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承上啓下的關鍵之年。今年，《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重磅下發，提出了30條措施，新舉多多。比如，發展人民幣利率、外彙衍生産品市場；研究提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與國際金融市場法律制度對接效率等。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取得了哪些成績？如何規劃2020年後的藍圖？澎湃新聞專訪了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魯政委表示，“加快”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僅符合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對中國抓住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戰略機遇期，實現國民經濟轉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比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過程和經驗，魯政委表示，尤其是在金融法治與投資者保護等方面，上海仍有提升空間。
三個成績和三點建議
澎湃新聞：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三五”規劃也將收官。對于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而言，今年是承上啓下之年。要如何理解上海所承擔的使命？
魯政委：國務院在2009年就明確指出，要把上海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跟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的上升是緊密相連的；第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上海正在建設的兩個中心即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也是緊密相聯、互相促進的。
目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銀行5月發布的報告顯示，按購買力平價（PPP）法計算中國2017年GDP爲19.6萬億美元，比美國略高0.5%，居世界（176個經濟體）第1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16.4%。如果按照彙率來算，中國的經濟體量相當于美國的60%。如果簡單從這個角度來看，人民幣在全球應該成爲僅次于美元的貨幣，但目前顯然我們還存在差距，這也意味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澎湃新聞：作爲長期工作生活在上海的經濟學家，回顧上海發展這些年，上海在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上取得了怎樣的成績？在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取得了怎樣的進展？
魯政委：目前取得了三個非常重要的成績。
第一，最重要的進步是人民幣加入了SDR(特別提款權)，成爲全球最重要的五個儲備貨幣之一。因爲加入了SDR，使人民幣獲得了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和行列。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不僅增強了我國在國際上以人民幣進行支付和融資的能力，而且也極大提升了人民幣對于海外主權機構的吸引力。
第二，我國境內資本市場的開放成爲了人民幣國際化新的推進力量。人民幣已經從第一階段的貿易項下（貿易結算）進入到對外投融資的主要貨幣之一，成爲全球第三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資本市場（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的開放程度也持續提高。
在中國資本市場，外資是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首先，從數量上看，2019年境外投資者在中國債券、股票市場的持有比重在3%至4%左右，較2016年末外資持有比重翻了近一番。其次，外資也給中國資本市場帶來了新變化，比如逐漸重視價值投資，這跟海外投資人的參與有很大關系。在這一階段進入中國市場的海外機構投資者都主要是做長期投資，比如主權財富基金等，或是將基金委托給投資人到中國來投資和管理。確實對中國金融市場起到了“鲇魚效應”，讓關注長期的價值投資理念在國內的影響不斷增大。
第三，資本賬戶開放的程度大幅提高。最典型的表現是在今年5月央行和外彙局宣布取消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限制。可以通俗地理解爲海外的機構投資者在中國購買債券和股票不再有總量的限制。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意味著中國資本賬戶的對于海外投資者已經完全開放了。
澎湃新聞：當前不僅需要全面梳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取得的成績，也需梳理存在的不足。關于未來發展藍圖的勾畫，你有什麽建議？
魯政委：可以看到，盡管取得了上述成績，國際機構投資者進入中國市場也不存在任何障礙，但國際投資人卻並沒有蜂擁而至，這意味著我們依然需要繼續努力。
首先，中國金融市場的交易制度還需更快地與國際高標准接軌。否則，因爲交易制度不同，國際投資者需要的摸索過程可能會很漫長。與國際高標准接軌，能夠加快本土相關領域專業人士和機構的培養，反過來增強走向國際市場的能力。
4月印發的《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分類提出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五個要素領域的改革方向和具體舉措，這當中的“資本”講的就是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
從成熟市場的經驗來看，我們一定要高度重視投資者保護，要推崇“投資者至上”，這最終會回饋發行人。因爲市場若能夠吸引到更多的投資者，發行人就能擴大發行的規模，最終變成融資。如果總是從發行人的角度出發，投資者沒有穩定的預期，就不敢進入市場。因此要借鑒國際成熟的規範，要有一整套投資者保護的制度。關于中國股票市場的投資人的保護，雖然相關部門做出了很多新的安排，但仍有需要進一步設立透明化、一般化的規則。
其次，相關的法律法規也需盡可能地與國際最先進的市場接軌。最典型的就是中國的《破産法》與國外主要市場不同。從具體的市場來看，中國債券市場沒有解決違約的市場化法治化處理問題，由于沒有明確的制度安排，中國大多債券違約案例采用“一事一議”模式。中國股票市場沒有解決當遇到欺詐時投資者如何自我保護問題。這些都是未來需要改進的。
