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區域經濟合作中心主任張建平。受訪者供圖
今年一季度，東南亞經濟體快速複蘇，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出口表現亮眼，這引發了國人的焦慮情緒——越南、印度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爲新的世界工廠？圍繞這一公衆關注的話題，新京報貝殼財經采訪了商務部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區域經濟合作中心主任張建平。
在張建平看來，現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現不是偶然的。不過，目前越南的制造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領域，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難以取代中國變成新的世界工廠。”
雖然不必爲“世界工廠”的地位憂慮，但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轉移的現象引發關注。對此，張建平認爲，基于商業和生産要素成本考慮的産業轉移非常正常，符合當前我們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和實施雙循環戰略的需要。
還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疫情暴發後，歐美等發達國家呼籲制造業回流的聲音高漲。如今來看，制造業回流歐美發達國家的情況如何？張建平表示，政治性的産業轉移違背了經濟規律，只能是徒勞的，目前看美國的很多制造業企業並沒有回流。
對于中國制造業未來的發展，張建平建議，在保持制造業規模穩定的基礎之上，我們要通過加大自主創新。同時從維持就業的角度，還需要保持一部分低端産業在國內。此外，對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産業轉移，他建議，中西部地區還要有開放和強烈的市場經濟意識，爲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
“越南的制造業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領域、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
新京報：越南一季度貨物貿易總額爲1767.5億美元，同比增長爲14.3%。如何看待今年以來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現？
張建平：現在越南出口的亮眼表現不是偶然的。在疫情之前，特別是在2018年、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的過程中，越南就已經變成了明星國家。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爲規避美國加征給中國的關稅，有一些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加速到越南去投資辦廠，通過在越南擁有附加值之後，再出口到美國市場或者其他國家。
同時，越南自身也有比較優勢。越南有人口紅利——越南擁有上億的人口，越南現在的人均GDP大概只有3700多美元，勞動力價格比較便宜，同時在東南亞半島的國家中，越南的勞動生産率相對高一點。所以，越南學習借鑒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發展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爲主導模式，充分發揮勞動力的比較優勢。此外，越南還有區位優勢，可以利用與中國、其他國家便利的交通運輸。同時越南經濟還受益于東盟國家對外高度的開放，越南的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比較高。在這些有利因素的作用下，現在越南正處于工業化大發展時期。
從短期因素看，去年受疫情影響，越南關閉和停工了很多工廠。但目前越南的疫情已經過去，全面進入到複工複産的狀態，加上當前全球需求強勁，這就有力地帶動了越南的外貿增長。
新京報：當前越南制造業發展現狀如何，其競爭力如何，越南制造業在全球産業鏈中的分工角色是怎樣的？
張建平：目前越南的制造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的領域，而且越南制造業的勞動生産率、技術水平和中國還是有比較大的差距。從越南的制造業增加值看，越南制造業也正處在爬坡階段，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的這個大盤子當中，越南制造業的占比是個位數。但是目前中國在全球産業增加值當中已經占到30%以上，而且中國是擁有全産業體系的國家，越南不是。在全球價值鏈的這個分工環節當中，中國目前和一些金磚國家處在中低端環節，但是中國有一部分産業已經是跻身到了中高端，而現在越南基本上都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環節。
所以，如果說目前越南對中國構成一定競爭的産業，主要是集中在以三來一補爲代表的加工貿易、勞動密集型産業。當前越南生産的箱包鞋類、紡織服裝等商品在全球市場的占比在提高，但也只是對中國的一些低端的代工企業構成了競爭。在對技術含量和加工精度要求高的行業，越南的生産能力還有很大的欠缺。比如說，我們廣東生産變形金剛玩具組件的企業把工廠設到越南之後發現，生産的變形金剛被歐美國家退貨。後來，這家廣東企業發現，是因爲越南的機床加工精度不夠，還有操作機床的工人的技術水平也不夠。無奈之下，企業只能把生産變形金剛生産線又挪回了廣東。
“越南和印度難以取代中國變成新的世界工廠”
新京報：自19世紀以來，“世界工廠”的頭銜也多次易主。很多國人還擔心，越南和印度是否會取代中國成爲新的世界工廠和全球供應鏈核心？越南和印度想要成爲新的“世界工廠”，面臨哪些挑戰？
張建平：無論從短期還是從長期看，越南和印度都難以取代中國變成新的世界工廠。
