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後，白領變藍領
加拿大，溫尼伯。穿上灰色的工作服，推著小推車，帶著壓力槍與一根螺旋狀的鈎子，34歲的杜習文開始了自己一天的工作。這天他的工作任務是清理一家酒店客房裏被堵塞的洗臉池。
這份工作在當地被稱爲Building Operator（建築維護）。
簡單的話，只需要將壓力槍像打氣球那樣雙手打氣，將槍嘴對准下水道，扣動扳機，下水道的碎物就會在壓力的沖擊下被帶走。但有時候遇上頑固且不聽話的堵塞物，就只能拿出鈎子，從水池中伸下，想盡辦法將堵住的髒物用鈎子挑出。
看著被掏出來的一大團毛發，聞著刺鼻的異味，第一次幹這活的杜習文還有些手足無措，不舒服與作嘔的感覺襲來。但是看到自己的68歲的“帶教師傅”用專業手段很快完成了清理，他克制住自己的嫌棄，帶上藍色的防護手套，有模有樣地學起來。
杜習文的工作室，受訪者供圖
杜習文是加拿大一位4級Power Engineering資格證書持有者。2020年末，他們一家三口從北京來到了加拿大，杜習文的太太申請到了加拿大的學校，拿到了學簽，按政策規定，他作爲另一半就可以拿到同樣長度的工作簽證。
Power Engineer，翻譯過來叫動力工程師，“其實就是技工，只不過我們這個行業的人爲了美化自己起了這個名字。”杜習文說。
正如國內的初、中、高級工程師，加拿大的Power Engineer也分等級，5級和4級都類似于初級崗位，只不過4級的薪資待遇要比5級高一些，而1級意味著級別最高。
想要“升級”，除了通過考試，還需要積累一定的工作經驗，比如當技術人員在一個崗位工作超過2000小時，在拿到頂頭上司的簽字證明後，就可以拿到下一級別的等級證書。入門簡單，但想成爲1、2級的工程師並不容易，據杜習文推算，一個20歲入行的年輕人，想要升到1級，大概要花費20年的時間，“行業考試剛開始很簡單，但是後期考試科目很多，像1級考試就有8門，加上有工作經驗的限制。”
等級越高，需要做的工作就更專業——除了設備越來越大，系統也越來越複雜，他們只需要“坐在監控室裏邊，專門監控鍋爐的運行”。而作爲4級的Power Engineer，杜習文就要“什麽活都幹”，比如裝吊頂，刮膩子，維修鍋爐，安裝空調，給凳子刷漆，檢查泳池水中自由氯離子、結合氯離子、以及PH值。工作瑣碎到堪比國內的實習生。
說起來，34歲的杜習文從未想過自己會成爲一名藍領技術工人。
兩年前，他還是一名央企的助理研究員。每天坐在辦公室裏，無需風吹日曬，只要負責寫報告，以及給企業做發展規劃。他本以爲自己會一直待在這個崗位，拿著鐵飯碗，每天兩點一線，感受著北京交通的擁擠與堵塞。
有段時間，太太總會和杜習文提議要移民。“前前後後念叨了兩年，起初我就沒放在心上。”杜習文對“移民”這兩個字感到陌生，“我沒一點概念，不知道什麽移民政策，更不知道這個國家怎麽樣。”
後來有了小孩，杜習文才開始重視這件事兒。“我個人是深受應試教育體制殘害，毫不誇張地說高中差點沒死在那破學校裏，所以我不太想讓孩子在國內教育系統走一遍。它有好處，但是我個人是受不了這東西。”
杜習文和女兒，受訪者供圖
從央企助理研究員到加拿大的4級藍領工人，杜習文有過小小的糾結，“像我這種沒有工作經驗，又是一個初級的證書，你只能找入門級的崗位。”當然，給的錢也是入門級別的——起初杜習文的時薪爲22.7加幣，入職兩天後，酒店給他漲薪4%，每小時24加幣，換算下來每個月稅後到手1.5萬人民幣。
杜習文覺得自己的薪資不算高，他的理想時薪是40加幣，“（薪資）幾乎翻倍了，那就過得相當舒服了。”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一口吃個胖子，藍領這種靠經驗吃飯的職業，“著急也沒辦法，它需要工作經驗，所以心態放平穩，慢慢的來。”
