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街頭人來人往。 / Luke Paris
亞洲四小龍、搏一搏單車變摩托，上世紀末廣泛傳播的詞語之一，近十年來，這些名詞逐漸淡出人們的話語圈。 這些詞彙象征著那個時代東南亞的機會，象征著儒家文化促進經濟發展的無限可能性。 亞洲四小龍指的是韓國、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 中國香港，新加坡，早期英殖民地；中國台灣、韓國，早期日本殖民地，又曾是美國親密盟友。 如果要從他們的發展故事中找到發展捷徑或失誤，那便不妨逐個梳理。2020年，韓國電影《寄生蟲》問鼎奧斯卡，在韓國，民衆和財閥，究竟誰才是”寄生蟲“？
2019年到現在，韓國的文學和藝術兩兩生花。
趙南柱的《82年生的金智英》拿下豆瓣2019最熱圖書第一名，同名電影在豆瓣有8.6分的不俗成績。
這固然算不上什麽“驚世駭俗”的成就。
但韓國電影《寄生蟲》除了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外，還順手拿了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外語片。殊榮背後更大的意義在于，這是奧斯卡影史上首部非英語最佳影片。
《寄生蟲》獲獎無數，圖爲導演奉俊昊。/影片宣傳圖
這就不是《寄生蟲》作爲單部電影的成就了，這簡直是韓國商業影視産業的成熟標志。
這些成就在近年來集中爆發，開始讓人感到背後是否有某些共性。
韓國的文化産業真正興起是從1998年開始，金大中總統將其定位爲“國家支柱性産業”，同時還配套了很多優惠政策。
不過21年，韓國就從一個剛剛遭遇完金融危機的國家，逐步發展成爲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文化”（或者說影視）強國。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視頻截圖
可見“亞洲四小龍”中的這個韓國，並不是浪得虛名。
實際上，以82年生的金智英一家成長爲線索梳理下來，不難發現，韓國自有其獨特的發展模式，在目前全球經濟相對萎靡的時候，反觀這一曆程，會發現韓國的發展史，更像一部大開大合的史詩電影。
父輩的覺醒
金智英生于1982年4月1日。
在這一年年初，未來的韓國總統樸槿惠剛剛30歲，她在日記裏寫著：時刻警醒自己，當我們越是覺得自己沒有什麽過錯，越是覺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聰明，我們則越要時刻提醒自己。
這一年，是樸槿惠的父親樸正熙1979年遭遇暗殺後的第三年；1974年，樸槿惠的母親也因爲暗殺身故。
連樸槿惠作爲國家領袖的父輩生活，都充滿了錯亂和沖突，韓國又是怎樣在這種混亂狀態中成爲亞洲四小龍的？
或許我們無法從樸槿惠日記中准確分析出“過錯、聰明、警醒”究竟意指何爲，但樸正熙在1961年推翻了李承晚政權後，的確“幫助”這個國家實現了真正的經濟增長。
後來韓國把努力刺激經濟發展的行爲形容爲“樸正熙鄉愁”，但那種高速發展的情形已經不可重現了，圖爲樸槿惠紀念父親樸正熙。/樸槿惠日記
樸正熙從1961年到1979年執政韓國17年，實際上，由于“後樸正熙時代”經濟向上的動力仍然充沛，所以經濟發展一直延續到1996年，直到1997年韓國遭遇貨幣危機，才重新調整經濟結構。
是時候看一下金智英小時候所在家庭的煩惱了。這部小說的成功，不僅僅是因爲其女權主義的主題，更是帶出了這個問題外的韓國諸多矛盾，這些矛盾是韓國經濟發展的倒影，兩者密不可分。
在首爾（漢城）出生的金智英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定要生出兒子！），加上長輩，一家6口人，核心經濟來源是她擔任公職人員的父親。這不僅是一份光鮮和有身份的工作，關鍵是收益和工作穩定。
