《四庫提要範石湖詩提要書後》、陳樂素《四庫提要與宋史藝文志之關系》、庾持《四庫瑣話》、孟森《字貫案》、黃雲眉《從學者作用上估計四庫全書之價值》等文章。此外，趙望秦領銜編纂的《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校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有校記，有案語，是一部高質量的“四庫學”研究專著。司馬朝軍的《〈四庫全書總目〉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何宗美《〈四庫全書總目〉的官學約束與學術缺失》（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則彙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有新的進展。“四庫學”研究方興未艾[12]。
4.3 《四庫全書總目》及其補正、續編
這裏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四庫全書總目》，撰寫提要的作者多是各個領域的專家，爲了解古代文獻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意見。《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460余種，存目6790余種。這些書，每一種都介紹其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時還要“列作者之爵裏”，“考訂本書之得失”以及辨訂文字增刪、篇章分合等。當時參加纂修《四庫全書》和撰寫提要的人，像戴震、邵晉涵、周永年、姚鼐、翁方綱等，都在某方面有所專長，《總目》對一些古籍的考訂，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當時的研究成果，訂正了前人的某些缺失。上述學者撰寫的提要稿，後來又陸續被發現，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出版有《〈四庫全書〉提要稿輯存》，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出版《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等。這些著述，對認識和了解古代各類著作的源流、寫作背景及其成就提供不少方便。
這樣一部包羅一萬多種典籍的巨制，其中引書錯誤、考證疏舛、評論失當、予奪不公，極難避免，故匡謬補阙的著作時有問世。而胡玉缙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版）、《續四庫提要三種》（《四庫未收書目提要續編》《許庼經籍題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禮類稿》，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等，或補遺，或匡正，爲一時名著。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二十四卷爲集大成之作，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集。以王通《中說》爲例，其人其書，曆來有質疑，如果不澄清這個問題，則隋代思想史、文學史很難寫好。余先生參閱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從作品內容、版本到作者生平都作了翔實的考證，從而論證了隋末確有王通其人，唐初確有《中說》一書。另外，研究漢魏晉南北朝小說，遇到的首要問題便是辨析真僞，而說部曆來不爲學者重視，作者、版本、年代等問題成堆，稍有不慎，便容易爲舊說所誤。余先生精熟說部，僅從《余嘉錫論學雜著》《世說新語箋疏》兩書中不難看出，他在說部方面有極深的功底。反映在這部《辨證》稿中，便是大量的關于漢魏六朝小說的考證。每一則考證都力求窮本溯源，彙集古學衆說，斷以已意。其資料之豐富，論斷之精確，已得到學術界的一致公認。
《四庫全書》僅僅是抄本，單純從版本的角度說，似乎並不理想。如果讀者想要了解《四庫全書》所收著作還有哪些版本，最重要的參考書就是邵懿辰撰、邵章續錄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該書沿《四庫全書》之舊編排，標注各種版本。朱學勤批本《四庫簡明目錄》也是同類著作。當年，通學齋書店主人孫殿起收集古籍，凡是《四庫全書》未見收錄的逐一著錄，編成《販書偶記》（中華書局1959年版），著錄圖書11240種。其外甥雷夢水又協助編《販書偶記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收錄6000多種。這兩部目錄起到《四庫全書總目》續編的作用。
《四庫全書》編修過程中，出于政治的需要做了很多刪改，僅禁毀的書籍就多達三千種左右（陳乃乾統計：全毀2453種、抽毀402種），加之限于當時的條件，很多該收的書沒有收錄，如《四庫全書存目》就有六千余種（陳乃乾統計6739種）。因此，光緒以來，不斷有學者和社會名流提出續修。1925年成立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1927年又成立“人文科學研究所”，這些機構組織當時在北平的一大批專家學者編寫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共收錄古籍三萬余種，其中經部標點本已由中華書局1993年出版。隨後，齊魯書社將全部提要稿影印成37冊出版，另附索引一冊。1992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也列入出版計劃，1997年由齊魯書社出齊，共1200冊，共收四庫存目書4500種，60000余卷。其中宋刻15種，宋鈔1種，元刻20種，明刻2152種，明鈔127種，稿本22種，均爲世所罕見的重要版本。此後，又出版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100冊，收錄曆代典籍219種。而最大的工程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收書5213種，包括對《四庫全書》成書前傳世圖書的補選，也包括《四庫全書》成書後續選，裝訂成1800冊，其中經部260冊，史部670冊，子部370冊，集部500冊。可以說，中國曆史上的重要典籍，大多網羅殆盡。這是無需爭辯的事實。
4.4 散見于各地的古籍尚待開發利用
