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官方微信公衆號：南風窗（SouthReviews）

很多故事，似乎總與“逃”有關，而“逃”的背後是欺騙、剝奪與無奈。

2018年平安夜，阿冀的母親在印尼離世，消息傳來，我想起了這位慈祥老人的樣子。那時她摸摸我的下巴，再輕拍自己肚子，意思是問我“吃飯了沒”。

我也想起上一次見阿冀時，鐵窗內他的臉，沉默而憂傷，那時母親已經病重，而阿冀已在獄中服刑10年，自高中畢業從家裏逃走出去工作後，他已有16年沒見到母親了。

阿冀是海上喋血案的印尼籍犯人，在台灣服刑。他是一名境外漁工，因爲不堪忍受打罵虐待而殺死了台灣船長，在茫茫大海上逃無可逃，第一次踏上台灣的土地就是服刑，刑期20年。

而他本來是到台灣去追尋更好的人生的，這樣的人還有很多。

平安夜後的26號，台媒報道了4個越南大型旅行團抵達高雄後，152名旅客集體脫團逃逸的事件，“假觀光真打工”再次登上各大版面。這是台灣“觀宏專案”後脫團人數最大的一宗案子。

“觀宏專案”是東南亞國家優質團客來台觀光簽證作業規範的簡稱，指印度、印尼、越南、緬甸、柬埔寨和老撾等6國的人民，可透過參加台“交通部”指定的旅行團或企業贊助申請去台灣旅行的簽證，爲“新南向政策”中的一環。

越南“旅客”脫團逃逸有點類似來到大陸的“洋黑工”。“洋黑工”是通過旅遊簽證或者偷渡滯留打黑工的外籍人士，他們多來自越南、緬甸、斯裏蘭卡、巴基斯坦和非洲。這是由于部分地區勞動成本上升，勞力密集型産業浮現缺工現象，而外籍勞工廉價好用、便于管理的特點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缺，于是人蛇集團做起了從境外找工到入境工作的“一條龍服務”。

這些逃逸越南“旅客”被譴責的同時，常年協助外籍勞工的機構發文打開了這起集體脫逃事件的一個切面：被騙。到台灣後中間人失聯，原本承諾的工作也沒著落。他們也想過通過合法渠道留在台灣工作賺錢，但無奈中介費太高，聽人說可以交少量的錢就能留下打工，便集體脫團逃逸。

同樣是“逃”，台灣還有另一群在逃的東南亞打工者，他們被稱爲“逃跑外勞”。不過“逃跑外勞”性質上與此不同，指的是因爲不滿意自己的台灣雇主而自行離開，然而這在台灣卻是違法行爲。“逃跑外勞”的成因也更複雜，但同樣指向在台灣工作所要支付的高昂“中介費”。

基隆港，一位漁民在清理漁網，大概4天後，他們將出海。

誰是“逃跑外勞”？

東南亞外籍勞工通過合法渠道進入台灣工作，卻因爲各種原因離開原雇主而變成“逃跑”的“非法”狀態，在台灣被稱爲“逃跑外勞”。警察抓捕逃跑外勞的新聞不斷，而近來被廣泛討論的是以下兩起命案。

2017年8月，27歲的越南籍逃跑外勞阮國非被舉報偷車，因爲拒捕，最後身中9槍而死。過程中雖然阮國非疑似精神異常，但他全身赤裸，不可能藏有攻擊性武器，當時的狀況警察是否執法過當？

2018年4月，另一名越南籍逃跑外勞黃文團在警察的追捕中頭部被防暴網槍擊中，同時雙手被帶上手铐。黃文團趁警察不注意逃離，數天後暴屍阿裏山。

被槍殺，被追捕而流落至死，直接原因只是因爲他們違反了與雇主的民事契約，觸犯行政法規。即便被抓，最嚴重的法律後果不過是罰款和遣返。而且“逃跑外勞”在台灣的犯罪率其實很低，但卻長期被“罪犯化”。

然而，勞雇關系總有合適不合適，爲什麽離開原雇主會從“合法”變“非法”？

這是由于台灣的《就業服務法》規定：外勞不可自由轉換雇主，除非有“不可歸責于受聘雇外國人之事由”，例如原雇主破産歇業或不支薪，照顧對象死亡，勞工受雇主虐待等原因。

“不得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意味著勞工從合約開始的那天起，就被綁定在雇主名下，在勞動力市場喪失了擇業的自由。

“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帶來很多問題，當外籍勞工被不當對待又無法舉證時，他們會選擇逃跑。而外勞一旦逃跑，便失去了法律保護，只能東躲西藏，被不良中介控制，生病無法就醫，權益受到損害無處申訴。

資本趨利避害，資本也擅長詭辯：外勞是自由選擇來台工作的，不滿意可以回去，逃跑也是他們自由選擇的結果。

然而，外勞逃跑其實是個結構性問題，而且外勞並不“自由”。

2014年6月30日，台灣，米粉工廠作業環境悶熱，面臨請不到本地員工窘境，只好仰賴外籍勞工協助。

中介費大山

外籍勞工去台灣工作前，先要支付一筆高昂中介費，這筆費在8到15萬台幣（約1.8到3.3萬人民幣）之間，越南的中介費在各個移工輸出國位居第一，超過18萬台幣（約4萬人民幣）。

中介有兩種，一種是外勞母國的中介，一種是台灣的中介。這筆高額中介費在母國支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流到台灣中介手中，這是不成文的規定，因爲台灣作爲移工的輸入方掌握絕對話語權。

