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紅：美國右翼民粹主義浪潮中的白人身份政治
作者：林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來源：《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06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衆平台編輯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內容提要
在美國,白人身份政治的異軍突起構成了右翼保守主義浪潮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困擾美國已久的種族問題的延續,也是自由派的多元身份政治的副産品,更是對全球化時代經濟與文化變遷的逆反。白人身份政治以白人至上主義甚至白人民族主義爲核心訴求,它的形成固然與白人群體的經濟焦慮和相對剝奪感有關,但是決定性的因素是這一群體對可能失去文化特權和身份優勢的焦慮。經過特朗普的選舉動員,白人身份議題成爲一個備受爭議的政治策略,在其背後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之勢,”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民粹口號具有鮮明的種族化、白人化色彩。特朗普的曆史性影響在于,他把白人身份政治帶上了全國性政治的舞台,使美國更深地陷入國家內部的”文明沖突”之中。
關鍵詞：身份政治; 民粹主義; 民族主義; 保守主義
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全球化經過近三十年的高歌猛進，因爲2008年發生的金融危機而大踩刹車，後在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事件的沖擊下而徹底落入谷底。一時間，保守主義的右翼政治浪潮席卷西方，甚至蔓延到非西方世界。作爲逆全球化浪潮的代言人，特朗普吸納了本土主義、保護主義、排外主義、民族主義等諸多右翼政治成分。美國以外的許多國家正在複制“特朗普現象”，荷蘭極右翼自由黨的威爾德斯被稱爲“荷蘭的特朗普”，2018年10月當選的巴西總統波索納羅被稱爲“巴西的特朗普”，甚至2019年7月當選的英國新首相鮑裏斯•約翰遜也被稱爲“英國的特朗普”。人們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所引領的右翼民粹主義正在全球蔓延。“人民正在奪回自己的國家”仍是一種極有號召力的民粹話語，只是特朗普等人挂在嘴邊的“人民”既是民粹主義的，更是民族主義的。
從概念上看，民粹主義雖然結構簡單而且內涵淺薄，除了人民至上原則和“人民—精英”二元框架外似乎別無他物。然而，一旦它與其他內容豐富的意識形態或觀念相勾連，比如與右翼的保守主義、民族主義甚至種族主義相結合，或與左翼的自由主義、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相結合，情況就變得異常複雜。當前的民粹主義新浪潮具有鮮明的右翼色彩，民族主義的色彩異常醒目。在美國，“白人民族主義”“白人至上主義”等白人身份政治訴求構成右翼民粹主義的重要部分，特朗普將白人身份政治打造成強有力的動員策略，但卻帶來一個政治和文化上都更加分裂的美國。探討身份政治在美國的生成與異化過程、分析白人身份政治與民粹主義的特殊關系，對于理解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困境有重要的意義。
1美國身份政治的曆史軌迹及其困境
身份現象是人類社會個體差異性的自然呈現，自古即有，但身份觀念卻是現代性的産物，是權利意識、個人主義、平等觀念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雖然身份本質上是文化性的、社會性的，但由于在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公民政治的發育以及近代以來反資本主義的階級政治的推動，身份的政治性、經濟性特征越發清晰，身份問題早已成爲現代政治的重要內容。“身份政治從來不是一個新事物……在某種意義上，所有的政治，都是身份的；所有的身份，都是政治的。”考夫曼認爲，身份作爲一種新政治原則，已進入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的中心，其重要影響在于，一是身份成爲組織政治的動員力量，二是解釋身份成爲政治的中心任務。身份議題在現代政治過程中不斷演進、激化，到了全球化的當下已經成爲諸多政治運動的重要推手，成爲一種極具影響力的文化政治。