就現存古籍而言，還有很多散見于各地圖書館中尚待開發利用。特別是其中的稿本、孤本、稀見本等，其價值雖有不同，但是作爲祖國的文化遺産，應當想方設法保存下來，畢竟流傳稀少，放任自流，很容易散失，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這是其一。第二，由于《續修四庫全書》嚴格恪守《四庫全書》規範，對于大量的宗譜、家乘、兵書、宗教類書籍收錄甚少。佛、道類書籍，佛教收錄還比較多，而道教書籍幾乎還是個空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較大的缺陷。第三，域外藏書雖有收錄（如《文選集注》存錄二十四卷、《文館詞林》存錄二十三卷。此外，還有唐人的《雕玉集》，宋人的《姓解》等），但是，這方面的新資料尚有極爲廣闊的收錄余地。清末以來編輯出版的《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就有很多沒有收錄。這是比較有名的書，尚且如此。我國的台灣省、香港地區以及日本、韓國、越南、美國以及歐洲各國還有很多珍貴的藏書尚待開掘。值此盛世，應當把這些國之瑰寶引進回來。第四，域外學人編撰的與中國有關的重要著作，如日本空海法師的名著《文鏡秘府論》收錄在《續修四庫全書》，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篆隸萬象名義》也應當補入。而類似這樣的著作在韓國、日本等還有不少，也應擇要選錄。第五，《續修四庫全書》對于敦煌遺書只收錄成編者，對于零篇斷簡概不收錄。這也留下許多遺憾。敦煌文獻中大量的是零篇斷簡，吉光片羽，彌足珍貴。第六，出土文獻，包括金文、簡帛、石刻等，更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寶貴資料。而《續修四庫全書》恪守《四庫全書》體例，只能收錄極小的一部分（如經部收錄《馬王堆帛書周易經傳釋文》，子部術數類收錄《五星占》《天文氣象雜占》等），多數失之眉睫（如遺失千年的鄭玄《論語注》等），非常遺憾。第七，谶緯之學作爲兩漢時期重要的文化現象，早就應當引起關注。但是，《四庫全書》遵從傳統經學觀念，對于這類書概不收錄。事實上，清人作了不少輯錄工作，《緯書集成》就應當補編進來。第八,《續修四庫全書》中已經收錄的古籍，還有更多、更好的版本可供選擇，如陶淵明的集子，郭紹虞先生《陶集敘錄》多有考辨，然尚多遺失。又如袁宏道的《珊瑚林》《花事錄》等。前者見于《販書偶記》子部雜家類著錄，無刊刻年代，孫耀卿（殿起）先生推斷爲明末刻本。清華大學圖書館所藏刻本一函一冊，分上下卷。每半葉八行，行十九字，四周單邊，無魚尾，版心下刻“清響齋藏板”字樣。前有華亭陳繼儒題序，手寫上版；末有無咎居士馮贲識跋。卷端題：“古郢門人張五教編，錢塘後學馮贲校。”馮跋雲：“先生自擇其可與世語者，爲《德山暑譚》，梓行矣，茲其全也。”按《德山暑譚》今收在《袁宏道集箋校》卷四十四《潇碧堂集》中，作《德山塵譚》。據自序，作于萬曆三十二年（1604）,遊曆德山之塔，縱橫議論，門生張明教因而編次。中郎僅“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知通行者僅爲節錄本，與全本相較，不過占四分之一。就是這四分之一的篇幅，也存在著許多異文，可據以校改者不下數十處。在編排方面亦有較大出入，如“曾子所謂格物”條，在《德山塵譚》中列在第四條，而在《珊瑚林》中列在首條。至于佚文就更值得我們關注。《德山塵譚》收錄僅八十余條，而《珊瑚林》上卷就一百四十六條，約七萬多字，下卷一百八十條，約八萬多字，總計三百二十六條，約十五六萬字。《花事錄》未見著錄，一函二冊，分上下卷。每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無行線，四周單邊，手寫上版，字體拙樸，似是明末刻本。卷首有“且以永日”朱文印。卷端題“公安袁宏道集，繡水陳詩教、許宗海雠”。卷首有袁宏道自敘。自敘下有“望綠陰齋”及“會稽周氏鳳凰専齋藏”二印。此書以花分類，上卷收錄各種花卉名目二十種，下卷收錄二十五種。在敘述各種花卉名目時，采錄曆代與該花有關的人物故事、掌故趣聞，以爲談助。又如清人蔣清翊《王子安集注》第二卷的《釋迦如來成道記》，傳世刻本均沒有注，而其手稿尚存，雖然僅僅輯錄舊注，理應表而彰之。類似這樣的著作，僅就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的藏書來看，就可以舉出很多。
鑒于上述情況，建議編纂《續修四庫全書補編》，有限度地跳出《四庫全書》的規範，對于今人整理的古籍文獻有選擇地加以輯錄。《續修四庫全書》已經做過這樣的嘗試，如收錄馬王堆文獻，就是今人校釋本。問題是該如何取舍，必須慎重討論，否則，易失于寬，流于濫。
五、藏書機構的古籍目錄
現存古籍，主要收藏在公共圖書館中。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大型圖書館收藏最爲豐富。這些圖書館也相應編纂了善本書目，如《北京圖書館善本目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收錄三萬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還出版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收錄古籍462種，近8000卷，精裝16開，120冊。《上海圖書館善本書目》《南京圖書館善本目錄》《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目錄》也爲我們查找各館珍藏的古籍善本提供了資料線索。譬如浙江圖書館不僅收藏了文瀾閣《四庫全書》，並以丁丙八千卷樓藏書爲基始，收藏了大量的江浙文人的手稿，如朱駿聲、朱孔彰、朱師轍三代學者的大量手稿就彙總于此。上世紀八十年代，郭在贻先生、許嘉璐先生曾組織編輯“三隱廬叢書”（朱駿聲號石隱、朱孔彰號半隱、朱師轍號允隱）。爲此，我曾撰寫《朱駿聲著述目錄》，多得益于該館的藏書和目錄。