這種可以預料的的高薪待遇以及捯饬工具的存在感，還是讓這位海外藍領很快調整好了心理上的落差。
大部分3、40歲的人們決定去移民，多是爲了子女，“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拿到綠卡之後讓孩子有機會在海外接受西方教育，或者是有機會回國走華僑生。”從事出國勞務行業的田津觀察到。
田津入行是在2013年，那一年“一帶一路”概念的提出，他負責招聘去安哥拉與阿爾及利亞的建築工。大部分報名的都是農民工群體，“你可能打一個電話，然後他和朋友一起七八個人一起報名，特別火熱。”
這兩年，隨著國內農民工群體的年齡越來越大，數量也越來越少。田津的客戶開始轉向年輕化群體，且大部分都想去發達國家。
2014年，93年的黃晉澤決定留在加拿大。
那一年他大四，就讀于上海的一所大學，專業是市場營銷的中加合作（即大四時可以選擇到加拿大的大學參與授課）。他在加拿大讀了兩年，拿到了市場營銷和會計雙學位。
這一年畢業季，他和大多數留學生一樣面臨著兩種選擇，一是直接回國，一是留在加拿大，先拿下兩三年的工作簽，再找工作辦移民。
一番考量後，黃晉澤決定拿下綠卡。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運輸公司做客服，只是公司資質不夠，最終移民無望。一番周折，黃晉澤來到一家擁有十幾年營業資質的家具店做銷售和倉庫，老板的開店經驗成功幫助黃晉澤拿下綠卡。
黃晉澤在加拿大溫哥華島，受訪者供圖
唯一讓他不太滿意的是，這份工作的薪資並不高，當時黃晉澤的月薪只有2700加幣，“中間還做了一些其他的兼職工作，比如送外賣，幫別人搬家，去餐館洗碗，只要是能賺錢，我基本上都會去試一試。”
直到2018年，黃晉澤在網上無意中看到一個加拿大軟裝木工學徒幫工的招聘貼，一小時20刀。
黃晉澤始終對工具和木工感興趣。他第一次和木頭打交道，就是開搬家公司的朋友邀請他一起改裝房車。說是改裝房車，其實是把一輛大型面包車的後座拆掉，用電鑽把一塊塊木板拼接起來，組裝成床、竈台以及櫃子。再安裝上太陽能電池和隔熱等房車必備品。
黃晉澤的朋友有個夢想，開著房車帶著狗子一起環加拿大旅行。他十分期待夢想落爲現實的那一天——未待改裝完畢，一天早上，他給黃晉澤發消息：“陳，我等不及了，我出發了”。就這樣，他用3個月的時間跑了一整圈加拿大。
黃晉澤和朋友一起改造房車，受訪者供圖
這件事兒在黃晉澤心裏埋下了一顆種子，他覺得自己或許更適合動手的工作。“本來學的（專業）就不是我喜歡的，我覺得一輩子要不過的開心，做自己喜歡的，要不找個自己擅長的，至少能找到自我認同感。”看到招工啓事的那一刻，在興趣愛好與薪資待遇的加持下，他決定試試。
招聘木工學徒的也是一位中國人，今年32歲，一個人沒什麽意思，就想招個學徒一邊做工一邊聊天。黃晉澤和他年紀相仿，倆人慢慢從師徒關系發展成了朋友。
那段時間，黃晉澤一邊在家具店裏做著清閑的銷售工作，一邊跟著師傅學了兩個月的室內裝修。從如何檢查圖紙現場、測量尺度、檢查前期裝修的錯誤與誤差，到如何切材料、安裝、上牆、收尾……
與電工、管道工與專做房屋框架的木工不同，軟裝木工不需要考證，“這邊的開發商更傾向于你做過多久，你做過什麽樣的工程，然後你有相關的經驗，他們就比較認可你。”
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海外勞務的火熱招工出現了扭轉。大家紛紛開始擔心國外的疫情狀況，想要出國務工的期待值也逐漸冷卻。那時的田津不止一次想過放棄這個行業，可那些曾經直播招工時積累的粉絲總會找到他，“你不要轉行，轉行之後就沒有人幫我考慮出國這件事兒了。”
出于一個負責任的心態，他覺得自己“應該給他們去服務”，選擇堅持做下來。