爲了改善生活，金智英的母親也要從事家庭代工，比如組裝紙箱、粘信封袋，剝大蒜等等（後來終于開了自己的理發店）。這種家庭代工，也出現在了《寄生蟲》裏，所以男主外、女主內但仍要補貼家用的情況，在目前的韓國可能還普遍存在，畢竟這個環節中脆弱的部分就是——一旦男人失業，一家人的生活將無以爲繼。
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裏一處工業時代的標語。/胡同
這就是樸正熙時代確定（在美國影響下）以出口爲導向的工業化産物。
樸正熙“登基”後兩年，韓國在1963年的出口額達到了8700萬美元，人均GDP剛好100美元。到了1970年，韓國出口就達到了8.35億美元，人均GDP也到了253美元，一直到樸正熙遇刺，GDP的增速平均持續在10%左右。
1973年，樸正熙曾經向國民保證，“在1983年到來的時候，韓國將迎來100億美元出口額，人均國民生産總值1000美元和‘我有轎車’的時代”。
他差一點就做到了。
韓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思路受美國影響很深。/《國家破産之日》
高速的經濟發展帶來的直接反應是，就業崗位越來越多。
直白的說法，就是以前從事農活和零工的人，走入了領工資的隊伍，這個隊伍上世紀從60年代的200萬人，發展到上世紀80年代的800萬人（韓國在那個時期的人口持續在2500萬到3750萬之間）。
工業的發展刺激了韓國政府部門的權力擴張，這就讓發展有了兩面性：一面是不斷淘汰更新的底層産業工人；另一面是隨之而來的、擁有鐵飯碗的公職人員，一如金智英的父親。
這是韓國從零到走入國際社會的黃金發展時期，這個時期被黃金的閃光面所籠罩，煉金的磨難通常被人忽略。
在外向型的國家發展模式中，韓國的産業工人承擔了極大的勞動強度，即便到了在20世紀80年代，工人每天至少要勞動12個小時，爲了加班費，這個時間通常延長到了15到18個小時。
高強度的勞動，也讓女性難以進入産業工人的工作崗位（鋼鐵、造船、輪胎、造船等），盡管後來女性産業工人（紡織、電子産品組裝）也參與到了以改善勞動環境和收入爲訴求的罷工隊伍中，但總體來說，女性在産業發展中的地位不足，爲後來女性地位相對較低埋下了種子（金智英吃到了這個種子結出來的苦果）。
韓國的工業地帶（20世紀80年代）。/韓國工人
除了高強度的工作外，韓國工人在工廠的日常體驗還包括受到重度剝削、受欺淩和被歧視。
在被壓迫的情緒沒有爆發出來以前，韓國的工人像東南亞的勞工一樣，以勤勞、守紀和順從聞名。
韓劇裏，上司不斷拍打下屬的腦袋和各種辱罵，甚至開除，在觀影者看來是一種樂趣，但作爲當事人，這種受欺淩和被歧視感在不斷累積。
和這種情緒一起成長的是韓國工人的工資迅速提高。這一方面削弱了企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開始讓韓國的工人階級開始參與文化和政治生活，從而令工人階級意識萌芽和集體意識誕生，爆發了一場又一場的罷工事件。
韓國女性抗議者被警察從新民黨總部帶走。/韓國《中央日報》
到了最後，學生、金融從業人員、教師、新聞機構人員、醫生護士都加入到了罷工的行列，經濟條件還不錯的韓村年輕人打起“你幸福嗎？”的大字報。
尤其是韓國財閥的出現，令這個國家的發展進入了有韓國式的財閥道路。
盡管社會問題不斷，但韓國在1994年，已經進入了GDP人均1萬美元俱樂部。
韓國人均收入超過1萬美金（世界排行第32）。/新聞截圖
雙面財閥
韓國沒有施行過凱恩斯主義政策，也沒有出現過像發達國家一樣的福利副作用。
其實這麽說也不對。准確的說法是：韓國甚至沒有存在過福利政策，因此韓國也就沒有了高福利下的高稅收，也沒有過度的財政赤字。
壞處是，當那個時代的“産業主力軍”老去的時候，他們幾乎沒有享受到爲之奮鬥的經濟成果，反倒有一半以跌入了貧困階層。
當他們的下一代子孫，准備在20世紀90年代步入富足和中産階級的時候，夢想又被外彙危機打碎了。