全國高校中，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古籍最爲豐富，其中以近代藏書家李盛铎的木犀軒藏書最有特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收錄15000余種。此外，清華大學的藏書也應在此提及。1982年初我到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工作，在閱讀校史資料過程中，二十年代清華圖書館主任洪有豐先生撰寫的《購買杭州楊氏藏書報告》引起了我特別的注意。報告是這樣寫的：“浙杭藏書家首推丁丙氏八千卷樓，次之爲楊文瑩氏。楊氏與丁氏同時，今已曆兩代。雖宋元之刊不能與丁氏媲美，然特藏亦可稱雄。如浙江省各府廳州縣志書，非但名目可稱無遺而版本鹹備。金石之書亦複如是。至詩文集部尤以浙江先哲著述爲多，而清代專集亦複不少。非積數十年窮搜極訪，何克臻此？茲因無意收藏，願全部出讓。羅校長（指羅家倫：1897—1969——作者注）南行時得此消息，即電知評議會。經評議會決派有豐前往察看。有豐于五月九日抵杭晤楊氏，主人當檢交書目六本：（一）現藏書籍目錄四本；（二）一部分業已押出書籍目錄一本；（三）浙江省志書目一本。略加檢閱，有宋元明清刊本、日本刊本、精鈔本、稿本、名人批校本，又《四庫全書》五冊，閣名待考定。總計冊數共四萬二千六百五十三冊。”這些以杭州楊文瑩、楊複父子“豐華堂”命名的藏書構成了現在清華大學圖書館館藏的基礎③。後來，清華大學圖書館編纂《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主事方委托我請姜亮夫先生題簽。該書已經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在2003年修訂出版，從所收藏的二萬八千余種古籍中，精選四千余種列入善本書目。北京師範大學與輔仁大學合並成立新的北京師範大學，也收藏了很多古籍，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收錄3281種。
科研單位藏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很有特色，被列爲首批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文學研究所圖書館藏書突出的特點是，古籍和民國書刊即新善本在其中占有極大的比例。古籍收藏以1955年甯波近代藏書家張壽镛（號約園）的後人張芝聯（北京大學教授）捐贈的兩千多種“約園藏書”爲基礎，經過不斷擴展，目前藏書已達13萬冊[13]。其中古籍就有一萬八千多種，善本近五千種。這批藏書中的不少珍本、孤本和手抄本，大部分收藏在文學研究所圖書館的“善本書庫”。就版本的時代而言，絕大部分是明清兩代刊刻的古籍，以詩文集和地方文獻爲主。其內容除文化、曆史、政治、經濟和宗教方面圖書之外，主要爲文學類，以宋元刊本、明清小說和清代詩文集以及彈詞、寶卷等爲四大亮點。目前館藏宋元版書十余種，明刊本二千余種，另有數種稀見明版家譜。如宋刊本《資治通鑒綱目》《通鑒紀事本末》《新五代史》（宋歐陽修撰），元延祐間刻本《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宋黃履翁撰）及元刊本《古樂府》等，可謂鎮館之寶。所藏明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石林奏議》（宋葉夢得撰）和明抄本《莊子內篇》（莊周撰、明王寵手書），被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所收小說，更是多達六百余種，其中包括有重要版本價值的《三國志傳通俗演義》《鎖海春秋》《五更風》《美人書》《蕉葉帕》《鳳凰池》《集詠樓》《閃電窗》等三十多種海內孤本，以及《紅樓夢》（程甲本）、《儒林外史》（嘉慶二十一年藝古堂刻本）、《水浒》（容與堂刻本）等一百多種罕見珍本。詩文集方面的收藏最爲豐富，例如，有《陶淵明集》六十多種，其中善本就有四十余種；明代詩文集一千多種，其中有善本六百多種；清人詩文集三千多種，其中有善本五百多種。所收藏的彈詞有四百多種，寶卷有三百多種，包括明萬曆年間的刻本《破邪顯證鑰匙寶卷》和康熙鈔本《天仙聖母源留泰山寶卷》，就數量及版本價值而言，國內外同類收藏中似無出其右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中國曆史研究院包括過去的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也有豐富的藏書。中國社會科學院高度重視古籍工作，早在十幾年前就成立了古籍保護工作領導小組，制定了古籍普查登記、人才培訓、數字化建設等一系列實施方案，爲全院古籍保護、開發、利用等提供制度保障。目前，全院已完成古籍清理核實工作，古籍收藏近111274種，106萬冊，善本多達一萬余種，已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古籍總目備要》初稿工作。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則是彙集了全國781個藏書單位的重要藏書目錄。該書從1975年開始籌備編纂，著錄6萬種，13萬部，分經、史、子、集、叢書五部，各部後附錄藏書單位檢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分部出版。1996年出齊。可惜的是，最初的征求意見稿有很多重要的收藏信息，正式出版物則時有刪削。2003年齊魯書社出版《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書名索引》三冊，彌補了該缺憾。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持編纂，1992年6月列入出版規劃的《中國古籍總目》，曆時二十多年，由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該書是現存中國漢文古籍的總目錄，旨在全面反映中國（大陸及港澳台地區）主要圖書館及部分海外圖書館現存中國漢文古籍的品種、版本及收藏現狀。在傳統四部分類法的基礎上，以經、史、子、集、叢書5部，分類著錄各書的書名、卷數、編撰者時代、題名及撰著方式、出版者、出版時地、版本類型及批校題跋等信息，同時標列各書的主要收藏機構名稱。《總目》吸收了古代文獻研究的最新成果，通過迄今最大規模的調查與著錄，第一次摸清我國的古籍家底約20萬種，爲進一步做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華書局1992年還出版了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編的《古籍整理圖書目錄》，收錄1949年至1991年間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六千余種。楊牧之編《新中國古籍整理圖書總目錄》也由嶽麓書社2007年出版。
六、私家藏書與專題研究目錄
6.1 綜合性古籍目錄
中國的古籍，特別是先唐古籍，大多數已經失傳。宋代王應麟開始輯佚工作。而清代的輯佚成爲一時風氣，馬國翰、黃奭、王仁俊等爲其中的代表人物。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說：“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産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撮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禦覽》等最多。而諸經注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于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複片鱗碎羽，而受賜則記既多矣。”《古佚書輯本目錄》（孫啓治、陳建華編）專收先秦至南北朝佚書輯本及現存書佚文輯本，凡屬公元1949年以前的版本都予收錄，按照經史子集分部，作者依時代先後排列。附錄：一、本書所收叢書版本表、二、書名索引、三、作者名索引。這是中國第一部有關佚書的總目，切實可用。
