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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遠喆：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解析
作者：任遠喆，外交學院外交學系副教授、北京對外交流與外事管理基地研究員
來源：《美國研究》2019年第1期；美國研究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是其亞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出于全球戰略調整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調整了奧巴馬時期對東南亞地區的“全方位介入”政策，降低了該地區的戰略層級，改變了多邊貿易政策，仍將南海問題作爲重要的戰略支點，並在宗教、人權和發展等軟性議題上不斷挑起爭議。“印太戰略”的推出是特朗普政府力圖提升東南亞地區戰略價值的重要舉措，隨著該戰略的推進，美國從政治、安全、經貿等方面強化了與東南亞國家的合作，並試圖使東南亞地區成爲中美戰略競爭的外線。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受到多方面制約，美國將難以實現對東南亞地區的持續介入，該地區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地位也將難以改變。美國只有尋求與中國的良性互動和建設性協調，才能實現東南亞地區的秩序轉型和規則重塑，穩定美國-中國-東盟三邊關系。
關鍵詞：美國軍事與外交 東南亞政策 特朗普政府 印太戰略 中美關系
一直以來，東南亞地區在美國亞洲戰略中都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經曆了“善意的忽視”“選擇性再接觸”和“全方位介入”三個階段之後，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在奧巴馬政府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然而，特朗普成爲美國總統之後進行的一系列內外政策調整，卻打破了美國傳統的東南亞政策邏輯，以至于有美國學者高呼“美國正在失去東南亞”。
伴隨著特朗普政府“印太戰略”的出台，東南亞地區再次回到美國的戰略版圖之上。從特朗普對東南亞地區的兩次訪問和美國副總統、國務卿等政府高官對該地區的到訪和政策宣示來看，美國正在試圖重新提升東南亞地區和東盟的戰略價值，回歸傳統的亞洲政策路經。然而，在推行“美國優先”、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以及對外收縮的總體戰略理念的態勢下，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存在先天“缺陷”，取得的效果並不明顯，政策目標與手段的難以匹配成爲影響其政策調整和走向的關鍵因素。如何解析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確定其在美國“印太戰略”中的定位，並對其走向進行分析，不僅關系到中國周邊外交的推進，而且有助于觀察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秩序的變化。爲此，本文嘗試梳理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的基本框架和特點，探究其推進過程中存在的一些深層次問題，並就其未來走向以及中美兩國在這一地區的互動前景進行展望。
一
美國政策研究界的討論與建設
東南亞地區擁有重要且複雜的地緣戰略地位，始終是大國競爭和角逐的“權力場”。從冷戰時期開始，國際政策研究界對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以及美國與東盟的關系就逐步展開了研究。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隨著東南亞地區的崛起、中國與東南亞關系的拉近，以及美國戰略重心的東移，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研究更成爲政策研究界關注的焦點之一。
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進行了全球戰略調整從“轉向亞洲”(Pivotto Asia)戰略到“亞太再平衡”戰略，逐步實現了美國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重構。毋庸置疑，奧巴馬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全方位介入”是其對外政策的一大特點。“奧巴馬政府亞洲政策的一大成就，是建立了同東南亞國家之間持續的合作架構”，再加上“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的迅速推進、南海問題的不斷升溫，以及中國在這一地區影響力的急速上升，使各方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討論更加熱烈。美國學者大多認爲，從2011年下半年提出“轉向亞洲”到2012年初“亞太再平衡”戰略初步成型，作爲“太平洋總統”的奧巴馬真正拉開了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調整的序幕，而東南亞地區則是這一調整的核心區域。
可以斷言，“亞太再平衡”戰略將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提高到了與東北亞、中東等地區相似的地緣戰略層級上，而且該戰略成績斐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沈大偉(DavidShambaugh)教授甚至聲稱，“到2017年1月份奧巴馬離任之時，美國在東南亞的地位達到了有史以來的頂峰。”有鑒于此，奧巴馬的繼任者特朗普能否保持對東南亞地區的持續關注，從美國大選時期就成爲美國政策研究界關注的重點。特朗普當選之後，隨著他的一些政策表述及其團隊構成逐步浮出水面，對美國東南亞政策不確定性的擔憂開始擴散，圍繞著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的討論和建議也日趨增多。
