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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日本爲何在崛起後走向軍國主義道路
作者：李文
來源：黃海學術論壇（2016年第1輯）；時政國關分析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摘要：從明治政府成立到甲午戰爭爆發，日本占主導地位的發展理念和政策措施是富國強兵與殖産興業。從甲午戰爭到一戰結束，日本積極參與殖民地爭奪，使用有限的武力實現了侵略擴張和財富迅速增長的目標，形成主要依靠戰爭與掠奪跻身列強行列的軍國主義。從“九一八”事變到戰敗，日本妄想獨占亞洲，稱雄世界，一意孤行地走上了企圖單純依靠暴力征服世界的法西斯主義道路。日本在崛起後走向軍國主義道路，是其本身在政治、社會結構方面存在嚴重缺陷這一客觀現實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的必然反映。
一、日本的近代崛起
日本從１８５３年美國佩裏艦隊叩關被迫開國開始，通過明治維新在較短時間裏實現了富國強兵，成功走上了資本主義發展之路。到２０世紀初，無論是經濟上、軍事上，還是政治上，日本都已成爲亞洲首屈一指的強國。列甯曾經指出，在維新政府建立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日本就已經同美國一樣，顯示出了西歐類型的“經濟上的（資本主義的高度的特別迅速的發展）、政治上的（代議制度）、文化上的和民族上的”“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部特征”。
（一）經濟上成爲先進工業國。“無論在任何時代，經濟發展水平都是成爲大國的關鍵因素。生産力發展、經濟增長，是綜合國力得以維系和持續提升的基礎。軍事力量、科技水平通常與經濟實力緊密聯系。某一大國經濟的興衰與其作爲一個軍事大國或政治大國的興衰之間，存在顯而易見的聯系。”日本的近代崛起，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的顯著提升。
日本的崛起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偏低的情況下進行的。以經濟起飛時的有業者的年人均收入爲例，日本的指數爲１００，美國爲６０４，英國爲５１６（見表１）。但制度創新和新政策的實施，促進了工業經濟的快速增長。１８６６年至１８７３年，日本工業年平均增長速度爲３２.２％，而當時主要的西方列強中，英國爲３.３％，美國爲５％，德國爲３.８％。截至１８９０年，日本工業經濟年均增長率爲１２.１％，英國則爲１.７％，美國爲５.２％，法國爲２.１％，德國爲３.５％。到１９世紀９０年代，日本基本完成“第一次産業革命”，工業資本由１８８４年的５０４萬日元激增到１８９３年的７８２５萬日元，增長了１４.５倍。可以說，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已經基本上完成了由農業國向資本主義工業國轉型。對此，列甯給出了這樣的評價：“日本是一個進步非常快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
從１９世紀末到２０世紀初，日本的經濟規模迅速擴大，實際ＧＮＰ增長了２.２倍，工礦業生産增加３倍以上。１８６０～１９１３年，日本經濟年均增長率爲４.１％，１９１３～１９３８年，年均增長率爲４.５％，在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爲最高。１８７０～１９０５年，工業增長率達到１２％，遠遠高于同期的英國與美國。由于經濟增長迅速，日本與西方列強之間的差距也在不斷縮小，日本在世界工業生産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從１９１３年的１％上升到１９３７年的４％。日本名義人均ＧＮＰ由１８８５年的２１日元上升到１９１０年的８０日元，增長了２.８倍。
伴隨經濟的增長，日本的産業結構不斷發生變化。到１９３０年，在ＧＤＰ中，第一産業的比重就已經由１８８５年的４５.２％下降到１７.６％，而第二、第三産業的比重則分別由１４.７％和４０.１％上升到３１.６％和５０.８％。自１８８５年到１９１５年，農業有業者人均ＧＮＰ由８６日元上升到１５６日元（按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的價格計算），年均增長率約爲２％。與農業就業人口相比，非農業就業人口的人均ＧＮＰ在１８８５、１９１５和１９４０年都是農業就業人口人均ＧＮＰ的３～６倍。
（二）軍事上成爲帝國主義列強。殖民時代，決定大國興衰的首要因素是軍事力量。英國、法國依靠軍事力量，曾占領了大片殖民地。“在１９世紀中葉的歐洲，重大政治問題一向是依靠武力加以解決的。德意志帝國是在以武力建立的新的國際結構中最強大和最顯赫的國家，但所有歐洲國家都得出了結論：大規模的軍事力量對它們的民族生存是不可或缺的。”作爲資本主義的後起之秀，從１９世紀８０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大力擴充軍備。爲縮小與西方列強在軍力上的差距，在瓜分殖民地的競爭中贏得主動，日本政府逐年增加軍費開支。據統計，１８９３年以前曆年的軍費開支分別占歲出總額的２５％至３０％左右。僅在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日本陸軍費用增加了４０％以上，海軍經費增長了２００％。
在軍事工業方面，１８８３年日本開始生産７厘米口徑的意大利式野炮、山炮和１２厘米口徑的“加農炮”、１５厘米口徑的臼炮。到１９世紀末期，日本的軍工業已十分發達，１２厘米的榴彈及各種口徑的炮彈、彈架、水雷等武器均已實現自造，尤其是艦艇也實現了全鋼艦身，自行建造的“高雄”“赤城”“八重山”“大島”號相繼加入海軍服役。１８９０年爲生産槍炮、艦船服務的重工業工廠已有３８家。由于甲午戰爭獲得的戰爭賠償投放了龐大的軍費，軍事工業出現繁榮景象。１９０６年陸海軍兵工廠的職工達到９.３萬余人，１９０９年以軍事工業爲主的企業職工人數已達１５.７萬人。
艦艇技術革新的背後是鋼鐵業的發展。自從１８８４年日本田中機械廠接管釜石煉鐵廠之後，釜石煉鐵廠的生産能力逐年提高，到１８９０年，其産量已超越當時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格雷戈裏鑄鐵”，到１８９２年，釜石煉鐵廠已經成爲擁有５個熔爐，１２００名雇員，年産量達６９００噸以上的大型煉鐵廠。鋼鐵鑄造業的迅猛發展，爲日本軍工企業提供豐厚的原料，滿足日本擴軍備戰的戰略需要，爲通過軍事崛起以實現整個國家的崛起提供了物質上的保障。
甲午戰爭之後，第二屆伊藤博文內閣向第九屆議會提出了包括大規模擴張軍備以及與之密切結合的扶植産業（擴充交通、通信和金融）的歲出總額達１.９億日元的預算（比上年增加１倍）。陸軍方面制定了從１８９６（明治２９）年度起新建步兵６個師團、騎兵２個旅團、炮兵２個旅團，現役兵力比甲午戰爭當時增加到２倍以上的計劃。
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的是日本國家崛起的重要標志之一。甲午戰爭結束後，北洋海軍剩余艦艇投降日本，包括１艘鐵甲艦、３艘巡洋艦、６艘炮艦、２艘練習艦，以及數艘魚雷艇，噸位高達１.６萬余噸，爲日本海軍在甲午戰前總噸位的１／４強。北洋海軍的覆沒以及巨額賠款直接導致了中國海軍事業遭受重創而一蹶不振，而日本卻利用這些巨額賠款充實軍費，在甲午戰爭勝利後，日本政府立即通過了海軍提出的第一期擴充計劃（從１８９６年起的七年計劃），即建造以戰艦爲主的５４只艦艇（跨年度費總額９４９７萬日元）的方案。海軍力量的增強，使日本獲得了東亞的制海權。１９０５年，日本又打敗俄國，摧毀了俄國的太平洋艦隊，進而日本對制海權的控制由東亞延伸到整個亞洲，進入世界海軍強國之列。