清代藏書家，旨趣不同，正如洪亮吉《北江詩話》卷二所言：“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訛，是謂校雠家，如盧學士文弨、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異本，上則補石室金匮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範氏之天一閣、錢塘吳氏之瓶花齋、昆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邬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于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赝，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宋椠元椠，見而即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14]要想更好地了解現存古籍的來龍去脈，就必須從明清代以來的公私人藏書目錄入手。爲此，我推薦嚴佐之的《近三百年古籍目錄舉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該書對其中重要的古籍目錄給予清晰的描述和介紹。
近年，中華書局出版推出《書目題跋叢書》《清人題跋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中國曆代書目題跋叢書》，國家圖書館出版推出《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稿抄本明清藏書目三種》《明代書目題跋叢刊》《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清代私家藏書目錄題跋叢》《清末民國古籍書目題跋七種》乃至《民國時期公藏書目彙編》《民國時期出版書目彙編》等。這些書目叢刊，收錄了著名藏書家目錄以及公藏目錄《天祿琳琅書目》及《後編》等，非常重要④。像《天祿琳琅書目》這樣的書目，應當說是清代官方目錄除《四庫全書總目》外最重要的一部目錄學著作。此書由于敏中、彭元瑞奉敕編纂，分列宋板、元板、明板、影宋等類，將其作者、刻書地點、收藏情況、所鈴印章等，一一記載，詳加考證。通過這些目錄，不僅可以了解各書的源流，而且還可以據此考察與中國古籍相關的若幹重要問題，譬如曆代的紙墨字體、人名藏章、刻書機構、刻工情況、雕版源流、活字分類、抄本差異、牌記書價、版權頁碼、書鋪書肆等等⑤。
近代有關善本書籍的著錄，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及《補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版）也應在此一提。該書收錄了作者經眼的古籍善本書目4300余種，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1600種，北京圖書館所藏1600種，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600余種，介紹作者生平，版刻特征、刊刻人名等。此外，施廷镛《古籍珍稀版本知見錄》（北京圖書館2005年版）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宋本、金本、元本、明本、插圖本、寫本（抄本、稿本、曆代寫本知見）。第二部分：非紙質載體文獻。甲骨文和金石文、竹木簡策和嫌帛卷軸。第三部分：古籍版本鑒別常識。包括鑒定版本的重要性、如何鑒定古籍的真僞優劣及版本形式方面的鑒別。附錄有三：《古籍書影圖錄工具書》《宋代清代帝王避諱簡介》和《宋代清代帝王建元名諱字簡表》。這些都爲我們了解現存古籍狀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線索。
中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編輯的《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自2008年以來已經出版五批，除版圖外，並附有簡要的文字說明。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陸續推出多種書目著述，如《全國古籍普查登記目錄》（陸續出版）等。
6.2 專題性古籍目錄
以上所述，均爲綜合性的古籍目錄，而專題目錄更是舉不勝舉。
如宗教研究目錄，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十五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佛教目錄。隋代費長房《曆代三寶記》（又名《開皇三寶錄》）十五卷，也是現存較古的佛經目錄。僧祐書詳于南朝，此書則兼詳北朝諸經。呂徵《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齊魯書社1980年版）、宿白《漢文佛籍目錄》（文物出版社2009年）、周叔迦《釋家藝文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任繼愈主編《道藏提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國家圖書館藏佛道教書目題跋叢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年版）等，是研究宗教文化不可或缺的工具書。