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New American Security Center)原亞太項目高級主管、現任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亞太項目負責人帕特裏克·克羅甯(Patrick Cronin)等撰寫的研究報告認爲，從地緣經濟戰略的視角希望特朗普政府改變對東南亞的“疏離”(disengagement)政策。報告指出，“如若特朗普政府能夠在東南亞地區保持積極的參與，並給該地區帶來更多的投資，展現出自己的實力，那麽東南亞各國對美國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的恐懼可能會逐步消失。”這份報告側重于尋求如何利用經濟手段來實現地緣政治目的。報告認爲，特朗普政府應該調整其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預期，首先服務于美國的經濟繁榮，與該地區各國重新簽訂進一步開放其國內市場的經濟協議，然後尋求在安全方面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對沖，這才是“美國優先”政策在這一地區的體現。在面臨的威脅方面，報告認爲，美國需要准備好應對在東南亞地區面臨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層面的風險，思考如何面對一個更加自信的中國，正視中國的援助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合作夥伴和盟友的信心的削弱。報告建議特朗普政府繼續參與以東盟爲中心的各種地區多邊機制，在“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基礎上與東南亞各國加快討論雙邊貿易安排，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安全合作，並在這一地區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盟國進行協調。
2017年4月25日，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阿什利·特雷斯(AshleyJ．Tellis)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給特朗普政府提了六條建議，其中專門強調了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性。他認爲，盡管東南亞國家是整個印太地區邊緣地帶最薄弱的環節，但美國不應該忽略這一地區;相反，華盛頓應該對該地區的核心國家給予特別的關注。他建議，特朗普政府特別是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在反恐、海洋安全、人道主義援助等安全議題上可以進一步介入，加強同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國的防務合作，重新贏得同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的良好關系，保持同東盟的接觸，並在南海問題上維持連續的海軍活動。
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東南亞項目不僅對特朗普的東南亞政策進行了深入研究，而且展望了從當前到2030年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在該委員會組織的圓桌論壇中，大部分學者都認爲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平衡正在發生改變，中國開始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因此，美國政府應該將發展同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的關系置于美國東南亞政策的首位，共同應對中國的“經濟強制”與“經濟欺詐”並逐步落實“印太戰略”的總體設計。可以看出，在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正式出台之前,大多數美國政策研究者認爲，在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展開的的戰略競爭中,美國已漸處下風，如何應對中國的影響應是特朗普乃至未來的美國政府制定東南亞政策的出發點和關鍵命題。
與很多學者不同，沈大偉對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和地位充滿信心。2018年春，他在《國際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之競爭的長文。在他看來，東南亞地區的總體戰略平衡還在變動之中，長遠來看，美國擁有的戰略優勢是中國難以超越的。他建議美國政府制定在這一地區同中國長期競爭的有效的綜合性計劃,發揮軟實力優勢，推進公共外交。在中美戰略競爭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當大部分美國政策研究人士爲了美國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占得先機而出謀劃策時，也有學者出于對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競爭的擔憂，希望美國能夠找到同中國的相處之道。美國亞洲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Ｒesearch)曾多次專門就特朗普的亞洲政策召開圓桌論壇。在會上，時任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東亞和東南亞項目主任布賴恩·哈丁(Brian Harding)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在東南亞面臨的挑戰，包括美國聲譽的下降、各國國內政治的變動等，並建議美國政府盡早公開表明這一地區的重要性，發展經濟合作議程，參加各種地區論壇，並學會同中國相處。另有一些美國政策研究者則提出了更爲具體的政策建議。譬如，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東南亞項目十分關注東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和金融合作等問題，建議美國政府考慮同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一道,聯合一些私人商業銀行和政府發展援助機構,共同對東南亞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傳統基金會等政策研究機構則重視東南亞地區的民主、人權等傳統議題，並指出特朗普政府應該針對菲律賓、柬埔寨等國的人權惡化狀況，實行更加強硬的政策。
總體而言，美國政策研究界對于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的討論存在兩個明顯傾向:一是普遍擔憂東南亞地區被忽視，認爲這將影響到美國地區乃至全球霸權的護持;二是非常關注中美兩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競爭和對抗，認爲這將直接決定東南亞地區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秩序的走向和規則的維護。美國研究者呼籲特朗普政府提高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地位，綜合利用政治、軍事、經濟等手段，進一步努力“接觸”東南亞地區，消除東南亞國家對美國地區政策的不確定性的擔憂，贏回美國在中美戰略競爭上的主動權。
當然，由于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理念和決策特點與之前幾任美國總統存在很大差異，美國政策研究界的觀點和建議在特朗普時代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但這些觀點和建議在美國政治中所發揮的政策風向標的作用還是值得重視的。