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美、英、日、法、意五國簽訂《五國條約》，規定五國海軍主力艦噸位比例爲５∶５∶３∶１.７５∶１.７５。日本一躍升爲僅次于英國和美國的世界五大海軍強國之一。
（三）政治上成爲世界大國。通過發動甲午戰爭、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挑起日俄戰爭、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和軍事實力迅猛增長，國際地位顯著提升。“在甲午中日戰爭邁出走向大國的第一步，在日俄戰爭中邁出第二步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三步使日本最終成爲世界級大國。”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根據巴黎和會通過的《凡爾賽和約》，成立了國際聯盟以維護世界和平。作爲在戰爭中發揮了主要作用的戰勝國，日本與英、美、法、意等四國一道成爲國際聯盟五個常任理事國。至此，日本已被公認爲世界五強之一，取得世界級政治大國的地位。
二 理念、戰略與措施
日本的現代化和産業化是自上而下、自中央而地方推進的。１８６８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瓦解了幕藩制國家，建立了能夠領導現代化的天皇制國家，完成新舊政權交替。“推進現代化和産業化的領導者身居中央，靠政治權力引進産業文明並使它紮根于這個社會。”因此，日本領導者持有和采用何種強國理念、戰略和措施，對日本國運的興衰具有決定性影響。
（一）殖産興業，形成資本主義（１９６８～１８９３）。明治初年，日本領導人認識到日本民族在激烈競爭的殖民時代，要免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淩辱，必須脫胎換骨地進行自我更新、富國強兵。在戰略選擇上，當時高層存在是對外戰爭優先還是發展經濟優先兩種主張。１８７３年，持後一種主張的大久保利通集團戰勝了主張首先對韓國發動征服戰爭的西鄉隆勝集團，掌握了政府的實際權力。１８７４年，大久保利通正式提出通過“殖産興業”發展資本主義方略。他指出：“現今各種糾葛漸趨剪除，海內人民安樂太平、各安生業之際，政府官員當爲急務者，乃是尋求保護人民實。……何爲實耳？財用是也。”強調唯有“勸獎民業，開殖物産”，才能“使國家精神旺盛，使爲政之基礎堅固”。在三條實美、岩倉具視等人的支持下，大久保利通政權發起了規模宏大的殖産興業運動，內容包括：政府接管原由幕藩政府建立和經營的各種兵工廠和礦山企業；由政府直接引進和移植西方先進技術設備，興辦各種模範工廠和實驗場；制定各種企業保護法，建立和發放各種産業助成金和低息貸款，鼓勵和扶植民間企業的成長。這些政策措施，使日本得以以較短時間完成産業革命，成爲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的國家。
（二）侵略擴張，轉向軍國主義（１８９４～１９３０）。日本因國土狹小，一直有把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強烈沖動。豐臣秀吉早在１６世紀就曾嘗試使用武力征服朝鮮與中國。從甲午戰爭到一戰結束，通過參與殖民地爭奪快速發展的想法在日本朝野日益盛行。雖然這一時期戰爭與掠奪尚未上升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但日本已經開始把自身的富強寄托于對鄰近國家、民族掠奪和奴役，侵略擴張已經取代殖産興業成爲基本國策，“每隔十年反複進行一次的對外戰爭以及在戰爭間隔中的擴充軍備，成了保證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
１８９４～１９９５年的甲午戰爭是明治政府成立後發動的第一次對外戰爭，戰爭的勝利對日本的崛起和崛起後走上軍國主義具有轉折性和決定性意義。巨額戰爭賠款幫助日本順利完成了１８９７年１０月開始的由銀本位向金本位的轉變，從而促進了日本同實行金本位制國家的貿易，使出口在ＧＮＰ中的比重由５％迅速上升到１５％左右，給國內經濟帶來了飛躍發展的轉機。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得以開拓東亞市場，促使紡織工業急速擴張，産量從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的３６萬捆提高到明治三十二（１８９９）的７５萬捆，４年之間增長了１倍多。戰爭的勝利使日本形成了第二次創業高潮。由于有了巨額賠償，１８９５～１８９６年日本新增設的計劃資本總額，鐵路爲１億５８４７萬日元，銀行爲１億９２１２萬日元，其他的諸公司爲２億３４４８萬日元。其中尤其以棉紡織業、鐵路和銀行業投資的增大，帶動了企業的全面複興。從１８９５到１９００年５年間，日本公司新增４６６５家，資金額增加４.７億日元，其中運輸業、金融保險業和紡織業的增幅最大。在日本産業化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八幡制鐵所就是主要依靠戰爭賠償興建的。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日俄戰爭，也爲日本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戰爭的勝利提升了日本的國際地位，非常有利于日本企業壟斷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市場和資源，進入中國內地和南洋的市場，對日本重工業、化學工業方面確立大機器生産起到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此外，日本爲防備俄國的報複等將來可能發生的戰爭，采取了擴充軍備的國策，推動了軍事工業的發展。在交通方面，實行了鐵路的國有化；在海運方面，明治二十八年（１８９５）的輪船總數爲５２８艘，１０年後則增到了１３９０艘，增加了１倍多，總噸數也從３６萬噸增加到１２６萬噸，增加了將近３倍。因此，貿易出現了空前的繁榮，明治三十年（１８９７）的出口額爲１６０００萬日元，明治三十九年（１９０６）則增到４２０００多萬日元，同期的進口則從２１０００多萬日元增到４１０００多萬日元。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出現了經濟景氣，大量新興企業湧現，市場繁榮，貿易額增加，特別是以東京、大阪、神戶爲中心，大批自主生産蒸汽機、內燃機、鍋爐等的專門機械廠也發展了起來。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推進了日本企業的集中和壟斷。企業的大規模化和資本的集中，很快又使少數大公司在行業內部擴大了壟斷的傾向。在紡織行業中，鍾紡、東洋紡等公司都是由十幾家小公司合並而成的大公司；在人壽保險行業，日本、千代田、明治、第一、帝國等五大公司壟斷了全國總保險合同中的大部分；在銀行業，有了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資本的集中。處于三井財閥控制之下的公司，包括直系和旁系在內，多達１２０家，其資本總額約占全國公司資本額的１５％。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勝利，促進了日本資本主義與天皇制軍國主義的緊密結合。獲得重大利益的資産階級開始熱衷于對外侵略政策，叫嚷所謂“國旗飄揚的地方，貿易隨之”。官僚、軍部、政黨都開始認識到實行大陸政策是一筆非常劃算的買賣，但三國幹涉也使他們懂得，不得不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一部分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夠強大，這種認識與同仇敵忾的精神結合起來，使他們很容易在主要通過戰爭充實國力問題上達成共識。