外籍勞工在母國往往要通過抵押房産田地或借貸才能籌到這筆費用，所以還沒工作便先負債。而且這筆錢是非交不可，因爲外勞要去台灣打工，必須經過私人中介，沒有其它渠道。

到了台灣工作以後，外勞還要支付台灣本地中介費。第一年每個月繳交1800台幣，第二年每個月繳交1700台幣，第三年每個月繳交1500台幣，3年合計6萬台幣（約1.3萬元人民幣）。

但外勞的薪資有多少？現在的産業外勞是2.2萬台幣（約4815人民幣），社福外勞是1.7萬台幣（約3721人民幣），薪資還要扣掉本地中介費、勞健保、食宿、體檢、稅收等各類名目。

2016年10月21日之前，台灣還有“外勞每在台灣工作三年必須回鄉一日”的法規，這就意味著外勞每三年就會被再度盤剝，重新收取一次高昂的母國中介費。其後期限延長至15年，中介業的利益受損，便會私底下向外勞收取“買工費”。

外勞付了那麽多錢來工作，還沒賺錢就先負債，當然不願意輕易回去。但是，如果在工作期間勞資關系破裂，又不能輕易轉換工作，這就造成了他們非常窘迫的處境。

台灣引入的外籍勞工有兩大塊：産業外勞和社福外勞。産業外勞包括制造工、營造工和漁工，引入産業外勞是爲了防堵80年代中期台灣産業外移的危機，爲傳統産業的“缺工”提供廉價勞動力。社福外勞包括看護工和家庭幫傭，爲解決人口老齡化下長照資源不足的問題。

産業外勞面臨的問題通常是薪資拖欠、超長工時、職災遣返，社福外勞則會面臨沒有休假、性侵虐待、24小時待命等問題。在語言不通、資訊不對等的情況下，外籍勞工已經舉證困難，更何況是家庭這樣的密閉私領域。

台灣台北一個公園裏，一名印尼女傭在照顧一位坐輪椅的男性。

即便是舉證成功，獲得轉換雇主的機會。但找工作的時間只有2到4個月，找不到工作還是要回去。明明錯不在自己，卻面臨失業遣返風險。而工作機會掌握在中介手中，想要工作，請交錢。

只能逃跑。

逃跑外勞中有些有當地關系，以越南爲主，因爲台灣有許多越南配偶，外勞通過關系網滯留工作。有些外勞則遭到不良中介控制，有人賺到錢全身而退，有人則被強迫勞動甚至從事性交易。

中介制度加上“不能自由轉換雇主”的規定，讓外籍勞工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只能選擇出逃，而“逃跑外勞”也成爲台灣社會的尴尬。

根據台灣“移民署”的數據，目前總計有5萬多行蹤不明的外勞滯留台灣。截至2018年11月底，外籍勞工總數已突破70萬。而台灣自1992年開放引入東南亞外籍勞工以來，累積入台工作的人數超過500萬人。

如此龐大的數量，支撐著台灣的産業和長照（長期照護老人），做著台灣人不願意做的“肮髒、危險、辛苦”的“3D行業”。但他們的勞動和生存處境，卻沒有得到合理的關心。

2005年8月，台灣勞工團體到”勞委會“聲援泰國勞工。抗議的泰國女勞工高舉「反奴」的標志。

被禁用的手機

除了結構性困境，外勞還會面臨行動受限的問題。

2017年2月，高雄岡山一間食品豆幹加工廠爆出軟禁一名印尼籍勞工14年，另一名外勞6年。這個勞工原本去台灣當看護工，下飛機就被中介帶去工廠並謊報逃跑淪爲黑工。

這也許是極端案例，但沒收手機和禁止外出是家務工常面臨的難題，這是爲了方便管理的一種手段。中介會提醒雇主：別讓外勞出門，他們會變壞。別讓外勞玩手機，他們才會認真工作。

即便不沒收手機，不禁止外出，但外勞依然不“自由”。在台灣，家務工不受《勞基法》保護，這意味著他們的工作內容和工作環境得不到規範，家務工24小時待命，無法休息。很多家務工能得到一個月一天的休假，但不能太晚回“家”因爲有門禁，來自雇主的壓力成爲他們隱形的鐐铐。

不僅是家務工，産業外勞住在工廠宿舍，也都要遵守宿舍規則和門禁。外勞一般周日放假，那時便能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台北車站等地看到大量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聚集休閑，仿佛真的置身菲律賓或印尼。當夜幕開始降臨時，他們就像灰姑娘一樣匆匆離去。

但外籍勞工沒有南瓜馬車。

全球化讓跨界移動變得容易，亞洲的中國台灣、中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等，以及中東地區都開放引入東南亞外籍勞工，但底層勞動者依然很難從這種便利中獲得向上流動的可能。

“黑工”和“逃跑”向來不是美譽，甚至有擾亂社會治安之嫌，讓人心生恐懼。但其實不過是一群想要賺錢的人，試圖改變命運而跨界移動。

阿冀之所以做境外漁工，是因爲成爲境外漁工所要支付的中介費最少。在印尼，沒錢的人出國做漁工，而更窮的，只能做境外漁工。他們一去海上兩三年，但勞動和生活條件毫無保障，試圖逃離命運，卻也逃不過命運。

作者爲南風窗實習記者，在台灣學習4年，在長期細致地接觸、訪問台灣外籍勞工群體之後，出版報告文學著作《奴工島》，書中揭示的外勞悲慘處境，震動台灣社會。

作者 | 姜雯

編輯 | 李少威 [email protected]

新媒體編輯 | 黃靖芳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GINNY

（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