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和經濟增長：因果關系，還是“果因”關系？
究竟是城鎮化拉動了經濟的增長，還是經濟發展促進了城鎮化的形成？
改革開放30多年間，沒怎麽提城鎮化口號，卻是城鎮化最快的一個時期。20世紀60年代末期，在《人民日報》頭版社論文章中提倡的“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市裏吃閑飯”口號下，中國共有約1770萬的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如果這些知識青年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機會的話，還會從城市流向農村嗎？–經濟狀況不好，不但城鎮化不能推進，城市人還要向農村地區倒流；經濟狀況好了，城市工作機會多了，自然會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城鎮化進程才會加快。
城鎮化拉動經濟增長的說法和消費拉動經濟的說法一樣，都是僞命題。比如，有觀點認爲短期內刺激經濟總需求可以提升經濟總量，但是如何定義“短期”？如果真的可行，那我們一年來個5個、10個“短期”刺激，經濟不就靠刺激一路高歌猛進了嗎？–這顯然是荒謬的。其實，短期刺激總需求一般是通過政府買單或補貼的形式，來人爲增加消費，只是暫時起到疏通經濟循環管道和環節的作用，刺激總需求本身並不能帶來經濟的增長。
實際上，城鎮化的本質是市場化。如果大家覺得聚集而居更利于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大家自然就會聚集起來，並不需要靠什麽政策來推動。其實，經濟增長的關鍵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即由審批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城鎮化是土地拆遷和高樓大廈建成後的自然結果，並不是土地拆遷和高樓大廈建成的原因。
城鎮化也不是解決財政資金的搖錢樹。目前，土地轉讓價差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據統計，1989-2010年，土地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例從不到1%上升至約75%。比如，根據土地管理法，征收耕地的補償費用主要包括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其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産值的30倍。以畝産2000元計，最高約6萬元。而被征用的農地轉化爲建設用地後，其拍賣價格可達到每畝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
相關調查顯示，耕地征用之後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中，投資者和當地政府拿大頭，村級組織留下兩三成，有時農民拿到的往往不到一成。據統計，整體上來看，2001-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從約1300億元增加到約2.7萬億元《實際土地出讓收入可能遠遠大于這個數字》，然而農民獲得的征地和拆遷補助收入平均僅占土地出讓收入的37%。美國西雅圖最好的農地約5000美元/英畝，但是如果規劃爲建設用地，市價可達約20萬美元/英畝，二者相差也是幾十倍，不過美國土地是私有制，全部收益均由土地的主人獲取。
如果城鎮化不能讓農民獲得正當利益，不能改變土地差價的分配格局，就難以真正實現城鎮化，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會成爲無源之水，經濟結構的轉型更難以推進。
有種觀點認爲，中國未來10年的城鎮化進程可以帶來約40萬億元的投資，諸多行業，尤其是基建行業將受益于巨額投資。其實，這又是一個因果顛倒的邏輯。城鎮化是經濟增長的自然結果，經濟增長有賴于每家企業的努力。如果大家都不落腳到自身企業的經營和發展上，而是指望天上掉餡餅，掉訂單，以爲水漲船高後可以濫竽充數繼續吃現成飯–這種想法大錯特錯！哪家企業不想辦法持續提高自身競爭力，到時就必將會成爲市場淘汰的對象。
城鎮化三大核心問題
就中國現實國情來看，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約爲52萬億元，但是被13.5億人口基數一除，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和人均國民總收入僅排在世界100位左右。目前中國約有1億人每天生活費不足1美元，相當于法國人口總數的兩倍左右。有幾千萬農村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有約2000多萬城鎮人口靠領取最低生活費過日子。即使在北京、上海這樣人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1萬美元以上的地區，貧富分化也比較嚴重，中心城區還有幾百萬平方米的棚戶亟待改造。
2012年中國農村居民年人均純收入只有約7900多元，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不少農村地區行路難、飲水難問題尚未解決，很多貧困地區農民還住著泥草房和棚屋，家裏沒有電器設備和像樣的家具。中國西部最不發達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只有沿海地區的十分之一左右。
因此，中國還是一個經濟不發達的發展中大國，經濟增長潛力還很大。尤其是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可施展空間很大。中國城鎮化的進程還很長很艱巨，中國城鎮化面臨三大核心問題。