如中國史研究目錄，王毓瑚編《中國農學書錄》（中華書局2006年版），胡厚宣編《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中華書局1952年版），嚴靈峰編《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中華書局1993年版），張傳玺編《戰國秦漢史論著索引》（共三編，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唐五代傳紀資料綜合索引》（中華書局1982年版），來新夏編《近三百年任務年譜知見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考古學文獻目錄》（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編《八十年來史學書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百年明史論著目錄》（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黃愛平主編《清史書目（1911—2011）》（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等，詳細著錄了二十世紀有關古代曆史人物、曆代典籍研究方面的論著目錄，頗便查詢。
如方志研究目錄，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商務印書館1935年初版，1958年出版增訂本）收錄全國41家圖書館藏方志目錄而成。按省編排，以表格的方式詳列書名、卷數、纂修人、版本、藏書者等。附錄：國民黨劫運台灣的稀見方志目錄232種；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我國稀見方志目錄80種，增訂本著錄現存方志7413種，較初版本多1581種。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主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集錄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190個圖書館、博物館、文史館、檔案館及國外圖書館所收地方志8264種，收錄下限爲1949年。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巴蜀書社聯合出版《中國地方志集成》，擬收錄地方志2000余種。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等28種收錄稀見方志1400多種。天津古籍出版社《國家圖書館珍本方志叢刊》收錄國家圖書館藏珍稀方志727種等等。此外，還有《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中國書店出版社1992年版），收錄200余種，共50冊。《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書店2014年版），收錄明代方志107種，大多海內孤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將其所有方志515種彙編爲《天一閣藏曆代方志彙刊》（2017年）。
如西域研究目錄，較早的是羅振玉的《鳴沙石室佚書》于1913年編成，收錄十八種，涉及曆代典籍、地方類文獻等。書前有羅振玉撰寫的提要。《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華書局1983年版）、《敦煌書目題跋輯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出版），屬于目錄學範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四川人民出版社《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則爲文獻彙輯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從1989年開始組織《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的工作，主體爲俄羅斯、法國收藏的敦煌西域文獻。而綜合論著提要則以甘肅省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編纂的《絲綢之路文獻敘錄》（蘭州大學出版社年1989版）爲代表，選輯了二十世紀有關絲綢之路方面研究論著764篇，作了比較詳盡的內容提要。許建平《敦煌經籍敘錄》（中華書局2006年版）、王啓濤《吐魯番出土文獻詞典》（巴蜀書社2012年版）則是近年出版的有關敦煌、吐魯番古籍新編目錄與詞典代表著。
如域外漢籍研究目錄，較早的有日本島田翰《古文舊書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時改名《漢籍善本考》）、楊守敬《日本訪書志》（遼甯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持的“海外中文古籍總目”項目陸續推出《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新西蘭奧克蘭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法國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以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中文古籍目錄》等。文化部正在組織學術力量，開展全球漢籍合璧工程項目，試圖將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古籍珍本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也出版了相關著作，如《哈佛燕京圖書館藏稀見書目書志叢刊》（2019年）、《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齊如山小說戲曲文獻叢刊》（2011年）、《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善本方志書志》《稀見方志叢刊》，大英博物館等十三家收藏《永樂大典》69冊以及正在組織編纂的《大英藏中文古籍總目》《日本藏中文古籍總目》《韓國藏中文古籍總目》等。目前，這類出版物已成一時熱點。胡健次、邱美瓊《日本學者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主要文獻目錄（1900—2007）》（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劉毓慶、張小敏《日本藏先秦兩漢文獻研究漢籍書目》（三晉出版社2012年版），陳廣宏、侯榮川編《日本所編明人詩文選集綜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韓國漢城大學編《奎章閣圖書中國本綜合目錄》（1982年版），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孔子學院編《王西裏院士中國書籍目錄》（2012年版），嚴紹璗編《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中華書局2007年版）、《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沈津編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國珍稀古籍善本書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孫猛《日本國見在書目詳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