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獲得加入殖民時代國際體系的資質。戰爭使中日關系的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強弱的逆轉，日本成爲西方列強中的一員，中國則淪落爲列強的半殖民地。此後，日本人全面征服中國的欲望日漸強烈，國內較爲普遍地形成了日本是近鄰亞洲諸國的支配者的意識。戰爭勝利，西方國家對日本刮目相看，國際地位獲得明顯提升。德川幕府時代日本被迫與西方國家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是明治政府成立以來一直盤踞在日本人頭上的陰影。早在明治元年（１８６８年），日本政府就給各個列強國家遞交了申請，希望能對這些條約加以修訂，但由于對方的拒絕一直未能如願。但自１８９４年開始，明治政府得以通過與英國、法國、俄國、美國的談判相繼廢除了這些不平等條約，尤其是廢除了治外法權，取得了與歐美列強在國際舞台上的平等地位。在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侵犯北京的戰爭中，日本派出了２２０００名軍人，占八國聯軍的２／３。日本首次以帝國主義國家一員的身份參與了《辛醜條約》討論和簽訂過程，其軍事實力受到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高度認可。１９０２年１月３０日，日英兩國簽訂了《英日同盟條約》。在英國的支持下，在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０５年間，日本在中國國土上發動了旨在與俄羅斯爭奪中國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控制權的戰爭，並獲得勝利。俄國被迫于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在樸茨茅斯同日本簽訂和約，承認日本在朝鮮享有政治軍事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並且不得阻礙或幹涉日本對朝鮮的任何措置。從而，１９１０年，日本就名正言順地完成了對朝鮮半島的吞並。日本作爲一個亞洲國家戰勝了一個西方列強，有效地提升了自身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
（三）從軍國主義到法西斯主義（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日俄戰爭後，日本已經很好地完成了明治維新時確立的“殖産興業”“富國強兵”“條約改正”等産業化、現代化目標。一戰期間，西方列強相互厮殺、無暇東顧。日本再次抓住機遇，不僅提高了船舶制造等重工業産品的生産量，而且還擴大了在亞洲的“生存空間”。即使在３０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戰爭與掠奪也不是日本的唯一的解救方案。１９３１年１２月高橋是清出任大藏大臣，采取了正確的經濟政策，使處于蕭條之中日本的經濟大有起色。１９２９～１９４０年，國民生産總值以年增長率４.７％的速度增加，遠遠高于同時期的西方經濟體，出口量增加了１倍。如果日本沿著這一方向繼續發展下去，完全能夠擺脫危機，使自己的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得以鞏固。然而，由于多種原因，日本領導者非但沒有在高橋是清的和平的商業複蘇方案的基礎上，從實際出發確定新的進取方向，而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法西斯軍人和軍部不斷提出的無休無止的侵略要求，采用了主要依靠對外侵略戰爭度過危機的方案，邁開了走上法西斯主義的腳步。作爲這一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鼓吹天皇和大日本帝國是神聖的、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認爲個人的意志必須服從于國家的意志，每個國民應犧牲自己的性命來維護國家的榮耀，全社會的各種資源都必須由國家統一調度服務于所謂的大東亞聖戰。法西斯主義代表人物大川周明強烈主張日本應實現以尊崇天皇爲中心的道義國家，對外進行“世界維新”，“打倒歐美帝國列強，建設東亞新秩序”。另一名法西斯主義的領軍人物北一輝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中宣揚日本的世界使命就是在激烈的國際鬥爭中建立亞洲聯盟，以此進一步“執世界聯盟之牛耳”。隨著對外戰爭的規模日益擴大，日本高層喪失了正常思維，越來越失去理性，對世界大勢的判斷越來越失真，制定的戰略越來越偏離現實，采取的手段越來越殘忍。
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初，部分日本人所描繪的世界新秩序藍圖是通過戰爭獨占中國，認爲日本的“唯一的出路”是盡快開辟新的生存空間，而最有可能的地方是中國。但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爲與其他西方列強的利益發生沖突後，日本的想法發生了改變，即把戰略目標設定爲建立一個“有可能包括中國部分地區、通往東方的門戶、荷屬東印度群島、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內的更大的日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的狂妄與野心更是膨脹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在１９４３年７月由日本厚生省人口與種族研究局完成的《以大和民族爲核心的全球政策調查》報告中，竟將日本曆史使命界定爲“用在亞洲的‘土地’上播撒盡可能多的日本人‘鮮血’的方法，使亞洲１０億人得到解放”。該報告所計劃的“擴大東亞合作體範圍”的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設想將整個中國，以及法國、英國和荷蘭在亞洲的幾乎所有殖民地全部納入其範圍內。第三階段增加了菲律賓、印度和前蘇聯領土上的貝加爾湖以東所有地區。最後，在第四階段中，共榮圈將擴大到“亞述、土耳其、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中亞國家、西亞（和）西南亞”。１９４２年，東京大學的一位地理學教授小牧常吉建議：歐洲和非洲今後應被視爲亞洲大陸的一部分，而美國應該被稱爲“東亞”，澳大利亞應當被稱爲“南亞”。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因爲它們是相互關聯的，應該簡單地改名爲“日本的大海”。
日本人強調他們是新秩序的締造者，太平洋戰爭的目的，是要打敗“英美帝國主義的民主”，“我們將使前歐洲人和英國人失去優越感，使美國人和英國人改變世界觀”，總參謀部宣布“我們將要成爲在大東亞的民族領袖”。日本追求的目標按照自己的想法統一世界、改造世界，但這個民族的價值觀卻是邪惡和扭曲的，使自由、民主、和平等社會良知遭到血腥的和野蠻的踐踏。一名日本官員在題爲《南方地區經濟政策綱要》的報告中明確表示，其他亞洲人必須學習日語，他們必須采用日本的日曆，他們必須向日本人叩首。總之，“共榮”意味著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日本人取代歐洲人成爲這些地區的主人。但在所謂共榮圈的設計方案中，卻充滿了處于日本人統治之下的“肮髒民族”的深切蔑視。在日本人看來，那些被他們征服的人都不配是人。他們把滿洲人稱作臭蟲、把南京人稱作害蟲。１９３７年日本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將軍寫道：“中國人，是爲害世界文明的細菌。”較爲微妙的是，司令部的“民族領導計劃”，將亞洲分爲“領導者”（日本人）、友好的人（朝鮮人）和“客人”（中國人）。在最後一種人中，那些“抗日的敵人”將要被“滅絕”，那些沒有“宣誓效忠日本的人”將要“被趕出南方地區”。
