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1、
1MDB案件中劉特佐的發家最核心的決定因素，就是他在哈羅公學認識了後來成爲馬來西亞總理的納吉布·拉紮克（Najib Razak）的繼子裏紮·阿齊茲（Riza Aziz）。
金錢權力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
在人類進入共産主義社會，世界大同之前，權力和金錢的勾搭聯姻，就永遠無法消失。
美國，有政界和商界的旋轉門，有華盛頓K街上數以百計的遊說和顧問公司。美國政界精英入則爲相，出則爲商。
一家神秘的華盛頓咨詢公司，西政（WestExec）已經爲拜登的內閣貢獻了兩個至關重要的職位，國務卿和國家情報總監。而西政的另一個創始人，則差一點成爲了國防部長。西政的客戶名單從未披露過，但多家媒體報道，這家公司協助軍火公司來贏取五角大樓的訂單。
太陽底下無新事。其他的國家，這種權力和金錢的勾結，也是比比皆是。
而東南亞國家，這種勾連關系之緊密，勾連規模之龐大，在世界範圍內也是首屈一指的。
2、
我文章中說的東南亞國家，包括東盟幾個經濟相對比較好的國家，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和香港這個經濟體。香港經濟和東南亞的模式，其實有很多類似之處。
這些國家（經濟體）的經濟過去發展的都還不錯，有當年的四小龍中的兩個，剩下幾個也被稱爲四小虎。
但這些東南亞國家經濟領域最出名的，並非風靡全球，耳熟能詳的産品或品牌，而是一個個巨富大亨。
這些國家有制造業，但這些聞名遐迩的大亨們，卻好像沒有做出什麽産品，也沒有運營什麽巨型工廠。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基本上是歐美國家外資擁有的。
這些東南亞大亨們的生意模式，和美國，以及日本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富豪們差別頗大。
在美國、日本，很多富豪起家是一項發明創造，或者做出了一個優秀的産品。然後從本地、本國市場開始，最後成爲全球性的跨國公司。波音、福特、谷歌、特斯拉、索尼、松下、豐田、本田都是走的這條路。
而東南亞的大亨們，他們起家的經曆並非如此。談到他們的第一桶金時，往往都語焉不詳，諱莫如深。
從一些研究東南亞大亨的書籍和文獻中（比如史塔威爾的《亞洲教父》一書），能看到，東南亞大亨的起家開端，就和權力結合緊密。
二戰後的走私和投機活動，是很多大亨第一桶金的來源。朝鮮戰爭及其後，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貿易禁運，給了香港商人們巨大的利潤空間，在他們用走私業務積攢資本的同時，也建立了和中國政府的友好關系。必須承認，那時香港商人的走私業務，確實爲在封鎖中的共和國做出了貢獻。
同樣，新加坡在二戰期間和戰後，也是東南亞走私業務的中心。
走私業務的興旺發達，來自于經濟效率的低下。這種低下要麽因爲貿易禁運，要麽因爲關稅。香港和新加坡在那個時代成爲走私的中心，在今天這個時代成爲區域的資本運作和金融中心，從本質上，其實並沒有改變。都是利用自由城市經濟體與周邊腹地（對香港是中國，對新加坡是東南亞特別是印尼）經濟運行模式之間的差別獲益。
亞洲金融危機後，裏昂證券的一項調查說，大約有2000億美元的印尼資金存在新加坡銀行，而當時印尼的國民生産總值只有3500億美元。而在菲律賓的馬科斯時代，據說馬科斯家族的大部分資産都放在香港。
謝國忠2006年在摩根斯坦利的一封內部文件中寫道：”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是因爲它成了腐敗的印尼商人和政府官員的洗錢中心….. 爲了支撐經濟，新加坡還新建賭場來吸引更多的來自亞洲國家的贓款。“
過去100年，香港和新加坡一直是東南亞國家大亨的安全避難所和可靠的投資場所。
衆所周知，走私這樣的業務，和權力之間一定是相互勾結相互分贓的關系。
3、
除了走私外，二戰後，還有很多和權力勾連的賺錢機會。政府的重建合同，軍事剩余物資的拍賣，日本在東南亞資産的接收。在1945-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的那些腐敗行爲，其實在東南亞國家也同樣存在。
二戰後，東南亞國家擺脫殖民統治，紛紛獨立。積攢了第一桶金的大亨，又發現了新的好機會。政府授予的各種特許權。取得獨立的東南亞國家的缺乏經驗的政治領導者，很快發現他們並沒有能力和經驗管理經濟，于是，就是古羅馬把國家的經濟權力授予包稅人一樣，新生的東南亞國家的權力者把各種業務的特許權授予商人。
東南亞大亨對各式各樣特許權的追求是永無止境的。最賺錢的特許權自然是賭博。何鴻燊、霍英東、鄭裕彤是澳門賭博旗艦公司澳娛起初的三大股東。建造吉隆坡雙子塔的馬來西亞富豪克裏斯南壟斷了馬來西亞的賽馬博彩、陳志遠壟斷體育彩票，而林梧桐的雲頂集團則是運營超級賭場。
印尼的大亨則更多的經營壟斷的進口貿易，特別是糧食。林紹良和蘇哈托的兄弟壟斷了丁香進口（印尼香煙的重要原料），其後又壟斷了面粉。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壟斷糖業。
另一個類似特許權的領域就是房地産。東南亞的大亨們都喜歡房地産行業。
在香港回歸前，香港房地産業的四分之三來自十大開發商，其中前四大開發商占55%。香港四大開發商囤積的農地資源接近1000萬平方米。