隨著海外相關防控政策的放開，一部分人的出國務工熱情開始回漲。“現在想要出去的，尤其是今年，明顯感覺人更多。”
說白了還是不卷你知道吧？
田津記得自己第一次在海外勞務平台上進行直播招聘時，場面異常火爆。
那是2019年，直播間最多觀看人數高達5000人，追著他提問，“我這個年齡能不能出去？”“我想去澳大利亞，你看我怎麽去？能不能給我出一個簡短的方案？”“我本身是一個司機，去哪個國家會比較好？”
滿屏的提問，田津目不暇接，時常會錯過很多問題，這還引起了一部分粉絲的不滿，“爲什麽老師總是不回答我的問題？”那天原計劃2小時的直播，最終被延伸到了3小時。
在田津看來，大部分找到他的粉絲都是“比較迷茫或者有一定想法，但是不確定自己該如何行動”的一幫人，他總想打破砂鍋確定這些人的真實意圖，“你出去到底是爲了什麽？爲了賺錢？還是爲了職業的發展方向？”
他們的理由五花八門，有些還很有意思。一部分年輕人上來就甩給田津一句“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也有人坦然說，自己想出去找個媳婦，把田津弄的哭笑不得。
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大部分年輕人還是看中了高昂的薪資。“現在國內雖然收入上來了，但是同樣消費也起來了，所以國內很多年輕人攢不下錢。出國管吃管住一年旱澇保收，賺個十幾萬，還是比較可觀。”田津說。
背後的原因也是可想而知，發達國家的藍領崗位十分短缺，但髒活累活總需要有人來幹，要吸引勞動力，只能靠待遇的提升。“說實在的，你要工資不高，誰想幹這個？誰都想坐辦公室，吹著空調，喝咖啡劃水，對吧？”
身著工作服的黃晉澤，受訪者供圖
在加拿大，想體驗藍領工人的高薪，門檻並不高，甚至有些藍領崗位的入行標准看起來有點“水”。
決定成爲一名Power Engineer後，杜習文聯系了當地的消防部，“人家說只要你的本科學曆經過認證，就能參加考試，考完試就能直接拿證書，不用積累經驗”。
他買了本二手教材，3個月就拿下了證書，“有證書了就是一只腳踏進這個行業了。”
杜習文先後面試了4個崗位，去冰廠維修制冷設備、去小學燒鍋爐，去制藥廠和酒店維修設備。
最終選擇留在酒店，也只是因爲“這公司挺地道”。總共三輪面試，分別爲HR面，部門領導面與酒店GM（General Manage，即總經理）面。面試過程無比輕松，大部分都是YouTube上的固定模板，“你過去工作中遇到的壓力最大的情況？”“你最尊敬的一個同事是誰？爲什麽尊敬他？”有些問題杜習文准備不是很充分，回答得斷斷續續，HR直接說：“我不太喜歡這個問題，我們下一個。”
酒店的面試反饋效率也讓杜習文十分滿意，三面結束，杜習文剛回到家，就被錄取了。
簽訂了勞動合同與反歧視的協議——即不允許有性別歧視、種族歧視，也不允許因職位的高低産生言語上的侮辱。杜習文就這麽成爲了一名Building Operator。
杜習文和同事們，受訪者供圖
Building Operator的工作是按照倒班制運行的，分三個工作時間段，早班爲7:00-15:30，午班爲9:30-17:30，晚班爲14:30-23:00。且一定要根據時間准時上班，提前一點都是破壞規矩。
一次晚班，杜習文14:00就到崗了，恰巧酒店出現了設備問題需要檢修，“我說來活了我幹一下，然後周圍的同事都阻止，說14:30還沒到，你就坐那歇著。”
至于那些不得不緊急處理的突發情況，比如一次調試完鍋爐已經23:20，領導就會給他記上半小時的Overtime，可以拿2.5倍的工資。“說白了還是不卷你知道吧？”
自立門戶後，黃晉澤在加拿大經曆了從卷到不卷的過程。