日本法西斯主義的基本理念價值都通過滅絕人性的暴力行爲落實爲實踐。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在日本人統治的朝鮮，民族主義者的起義遭到了肆無忌憚的暴力鎮壓，３０年代語言和文化的“皇民化運動”得到了強化。朝鮮語在學校被取締，朝鮮人必須參加神道活動，１９３９年後，朝鮮人還要取日本名字。朝鮮人的生活水平非常低，人均收入大約只有日本的１／４，而傳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率，卻高達日本的兩倍以上。在侵略戰爭中，日本政府和軍隊肆意踐踏人權，強征慰安婦；秘密生化武器研發單位７３１部隊用人體進行致死實驗；在戰爭中公然違背國際公約，使用毒氣、細菌等生化武器；先後制造了以放下武器的士兵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爲對象的“南京大屠殺”“新加坡大屠殺”“馬尼拉大屠殺”。種種殘暴罪行，令人發指。
巴莫二戰時曾任緬甸傀儡政府元首，是東條英機在亞洲最重要的一位密友，曾參加日本軍國主義１９４３年主持召開的大東亞會議。他在１９６８年寫下的一段話非常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真實面目：“就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們來說，再沒有什麽人像他們這樣實行種族歧視，這也是一種完全自以爲是的思想方法，因此，再沒有什麽人像他們這樣缺乏理解其他國家國民及讓其他國家國民理解他們自己的能力的了。所以，東南亞戰爭期間，他們做的事無論善與惡，總令人感到他們對當地人盡幹壞事。日本的軍國主義者們只是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待一切，而且更壞的是，他們強迫所有其他國家的國民與他們一起做什麽事時，也總要強迫人家與他們的看法保持一致。即其他國家的人辦事時，只有一條途徑，那就是按照日本人的主張行事。這些軍國主義者們只有一種目的與關心，那就是日本國民的利害與利益。對于東亞各國來說，只能負有一種使命，那就是永遠從屬于日本，成爲另外一些‘滿洲國’與朝鮮。將日本人的立場強加于人，這就是他們所幹的勾當。這樣，在日本軍國主義者與我們本國居民之間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相互理解的。”
三、政治、社會結構失衡
各種互相沖突的利益訴求構成均勢，是一個社會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一國的快速崛起過程，既是打破舊有平衡的過程，也是在動態中取得新平衡的過程，不同的階級、階層和利益集團的相互關系格局發生新的變化與調整應該在保持相對均衡、相互制約的狀態下相對穩定有序地進行，任何一家獨大的格局都會損害全局並最終傷及自身。循序漸進，是世界發展的常態。一個國家的崛起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需要經由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不懈努力；順應曆史潮流，一步一個腳印地穩步向前，才能立于不敗之地。采取非常手段實現的跳躍性的發展往往缺乏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在日本近代崛起過程中，舉國上下熱切期盼日本盡快成爲世界的主宰，且由于軍人的冒險與擴張在特定時期曾屢屢得手，創造了巨大的戰爭紅利，使各個階級和利益集團都越來越相信對外侵略擴張可以創造奇迹，從而難免對軍人集團刮目相看，對其膽大妄爲一味地姑息縱容，甚至成爲法西斯主義極權化的幫凶。在失去必要的節制和制約的情況下，軍人集團越來越貪婪和自我膨脹，最終成爲至高無上的支配者，致使國家退化成戰爭機器。
（一）法西斯主義興起的標志。日本法西斯的形成是以現有國家機器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即軍部率先法西斯化，繼之由這個軍部全面掌握國家政權的主導權，將法西斯主義日益推廣、滲透到國家生活的各個方面。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目的在于以強大的政權調動國家全部資源孤注一擲、進行無止境的侵略戰爭。
日本的法西斯專政萌芽于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形成于３０年代，完成于４０年代。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加強了軍部的政治發言權，爲法西斯主義的形成開辟了道路。１９３６年“二·二六”事件後，日本恢複了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確立了軍部對內閣的領導權。１９３７年６月第一屆近衛內閣的上台，標志著日本法西斯政權的確立。同年７月，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同時迅速改革行政機構，把五相（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會議制度化，由少數閣僚決定國策；設立了指揮侵略戰爭的大本營及政府與大本營聯絡會議。法西斯專政完成的標志性事件還有，將日本經濟轉入戰時體制，頒布“産業統制法”等各種法律，制定“國家總動員法”，把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納入戰時管理體制，扼殺一切民主主義運動，壓制社會主義政黨，管制工會組織，剝奪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權利。
法西斯主義的頂峰是日本動員和強迫全體國民參與作戰。１９４４年２月２３日，東條英機首相在《每日新聞》鼓吹“本土決戰”，稱“以必死的精神教育後方的婦女和兒童，令他們拿起竹槍實施訓練”。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３日，鈴木貫太郎內閣正式通過《義勇兵役法》，規定所有年齡在１５～６０周歲的男性國民以及１７～４５周歲的女性國民，除已經加入現役或服務于重要的科研、軍工單位者外，皆須編入“國民義勇戰鬥隊”，以增加２８００萬兵力。爲了凝聚士氣，日本宣傳機器還喊出了“一億玉碎”的口號。按照日本政府的邏輯，一旦本土被美軍占領，“神州”和“國體”勢必不複存在，屆時“皇國”子民的生命也將失去意義。
（二）無休無止、欲罷不能的侵略戰爭和“狠毒殘忍到極點”的恐怖襲擊，是日本法西斯主義形成的主要方式。法西斯主義者掌握了隨時可以使內閣倒台的大權，最終得以控制整個局面，其一在于軍部擅自挑起戰事，占領中國領土，用實際成果迫使政府就範；其二在于法西斯團體采用政變和暗殺等恐怖手段，強迫溫和、穩健的領導人改變立場。
日本法西斯專政是通過先發動侵略戰爭，並在侵略戰爭不斷擴大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形成。１８９４年，日本在軍事力量不如中國的情況下發起甲午戰爭。此次冒險的成功，使日本嘗到了甜頭，從而像調動食肉動物的嗜血欲望一樣，戰爭瘾越來越重，在日俄戰爭、鎮壓義和團和參加一戰之後，又于１９３１年從中國手中奪取東北；６年後又對中國發起全面戰爭；１９４１年向美國和英國宣戰、發動太平洋戰爭。一場戰爭刺激、推動軍人發動下一場戰爭，欲罷而不能。