美國短短二百多年的政治曆程充斥著喧鬧、紛亂甚至血腥的身份政治。美國是一個由移民構成的國家，身份政治的核心議題是族裔差異，“民族和族群是最顯著的認同群體，它們作爲身份政治的要素有高認同性、曆史性、穩固性、結構性等特點”。因此，建國之初，美國的公民建設不得不面對族裔身份問題。一方面，清教徒身份的歐洲白人成爲最早移居美洲大陸的族群，他們建立了“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優勢並以此建構了美國公民身份的標准和“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在基督教文化與白人群體占絕對優勢的曆史環境下，陸續到來的其他族群和美洲大陸的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則被要求接受以“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爲基礎的美國主義及其同化政策。雖然“國家內部占優勢的民族強制少數群體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奉行標准文化，勢必激起劣勢群體的反抗”，但是事實上，美國少數族裔的反抗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十分零散無力，在單一認同的“美國主義”之下，人口構成的多族裔性和身份群體的多元文化需求被無視，族群間的不平等關系沒有得到積極審視和有效修正。雖然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左翼政治中也有較明顯的身份政治元素，彰顯了勞動階級的價值觀念和身份特征，但是左翼的階級政治是一種要求重新分配經濟利益的政治活動，身份政治本質上的文化與價值訴求沒有被突顯，而且美國與歐洲相比，遠不是階級性身份政治的興盛之地。
直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社會運動興起，身份問題才正式進入主流社會的政治日程，成爲左翼自由主義者的價值訴求，更成爲民主黨對抗共和黨的文化工具。這一時期，美國自由派勢力通過一系列持久而空前的民權運動、婦女運動、學生運動、環境運動，爲新社會運動注入了鮮明的身份政治元素，使得那些被公民政治、階級政治長期忽視的種族、性別、性偏好等問題具有了文化與政治的雙重意義，文化多元主義的差異政治開始超越“美國主義”的共識政治。不僅如此，自由主義者還爲左翼性質的身份政治確立了奮鬥目標，即爭取對被壓迫的‘他者’的尊重與承認，形成一種徹底的、開放的、多元的政治民主。弗裏德曼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美國，文化性的政治活動在增長，出現了普遍進步和發展的理想或現代主義政治向文化認同政治的普遍轉移，不論這種認同是性別的、地方的或是族群性的。”由于身份政治本質上是一種後階級政治形態，它用文化鬥爭或話語爭奪替換了階級政治的經濟鬥爭，使得政治活動日益傾向意識形態或文化霸權的爭奪，安東尼•史密斯認爲，後階級政治形態是一種文化鬥爭和文化話語，如民族主義、女性主義、環境主義等，“隨著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以階級爲基礎的政治已經在西方消退，一連串全新的政治運動，包括複興的族群民族主義，正在取而代之”。經過新社會運動的洗禮，美國的各種身份群體得到了自由主義陣營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全力支持，他們在文化的大熔爐中爭取平等權利、保持獨特性，理直氣壯地要求“差別的權力”。
然而，當新社會運動將身份等文化元素帶入政治的中心時，也把美國帶入了多元身份政治的泥潭。身份政治是一種文化議題的政治化現象，是文化與政治交織的結果，但是民主黨和自由主義者將文化多元主義視爲身份政治的唯一價值，公平正義、保護弱勢、普遍進步成爲無法拒絕的價值和不可挑戰的政治正確，其結果是“文化開始成爲替邊緣群體鬥爭的地帶，同樣也成爲了過度政治化的領域”。身份問題的過度政治化意味著政治成爲各種文化性訴求的最重要甚至唯一的實現路徑，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全球風險客觀上給國家與其成員之間的關系帶來了困擾，削弱了國家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一旦國家滿足多樣化的成員訴求的能力沒有與國家總體實力同步增長，身份政治之門便將赫然洞開，大量文化性的身份認同問題將不斷政治化。因此，新社會運動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它倡導的個性政治、生活政治使得尊重差異而不是尋求共識成爲公共政治的重心和身份政治的訴求，身份政治“不再重視權力壓迫關系和體制結構，而把身份的自我審視從公民政治的准備變成了一種自戀肯定……它極端強調某一種特殊的身份的重要性，而對聯系不同身份的社會政治倫理漠不關心。”美國政治的右翼化浪潮某種意義上正是對這種日益狹窄的身份政治的反制。