二
特朗普政府初期對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調整和延續
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時就表現出了與奧巴馬甚至傳統共和黨政府在外交理念上的巨大差異，強調“美國利益至上”“以實力求和平”。從個人經曆來看，他不是一位像奧巴馬一樣的“太平洋總統”。因此，從選舉初期開始，特朗普就很少直接涉及東南亞地區及相關議題。在他與希拉裏·克林頓的辯論中，東北亞地區受到的關注程度遠遠超過東南亞地區。即便是與東南亞地區的安全和美國的地區戰略息息相關的南海問題，特朗普也始終沒有對其真正地“聚焦”。在一定程度上，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延續了小布什時期的脈絡，兩位總統都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東南亞地區。
具體來說，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忽視”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東南亞地區成爲美國亞洲戰略的“第二層級”
從表現上來看，美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高層政治交往並不密切。特朗普在上任伊始的兩個月內沒有會見任何東南亞國家的領導人，也沒有安排直接通話。直到2017年4月份美國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訪問印度尼西亞，東南亞地區才再次回到美國外交的視野中來。相比之下，中東問題和東北亞問題顯然處在特朗普議事日程的優先位置。
特朗普執政初期人事任命的混亂，也對美國的東南亞政策産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不僅很多重要崗位長期空缺而且白宮任命的國務院、商務部、國防部等主要政府部門的高級官員幾乎都沒有任何東南亞方面的知識背景和人脈關系，導致東南亞國家的官員很難找到對等的美國官員進行交流，商談戰略和經貿等方面的問題，“奧巴馬時期建立起來的美國和東南亞地區的溝通渠道面臨著衰弱的危險”。
經曆了執政初期的混亂之後，特朗普政府加強了與東南亞的政治接觸,但這種接觸與奧巴馬時期相比仍然相當有限。從2017年5月開始，特朗普在白宮分別會見了越南、馬來西亞、泰國和新加坡的領導人，並于2017年11月和2018年6月兩次到訪東南亞。美國前國務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前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Mattis)也都多次到訪東南亞地區。2018年8月，新任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訪問了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三國，並參加了東盟系列會議。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這些高層交流，向東南亞國家強調其“接觸”政策不會改變。
特朗普政府的東亞政策團隊也逐漸完善，包括薛瑞福(Ｒandall Shriver)在內的一些亞洲問題專家被委以重任。盡管特朗普政府在駐外大使任命上速度緩慢，但在東南亞地區，除了美國駐新加坡大使的任命幾經波折才找到合適人選之外，其他駐東盟九國的大使都迅速到位，迄今只有美國駐東盟大使之位依然空缺。東南亞一些國家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改變和積極接觸感到歡欣鼓舞。然而，也有不少政策研究者對特朗普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表示懷疑，認爲東南亞在特朗普政府的亞洲政策中仍處于第二層級。
幾乎在所有特朗普政府的決策核心人物對東南亞地區的訪問中，朝鮮半島問題都是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希望積極協調美國在東南亞的盟國，在對朝制裁問題上采取共同立場，結成“統一戰線”。美國前國務卿蒂勒森2017年8月首次訪問東南亞時的中心話題，便是要求東南亞國家一起向朝鮮施壓。由此可見，東北亞安全是特朗普政府亞洲政策的核心。相比之下，美國對東南亞國家的態度更像是一種“片段式的接觸”(episodic engagement)。
特朗普政府2017年12月份公布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東南亞國家的定位相當模糊，在“印太”章節只有一小部分涉及到東南亞稱“泰國、菲律賓仍然是美國重要的盟國，而越南、新加坡則是越來越密切的安全和經濟夥伴”。與奧巴馬政府2010年和2015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相比,這種描述要粗略的多。由此可見，“特朗普對東南亞地區的重視程度有限，東南亞國家需要采取新的舉措來應對特朗普政府與前任不一致的政策輪廓和主張。”
第二，迅速改變了原有的積極介入的多邊貿易政策
特朗普兌現了他在競選時做出的承諾,上台後簽署的第一個行政命令就是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這給一些東南亞國家帶來了巨大的沖擊。越南、馬來西亞、文萊爲了加入該協定，曾進行過艱難的經濟改革，在許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讓步。根據2015年公布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細則，馬來西亞必須采取全面措施打擊人口販賣活動，明確雇主持有員工護照是非法行爲，確保雇傭稅的繳納方爲雇主而非雇員，制止機構違法從海外引進新的勞工;越南必須允許勞動者成立自己的獨立工會，加大對強迫勞動的行爲的處罰，加強對勞工反歧視活動的保護力度;文萊也需要在勞工權利方面盡到更多義務。美國的“任性”退出，讓這些努力改革的東南亞國家對協定未來的發展和自身改革的期待開始下降。
同時，美國的退出釋放出的不僅是“經濟保守主義”的信號，而且讓東南亞國家質疑美國對該地區的承諾和保障，因爲“這意味著其國內經濟和社會問題將會繼續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力，預示著美國的衰落和地區戰略平衡將被打破。”對于東南亞國家來說，東盟的整體性和凝聚力將受到巨大沖擊，很多國家對于中國的經濟合作需求將會增加。
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理念的指引下，特朗普于2017年3月31日簽署了兩份與貿易相關的行政命令，宣布對美國的貿易夥伴進行不公平貿易調查。在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Ｒoss)提到的首批被調查的16個國家中,馬來西亞、越南、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四個東南亞國家榜上有名，它們都對這一決定表示不滿。對于東南亞國家來說，受到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調整沖擊的程度有所不同。越南是“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簽約國，同時與美國這個最大的出口市場沒有簽署過直接的自貿協定，所以受到的影響最大。而由于原有自貿協定以及貿易額有限等原因，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受到的負面影響比較有限。