可以考慮的做法包括能否放開集體訴訟，落實金融中介的責任，以及完善對個股的做空機制等等。這些都是重要的監督機制。拿成熟的股票市場來說，很少有案子是證監會查出來的。因爲證券監督部門存在人手不夠、執法力量不足的問題，可以通過建立健全監督機制，多種渠道完善投資者保護。
最後，亟需解決金融機構在上海的設立問題，充分發揮金融産業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聚集效應。近年來監管機構要求金融機構要在其注冊所在地進行經營。但既然將上海定位爲金融中心，就需要有大量的人才、信息、設施的聚集。上海要成爲國際金融中心，得先成爲中國的金融中心。建議在當前積極支持全國性的、國際性的金融機構（不包括城商行和農商行）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並積極支持其持牌，充分發揮金融産業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聚集效應。
金融法治應參照國際高水平標杆
澎湃新聞：金融法治對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作用舉足輕重，隨著上海金融法院成立等一系列舉措推出，上海在金融法治建設方面取得了怎樣的進展？
魯政委：上海雖然成立了金融法院和破産法院，但還可以走得更快些。中國金融市場的交易場所，除了深交所在深圳，基本上都在上海，所以能不能讓這兩個法院成爲處理相關金融案件的專門的法院？金融領域的案件很專業，不是一般的民事法庭能審得清楚的。而且當涉及到地方企業的破産違約時，很多情況下地方政府都會在中間幹預。拿美國的例子來看，企業破産不由普通的聯邦法院受理，而是由專門的聯邦破産法院受理，這正是爲了擺脫地方政府的幹擾。這些都是國際上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再次，能不能明確只要是在上海上市交易的，無論是債券還是股票，相關的金融案件都可以在上海金融法院和破産法院受理，不管主體在哪裏。這樣還有助于中介機構、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在上海集聚，它們通過不斷積累經驗也會更爲專業。
要抓住眼前的戰略機遇
澎湃新聞：新冠病毒疫情突然來襲，疫情給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帶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
魯政委：好的機遇很多，但重要的是要抓住這一機遇。
首先，在疫情面前，我國向全球展現了卓有成效的公共治理能力，在“抗疫”上可以在全球範圍內被列爲“優等生”。
其次，這期間也讓世界看到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比如中國疫情期間電商的突出表現，不僅僅顯示出中國發達的互聯網行業，還意味著中國有一整套的高效的物流系統，中國的政府與企業有效的組織和管理能力。這對于國際投資者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相比于其他新興市場，它們雖然也有人力成本低的優勢，但是沒有與中國一樣高效的物流體系，可能還需要5至15年才能發展到這個程度。中國在這方面要有競爭力得多。
第三，從利率水平來看，海外央行大幅降息，發達經濟體紛紛降到零利率、負利率。中國的利率不僅是正的，中美利差還在繼續拉大。此前中國政府還有效控制住了系統性金融風險，如今各個國家又都在大幅增加政府債務，相比之下中國的宏觀杠杆率水平也不算那麽高。
以上三點對于海外投資者來說都是有吸引力的地方。這意味著中國的市場風險更低、投資收益更高。
從股票的估值來看，縱向上中國股市市值位于曆史低值附近，橫向上與美國、歐洲、英國、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比起來，中國的股票估值是合適的。其他新興市場的收益雖然高，但風險也高。因此綜合各方面，中國的股票市場體現出很好的投資價值。這也是競爭力。
要如何抓住這一戰略機遇？
首先，不管國際環境怎麽變化，要堅定地對外開放，開放要有明確的目標。在堅持穩健的原則下，能快一些就不要慢，要有緊迫感。否則，拖的時間越長，錯過了戰略機遇期，對我們就越不利。爲了能夠在開放政策的選擇上形成聚集、形成共識，需要明確開放的目標或者說榜樣，首先是照著榜樣學、照著榜樣改，這樣就容易上下達成共識，改革措施推進的速度就會更快。
其次，要加快資本市場的發展，否則人民幣國際化推進了，境外資本進來了，卻缺乏足夠可投資的標的。不僅需要擴大債券和股票市場的規模，還需要簡化投資渠道，投資規則盡可能的簡明、清晰、透明。
舉例來說，債券市場比股票在板塊的碎片化問題上要更爲嚴重。很多外資喜歡買中國國債，其次是政策性金融債。但目前地方債已經成爲中國第一大債券品種，但是境外投資者卻不太敢買。因爲海外機構看不清各地區的差別，以及這種差別對地方債到底有多大影響；同時，不同省份地方債的分割也影響其流動性。如果這樣，那麽我們能不能把地方政府一般債調整歸並爲國債？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要與長三角一體化形成聯動
澎湃新聞：以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的評價指標來看，上海與倫敦、紐約相比差距最大的地方在服務水平與營商環境；以新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指數評價指標來看，上海在商業環境、人力資本方面與倫敦、紐約差距最大。你建議下一步可以采取怎樣有針對性的舉措？
魯政委：金融中心需要一個生態。要花開得好，就必須要長葉子。我研究過紐約的産業結構，産值占比最大的並不是金融業。如果僅看曼哈頓區，與全美平均水平相比，除了衆所周知的金融業，曼哈頓在信息業、房地産業、專業和科技服務業和藝術娛樂業等行業的産值占比都比較高。只是越是在紐約市中心，金融及其相關産業占比越高，越是向外則是制造業，最外圍是農業。
從這個角度看，部署長三角一體化很有遠見。以前的上海規劃只能管眼前的一畝三分地，但現在可以從整個長三角來規劃。如果未來上海都市區沿著紐約的方向演變，則意味著會有大量制造業産能遷出。農業和制造業可以遷到浙江、安徽等地，與金融業相關的信息科技行業能不能進一步建立與杭州的聯系，將杭州與上海的張江實現聯動。此外還有合肥，合肥有很好的大學，土地成本也較低，如果要建一個科技操作中心，合肥也是一個可選項。
澎湃新聞：長期以來，上海和新加坡在經濟領域合作緊密，二者作爲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又各具優勢。下一步，滬新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將如何推進？
魯政委：可以參考蘇州工業園區的經驗。蘇州工業園在園區全方位的借鑒工作中，最爲突出的是對新加坡經驗的自主引進。借鑒新加坡經驗是蘇州工業園區有別于國內其他開發區的最主要標志之一。自1994年中新兩國政府簽署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協議以來，針對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城市精細化管理、優化提升營商環境、城市品牌塑造等領域，蘇州都大量學習了新加坡經驗。
所以上海或許也可以參照蘇州工業園的做法，與新加坡政府建立合作，全面學習新加坡在金融領域的管理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