2經濟焦慮抑或文化危機：白人身份政治探源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國保守主義浪潮有許多面向，如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等，推動這一浪潮的重要動力是以白人至上主義、白人民族主義爲價值訴求的白人身份政治。衆所周知，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中下層白人男性群體是一個極具政治象征意義的群體，他們不僅是特朗普的支持群體，更是白人身份政治的社會基礎，但他們並不是因爲特朗普競選團隊的挖掘才引人關注，事實上他們早在許多新聞紀實、學術調研的作品中，留下了失落、焦慮、絕望和邊緣化的群像。例如，J.D.萬斯在《鄉下人的悲歌》裏記錄了他的成長曆程，表達了一個美國“鄉下人”的憤怒與無奈；A.R.霍克希爾德在《他們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中描述了中南部白人群體如何失去了經濟與文化的安全感，如何成爲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羅伯特•帕特南在《我們的孩子》中聚焦了21世紀的不平等和階級隔離，他回到了以底層白人家庭爲主體的家鄉小鎮，講述了那裏發生的美國夢衰落的故事。這類作品的集中出現反映了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主流群體的失落和多元身份政治的負面影響。文化多元主義者關注少數、邊緣、弱勢群體的社會平等權利，尊重差異和個性，但他們忽略了或者無暇顧及白人群體（以中下層、藍領勞工爲主體）所陷的困境。爲了解釋白人主流群體何以成爲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及白人身份政治如何形成，西方學界根據資本要素和價值要素的不同影響，提出了經濟焦慮理論和文化焦慮理論，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根據經濟焦慮理論，經濟因素最適合于解釋白人中低層群體對全球化的失望和對華盛頓政治精英的不滿，是民粹主義複興的根本原因。因爲經濟狀態窘迫，生活質量低劣的現實會使人們更容易接受政治人物的民粹主義煽動，而且經濟焦慮的確在白人主流群體中普遍存在，失業、貧困和福利微薄也是這一群體的主要狀態，他們同樣對財富分配不均強烈不滿，也支持占領華爾街運動，對華爾街的經濟精英深惡痛絕。但是在美國，因貧困與經濟不平等現象帶來的經濟焦慮不僅僅在白人藍領群體中存在，在黑人群體中也同樣存在，甚至黑人群體的處境更爲惡劣一點。美國學者戴安娜•C•穆茨發表了一項詳盡的研究，對經濟焦慮理論提出了質疑，她基于2012年和2016年對大約1200名選民進行的相同問題的調查，指出2016年白人選民轉向特朗普，是因爲他們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脅，擔心他們的文化特權正在失去。這種威脅不是指對特朗普支持者面臨的經濟福祉的威脅，而是指對該群體在國家統治中的社會地位構成的威脅。白人主流群體當然也有他們的經濟訴求，但是文化訴求才是本質性的，這一訴求反對偏向少數群體的平權政策，要求自我保護和平等正義，包含了一種潛藏已久的心聲，即“恢複既有的支配地位、優勢地位”的身份意識。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並非底層的低收入群體，他們的經濟地位不是最差的，但“相對剝奪感”卻是最強烈的，這種被剝奪的感受最獨特之處在于它的強烈的文化意味，即充滿著對以往主流社會身份（包括收入、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的留戀與緬懷。身份政治以文化多元主義爲基礎，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滿各種文化偏見，“文化偏見是社會習俗的自然産物，很難被富裕的社會民主制度所消除”，這就是爲什麽一些西歐、北歐國家雖然是高福利社會，但同時也是右翼民族主義搖籃的原因。在亨廷頓看來，全球化時代的重大不同在于，“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險的沖突不是社會階級之間、富人和窮人之間，或其他以經濟來劃分的集團之間的沖突，而是屬于不同文化實體的人民之間的沖突”。而根據文化焦慮理論，白人主流選民支持特朗普的決定性因素，不是經濟焦慮，而是一種對于白人文化特權、主流地位受到威脅的焦慮，是一種文化危機感。
文化因素的決定性影響，在于身份政治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政治、價值觀政治。白人身份政治可以解釋爲“白人的身份政治”，對應于民主黨自由派所支持的“少數、邊緣、弱勢群體的身份政治”，其核心問題是“白人身份”本身，而不僅僅是白人經濟狀況，盡管二者在事實上密切關聯。那麽，對于美國社會主導力量的白人群體來說，文化焦慮從哪裏來？它又是如何導致白人身份政治的出現？這需要從國家的內外兩個層面來解析。
從國家外部來看，全球化帶來的移民潮帶來了深層的文化焦慮，白人身份政治是全球化正面刺激的結果。全球化是一個流動性、開放性、多元性的進程，與資本國際化潮流相伴的，是勞動力要素的全球流動，尤其是大量移民流入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從歐洲的情況來看，移民與難民問題已經成爲右翼陣營主打的中心議題，美國也不例外。在傳統觀念中，美國是由移民構成的國家，自立國之初就不斷接受各族裔的移民；同時又是一個白人主導地位幾乎不可動搖的社會。然而，這種傳統認知受到了全球化時代移民潮的嚴重沖擊，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以非白人族裔爲主）源源不斷地進入美國的結果，將是美國白人的傳統核心地位的松動。