在法西斯主義成長、壯大過程中，日本民族性中虛僞、貪婪、厚顔無恥、背信棄義和得寸進尺等方面得到充分表現。以所謂“滿蒙特殊論”“滿蒙生命線論”爲借口，１９３１年，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侵占東三省後，立即把魔爪伸向熱河省與長城地帶。１９３３年１月１日，日軍挑起“山海關事件”，攻占了山海關。２月９日，關東軍制訂了“統治熱河計劃”，提出“要使熱河省名副其實地成爲滿洲國的領土”。２月２３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中國外交部遞交聲明，稱熱河是“滿洲國”領土，限中國軍隊２４小時內離開。２８日，關東軍兵分三路，入侵熱河省，３月４日進占承德。隨後，日軍又分別進攻長城各口隘，逼迫蔣介石政權于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簽訂“塘沽協定”，變相地承認了日本對東北、熱河的占領。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又制造盧溝橋事變，悍然發起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力圖吞占整個中國。在某一侵略行徑得手後，日本立即采取移花接木、轉移視線等方式鞏固已有侵略成果。通過“九一八”事變，日軍占領了東三省後，爲掩人耳目，策劃成立了傀儡政權“滿洲國”。１９３２年１月，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遭到中國軍民奮勇反抗，１９３２年５月５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國調停之下簽署《淞滬停戰協定》。表面上看，日本此次軍事行動的圖謀未能得逞，但其將國際社會對其霸占中國東北的關注程度降低和轉移的圖謀卻成功地得以實現，非常有利于日本把對東北的占領變成既成事實。
在日本政府毫無原則的默許和縱容下，軍部和軍人的“不服從”愈演愈烈。他們制造各種借口挑起旨在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沖突和戰爭，用切香腸的手法不斷蠶食中國領土，而後由政府出面加以合法化或“國有化”。從而形成了先有海外駐軍肆意妄爲，而後要求日本首相承認“既成事實”，予以“事後追認”的日本獨有的侵略模式。“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以及兩次上海事變，采取的手法如出一轍。
日本軍隊和民間産生和存在大量法西斯團體。其中，雙葉會、一夕會等，是２０世紀２０年代軍中央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少壯軍官成立的法西斯團體，宗旨就是“改造國家”“刷新陸軍人事”“重點解決滿蒙問題”；櫻會則是１９３０年以軍中央部的幕僚軍官爲中心成立的法西斯主義團體，宗旨是“以改造國家爲最終目的，爲此，必要時不惜使用武力”。陸軍下級軍官中出現了“天劍黨”，它是“以軍人爲基礎，聯絡全國戰鬥同志，並結成同盟，以期改造國家的秘密結社”。“王師會”是海軍下級軍官成立的，綱領就是尊奉天皇的“絕對命令，斷然實行道義的國家改造”。民間法西斯運動則扮演了軍隊法西斯運動幫凶的角色。１９３３年日本民間法西斯團體數量多時達５０１個。民間法西斯主義分子在搞政變時根本不考慮成功與否，“只考慮要成爲昭和維新的奠基石”。他們以恐怖行動爲手段，“進行直接破壞，擾亂人心，使軍部以保護秩序爲名”，“發布戒嚴令，置我國于軍政之下”，目的就在于“建設一君萬民制的皇道日本”。暴力恐怖主義在日本有著特別的曆史傳承。從日本近代倒幕運動開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暗殺和政變一直是日本政治史上的一個難以揮去的黑色陰影。中國軍閥張作霖、朝鮮的明成皇後均在本國遭日本人暗殺身亡；俄國皇太子尼古拉、清朝重臣李鴻章則是在日本遭到恐怖襲擊；日本首相級和准首相級政治人物遭到暗殺（暗殺未遂）的超過２０人。２０世紀２０年代以後，無論元老、重臣、軍閥、財閥、官僚，還是政黨或其他社會團體，只要被法西斯團體認定對實行以天皇制爲核心的極權主義構成妨礙，都會被納入襲擊範圍。１９３０年，“獅子宰相”濱口雄幸在東京火車站被槍擊。在１９３２年３月發生的“血盟團事件”中，前任財務大臣井上准之助和三井集團的局長團琢磨遇害。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海軍少壯軍人發起軍事政變，先後襲擊了首相官邸、內大臣邸宅，以及警視廳、三菱銀行、政友會總部等機構，首相犬養毅被殺。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發生“六二六兵變”，日本帝國陸軍的部分“皇道派”青年軍官率領千余名士兵對政府及軍方高級成員中的“統制派”意識形態對手與反對者進行刺殺，兩名前內閣總理大臣遇害身亡。連續不斷的政變和暗殺，加速了整個日本社會的法西斯化。暴恐行爲吸引了許多群衆，特別是中間階層，使他們同情或支持法西斯主義。如在“五·一五”事件的公審中，法西斯團體慷慨激昂，陳述農村的貧困、軍隊的危機、政黨的腐敗以及“天皇親政”“昭和維新”的迫切，收到顯著成效。１９３３年７月審判開始後，各地展開了減刑請願運動，截至８月１９日，一個多月內寄給審判長、律師的減刑請願書已達３５７萬封。有的報紙寫道：“不管怎樣，政黨的做法太殘酷，所以國民對‘五·一五’事件的被告，從心裏表示同情。”更有甚者，新潟縣９名青年每人砍下１個手指，浸在酒瓶中寄給陸軍大臣，表示對“英雄”的“敬佩”。
自由資産階級的政治家受到壓制和排斥。貴族出身的西園寺公望是自由資産階級的政治總代表，１８７０～１８８０年留學法國１０年，１８８１年曾與自由民權運動理論家中江兆民等創辦《東洋自由新報》，出任社長。１８９４年出任第二屆伊藤博文內閣文部大臣，其後曾出任樞密院議長、臨時代理首相等職。１９０６年首次組閣，出任總理大臣。西園寺內閣的內政外交方針代表了無意過度窮兵黩武，主張和平貿易等自由資産階級的利益訴求，從而與軍部的創始者山縣有朋發生矛盾，次年內閣總辭職。１９１１年第二次組閣，又因反對增設陸軍兩個軍的問題與軍部發生摩擦，次年內閣再度總辭職。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濱口被暗殺。從此，任何膽敢與軍部持不同意見的政治家，都有性命之憂。民間的支持加上天皇的縱容與姑息，逐漸使政府對軍部的屈服成爲慣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日本政治家明知與英美宣戰無異于自取滅亡，也曾力圖遏制陸海軍的擴張欲望，但爲時已晚。“軍部憤慨，燃起同仇敵忾之火。對避免戰爭抱有一線希望的人們，也只好死心了。１２月１日的禦前會議，也許是由于憤怒和死心的緣故，草草地作出了開戰決定。１２月８日開戰。”
（三）壟斷資本的代表依附法西斯主義。２０世紀２０年代，日本興起了一批以重工業、化學工業以及電力工業爲基礎的新興財閥（鲇川、野口、森、中野等），其産業多與軍需工業有關，故較早地與軍部勾結，依靠軍部求得發展。但三井、三菱、住友等財閥是包括金融、商業、铎工業等部門的綜合性壟斷資本，是明治維新後依靠天皇制國家的扶植發展起來的，可稱之爲老財閥。與新興財閥不同，老財閥與元老、重臣、政黨關系密切，較爲穩健與保守，原因是他們主要投資于商業、銀行和輕工業，而不願冒風險投資于與軍需有關的重化學工業。在經濟上依賴于英、美，對外主張“協調外交”，對內實行健全財政方針，以防止過分的通貨膨脹，同時也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過激行動，因此招致軍部的強烈不滿。他們提出“打倒財閥”“不讓財閥進入滿洲”等口號，利用中間階層對財閥的不滿情緒，以種種恐怖行動威脅財閥，迫使其改變政策。１９１３～１９２０年，軍費支出由１.９２億日元增加到６.５億日元。其後，國家財政主要用于軍費支出。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日本直接軍費在中央財政中所占的比重由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的平均４０％左右逐年上升，１９４４年高達８８％。同期，直接軍費在國民總生産（ＧＮＰ）中所占的比重由６％左右上升到１９４３年的５０％。在這種情形下，老財閥只要投靠軍部，擴大與戰爭有關的工業生産，就會獲得大量資金和豐厚的利潤。受外來壓力和內在利益驅動，老財閥無不將投資及經營重點轉向重化學工業，走上發展軍需工業的道路，密切了與軍部的關系。“軍財抱合”，使軍部實力超過政黨，成爲國家政治生活的主角。