七、中國文學研究目錄
就我所比較熟悉的文學專題研究目錄而言，種類繁多，不勝枚舉。這裏只能就其荦荦大者略述一二。
《詩經》目錄有朱彜尊的《經義考》（中華書局1998年版）及寇淑慧《二十世紀〈詩經〉研究文獻目錄》（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劉毓慶領銜編纂《曆代詩經著述考》（中華書局出版），《楚辭》目錄以姜亮夫編《〈楚辭〉書目五種》（中華書局1961年版）最爲實用。全書分五個部分：一、《楚辭》書目提要。二、《楚辭》圖譜提要。三、紹騷隅錄。四、《楚辭》劄記目錄。五、《楚辭》論文目錄。崔富章《〈楚辭〉書目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又有續補。洪湛侯主編《〈楚辭〉要籍解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周建忠《五百種〈楚辭〉著作提要》（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等，都是很實用的工具書。
曆代詩文集目錄，我所知道的主要有胡旭《先唐別集敘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朱祖延《北魏佚書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萬曼《唐集敘錄》（中華書局1980年）、張忠綱等編《杜集敘錄》（齊魯書社2008年版）、祝尚書《宋人別集敘錄》（中華書局1999版）《宋人總集敘錄》（中華書局2004年版），郭紹虞《宋詩話考》（中華書局1979年版）等。明清兩代的文集，過去重視不夠，現在業已引起學界的廣泛重視，僅清代別集總目就已經出版了好幾部。早年，張舜徽編《清人文集別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清人筆記條辨》（中華書局1986年版），來新夏編《清人筆記隨錄》（中華書局2005年版）等，多重在學術方面。李靈年、楊忠編《清人別集總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收錄近兩萬名作者所撰寫的約四萬部詩文集。所收作者，均附編小傳，並附錄傳記資料索弓I。全書正文前有《別集作者姓氏目錄》，書末附錄《別集書名索引》《別集序跋題詠輯抄校注編選刊行者名號索引》《別集人名書名首字繁簡對照索引》等。感到不滿足的是，此書多轉引自各圖書館卡片，並未逐一核對原書，因此，時有奪誤[15]。此外，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蔣寅《清代詩話考》（中華書局2005年版）、張寅彭有《新訂清人詩學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等，都是重要的目錄學著作。
小說書目以孫楷第先生編纂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爲開創性著作，收錄宋元至清末通俗小說800種，著錄各種小說名稱、卷數、回數、版本、作者、存佚等情況。後附《書名索引》、《著作姓名及別號索引》，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新版發行。此外，《戲曲小說書錄解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是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征求而寫，出版時厘爲六卷，前三卷爲小說類書籍，後三卷爲戲曲類書籍。《小說旁證》（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七卷是孫先生的遺作。孫先生從古籍中輯出有關舊話本、三言、二拍及《西湖二集》《石點頭》等通俗小說本事來曆的資料，彙爲一編，附以案語，探討故事源流，解析名物制度。戴不凡《小說見聞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雖然是一部筆記性質的著作，其中也涉及到大量的小說敘錄文字。程毅中著《古小說簡目》（中華書局1981年版），是根據自己閱讀所得編成，包括漢魏到五代的小說簡目。書後附錄《存目辨正》《異聞錄考》《書名索引》《作者索引》等。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宋代志怪傳奇敘錄》（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1997年版）資料詳實，考訂精審。石昌渝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分文言卷和白話卷兩大部分，另設索引卷，將文言、白話小說勾連在一起，共收錄作品2904種，異名582個，總目3486條。有關小說刊刻書鋪的索引有韓錫铎、牟仁隆、王清原著《小說書坊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版）等。