第三，南海問題仍是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重要戰略支點
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炒熱南海問題並以此提升同東南亞聲索國之間的安全合作，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特朗普上台初期，在南海問題上表現得較爲“克制”，在“航行自由”這個奧巴馬時期中美南海博弈的焦點問題上，沒有延續其前任的政策。特朗普的“克制”受到了來自美國國內各方的批評和施壓。特朗普政府至少拒絕了三次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在南海中國島礁附近進行“自由航行”的提議。五角大樓的高級官員們拒絕了一艘美國軍艦在黃岩島12海裏內航行的要求。對此，美國國會表示強烈不滿。2017年5月10日，七名美國國會議員聯名上書,呼籲盡快恢複美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曾任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的米拉·拉普－胡珀(MirraＲapp-Hooper)更直言不諱地說，“中國在島礁建設上取得了完勝。下一步中束。”
雖然特朗普政府與東南亞相關國家簽署的聯合聲明曾多次提到南海問題，但新意不多，也缺乏具體舉措。2017年5月29日至5月31日，越南總理阮春福訪問美國，成爲特朗普上台後首位訪美的東南亞國家領導人。美越兩國領導人會見後發表了“聯合聲明”，強調了“航行自由、飛行自由和自由地采取其他合法手段利用海洋的重要性，並就非法限制航行自由對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帶來的負面影響表示了擔憂”，重申將“全面支持根據國際法，以非威脅和非暴力的手段和平解決南海爭端”。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官方立場第一次出現在美越聯合聲明中，預示著兩國將加強在海洋領域的合作。10月2日，泰國總理巴育訪問美國，在隨後美泰兩國發布的“聯合聲明”中，南海問題被放在朝鮮半島問題之前，列爲首要的安全問題。不過，在11月的亞洲之行中，盡管特朗普在與越南領導人陳大光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會談時都提到了南海問題，並將其寫入兩國的聯合聲明之中，但這更像是“細枝末節或者可有可無”的議題。11月12日，特朗普在河內與越南領導人陳大光會面時主動表示，“可以幫助調停或仲裁南海問題”。這一表態與之前美國政府和軍方的立場大相徑庭，但最終看來只是特朗普的一時之意。事後，中國、菲律賓和越南紛紛回絕了這一提議。在一些政策研究人士看來，“調停者的角色將使美國不能像奧巴馬政府那樣選邊站隊，會迫使白宮公開否認其在南中國海糾紛中的‘偏心’政策。”
令東南亞國家比較擔心的是特朗普政府加強了對南海爭端的軍事介入,導致中美之間的海上競爭愈演愈烈，發生摩擦的風險大大增加。在“南海問題已不是美國政府亞太戰略重點”的質疑聲中及壓力之下，特朗普的南海政策開始表現出強硬的一面。2017年5～10月間，美國海軍分別在南沙和西沙進行了四次“航行自由”行動。在20國集團漢堡峰會召開之前,美國空軍兩架B－1B“槍騎兵”戰略轟炸機于6月8日飛越南海，並與在南海活動的美國海軍“斯特雷特”號導彈驅逐艦展開聯合演練。根據“布賴特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 Network)引自美國官員的消息稱，特朗普已于2017年4月份批准了2017年全年美國派遣軍艦和戰機在南海挑戰中國海洋權益主張的具體安排，這將使“航行自由”行動開展得“更加常規，更加准時”。特朗普將“航行自由”的主導權從白宮的手中下放到軍方，所以軍方的自由裁量權很大。對此，美國國防部發言人達娜·懷特(Dana White)表示，“很明顯，本屆政府把決策權交到那些最適合做出決定的人手中，是一種重回常態的做法。”2018年10月份之前，在中美戰略競爭逐漸升級的大背景下，美方又實施了四次“航行自由”行動，導致南海危機呈現螺旋上升之勢。在一些美國分析家看來，美國在南海的軍事行動並不會幫助到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相反，大部分東南亞國家擔心特朗普政府的“軍事化”行動將會破壞南海地區來之不易的和平與穩定態勢。
第四，在宗教、人權和發展等議題上不斷引發爭議
上台伊始，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外交動作使得美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系雪上加霜。首先，“禁穆令”將美國與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伊斯蘭國家的關系推向緊張和對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國爆發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反美情緒高漲。有印度尼西尼官員直言不諱地指出，“特朗普針對穆斯林的極端言論，在美國和印度尼西亞之間打下了楔子。”爲了緩解美國政府與東南亞伊斯蘭國家之間不斷惡化的關系，美國副總統彭斯訪問印度尼西亞期間專門參觀了東南亞最大的清真寺，並高度贊揚了印度尼西亞的自由和宗教多元性，這被視爲在向穆斯林示好。盡管如此，東南亞國家的穆斯林對美國政府的不滿情緒仍然居高不下。
2017年10月，泰國總理巴育訪問白宮，打破了2014年爆發軍變以來泰國政府陷入的孤立狀態。用泰國媒體的話說，“此次訪問標志著特朗普政府不幹涉主義外交政策的開始。”2017年11月，特朗普發表亞洲之行成果演講時提到，他此行的主要目標是在朝鮮核問題、印太地區防務、經濟夥伴和公平互惠貿易三個方面與亞洲國家達成共識，閉口不提人權與價值觀等傳統內容。他還表示，此次訪問他與菲律賓總統獨特爾特建立了“偉大的友誼”，在人權等問題上表現出了與其前任截然不同的態度。
對此，美國政策研究界普遍發出批評之聲，認爲“盡管特朗普的菲律賓之行總體上是成功的，但如果特朗普政府在人權問題上不對杜特爾特施壓的話，將會給其他盟國釋放信息: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上支持強權者。更糟糕的是，這種不作爲將會大大削弱美國長期以來爲推動菲律賓這一與美國的關鍵利益息息相關的國家的人權和民主而付出的努力。”盡管在緬甸若開邦“羅興亞人”(Rohingya people)問題和越南的人權問題上，特朗普政府釋放了強硬的信息，但總體來看，人權問題在近幾十年來曆屆美國政府的東南亞政策中所占比重是最低的。
此外，特朗普抱著“美國利益至上”的信條，明顯減少了美國對東南亞地區提供的市場開放和發展援助等公共産品。例如，美國對東南亞的發展援助從2016～2017年度的7．32億美元銳減到了2017～2018年度的3．38億美元，減幅達50%以上，頗令東南亞國家失望。