（四）法西斯主義的經濟、社會起源。明治初年，日本農村非常貧窮，城市工人的工資極低，國內市場非常有限。因此，日本資本主義要謀求更大發展，就不得不向國外尋求市場。而且，無論在資本力量或技術水平方面，日本的資本主義都缺乏同歐美資本主義進行對等競爭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只有避開自由競爭，依靠軍事力量霸占殖民地來彌補這一重大缺失。日本侵略朝鮮、中國，主要目的就在于掠奪更多的資金、原料和市場。
日本之所以走向軍國主義，深層次的原因在于明治維新並不是一次徹底的資産階級革命，致使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裏，和現代化缺少聯系的舊有階級力量過于強大，與現代化關系密切的資産階級過于弱小。就像巴林頓·摩爾所說，“既要現代化，又不願意改變社會結構，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是軍國主義。這可以把上層階級團結起來。因爲軍國主義會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從而反過來使得工業推進更具強制性”。天皇制爲法西斯專政的成長提供了精神的和法理依據。在“尊王攘夷”的旗幟下進行的明治維新所確立的近代天皇制帶有濃厚的封建專制主義色彩。以日本主義（亦稱日本精神、天皇主義、皇道等）爲指導的天皇制意識形態是法西主義的思想和理論淵源，其內容包括：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和國體神聖不可侵犯論；忠孝一致、維護天皇（父）與臣民（赤子）之間絕對支配和被支配關系的家族國家觀；主張日本成爲亞洲盟主的大亞細亞主義。法西斯主義的載體軍部更是在天皇制卵翼下成長的。參謀本部和軍令部輔佐天皇行使軍事統帥權，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負責國防和作戰計劃以及兵力調動的軍令機關，它不經政府即可行使指揮權，也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帷幄上奏”）。陸、海軍省從軍政（軍隊編制、兵器配備等）方面輔佐天皇，陸、海軍大臣雖爲內閣成員，但地位特殊，只要對內閣持反對態度，內閣即垮台或難于組閣。曆史上，日本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由武士集團建立穩固的軍事體制並置于武士階級的統治之下，而尚武與好戰又是武士的天性。由于明治維新並不是成長壯大的資産階級所發動的旨在推翻舊統治階級的政治革命，維新後明治政府中吸收了大批在德川時代不得勢的中下層武士，他們與崇尚武力的舊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日本法西斯主義武力征服、侵略擴展的本性很大程度上源自武士階級崇武的本性，日本軍國主義明顯就是日本武士道在西方自由競爭資本主義世界背景下的複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落後的農村與工業化城市的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村中的各類矛盾尖銳化，日益成爲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城市居民中，則存在大量小業主、小工廠主爲主的小資産階級。在經濟危機中，他們的經營遭到嚴重沖擊，生活日趨貧困，由此，其不滿情緒，尤其對財閥、政黨的仇視情緒與日俱增，國內階級矛盾隨之激化。軍部抓住這一時機，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把它鼓吹爲“從天而降的神風”，聲稱“滿洲廣闊肥沃的土地……正等待著幾十萬、幾百萬大和民族”，而“爲生活所迫的廣大民衆”也可以開發這個“無限的寶庫”。這些煽動引起了日本城鄉中下層民衆的共鳴，致使當時日本國內出現支持侵略戰爭的熱潮。贊揚、支持日本軍隊侵略行動的講演會、座談會接連不斷，“九一八”事變後的一個多月中日本各地就召開了１８６６次講演會，聽衆達１６５萬余人。慰問信、慰問金、捐款源源流入陸軍省。
四、對曆史潮流的順應與逆反
孫中山先生曾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日本近代從快速崛起到走向法西斯主義，也表現爲一個對曆史發展趨勢從順應到逆反的過程。在崛起的初期階段，由于不具備發動戰爭的能力，被動適應和積極學習成爲日本與世界體系的關系的主要方面。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強權政治、弱肉強食成爲時代潮流。發動甲午戰爭和參與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使日本獲得加入帝國主義體系的資質，與英國結盟與俄國開戰，標志著日本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世界的最後的場所東亞時，正式參與了世界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爭奪。１９３１年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則標志著日本走上了與世界上被壓迫民族爲敵，與美英主導的世界體系對抗，與世界發展趨勢背道而馳的邪惡之路。
（一）搭上了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末班車。在明治維新前後一段時間裏，英國忙于處理愛爾蘭問題，美國剛剛結束南北戰爭，百廢待興。俄國通過克裏米亞戰爭（１８５３～１８５６）成爲巴爾幹半島上泛斯拉夫主義運動的盟主，忙于扶植當地的親俄勢力。在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進行的普法戰爭中，法國遭受慘敗，一蹶不振。德國與意大利正在逐步完成其民族國家的統一（德國爲１８７１年，意大利爲１８７０年）。西方主要國家忙于處理國內的事務和同外國的交涉，使日本當時既不需要被迫與列強進行大規模戰爭，也沒有被列強瓜分，爲順利完成變革維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當然，日本通過維新變革成爲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資本主義依舊處于上升階段，産業化和工業化乃是世界發展潮流。