1996年韓國蓋洛普的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8成的韓國人認爲自己是中産階級。/《國家破産之日》
這個故事在《國家破産之日》中講述得很完整，IMF介入以後，重整了韓國的經濟結構，參與了絕大部分出口産業的經營和管理，當然也令韓國有競爭力的産業國際化。
只不過經濟的遊戲規則並沒有發生本質改變，無非是西方人帶著美金和救世主的榮耀感入局了而已。
因此韓國一直處在一個貧富差距懸殊、雖然大家似乎都有錢、但“中産”卻仍然牢騷不斷的狀態中。
全經聯（韓國全國經紀人聯合會）認爲這種局面是“韓國政府管制與規定太多”造成的。
根據全經聯的統計，韓國的管制規定達到14796項（其中，1990年9月韓國政府才取消公共浴室的政府定價，1999年放寬炸醬面的管制以後，價格飙升還上了報紙頭條），一些學者們發現，這些規定在不同層面上都在偏袒財閥（團）。
財閥是韓國戰後的産物，曾經擔任青瓦台政策室室長的張夏成，曾經用一個故事來描述財閥的形成。
離開青瓦台後，張夏成開始擔任大韓民國駐華大使。/韓聯社
一個大地主被驅逐出村，地主家的長工受命打理。但地主再也沒有回來，長工就開始雇人佃農種地，由于收成不錯，就成立了商店，米鋪和舂米站。因爲沒有中間商賺差價，所以價格也相對便宜。
其他的商業機構失去競爭力，被迫關門，長工的店卻沒有提價，村民將長工視爲大善人；于是他又開始成立釀酒廠、飯館。
最後生意越做越大，與民生相關的長工都做，甚至還開始出口；隨著資金的增加，長工還開始設立儲蓄銀行，利用投資的方式成立地産公司和各種控股公司……
長工一個人實在沒有辦法打理這麽多産業，于是把一些下屬的機構，讓自己的親屬來打理。這時候，財閥便形成了。
財閥在韓國的影響力有多大？可以說，韓國人從早上睜開眼到夜晚入睡，從搖籃到墳墓的整個生命過程中，都無法擺脫財閥的影子。
韓國五大財團掌門人。/韓國先驅報
現在，韓國人習慣上把資産規模排在韓國前30位並且符合這些特點的企業集團稱爲財閥。財閥在韓國經濟發展初期，扮演著國家英雄的角色，那個時期發展企業和擴大出口才是真正的愛國。所以，財閥集團從服裝、食品、電子、汽車等制造業，到運輸、廣告、餐飲店、糖果店等服務業，幾乎無所不能。
在1980年代，最大的30家財閥集團占據了全國就業量的22.4%；千禧年以後，韓國上市公司排名前100的富豪中，85人誕生財閥家族。
從這些角度看看，財閥似乎都不存在原罪與壓迫，但卻埋藏著不公，從樸正熙開始，韓國政府大多都是親財閥的，樸槿惠在任總統期間曾笑著說：應該八擡大橋擡著投資者。
草窩裏飛出金鳳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
韓國人的命運似乎從一出生便注定了，這正是當今韓國“中産”抱怨和所試圖改變的。
也是第一代産業工人曾試圖改變的。
誰是“寄生蟲”？
在與整個國家機器和産業規模作鬥爭的發展過程中，韓國人産生了一種微妙的民族情緒，或者叫文化概念——“恨”。
這是一個矛盾的概念，包含著一個人對命運的接受，也包含著對造成這種命運局面的人實施強烈的報複，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積累起來的、沒有融化的、一直萦繞在心頭又渴望釋放掉的一種情緒。
“恨”的情緒經常出現在韓國的影視劇中。/《辯護人》截圖
政府和財閥早就注意到，一旦這個情緒爆發，將産生惡劣影響。
因此在上世紀末，就引進了日本和美國的企業管理辦法，其中一點是意識形態的管理越來越高明，手段也越來越先進。
實際上，在看金智英的反抗，以及《寄生蟲》這樣一類文藝作品時，就是發泄怨氣的一種方式。
但諷刺的是，這一類的文藝作品，實際上也是財閥的産物。
以拍成影片的《82年的金智英》爲例，發行方就是韓國的樂天，樂天和其他兩個集團，控制著韓國所有的電影屏幕。
當然最有代表性的要數《寄生蟲》。
希傑娛樂就是從三星公司分離出來的影視制作公司。/視頻截圖
《寄生蟲》的制作和發行公司，是希傑娛樂公司（CJ Entertainment，越南的發行也是由這家公司獨立運營，以下簡稱“希傑”）。