東南亞大亨們都試圖在各種領域實現壟斷。港口、電力、自來水、電信、百貨。1984-1993年擔任和黃總經理的Simon Murray(他更爲人知的名字是馬世民）說：“香港到處都是卡特爾,如果政府要給你壟斷權,抓住這個機會。”
香港《信報》創辦人林行止曾對香港的大佬們做過描述：
“這些超級豪富在經商上有兩個相同的特點：
他們大都不從事“最興旺”的出口業，因爲做出口生意要面對國際競爭，那意味著即使訂單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爲，但利潤“普通”，從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貿易尤其是兼營工廠，賺的是“辛苦錢”，而且比較起來是蠅頭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爲上策。
他們較有興趣的生意是港口碼頭、電信服務、公用事業、賭博娛樂和物業發展，這些項目的共同特點是有專利或只有少數競爭者，因此較易組成壟斷聯盟，進而形成“核心現金流”，核心現金流是條金水河，是條能使他們度過好壞時光的金水河，因爲它能確保過度發展的商業或企業帝國運行，使之難以坍塌。”
這些特許權的獲得，都是離不開與權力之間的勾兌。大亨不喜歡真正的競爭環境，喜歡與權力勾兌獲得的壟斷地位。
對這些大亨，用“食租者”來形容是很恰當的。
食租者三個字並非貶義詞，而是對東南亞大亨商業模式的一個形容。對哪些富豪大亨更多的算企業家與哪些更多的算食租者，下一篇文章中再細講。
4、
爲什麽東南亞國家加上香港這個經濟體會形成這樣的特點？
首先一點就是，東南亞國家基本上在二戰前，都是西方國家的殖民地。而西方國家在亞洲殖民的開端就是從權力與金錢結合的特許權經濟開始的。
最開始開拓亞洲殖民地的西方殖民者，就是一群結合金錢與權力的，亦官亦商的“官商”們。商人，同時也是權力者。
赫赫有名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英語：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是一個股份商業公司。公元1600年12月31日，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授予該公司皇家特許狀，給予它在印度貿易的特權而組成。
它于印度貿易的壟斷權長達兩個世紀。隨時間的變遷，東印度公司從一個商業貿易企業變成印度的實際主宰者。在1858年被解除行政權力爲止前，它還獲得了協助統治和軍事職能。
東印度公司是由一群有創業心和有影響力的商人所組成，最開始有125個股東。1670年查理二世更發布了五條法律，授予東印度公司自主占領地盤、鑄造錢幣、指令要塞和軍隊、結盟和宣戰、簽訂和平條約和在被占據地區就民事和刑事訴訟進行審判的權利，公司成爲英國海外的代理人。
一家以獲得利潤爲目的的公司，擁有代表英國在印度乃至整個東方，行使政治和軍事行爲的權力，靠特許權壟斷海外貿易。雖然東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紀後半逐漸衰落解散，但這家公司在人類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個公司從未肩負過，和在今後的曆史中可能也不會肩負的任務。 這家公司影響了後面一代代的東南亞人。
第二，與日本、朝鮮韓國、中國（包括中國台灣）、越南這幾個國家和地區不同，東南亞國家基本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東北亞國家的土地改革，使國家的大多數人，有一定的初始資金，去創造更好的生活，因此，東北亞國家的貧富差距普遍小于東南亞國家。而東南亞國家的統治階級的財富與土地密不可分，同時他們的統治階級也更樂于追求性質與土地類似的特許權和壟斷類行業。
第三，東北亞國家的政府幹預較多，普遍采用國家主導的産業政策，而這些産業政策通常支持有技術創造力的企業。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的調控，確保發展中國家的寶貴資金不會落入那些狹隘的、無國際競爭力的、無創造力的食租者手中。東北亞國家，無論日本韓國還是中國，都擁有具有國家競爭力的品牌公司，而東南亞國家普遍沒有。
下一篇文章，我將回到中國。
中國，由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很多資金和商業精英，來自于香港和東南亞的華裔大亨，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一些東南亞模式的不良影響。然而，由于國家對經濟的強力幹預，政府對技術進步趕超的大力支持，以及共和國前三十年創造的一個土地改革徹底，起步時貧富差距較小的社會，中國沒有陷入東南亞的陷阱中，還是走上了一個更健康的成長模式。
優秀的，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如雨後春筍成長起來。然而，那些食租模式的企業和大亨，在中國也並不少。食租者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的組成部分，然而，食租者不可能帶給中國一個光輝燦爛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