（二）參與帝國主義爭奪。清政府腐敗無能，未能順應曆史發展潮流，變法革新，領導國家走上産業化、現代化道路，是日本冒險發動甲午戰爭並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西方列強還沒有在中國內地或朝鮮做好行使軍事力量的准備，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獲取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但因日本的“率先垂範”，１９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紛紛強占、“租借”中國領土和劃分勢力範圍。１８９９年，美國政府先後向英、俄等六國政府提出在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貿易機會均等的照會，在承認列強在華“勢力範圍”和已經獲得的特權前提下，要求“利益均沾”。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企圖獨占中國的意圖勢必與其他列強産生矛盾與沖突。
這種矛盾在巴黎和會得到集中表現。中國和日本同爲一戰的參戰國和戰勝國，但日本自認爲已經進入了所謂一等國家的行列，絲毫沒有把中國的利益放在眼裏。因此，在１９１９年召開的巴黎和會上，日本堅持將戰敗國在戰勝國中國的權益，即戰前德國侵占的山東膠州灣的領土，以及那裏的鐵路、礦産、海底電纜等都歸日本所有。日本的這種強盜邏輯和無理要求自然遭到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會上中國代表向會議提出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取消中日“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歸還大戰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去的德國在山東占有的各項權利等要求，並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中國的據理力爭和日本的厚顔無恥、強詞奪理形成鮮明對照，迫使國際社會不得不提高對中國狀況的關注程度，並爲山東問題在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上順利解決奠定基礎。
日本企圖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擴大在中國的權益，進而把實力擴展到太平洋的戰略企圖引起美國的警覺。爲了阻止日本無休止的侵略擴張，在美國倡議下，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美、英、法、意、日、比、荷、葡和中國在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會議簽署九國條約，主要內容有：締約各國尊重中國的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工商業機會均等的原則；各國不得在中國謀取特殊權利而損害友邦人民的權利，不得鼓勵有害友邦安全的舉動；除中國外，各國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求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專利或優越權等。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中國占有的優勢地位。在美英斡旋下，中日兩國于１９２２年２月４日在會外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的條約》及其附約。規定恢複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本將膠州灣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日軍撤出山東，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由中國向日本贖回。會議還簽署了《限制海軍軍備條約》，主要內容爲規定美、英、法、意、日五國主力艦總噸位限額爲美英各５２.５萬噸、日本３１.５萬噸、法、意各１７.５萬噸。這些條約，雖然有對日妥協的成分，但主要用意還是限制。在今日的日本右翼學者看來，“華盛頓會議對很多事情作出了決定，但簡單地說，華盛頓會議讓日本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咽下的東西全部吐了出來。日本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制約，不得不進行裁軍。主力艦數量被限制在美、英６０％的水平，南洋群島和太平洋的防務也受到限制。日英同盟也被解散”。
日本帝國主義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確定了以侵略中國爲基本方向，這既使它走上了與中國以及亞洲的民族運動爲敵的道路，又使它走上與美英帝國主義的對立趨于激化的道路。“在英、美庇護下成長起來的日本帝國主義，從此以後就不得不在國際上陷于孤立。”
（三）與和平與正義力量爲敵。日本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出兵華北，意欲與西方列強爭奪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控制權，嚴重損害了英美法等國的在華利益及遠東國際地位，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構成嚴峻挑戰。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４日，英美法利用國聯通過決議，宣布僞“滿洲國”的建立不符合國際法普遍公認的原則，要求國聯及其成員國均不得承認僞“滿洲國”；勸日軍撤出中國東北，把東北作爲各國“共管”的自治綱領。這使日本的參會代表松岡洋右感到十分孤立與尴尬，在發表了一番反對宣言後，立刻退出會場。３月２７日，日本政府指責國聯采取“不公正”的態度，聲明日本自即日起正式退出國聯。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９日，日本宣布１９３６年華盛頓、倫敦海軍裁軍條約到期後，日本將退出該條約，並將不出席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６年召開的國際裁軍會議。爲阻止日本向東南亞的大舉張，１９４１年美國凍結了對日的貿易，其中重要的是石油貿易。因沒有石油資源日軍的侵略戰爭難以爲繼，日軍決定冒險一擲，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偷襲美國夏威夷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戰爭。對英美宣戰，標志著日本已經成爲西方主流社會的敵人，成爲世界秩序的挑戰者和顛覆者。