隨著工程的完結，黃晉澤爲期兩個月的木工學習之旅結束。他開始和師傅倆人一起搭夥做工，給一位供貨商老板做過出口櫥櫃，一個月薪資就可以達到3-4K加幣（折合人民幣1.5-2萬元）。這對于黃晉澤來說是個不錯的待遇，可高薪的代價卻是老板“會要你不停地加班，然後還會無緣無故罵你一頓”。
一次，由于海關轉運的原因，加工的材料比預期晚到了兩個月。于是本需要三個月完成的工程，老板要求黃晉澤和師傅在一個月內完成。那段時間，老板不停地給黃晉澤打電話，“說我們做的太慢，給我們施加壓力，讓我們加班做這些。”黃晉澤只覺得怎麽可能？自己又不是超人。
那一個月是木工黃晉澤的至暗時刻，項目結束後，他再也沒給老板打工過，而是和師傅“自雇”，倆人一起組了個木工組，給當地開發商做商品房軟裝。
大部分本地開發商不會限制工人們的工作時間與進度，只需要在工期內把工作完成。于是黃晉澤過上了朝9晚5的生活，“必須准時吃飯，然後必須11點之前睡覺，加班這些東西不可能的。”
今年，一位當地的中年開發商在網上招工，工作地在海邊。爲了一邊工作，一邊度假，黃晉澤和師傅去找他談合作。開發商是從木工轉型的，經驗豐富的他起初並不相信黃晉澤他們，“他都納悶我們做不做得好，覺得我們太年輕了，以爲我們說做那麽多工程是吹牛了。”
等談好價格與工期，開發商還是選擇給他們機會。爲了方便住宿，還給他們租了個租金爲2000加幣的大House，獨立廚房、獨立衛浴、獨立洗衣房，還附帶巨大後院，看起來像森林的那種。
黃晉澤和師傅吭哧吭哧做了一周，開發商就要請他們喝酒，認可他們“質量和效率都讓我震驚”。
開發商給黃晉澤租的House後院，受訪者供圖
這兩年，年輕人出國務工的原因也發生了變化。很多90後甚至00後找到田津，說自己“就是瞧不上這邊的環境特別卷，想出去舒服兩年”。
田津也曾在澳大利亞生活過。他覺得在這邊工作不會感覺累，“就是環境的問題，國外沒有什麽勾心鬥角，因爲大家不屑，所以沒有什麽競爭。”他們的工作邏輯是，“你給我發工資，我去做我的事兒，做完我的事兒，就各司其職，剩下的我怎麽做就和你沒關系了。”
下了班以後，大家一塊聚會就會特別開心，而且不會討論工作上的事情，田津說。
一頭紮進去，
就要做好不回頭的打算
中智咨詢近期發布的2022年一線藍領用工及薪酬管理的調研顯示，2022年普通藍領（普工）年薪在8萬左右，市場高位水平在9-11萬之間；技能藍領（技工）年薪在10萬以上，市場高位水平在12-15萬之間。一些技能要求高的例如高科技制造（集成電路、電子制造、新材料）或自動化程度高的企業（汽車零部件）高技能藍領年薪甚至高達15-20萬。
可即便如此，企業還是面臨著藍領“招工難”的問題。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聯合發布的《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顯示，到2025年，中國制造業十大重點領域人才需求缺口將達到近3000萬人，缺口率高達48%。
究其原因還是人們對藍領的“微妙”態度。當人們談論“藍領”時，人們在談論什麽？薪水低、學曆低、髒亂差的工作環境……
“還是傳統觀念上的事兒。”田津說，如果發現自己的同學去幹工地了，就感覺是不是他混的比較慘。“而現實很有可能是，你拿著一個月4000的工資，去同情一個月薪10000的工地人。”
幾天前，一位部門同事離職，杜習文在領導的推薦下，通過了酒店GM的考核面試，成功晉升爲部門領導的助理，時薪也升至30加幣，距離他的“40加幣夢”又近了一大步。
但鄙視鏈是始終存在的。杜習文的前同事都知道他現在的工作，“覺得我腦子有病的肯定會有，但他們也不可能直接和我說，而且說白了，他們離我這麽遠，我也不在乎。”在國外，沒有人會因爲你的職業去笑話你，也不會因爲你是個建築工人，你身上有點髒，大家就離你特別遠，去嫌棄你，田津說。