2017年4月，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所(ISEAS-Yus of Ishak Institute)專門就特朗普政府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在東南亞地區進行了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只有13%的受訪者認爲東南亞是特朗普政府的地緣政治版圖中最爲重要的區域。盡管70%的受訪者認爲美國的存在會使東南亞地區更加和平與安定，但僅有17%的受訪者相信特朗普政府會加大與這一地區的接觸。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認爲，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地區並不感興趣，並相信美國對這一地區的介入將會減少。民意很能說明當前東南亞國家對特朗普政府的失望情緒和複雜心態。全球政策研究所(Global Policy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宣·洛克·多安(Xuan Loc Doan)認爲，“美國必須盡快明確其東南亞政策，如果特朗普政府輕視東南亞以及東盟各國的話，將會犯戰略錯誤。”
三
“印太戰略”與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的強化
大部分觀察家都認爲，從2017年下半年開始，特朗普政府加強了同東南亞國家的接觸，向這一地區釋放出了“再確認(reassurance)”的信號。沈大偉指出，“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下半年采取的多項實際措施，表明東南亞仍具有重要性。特朗普政府宣布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進一步表明，其認爲東南亞具有戰略重要性。”
2017年11月10日，特朗普在越南岘港出席亞太經濟與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從“對等原則”經濟與區域安全等方面闡釋了美國主張的“自由與開放的印太秩序”。在之後的一系列對美國“印太戰略”的闡釋中，東南亞地區都處于中心地位，其重要性是全方位的。從經濟上來講，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公開數據，在世界各國和經濟體中，東盟十國的人口總量排名第三，經濟總量排名第五，是美國重要的海外市場;從地理位置來看，東南亞恰恰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交接之地，又扼守南海、馬六甲海峽等海上咽喉要道;從地緣政治來看，東南亞國家正是印度—太平洋地區“自由”和“開放”的試金石。此外，該地區還有菲律賓、泰國兩個盟國，以及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美國重要的戰略夥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直言不諱地表示，“東盟實實在在的位于印太的中心，在美國推動的印太圖景中發揮著核心角色。”
在推進“印太戰略”的過程中，特朗普政府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提升與東南亞國家的關系:
第一，強化安全合作，拉緊與重點國家的安全紐帶
特朗普政府重視安全議題，笃信“以實力求和平”，在對外戰略中注重軍事力量的提升和軍事手段的運用。這表現在一方面，其核心決策圈由衆多軍人構成，軍人在外交事務中擁有重大話語權;另一方面，從2017年到2019年，美國軍費增長幅度不斷加大，向世界鮮明地呈現了美國的政策優先選項。美國重視推動重要的雙邊關系，其中尤以軍事關系爲重。
在2018年6月的香格裏拉對話會議上，時任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在談到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政策時強調，不僅要讓“美國與盟國菲律賓和泰國的關系以及與新加坡牢不可破的夥伴關系重新煥發活力，而且要尋求同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越南三個核心國家建立新的夥伴關系。”在印太地區特朗普政府最爲重視的雙邊關系中，美國與印度尼西亞的關系首當其沖。在美國的“印太戰略”布局中，印度尼西亞占據重要的戰略地位，被美國視爲“印太地區的海上支點”。盡管特朗普關于穆斯林的言論引發了抗議之聲，但美國與印度尼西亞的安全關系仍在穩步發展。在防務領域，2005年時雙方還幾乎沒有任何接觸，如今每年都會舉行將近170個雙邊軍事交流活動，包括著名的“哥魯達盾牌”(Garuda Shield)陸軍演習。印度尼西亞還斥巨資向美國購買了八架AH－64E型美國阿帕奇直升機、24架F－16戰鬥機，並將申請采購更多的F－16“戰隼”戰鬥機、AIM－9“響尾蛇”短程空空導彈、AIM－120先進中程空對空導彈等武器，美國作爲其重要防務夥伴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馬蒂斯與印度尼西亞國防部長裏亞米紮爾德·裏亞庫杜(Ryamizard Racudu)已經舉行了四次會晤。在2018年1月訪問雅加達時，馬蒂斯表示要繼續加強同印度尼西亞的防務合作，並特別將“陸軍特種部隊”(Kopassus)涵蓋在內。這與過去美國國會和司法機構以人權爲由制裁該組織的做法大相徑庭。盡管面臨不少障礙，但在很多觀察家看來，特朗普和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執政期間，兩國的防務關系還將繼續平穩發展。
美越安全關系的發展同樣引人注目。根據美國國防部公布的材料，美越安全關系近年來取得了長足進步。通過美越兩國領導人和高官的互訪，雙方再次承諾堅決落實2016年簽署的“2018至2020年階段防務合作行動計劃”(Plan of Action for Defence Cooperation for 2018～2020)。美國“卡爾文森”號航空母艦于2018年3月對越南進行了爲期四天的訪問，這是40多年來美國航空母艦首次訪問越南。2012～2017年，美國國防部授權通過“直接商業銷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s)的方式向越南出售了價值2500萬美元的武器，其中僅2016年和2017年出售的武器就價值1500萬美元。到2018年4月，美國國防部已經將12艘軍用巡邏艇交付給越南海岸警衛隊，並增加了16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幫助其提高海洋防衛能力。2018年，越南還首次受邀參加了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軍事演習(Ｒ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美越戰略夥伴關系正在走向實質化。