日本法西斯主義聲稱所進行的大東亞戰爭是黃種人對白種人的戰爭，目的在于把亞洲各民族從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建設“大東亞共榮圈”。實際上，完成明治維新，成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後，日本已經“脫亞入歐”，不再屬于被壓迫剝削的亞洲弱小民族，尤其是在走向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後，更是成爲亞洲國家和人類社會最凶惡的敵人。“大東亞共榮圈”的長遠目標是建立以日本爲核心的新的國際秩序，以取代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尤其是建立“帝國指導下”的東亞新秩序以取代美國主導的東亞秩序；直接目的是爲搶占和掠奪穿上華麗的外衣。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０日，日本政府制定《南方占領地行政實施要點》，制定了占領東南亞的基本方針是掠奪當地資源：“對占領地暫時實施軍政，以資恢複治安，迅速獲得重要國防資源和確保作戰軍的自給。”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日本政府出台《大東亞政略指導大綱》，把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等地區劃歸日本領土，只對緬甸和菲律賓給予形式上的獨立，但軍事與外交權要由日本掌握。“過去在英國、荷蘭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遭受痛苦的東南亞各民族，當日本進攻當初，認爲它同是亞洲人的解放軍，有不少地方采取了合作態度。在緬甸組織了獨立義勇軍，在馬來亞的印度士兵組織了印度國民軍。可是，亞洲各民族不久就認清了日本是比英美更露骨的帝國主義國家。……東南亞的解放，只能通過對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才能實現。”
時者，勢也，命也。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注定遭受失敗命運，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所作所爲違背了曆史發展趨勢。２０世紀中葉，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獨立圖存運動蓬勃開展，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意識覺醒，民族解放、國家獨立成爲世界發展潮流。例如中國，辛亥革命後，民族意識日益強烈，救亡圖存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霸占美洲、澳洲，入侵南亞，順風順水，系因當時屬于世界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和進步時期。日本在甲午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很大程度上在于當時的帝國主義處于強盛階段。但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則“發動于世界帝國主義首先是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這時的世界帝國主義已經日薄西山、進入垂死階段。日本逆曆史潮流而動，力圖後來居上，火中取栗，遭受失敗是命中注定的事。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次贏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抗日戰爭之所以得以堅持並取得最後勝利，主要原因在于代表了曆史進步方向的中國共産黨成爲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在鴉片戰爭以後很長的時間裏，近代中國反侵略戰爭無不以中國的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的腐敗，二是經濟技術的落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和經濟技術落後的狀況雖然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但是，中國社會內部産生了新的以往所不具備的進步因素，即有了資本主義，有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尤其是有了共産黨和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權即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政權。總之，腐敗的社會制度已經局部被廢除。中國已經“處于曆史上進步的時代，這就是足以戰勝日本的主要根據”。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正義與非正義、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前進與倒退的生死搏鬥。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本性決定了它必然要加入到邪惡勢力陣營。１９４０年９月，日德意簽訂《三國同盟條約》，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國突襲蘇聯，將社會主義蘇聯卷入大戰。同年１２月，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將美國拖入戰爭。美蘇的介入，使軸心國與同盟國的實力對比發生了本質變化。１９４２年，同盟國各國國內生産總值是主要軸心國及其同夥的兩倍。在１９４３是大約３倍，而且這一比例隨著戰爭的繼續而持續上升。１９４２～１９４４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幾乎是德國和日本總和的兩倍。善惡終有報，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最終難逃滅頂之災。自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到１９４５年８月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死亡和失蹤軍人２１２萬，加上不同程度負傷的軍人６７萬，共計２７９萬；再加上殘疾人９５萬，總共２９０萬。這還不包括在海外死亡和失蹤者。國家有形財富的損失爲：８０％的船舶，２５％的建築物，２１％的家具及家庭財産，３４％的工廠用機械器具，２４％的産品等，即可用于再生産的國家有形財産損失約１／４。
到戰爭後期，日本的許多城市都遭到美國空軍的狂轟濫炸，變爲廢墟。戰爭還使日本成爲人類曆史上迄今爲止唯一受過原子彈打擊的國家。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過程中侵占了大片鄰國領土、占領了諸多殖民地，其範圍包括中國的台灣、朝鮮半島、中國東北三省，以及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亞、菲律賓、印尼爪哇、緬甸、越南等中南半島和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國。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發表《開羅宣言》，勒令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宣布剝奪日本自１９１４年以來侵占的太平洋島嶼，將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領土歸還中國，使朝鮮自由獨立。日本投降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其主權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由盟國指定的島嶼。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爲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爲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