清代黃文旸等撰、董康校訂的《曲海總目提要》（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著錄元明清三代戲曲684種，每種劇目注明時代、作者、簡述劇情、考證故事源流等，是戲曲目錄的代表作。晚清姚燮《今樂考證》、民國王國維《曲錄》亦稱一時名著[16]。《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國戲曲出版社1959年版）收錄戲曲目錄多種，很多是稀見本或抄本。俞爲民、孫蓉蓉主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黃山書社陸續出版）是繼《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之後又一部古典戲曲論著的集大成叢書。文化部文化藝術研究院主編的《中國古典戲曲總錄》計劃包括《宋金元雜劇院本全目》《宋元戲曲全目》《元代雜劇全目》《明代雜劇全目》《明代傳奇全目》和《清代雜劇全目》《清代傳奇全目》等，可惜未出完。文化藝術研究院還編有《中國戲曲研究書目提要》（中國戲劇出版社1992年版）收錄古今戲曲研究書目近1600種，每書著錄書名、著者、版本、內容提要等。梁淑安、姚可夫《中國近代傳奇雜劇經眼錄》（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收錄105位戲曲家的270種劇目。莊一拂的《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著錄較全，計有戲文320余種，雜劇1830余種，傳奇2590余種，共4750余種。但是很多是根據書目轉引，因此，其准確性或許不足。李修生《古本戲曲劇目提要》（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版），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年版），黃仕忠《日藏中國戲曲文獻綜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是近年戲曲研究文獻綜錄的重要成果。
民間文學目錄以劉複編《中國俗曲總目》（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32）、賀學軍和櫻井龍彥編《中日學者中國神話研究論著目錄總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李豫等編《中國鼓詞總目》（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以及車錫倫編《中國寶卷總目》（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爲代表。
喬默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是一部綜合性的文學研究論著索引，收錄1900年至1992年間中國大陸學者研究中國文學、外國文學、文藝理論、民間文學等論著1200種。
八、對古籍目錄工作的寄望
古籍目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文脈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古爲今用、再創中華文化輝煌的寶貴資源。古籍整理工作，往往先從目錄開始，最終要由頂層設計完成。
文獻與目錄是學術研究的基礎，傳統目錄學經典文獻和當代出版的高質量古籍目錄爲當代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線索和參考依據。致力于中國曆史文化研究的當代學者尤其是重要學者，無不重視古籍整理和古籍目錄工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首任所長鄭振铎先生在從事古籍整理工作中深感古籍目錄的重要性，爲此編纂了好幾種戲曲小說目錄，並在此基礎上，主持編纂《古本戲曲叢刊》前四集。遺憾的是，不久他因公去世，離開了鍾愛的事業。但他所參與組織的古籍整理事業，不斷發展壯大，結出豐碩成果。我後來參與了《古本戲曲叢刊》最後四輯的編選工作，所有的工作，還是要從基本目錄做起。據我所知，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與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達成協議，在我方學者的積極參與指導下，曆經二十多年完成《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西夏文部分的整理工作，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生活在我國雲南一帶的納西族，其東巴文是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被認爲是文字的活化石。據統計，目前存世的東巴文經書約三萬冊，其中一萬五千冊分別藏在美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了598冊。200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與哈佛燕京圖書館洽談合作，由我方專家對這批珍貴文獻進行翻譯、诠釋、整理和開發，最終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哈佛燕京學社藏納西東巴經書》。這些工作，都離不開傳統目錄學。
圖書館的古籍與古籍目錄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也産生重要影響。1982年初，我到清華大學文史教研組工作不久，就發現了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寶藏一那裏居然還收藏著那麽多的古籍，再看過去的借書卡，多是老清華的名教授的手迹。這使我對這些幾乎封存了幾十年的古籍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正好那個時候古籍版本學家魏隱儒先生常常到清華大學圖書館爲《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征求意見稿）核對原書，並作了大量的筆記⑥。我就利用了這個難得的機會，隨魏先生對古籍善本“觀風望氣”，了解到一些基本常識。從此，這些原本對我來說非常陌生的古籍成爲我一時著迷的追求。我大約用了兩年多的時間泡在清華大學圖書館的古籍書庫中，按圖索骥，幾乎將清華大學所藏的稿本、孤本及稀見本大體翻閱一遍，作了很多讀書筆記。我後來撰寫的《通行本〈曲品〉校補》《關于〈水經注校〉的評價與整理方面的一些問題》《新發現的一批嚴羽評李白詩資料摭談》《一場早該結束的爭論——蔡邕所書石經是三種字體嗎？》《朱駿聲著目述略》《極摹世態炎涼曲盡人情變態——從新發現的〈憂庵集〉窺探戴名世晚年心境》等有關古典文獻方面的考訂文章，就得益于這段閱讀古籍的經曆和積累。我的碩士論文也是在這些論文基礎上加工而成的。可以說，在清華大學與圖書館古籍、古籍目錄的結緣開啓了我在中國古典文獻學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跋涉與探索之旅。