非傳統安全領域也是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的著力點之一。在2018年8月的東盟外長系列會議上，蓬佩奧宣布“將向印太地區提供近三億美元的援助，以強化同地區夥伴的安全合作”。其中，2．9億美元通過“國際軍事援助計劃”(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用于強化海洋安全、人道主義救援、災難防護和維和能力建設;850萬美元的“國際毒品與執法”(International Narcotics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基金用于打擊跨國犯罪。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等國是美國的主要援助對象，海洋安全尤其是美國與這些國家的重點合作領域。美國將會幫助它們監視其專屬經濟區,應對跨國威脅。具體的援助項目包括:爲提高“海域感知能力”(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和巡邏能力提供培訓和後勤支持;協助夥伴國發展防務和安全機制，提高它們的專業化程度和維護水平。2018年8月，美國與菲律賓、文萊、新加坡、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海軍及海上執法機構在南海海域展開了爲期五天的名爲“東南亞合作及訓練”(South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的多邊海上軍事演習，以防範毒品走私及其他海上威脅。
2018年10月19日，東盟各國在新加坡召開第12屆國防部長會議，決定在2019年與美國舉行聯合海上軍事演習。這將是美國首次與東盟整體一同舉行軍事演習。在觀察家們看來，這是“華盛頓加強同東南亞國家防務紐帶的突出體現”。
第二，以雙邊貿易爲途徑，加大對東南亞地區的經濟投入
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蓬佩奧在內的美國政府首腦和官員，多次在多個場合強調東南亞國家和東盟對于美國經濟發展、社會就業、海外投資和雙邊貿易的重要性，強調東盟是美國在亞洲地區投資最多的經濟體。特朗普在2017年11月發表亞洲之行總結講話時重申，作爲其亞洲之行三大目標之一，追求公平與互惠的經貿關系是很重要的，公平和互惠是美國與所有國家建立經貿關系的前提，也是對踐踏貿易規則、實行經濟侵略的行爲的警告與抵制。在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之後，特朗普政府積極與日本等國談判雙邊貿易協定之事宜。美國在重塑對東南亞的經貿政策的過程中，追求與東南亞國家發展平等、互惠、均衡的雙邊經貿關系，以此來對沖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帶來的負面影響。總的來看，近年來美國和東盟國家的貿易額保持了逐漸上升的勢頭(見下頁表)。
蓬佩奧在2018年7月30日出席美國商會“印度—太平洋”發展論壇時，提供了更爲詳細的投資計劃。他表示,未來美國將向印太地區的國家提供1．13億美元的投資，其中2500萬美元用于推進該地區的數字連接技術，5000萬美元用于能源工程，3000萬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蓬佩奧在致辭中直言，“該地區是未來全球經濟的最大引擎之一，很明顯，未來美國國際貿易經濟的很大一部分都在這個地區。這些資金是美國對印太地區經濟承諾的首付款。”《華盛頓郵報》就此發表評論，稱“特朗普政府爲亞洲提供了中國投資的替代方案”。美國商務部也啓動了新的“進入亞洲”(Access Asia)項目。這是一個新的出口提升框架，旨在增加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貿易和投資。
美國國務院用于印太地區經濟項目的1000萬美元，很大一部分被用來支持美國東盟聯通項目(U．S．ASEAN Connect Program)。這一項目是2016年由奧巴馬政府推出的，旨在打造協調地區經濟合作的網絡，爲企業家、投資者以及商業組織等搭建溝通渠道。該項目是奧巴馬政府重視東盟的直接體現。迄今爲止，美國仍是東盟最大的域外投資國，特朗普政府對該項目的延續，體現了美國更加深入、全面地介入東南亞地區的需要。
第三，以規則護持爲目標，對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無論是美國“印太戰略”的設計，還是其東南亞政策的雛形和關鍵議題,中國都是繞不開的關鍵話題。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將中國與俄羅斯定位爲“修正主義國家”和“戰略競爭者”，“大國競爭”成爲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其“印太戰略的目標是“在印度洋—太平洋區域，綜合使用政治(強調民主價值觀)、外交(加強雙邊同盟離間中國與他國關系等)、軍事(聯合軍演、加強軍售)、經濟(排他性的經貿制度安排)等手段，整合中國周邊的戰略力量，以削弱中國的影響力，遏制中國崛起,從而實現美國霸權護持。”美國的東南亞政策是其“印太戰略”的組成部分，自然也沿襲了同樣的戰略邏輯。
2018年6月，馬蒂斯在香格裏拉對話會議上提出，美國要在這一地區推動“私營部門主導的經濟發展”，美國將“振興我們的發展和金融機構，與地區經濟合作夥伴更緊密地合作，提供端到端解決方案，不僅能夠制造有形産品，而且還會傳授經驗和美國的專門技術，以確保增長是高價值和高質量的。不做空洞許諾，也不要求放棄經濟主權。”包括蓬佩奧同年7月30日的演講在內，美國傳遞出來的信號非常清晰，即:私營企業是美國與印太地區夥伴國合作的最大資本，美國政府需要爲私營企業的進一步投資創造條件，將透明度、反腐敗和負責任的融資放在首位。美國對中國在東南亞地區推進“一帶一路”倡議，頗有指責之詞。
與此同時，美國參衆兩院已經通過“更好地利用投資引導開發法案”(Better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of 2018)並將創立一個新機構——美國開發金融研究院(U．S．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DFI)，整合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OPIC)和其他對外金融組織，向發展中國家的能源、港口、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放貸。這個新機構每年將可以向美國的對外投資與基建項目提供最多600億美元的支持，以推進美國企業在外國獲得的重要項目與市場。這被視爲特朗普政府對沖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主導地區經濟規則的重要信號。
2018年12月31日，特朗普簽署了參議院2736號提案———《亞洲再保證創制案》(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of 2018)，在資金方面授權政府未來五年每年撥款15億美元，用于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外交和經濟參與和捐助等活動，以加強與該地區美國戰略盟友的合作。白宮宣稱，該法案確立了一項多方面的美國戰略，以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安全、經濟利益和價值。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爾特·羅曼(Walter Lohman)認爲，該法案“強化了國會和政府之間的共識，讓世界看到了美國政府在塑造印太地區關鍵政治議題上的高度一致。”2019年將是美國推進“印太戰略”的關鍵一年，而對東南亞地區的投入程度將會成爲衡量其戰略推進的風向標和試金石。