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是建立在中國本來就有比較完整的産業體系的基礎上，再通過改革開放承接海外轉移過來的産業。在聯合國細分的産業門類中，目前中國擁有99.99%的細分産業門類。在中國這個廣闊的市場中，上下遊需要的産業關聯配套都可以找到，這在全世界是獨一無二的。而從越南和印度看，它們的産業體系都非常不完備。特別在工業化發展的初期階段，原材料工業、基礎工業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但越南和印度都在這方面存在欠缺。以紡織品爲例，越南的紡織品工業依賴的棉紗、布料等都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2021年越南累計從中國進口1099億美元，同期，越南對中國出口559億美元，中國對越南貿易順差高達540億美元，2021年的中印貿易額1256億美元，中國對印度的貿易順差高達690億美元。
此外，國土空間、人口、基礎設施等也制約著越南制造業的發展和水平提升。越南的國土面積和人口相當于廣東省的空間和人口，越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勞動力接受培訓的程度和中國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缺乏制造業發展需要的人才。從基礎設施看，越南的鐵路系統、公路系統、互聯網基礎設施還不完善，要想完善這些基礎設施非一日之功，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從印度的情況看，雖然印度的人口和中國相當，但是也有多個因素制約著印度制造：首先，印度的基建欠賬太多，直至2012年印度才在全國建成第一條高速公路。到目前爲止，印度高速公路的裏程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公路、鐵路運輸的效率很低，交通運輸需要的電力保障有待提高。另外，印度的行政效率特別低下也讓印度的基建改善效率特別低。第二，在營商環境方面，地方政府經常對外資不講信用。無論是日韓企業還是中資企業都遭遇過這樣的情形。第三，印度的土地是農民私有，建設工廠、大型基建項目使用土地需要得到90%的農民簽字同意，這也大大制約了印度工業化的發展速度，也注定了印度的工業化快不了。莫迪曾經希望通過修改立法，把它降到70%，但是沒有成功。
“基于商業考慮的産業轉移非常正常，符合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
新京報：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向越南等東南亞地區轉移的現象引發關注。這些産業轉移的主要原因是什麽，目前看中國的制造業産業轉移大概是一種什麽程度，整體看中國制造業産業鏈外遷的風險有多大？
張建平：一般來說，基于商業考慮的産業鏈轉移是正常現象。在曆史上，從英國是第一個全球制造業中心，之後德國、法國制造業崛起，美國變成新的全球制造業中心，再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成爲全球的制造業中心。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開始逐漸地承接産業轉移，變成新的全球制造業中心。但是中國作爲全球制造業中心，它有兩個比較獨特之處：一個是中國具有全産業體系和全産業鏈，這跟過去的這些國家有所不同。一個是中國的人口規模龐大，同時具有高中低端的勞動力。目前，中國龐大的中低端勞動力仍然需要制造業來提供就業崗位。
正常的商業性的産業轉移的發生，往往伴隨著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綜合的制造成本的上升，包括勞動力的成本、研發成本、土地成本、融資成本、稅費的負擔等等。企業家自己會算賬，如果企業的投入和産出無法持續下去，有些産業就得離開，就去找更便宜的地方。所以，在過去全球産業轉移的過程當中，制造業轉移的一個顯著趨勢就是從發達比較發達的經濟體向發展中經濟體來轉移。在中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隨著現在中國勞動力成本不斷地攀升，同時勞動力人口在減少，在長三角珠三角，一個紡織工人一天的工資得三四百塊人民幣，而且是老板求工人去工廠幹活兒。但在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在東南半島的這些國家，可能工人月工資一、兩千人民幣就夠了。所以，在最近這十多年當中，隨著咱們國家也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我們有很多制造企業已經開始走向以東南亞國家爲代表的很多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在亞非拉的一些國家，我們主要是進行綠地投資，以及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産業的投資。而在歐美地區，我們主要投資並購一些技術密集型的企業和服務型的企業。總之，一句話就是，基于商業考慮的、基于生産要素成本考慮的這種産業轉移和對外投資是非常正常，它符合我們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的需要，也符合我們實施雙循環戰略的需要。
同時根據我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當我們把一些中低端的産業有序漸進轉出的過程中，我們自身也在通過自主創新培育自主品牌，擁有自主知識産權來培育我們高附加值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另外呢，我們通過吸收利用外資，會集中在這個高附加值的産業。以三星爲例，過去三星在中國的工廠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代加工工廠，目前這部分企業已經轉移到了越南。但是，三星最新在中國西安投資了100億美元的芯片項目。三星這個典型案例可以說明，很多外資也在適應中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從過去投資中低端産業向中高端産業轉型。
“政治性的産業轉移是徒勞的，美國的很多制造業企業並沒有回流 ”
新京報：在2020年疫情剛暴發時，歐美等發達國家呼籲制造業回流的聲音高漲。當時很多人在討論疫情是否會加速産業鏈從中國轉移。如今來看，制造業回流歐美發達國家的情況如何？