中國古籍種類和卷帙浩繁，現存古籍還有很多散見于各地圖書館中尚待開發利用。特別是其中的稿本、孤本、稀見本等，其價值雖有不同，但是作爲祖國的文化遺産，應當想方設法保存下來，畢竟流傳稀少，放任自流，很容易散失，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另外，域外古籍、敦煌遺書、新近出土文獻等也數目可觀。對于這些文獻的整理，首先從目錄學、目錄工作開始。本文第1至6節梳理了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的成就與不足，並指出，《續修四庫全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一些阙失，但收錄畢竟有限。依個人觀點，應當規劃、編制《續修四庫全書補編》，就大的方面而言，《補編》至少應當包括下列內容：
第一，域外善本集成。有選擇地收錄台灣、香港、澳門地區和美國、日本、韓國、越南、歐洲等國的善本圖書，至少應當將其藏書目錄彙集起來。
第二，敦煌文獻集成。包括黃永武《敦煌寶藏》和俄羅斯、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收藏的敦煌文獻。
第三，出土文獻集成。包括金文、石刻、簡牍、帛書。
第四，《續修四庫全書》較之《四庫全書》進步的地方就是收錄了不少戲曲小說。相比較而言，戲曲收錄較多，而小說收錄依然太少，且編排頗爲矛盾。如子部有小說類，是傳統的小說觀念；而在集部又設小說類，似乎是白話小說，但是又有部分文言小說。這方面應有所考慮。
第五，稿本、稀見本及孤本。這類圖書相當可觀，應有所選擇地加以輯錄。
第六，爲過去正統觀念所鄙視的大量講唱作品，如子弟書、彈詞、寶卷。這類書再不集中整理，幾乎面臨著徹底失傳的危險。
第七，《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已經收錄，但是版本方面有可取者。
第八,《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未曾收錄的重要著作。
如果稱此書是“補編”，當然應當遵守成例，但是又不能爲其所囿，否則，就沒有辦法拓展。依個人的觀點，總目按照四部分類，而子目則可以作較大的調整。這個問題，需要集思廣益，要有根據。這是一個比較重大的學術問題，任何隨心所欲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
傳統目錄學思想和方法是曆代賢達學士治學智慧的結晶，譬如小序、題解對考證曆史人物、事件、物品、作品等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研究、挖掘、繼承和發展傳統目錄學的精髓，有助于提升古籍整理工作的水准，有助于編制和出版高質量的古籍目錄精品。並且，在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科技快速發展的今天，傳統目錄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思想和方法亦可爲非傳統形態文獻信息數據化、知識化組織與整理譬如數字人文工作提供借鑒。
黨的十八大以後，黨中央就傳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提出一系列方針政策，有力地促進了古籍整理工作的發展。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又一次強調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文物古籍保護、研究、利用。在這樣一個千載難逢的曆史時期，我們首先要在細致准確地摸清海內外古籍家底的基礎上，組織各行專家做好《中國古籍善本敘錄》的撰寫工作，體現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水准，爲古籍數字化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
注釋：
①新、舊《五代史》及《遼》《金》《元》三史沒有《藝文志》，後人多所輯補，並見于《二十五史補編》。今人雒竹筠輯錄前人成果而成《元史藝文志輯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收錄較全。
②《千頃堂書目》三十二卷，所錄以明代爲主，兼附宋、遼、金、元著述。每條下附錄作者爵裏、字號、科第等，多可補史傳之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由瞿鳳起、潘景鄭先生校點的本子最爲精詳。
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亦有豐華堂藏書，據範子烨教授推測，很可能是西南聯大三校合並時混在一起。
④關于藏書家研究，有葉昌熾撰《藏書紀事詩》（中華書局1989年版）、倫明著《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續補藏書紀事詩》《廣東藏書紀事詩》（《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外二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及楊立誠、金步瀛合編《中國藏書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
⑤關于故宮藏書情況，參見齊秀梅、楊玉良編《清宮藏書》，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天祿琳琅閣藏書情況，參見劉薔《天祿琳琅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天祿琳琅知見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年版）。
⑥魏隱儒先生的古籍敘錄，已由李雄飛整理出版，題曰《書林掇英——魏隱儒古籍版本知見錄》，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出版。與此相關的論著，還有《王子霖古籍版本學文集》第二冊《古籍善本經眼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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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伯祥日記》1953年4月16日：“接西谛書，送到張約園捐贈書目兩冊，囑爲文學所挑留若幹。圈識之並轉平伯再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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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文獻與數據學報》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