美國“印太戰略”的具體實施反映了這一地區複雜和迅速變化的現實，中國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顯然，美國“印太戰略”的實施有平衡中國或消弭中國之影響的意圖，但從大戰略的角度完整地理解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行爲，需要看到其目標或關注的多樣性。同樣在“印太戰略”視阈下，美國對東南亞的介入程度加深，既是回歸傳統上對東南亞國家戰略價值的認知，也與當前中美兩國日益激烈的戰略競爭密切相關。多重戰略目標和變化的戰略現實，決定了特朗普政府東南亞政策的張力和限度。
四
特朗普東南亞政策的制約因素
隨著美國東南亞政策的脈絡逐漸清晰，特朗普政府顯示出越來越多“新瓶裝舊酒”的意味，繼承和延續的色彩也更加突出。與奧巴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面臨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其政策推進面臨的制約因素也更加複雜。
首先，特朗普將雙邊關系置于多邊主義之上的舉動以及對待國際問題的“交易式”做法，在東南亞地區招致很多反對之聲。該地區由中小國家構成，傾向于國際事務中的多邊主義，強調東盟的中心地位。東南亞國家一直擔心以東盟爲中心的地區安全架構會受到削弱，而特朗普顯然對東盟引領的機制並不感興趣。2017年4月，美國副總統彭斯確認特朗普將出席年底在馬尼拉舉行的東亞峰會。而在11月份出發之前，白宮卻突然宣布總統將會在東亞峰會召開之前離開馬尼拉。盡管之後特朗普迅速改變了這一決定，但最終他只參加了東亞峰會的部分議程就匆匆回國。這引起了東南亞國家的不滿和擔憂，強化了美國並不重視東南亞的印象。①盡管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邀請特朗普參加2018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東盟系列會議，但是最終副總統彭斯代表他出席了在新加坡舉行的相關活動，而特朗普則選擇訪問歐洲和南美。“這進一步體現了特朗普對亞洲盟國並不關注的政策特點。”特朗普團隊在各個場合始終強調東盟的“中心地位”以及對相關多邊合作機制的支持和參與，但特朗普的實際行動所表現出來的“不確定性”，始終讓東南亞國家難以釋懷。
東南亞國家還一致反對特朗普的“美國利益至上”和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在與歐盟、澳大利亞等國舉行的高層會談中，東盟各國表達了對特朗普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和增加關稅的擔憂。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決定所帶來的承諾赤字，還將長期發酵。盡管在2018年4月曾有消息稱，特朗普指示其團隊探索重新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的可能性，但是這更增加了東南亞各國對其“不確定性”的擔憂。尤其是越南等對美國貿易順差較大的國家，始終擔心自己成爲美國下一個懲罰的對象。因此，不少學者建議東南亞國家應該更加靠近中國、印度等鄰國，加快地區經濟整合的步伐。
特朗普外交理念與政策之間的相互矛盾，還體現在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上。2018年8月，蓬佩奧在其東南亞之行期間專門參加了“湄公河下遊倡議”(Lower Mekong Initiative)外長會議，並提出了與湄公河下遊國家以及其他相關團體共建新的水文信息庫的合作計劃。實際上這一倡議是奧巴馬政府提出來的，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是該倡議的核心議題。然而，特朗普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政策卻與這一倡議背道而馳，乃至于在蓬佩奧東亞之行吹風會上，面對記者就此問題的一再追問，美國國務院高官只能避而不談。在未來的推進過程中，類似的政策內在矛盾可能會不斷激化。
盡管美國政府在“印太戰略”中突出了東南亞國家的地位，但是戰略區域的擴大更多的強調了印度的作用，這不可避免地會削弱東盟在地區事務中的地位。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並不追捧美國的“印太戰略”。盡管美國政府官員多次強調“印太戰略”是全面的、跨部門的大戰略，目的是同盟友和夥伴國一起維護地區的“規則”，不少東南亞國家還是擔心這僅僅是一個狹隘的、以安全爲中心的遏制中國的戰略。包括美國盟國在內的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不願意加入到這樣一個“包圍圈”之中。在美國國內政治動蕩和對外政策搖擺的情況下，這一戰略可以持續多久是東南亞國家最爲疑慮的。何況東南亞國家的情況千差萬別，緬甸、柬埔寨甚至菲律賓、越南自身就是美國所謂“自由”與“開放”的“印太戰略”所著力改變的對象。因此，它們對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更多地采取選擇性的實用主義態度，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防備。可以說,未來將東南亞國家納入美國的“印太戰略”，將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
其次，特朗普政府投入的外交資源，難以支撐起美國在東南亞的政策目標。在各國的外交實踐中，目標與手段匹配一直是重要的戰略難題。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也是“雷聲大雨點小”，並沒有真正維護好亞太地區原有的秩序，減緩美國在該地區主導地位的下降。在一些評論家看來，奧巴馬犯的一個重要的戰略錯誤是，在全球戰略收縮的同時，卻逐漸加深了對亞太地區的介入。特朗普也面臨著同樣的戰略難題和困境。在全面收縮國際義務、聚焦國內事務的大方向下，特朗普對東南亞地區的投入顯得杯水車薪,難以支撐起宏大的“印太戰略”構想。美國政府一方面連年提高軍事預算，另一方面卻在不斷縮減外交方面的支出。在2017年和2018年公布的年度預算中，美國的軍費預算得到了大幅增加，增幅達到10%;而外交、對外援助和環保項目等方面的經費預算，則縮減了將近28%的幅度。這將使美國的軟實力受到極大的削弱，不僅在美國國內引來了一片反對之聲，而且國際社會也對美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履行承諾表示懷疑。目標和手段之間的“匹配困境”不僅會損害美國在東南亞的國際形象，傷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體系，而且還會損失美國自身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