張建平：其實歐洲國家並沒有提“再工業化”，現在歐洲國家比較享受它們目前高度的服務化和技術化的狀態。而且目前歐洲國家主要通過綠色行政來追求低碳、綠色經濟。
“再工業化”主要由美國提出，因爲美國國內的勞工成本非常高，工會也非常強勢，所以很多美國的制造業企業大量離開，這導致了美國國內藍領工人失業的問題非常嚴重，中西部地區出現了鐵鏽地帶，這也進而導致了美國國內嚴重的社會撕裂、貧富差距的拉大。在這樣的背景下，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特朗普提出中美脫鈎，目前拜登加大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打壓力度，其實並沒有讓很多美國的制造業企業重新回到美國去。所以呢，一個企業或者産業是不是會回到美國去，取決于綜合的制造成本、營商成本等，是由企業家去算賬。所以，政治家出于一些主觀的動機，希望去推動一些政治性的産業轉移，在我看來，是比較徒勞的事情。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盡管經過了三屆美國總統的努力和掙紮，目前美國制造業占美國GDP的比重已經持續走低，跌到了11%以下，相對應地，美國制造業提供的就業崗位在美國所有的非農就業當中的占比也在不斷走低，創出曆史的新高。現在美國的年輕人，無論是白人還是黑人，都不願意在制造業的工作崗位上去就業。比如說，特朗普讓郭台銘到美國去投資，郭台銘也很頭痛，遇到招工難的問題。新加坡在美國投資的企業也早就抱怨過，說招工難是最令人頭疼的問題，也是最沒有保障的問題。
2020年，我在一個研討會上，討論美國提出脫鈎斷鏈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出了一對概念——商業性的産業轉移和政治性的産業轉移。其中，政治性的産業轉移指的是在一些政客的人爲的主導和引領之下，去有意識地推進産業轉移，但這違背了經濟規律，是要付出極高的代價，應該說政治性的産業轉移成功的機會並不高。
“在保持制造業規模穩定基礎上加大自主創新”
新京報：從當前國際形勢看，中國制造業面臨著前有猛虎、後有追兵的現實——一方面，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的制造業在加速崛起。另一方面，歐美等國提出再工業化。面對這一現實，中國制造業如何應對？
張建平：首先，我們要對中國制造以及中國在全球供應鏈和全球價值鏈的核心位置要有信心。目前我們是全球制造業增加值當中占比最高的國家，也是産業體系最完善的國家，高中低端的産業都具備。我們目前也明確提出，要保持我們制造業的競爭力，把我們的制造大國變成制造強國。我們制造業在整個經濟體系當中的占比目前在27%多一點這個比例，如果我們能夠保持住這個比例一段時期，有利于維持我們制造業競爭力的綜合優勢。
第二，在保持制造業規模穩定的基礎之上，我們要通過加大自主創新，加大研發投入的力度，鼓勵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特別是要通過産業數字化和數字産業化的相結合，通過傳統産業加互聯網使得中國的制造業走向高端化、智能化，裝備水平能夠得以不斷提升，進而提升中國制造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努力使我們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轉移。
第三，即使中國的自主品牌能夠得到大發展，並且制造業擁有競爭力，但從維持就業的角度，我們同時還需要保持一部分代工和組裝這樣的低端産業在國內，發揮我們勞動力的比較優勢。當然我們這些三來一補的加工貿易也有轉型升級的機遇。比如，我們過去可能代工紡織服裝産業比較多，但是在今後，我們可以發揮海南自貿港和多個自貿試驗區的平台功能，更多地去代工一些附加值較高、技術含量更高的業務，比如維修飛機、維修輪船等。
“中西部地區還要有開放意識、要有強烈的市場經濟意識”
新京報：根據“十四五”規劃綱要，我國將優化區域産業鏈布局，引導産業鏈關鍵環節留在國內，強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承接産業轉移能力建設。今年4月，工信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關于促進制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和越南、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相比，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吸引力和競爭力如何？中西部地區是否有能力承接産業轉移？對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産業鏈轉移，您的建議是什麽？
張建平：目前國家鼓勵東部地區的一些産業向中西部轉移，也鼓勵外資投向我們的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我們已經把它確立爲中國先進制造業中心。所以，就是隨著中西部地區開放力度不斷地擴大，特別是有些中西部的省份已經建有自貿試驗區的平台，通過融入一帶一路，目前很多中西部的省份在吸收利用外資、加快承接國內外的産業轉移方面，有了非常顯著的進步，也獲得了很大的增長空間。
如果這個方面的工作做得好，一方面有利于維護我們制造業的規模和就業，另一方面也能夠讓我們的區域發展更加協調和均衡，能夠朝著“十四五”規劃所制定的目標和方向不斷前進。但是這樣目標的實現，客觀上也需要中西部地區要加快轉變思想和工作作風，特別要轉變思想觀念，要摒棄過去傳統的等靠要的思維。還有，中西部地區還要有開放的意識、要有強烈的市場經濟的意識，能夠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主動地去服務企業，爲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市場發展空間，讓市場機制切實能夠在中西部地區發揮重要的作用。我也相信，隨著國內建設統一大市場這些方向會得到強化。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侯潤芳 編輯 徐超 校對 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