黃晉澤覺得如果自己在國內穿著工作服去星巴克喝咖啡，“他們會用另一種眼光看我。”而在加拿大，下班後，他穿著工作服也可以隨心所欲地去餐廳吃飯，“那裏的Waitress都是很開心的，因爲一般藍領給的小費比較多。”
入門的藍領比入門的白領薪資高，這是公開的秘密。
在加拿大，白領的起薪大概在2000加幣，像銀行櫃員，或者是辦公室文員，他們的薪資不會超過3000，哪怕是銀行的經理，最多也只能達到4000左右。
而黃晉澤“賺這個錢，可以開自己的dream car，有時間去健身房，每年定期旅遊，有自己的愛好，房子也是隨時可以買，沒啥其他方面的壓力。”回國時，看見國內上班的同學“胖的胖，脫發的脫發，變老的變老”，他覺得自己過的比他們都舒服，“別人看我朋友圈絕對想象不到（我是）藍領。”
黃晉澤在加拿大溫哥華島，受訪者供圖
前段時間，黃晉澤開始在自己的抖音賬號上分享自己的木工生活，雖然播放量不高，但也有七八個大哥大姐給他發私信，詢問加拿大做工的情況。
大部分時候，黃晉澤並不是分享者，而是這些大哥大姐的傾聽者。“他們和我聊天的時候，我就感覺到他們並不是想要我告訴他們什麽信息，他們能不能來加拿大，因爲現實情況總是很複雜，可能有家庭，可能有經濟上的困難。”
想成爲海外藍領，需要支付一筆不小的費用。發達國家的中介費和申請費往往都很高，田津舉了個例子，“比如是澳大利亞肉廠的剔骨工，澳大利亞本地的中介會收費3-5萬澳幣，我們中介也要正常給他走流暢，基本上費用要超過20萬人民幣。”
除此之外，還需要通過語言考試。這意味著哪怕在國內有著豐富的木工或剔骨經驗，但英語始終考不出來，出國務工的想法只能不了了之。
也無法避免一些“年齡危機”。不同國家對于海外勞工的年齡限制不同，“比如日本，年齡超過35歲基本他們就不要了。新加坡會高一些，這兩年會放到50歲，但50歲也只能做保潔那種底層的工作。其他發達國家的雇主，對勞工的年齡要求都控制在40-45歲之內。”田津說。
但有些大齡工並不懂這個。他們只看到了國外高昂的薪資，就開始找中介，說“你能給我辦成了我去就行了”。
盲目的後果就是被黑中介坑騙。2017年，田津就遇到了一位38歲的大哥，在中介“一個月能賺3萬”的遊說下，借了13萬作爲中介費，只身一人來到澳大利亞。落地後，大哥才發現事實根本不是這麽回事兒，他讓中介退錢，可惜無果。
大哥聊著聊著就哭了，和田津說：“我不能回去。我這13萬都是借的，我回去了什麽都沒有，我老婆孩子還指望著我賺錢然後往家打錢呢。”田津只感覺痛心，“那感覺真的是說不上來，我沒法用語言來形容。”
相較而言，國內的藍領求職可以通過boss直聘、前程無憂等正規招聘平台，甚至是快手的“快招工”直播看崗。可海外藍領的招聘缺少權威平台，基本都是靠中介和律所去操作，因爲手續繁雜，申請的周期長，客戶與雇主雙方往往沒有任何信任基礎。曾有一位雇主，花了7萬人民幣給田津的客戶申請了簽證。結果客戶沒有任何理由就不去了，而這種損失只能雇主來承擔。
這種盲目也體現在年輕人身上。杜習文收到過很多年輕人的信息，大學剛畢業沒幾年，就“受不了國內現狀，不行，我要走”。
對于此，他只想勸大家不要沖動，“冷靜，現在時機還不太成熟，你需要在國內社會錘煉，去被社會毒打。”杜習文覺得這群年輕人都比較浮躁。誇張點說，成爲藍領意味著一輩子都要以技術謀生，“你要是一頭紮進來了，馬上回頭還行，但是要幹了三五年了再轉行，年齡是不允許了，我再回去當程序員也不現實。”
黃晉澤覺得自己大概率不會轉行，除非哪一天木工的薪資無法保證他的生活質量，或者是，“我存夠了錢，想做點別的小生意，可能會退出木工行業。等（創業）沒錢了，或者發展得不好，也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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