最初，韓國並沒有希傑。
但以電子産品聞名的三星注意到，韓國的錄像帶出租和租賃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1992年已經到了10億美元）。
所以三星決定試水影視行業，投資的第一部片子是1992年制作的《結婚的故事》。這部影片一舉登上年度最佳影片。這麽一來，從電影的投資制作到發行和出售，都變成了三星自己的收益了。
《結婚的故事》劇照。/視頻截圖
三星索性成立了三星娛樂集團，並從中分家出了希傑。
希傑掌門人是李孟熙（2015年去世後，由其長子李在賢負責經營），是三星創始人李柄喆的長子。
這個時期，韓國的電影産業投資方已經被三星、大宇和現代的財閥所壟斷。
很難確定是因果關系還是利益關系，當這些財閥進入韓國文化産業後，時任總統金大中在1998年將文化産業列爲國家支柱性産業，隨後還頒布了一系列産業扶持政策，電影被視爲新的“朝陽産業”。
當政策落地以後，美國《綜藝》雜志統計（1998-2005年），韓國本土共有48只基金募資5.35億美元直接投資于電影項目的制作和宣傳。
盡管此後影視業投資者的回報率有過大起大落（李明博政府對影視行業就不大友好，封鎖了資金和發行渠道），但就中國觀衆而言，韓國電影在這些年來，從主題到表現手法，都在不段地獨到和成熟，尤其是以反思人性和社會進步的影片爲主。
産業的良性發展，也爲一些普通人創造了改變命運的機會，比如《色即是空》的導演尹濟均，經濟學專業畢業的他在19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被告知休假1個月但不給工資，由于經濟壓力，他開始寫東西掙錢，不小心獲得了一家公司征集劇本比賽的第一名。
他于是變成了編劇，後來又成了導演。
《寄生蟲》導演奉俊昊同樣也並非影視專業出身（延世大學社會學系），但在和社會的磨合中，他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教育仍是目前改變韓國人命運的有效之路，圖爲首爾梨花女子大學。/胡同
這些例子都讓韓國的普通人看到了改變命運的機會，盡管他們只是極少數。
或許，這就是一種高明的、發泄韓國人心中的“恨”的方式之一。
人心少了“恨”，生活自然也就變得相對平和了。
在這種沖突和紛爭中，韓國一邊發展經濟，一邊疏導國內矛盾，不知不覺地韓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3.14萬美元（2018年），但不知道剔除財閥的收入，人均會變成多少。
韓國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在2016年以後越發嚴重，圖爲首爾街道一角。/胡同
如果財閥能在影視業取得如此的成就，在社會生活和生産領域的其他方面，又怎麽會缺席。
這種社會模式是否可持續？
在張夏成看來，韓國的財閥在國家經濟的中比重過大，缺乏透明度和責任感都是未來韓國經濟發展的隱患。
但是否不可續呢？
如果這個發展符合市場規律和經濟結構，那麽韓國仍將以此模式繼續發展，前提是：繼任者的能力必須保持強勁。
或許《寄生蟲》在無意中提出了一個靈魂拷問：已經覺醒的工人，和財富不斷累積的財閥，誰才是韓國經濟領域中的“寄生蟲”？
或許樸槿惠在30歲便“時刻警醒自己”是一種先知？
或許這就是韓國式的資本主義。
2018年4月6日，韓國市民在地鐵站，觀看前總統樸槿惠被判囚24年。/美聯社
[1] 韓國式資本主義 | 張夏成（韓） 2014
[2] 韓娛經濟學 | 王叢 2015
[3] 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 | 具海根（韓）2004
[4] 82年生的金智英 | 趙南柱（韓） 2019
[5] 樸槿惠日記 | 樸槿惠（韓）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