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的不匹配，也是不可回避的難題。盡管特朗普政府試圖加大對東南亞地區的軍事投入，增強同盟關系，強化前沿軍事部署，以強硬的姿態維護所謂“基于規則”的地區秩序，但是其經貿上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做法還是大大削弱了美國的地區影響力。沃爾特·羅曼認爲，“如果美國在經濟介入上持保守態度的話，就會被地區國家視爲外來者，其強大的軍事實力將成爲東南亞各國地區整合雄心的障礙，而不是助力”。
此外，美國國內政治的掣肘也將加劇。從核心決策圈的內鬥和重構到“通俄門”“封口費”等醜聞頻現,美國國內的“反特朗普運動”大有愈演愈烈之勢。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之後重新執掌衆議院，將對特朗普政府在內外政策上形成很大的制約。特朗普在國內自顧不暇,對外政策面臨的落實難題也與日俱增。加之愈發激烈的“府院之爭”，特朗普政府要繼續推動其東南亞政策，只會是“有心無力”。
再次，近年來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成效顯著，根基牢固，美國很難打入“楔子”。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人們依然質疑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的承諾，以及它是否有應對該地區問題的全面計劃。而另一方面，中國積極利用基礎設施項目迎合東南亞國家的利益，國內大型的科技公司則迅速采取行動，充分利用未來十年東盟可以預期的數字經濟大發展，成功強化和加深了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聯系，並將加強其影響力。這就是美國如何在東南亞輸給中國的。”在政治安全方面，中國與東盟國家的互信不斷增加，雙方在推動世界多極化、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加快地區規則制定等方面有一致的主張和廣泛的共同利益。在經濟貿易方面，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捍衛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方面有高度的共識，中國已連續九年成爲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則連續七年成爲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特別是2017年和2018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再上新台階，引世人注目。東盟還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優先方向和重要夥伴，雅萬高鐵、中老鐵路、中泰鐵路等一批基礎設施旗艦項目已在東盟國家成功落地。在人文交流方面，雙方人員2018年的往來已突破4000萬人次，正邁向“5000萬”時代。即便是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最敏感的南海問題，近年來也保持著穩定並不斷降溫的態勢。中國與南海其他聲索國之間的關系已得到明顯改善。2018年8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就“南海行爲准則”單一磋商文本草案達成一致，這是“准則”磋商取得的又一個重大進展。中國與菲律賓等國正在就海上共同開發和非傳統安全合作等議題進行密切磋商。盡管特朗普政府不甘心于南海局勢的穩定，總想挑起事端，甚至試圖升級其挑釁行爲，刺激中國的反應來攪亂南海，但是原有海洋安全秩序的轉型和總體趨向穩定合作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
當然，東南亞各國的情況非常複雜，其戰略選擇也多種多樣，很難用單一的“大國平衡”“搭便車”或“對沖”等詞彙來形容。很多國家面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調整，表現出既矛盾又依賴的雙重心態。它們一方面試圖吸引美國和其他大國投入更多的戰略關注和戰略資源，構建起一個平衡中國影響力的戰略框架;另一方面，又在經濟上與中國存在著深度的合作關系，希望進一步抓住中國發展的機遇，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與此同時，大部分東南亞國家都擔心中美兩個大國的競爭會破壞東南亞地區的穩定,影響東盟的中心地位。如今，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已經讓東南亞國家叫苦不已。而更重要的是,對于未來地區安全架構的設想，東南亞國家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在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看來，特朗普政府力推“印太戰略”，試圖打造“美日印澳”排他性的四邊同盟，必將破壞原有的地區安全平衡，大大削弱以東盟爲中心的地區安全機制的作用。爲此，一些東南亞學者呼籲各國應該走向“小多邊主義”(minilateralism)，改變原有的“協商一致”的原則，在一些爭議問題上爭取達成小多邊共識，這樣才能挽救東盟“中心主義”。可見，東南亞國家面對特朗普政府劇烈變化的政策，也在因勢而動，至少從理念上更傾向于中國對該地區秩序的構想和設計，這也構成了地區架構調整的動力之一。
五
結 語
理解和認識特朗普的東南亞政策，既要重視其在“反建制”旗幟下對傳統政策路徑的突破和革命，也要重視其迫不得已的傳承和延續;既要看到其從“有限接觸”到“增加接觸”的積極主動的轉變，也要認識到其目標與手段之間的不匹配，特別是深受國內政治掣肘的困境;既要看到其以中國爲目標主動挑起戰略競爭，也要發掘中美之間廣闊的合作空間。正如沈大偉所指出的，“中美兩國在東南亞的競爭是軟性的而不是硬性的，是間接的而非直接的，並不是‘以牙還牙’的零和博弈”，“中美可以實現‘競爭性共存’。”不僅如此，中美在這一地區各有比較優勢，長遠來看可以優勢互補，合作共贏，塑造良性的美國－東盟－中國的互動形態，形成“合作性共存”關系。未來特朗普政府對東南亞地區的接觸和投入很難始終如一和不斷加強，一定還會讓一些東南亞國家感到“失望”和“失落”。這是由特朗普政府內外政策的根本邏輯和優先議程決定的，也和美國在實力和掌控力相對衰落的情況下不得不進行的戰略收縮同頻同振。即便是更加宏大的“印太戰略”，到現在爲止輪廓也並不清晰，一些重要的戰略支點並不穩固，戰略資源的投入仍有很大缺口。東南亞乃至整個印太地區的秩序正在迅速發生變化，中國是其中重要的影響因素，但絕非唯一的影響因素。美國在思考如何從中國手中“奪回地盤”“奪回秩序”和“奪回權威”的同時，更需要認真看待並逐漸接受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上升和戰略存在加強的現實，通過增進與中國的協調來實現其戰略目標。（注釋略）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爲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爲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