首先，要進一步還原土地資源的可交易屬性並增加市場化程度。追根溯源，一切商品的成本都可以歸結到土地成本上來。原因在于，産品成本主要由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構成，而原材料成本又主要由供應商的人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構成，因此一切商品的成本歸根結底都是由人力成本構成。而人力成本取決于生存成本，生活成本決定了一個城市的工資水平，同時食品支出和住房支出構成生活主要成本，而吃和住的成本，即農産品成本和房地産成本歸根結底還是取決于土地的成本。土地價格高，食品價格和房價必定高。土地價格低，糧食和房産定價必定合理。尤其是在大中城市生活的居民，工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房産支出，對此點更是深有體會。
如果土地資源可以實現自由交易，則可以解放大量閑置土地，既包括城市裏的，也包括農村裏的。土地供給因此而增加，價格更加合理，閑置資源得以利用，在市場機制下實現土地效用的最大化。
孫中山先生曾提出過“人盡其才，地盡其力，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和“平均地權”的主張，分別點出了中國經濟和政治的核心命題，具有很強的現實借鑒意義。
其次，要對中國戶籍管理制度進行改革。土地是固定的、有形的，而人是動態的，戶口管制是無形的。比土地流通更難的是關于人及戶籍管理方面的改革。
城鎮化的關鍵在于解決中國戶籍問題，城鎮化應該是以“人”爲本的城鎮化，不是追求高樓大廈林立，以“攤大餅”爲主要形式的城鎮化。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主要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城市戶籍在不同城市自由流動的問題，沒有戶籍限制的人才流動才是真正市場化的人才流動，才可以更好更徹底完成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並實現人力價值最大化；二是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落戶問題，涉及2.5億城市非戶籍人口的社保福利問題，要逐步給予其城市戶籍同等的社會福利保障；三是要解決目前仍居住在農村的5億多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
據統計，2012年中國醫療衛生、教育、養老金及其他社保累計支出4.5萬億元，共覆蓋4.5億城市人口。如果要把2.5億農民工包括在內，需要增加約2萬億元的財政支出。因此，有觀點認爲，城鎮化能否實現，關鍵在于政府是否能夠拿出足夠的公共財政資金，城鎮化目標對政府的財政能力是個重大考驗。
其實，人本身，即勞動者本身是財富創造的來源。如果農民工進城後不能創造超過本身消耗的財富，即沒有創造增量財富，那麽在市場經濟機制“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農民工根本無法在城市生存，他們自然會回到農村。農民工可以在城市生存，表明農民工不是城市的負擔，恰恰相反，農民工和城市中其他勞動者一樣在創造財富，不能一邊享受農民工帶來的便宜貨和便宜勞務，一邊對他們報以白眼和不屑。
當然，從國家財政分配的角度來講，要遵循誰創造誰擁有的原則。凡是農民工創造的財富就應該讓農民工享受，誰創造的多誰就享受的多，多勞多得，少勞少得，要按照市場經濟法則來辦事情。再次，房地産市場要先解決基本需求，以民生爲要。從生産的角度來看，土地是房地産企業的原材料，成屋是産成品。房産其實是非常特別的産品，和糧食一樣，是生活基本品和必需品。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土地面積永遠是有限的，世界曆史上的戰爭絕大多數都是爲了爭奪土地資源。由于土地的不可複制性這種特殊屬性，政府應該肩負起應該承擔的責任，在滿足大多數人基本居住權的前提下，才可以在特定的範圍和情況下實行房地産的市場化。
在房地産行業實行滿足基本需求前提下的市場化的國家，比如在德國，以及實行公屋制度的新加坡甚至非洲的毛裏求斯，房地産市場比較穩健，國民也基本認同本國房地産政策。最糟糕的情況可能就是在基本居住權沒有滿足的情況下，供給端高度壟斷，需求端高度市場化，一切成本和稅金《包括二手房市場稅金》都傳遞到終端市場價格，由購房者負擔，必然導致房産價格的暴漲，加重國民負擔。指標分類
宏觀經濟層面，經濟指標是政府判斷經濟形勢，制定經濟政策的重要依據；微觀經濟層面，經濟指標是企業經營決策及投資決策的重要參考。
經濟學研究資源配置，解決資源稀缺性問題，即如何以最有效、最經濟的方式利用有限的資源來獲取最大收益。財富來源于資源利用，300多年前，被譽爲政治經濟學之父的威廉·配第曾說過“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馬克思在其《資本論》中曾引用過這句名言。
資源《生産要素》主要分爲資本資源、自然《土地》資源、人力《勞動》資源三大類。資本資源，即生産設備、建築物等各種因資金投入而産生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分爲存量資本和新增資本；自然資源包括土地、礦藏、水資源、森林資源等；人力資源，即人的勞動的總和，包括體力勞動和智力勞動。
中國官方公布100多種宏觀經濟指標，從不同角度和方面反映經濟運行狀況。但是，同一時期公布的各個經濟指標之間所傳達的信息並不完全一致，甚至在局部是相反的。爲了更好地解讀宏觀經濟指標，可采取科學的分類方法，並結合時效分析，以更好地理解經濟運行狀況。因此，從資源要素的角度，可以把各種經濟指標分爲特定三類：
第一，資本要素指標，包括貨幣供應量、M1-M2增速的差值、月度新增信貸規模、城鎮固定資産投資和房地産開發投資數據、産能利用率等，該類指標一般屬于先行指標。
第二，自然要素指標，包括用電量、貨運量、波羅的海指數、消費物價指數、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等，該類指標一般屬于同步指標。
第三，人力要素指標，包括勞動報酬類指標和城鎮失業率等，該類指標一般屬于滯後指標。資本資源、自然資源、人力資源是財富創造的來源，生産要素的使用和消耗狀況與經濟增長直接相關。總體上來說，資本要素指標是先行指標，自然要素指標是同步指標，人力要素指標是滯後指標。
按照資本要素指標《先行指標》-自然要素指標《同步指標》-人力要素指標《滯後指標》的邏輯順序和時效順序，如果資本要素指標開始改善，說明經濟有開始好轉的迹象；接下來自然要素指標也開始改善，則可以進一步印證經濟好轉的確定性；最後，人力要素指標也改善了，則可以基本上確認經濟好轉已經實現，經濟運行位于上行通道。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