全球化進程的正向刺激體現在美國人口結構的微妙變化。美國于1965年通過了《移民與國籍法》，此後，外來移民在美國人口中的比重持續上升。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的數據，2015年，美國人口中有13.9%是在外國出生的，而在1965年時，這一比重僅爲4.8%；另外，趨勢預測表明，到2065年，這一數字將達到17.7%。2016年6月，《華爾街日報》援引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稱，按人口年齡來看，在5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有3/4爲白人，在18—34歲的美國人中白人僅占56%，在未成年中已經低于50%。此類令白人主流群體倍感焦慮的數據還包括，到2060年時，非白人的人口增長主要來自拉丁裔，其比重將從2015年的17.4%上升到28.6%，非洲裔和亞裔美國人也將繼續增長，而白人群體（非拉丁裔）的比重將從2014年的73%下降到40%，屆時，美國將成爲沒有主導群體的真正的移民國家。美國人口結構的變遷必然引發政治結構的重構和政治氛圍的改變，作爲美國文明核心的新教價值觀也在不斷被削弱。作爲結果，人口結構的變遷直接導致了選舉行爲的重大變化。調查數據顯示，在白人群體中，那些認爲自己的種族遭到更大歧視的人要比那些並不認爲自己遭到任何歧視的人更加支持特朗普，其支持率要高出40%，而認爲“許多白人無法找到工作，是因爲雇主雇用了少數族裔”的人更支持特朗普，要比那些不這麽認爲的人高出50%。事實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不是因爲自己的日子完全過不下去了而選擇支持特朗普，而是因爲感受到了自己過往的特權在逐漸消失才這樣選擇。這種白人主流群體的危機意識在意識深層存在，受到文化性和觀念性因素的刺激，而單純的經濟因素或物質基礎只能解釋表面，並且難以與少數族裔真正區分。
從國家內部來看，文化多元主義對少數群體的偏愛誘發了白人群體的“受害者”感覺，白人身份政治是多元身份政治逆向刺激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身份政治在自由派和民主黨的主導下，發展成爲以文化多元主義爲價值基礎的多元身份政治，自由平等的差異政治、少數派群體的身份權利成爲政治正確的重要內容，自由派在教育、就業和社會福利方面對黑人族群或特殊族群提供特別照顧，設計出一套以配額制或定額制爲形式的平權政策，又稱正向差別對待政策或“肯定性行動”。
這類彰顯差異而不是消弭差異的政策在白人普通民衆産生了強烈的不平感和壓迫感。尤其是在全球化帶來的移民人口不斷增加和白人就業機會加劇減少的雙重刺激下，他們産生了一種“被背叛”的怨恨情緒，認爲“白人是保守主義政治中的主導成員，但保守主義的有權勢者卻鮮少促進白人的利益”。右翼保守派充分利用了白人群體的“被背叛”感受，不再通過強調擇優原則來反對平權運動，而是通過重申白人民族主義來反對平權運動。英國左翼學者霍布斯鮑姆認爲：“爲扶持特定的少數族群而采取正向差別對待政策以及過度的文化多元主義所造成的反彈，至今都非常強大，而問題依然存在。”在2016年的大選中，希拉裏的支持者以女性、非洲裔美國人、城市青年人、同性戀者、環保主義者爲主，她的競選策略也旨在適應這些少數派群體的身份訴求，這反而在藍領的、中下層的白人選民那裏留下了“她不關心我的工作”，或“她不會爭取幫我留住工作，而會將工作機會給少數族裔或外國人”等負面印象。于是，那些抱怨“政府在扶助少數族裔群體上做得太多了”的白人選民中，有80%的人把票投給了特朗普，特朗普支持者群體的白色與希拉裏支持者群體的雜色形成了鮮明對比。馬克•裏拉這樣告誡自由派，“一旦你僅僅依據身份來表達一個問題，那你就是在邀請你的對手做同樣的事情。那些打出一張種族牌的人應該准備好被另一張種族牌所壓倒”。因此，正是自由派以平權政策爲實踐路徑的多元身份政治逆向激發了白人主流民衆的身份意識和權利意識，使得白人身份政治有機會産生並發展成爲一種極具破壞性、分裂性的新政治。而在現實中，這一新政治已經頻頻上演。2017年夏，美國夏洛茨維爾右翼極端勢力遊行及其後發生的種族主義恐怖行爲，使得美國的種族關系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3美國右翼民粹主義與白人身份政治的內在關聯
2016年的美國大選是美國對全球化反應最爲激烈的一次大選，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各種焦慮與不滿情緒的集中爆發，直接導致左翼與右翼的民粹主義浪潮同時興起。雖然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複雜交織，是全球化影響各國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最重要面向，並且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民粹主義現象，都不是單一的經濟與文化因素可以完全解釋，但是，對左、右翼民粹主義來說，經濟、文化因素的相對意義與影響很不相同。在民粹主義的光譜中，其左翼偏向于階級政治和經濟鬥爭，以反資本主義、主張分配正義爲目標；而右翼則偏向于族群政治和文化鬥爭，反對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
從左翼的角度看，經濟因素對左翼民粹主義的興起有決定性影響。桑德斯引領的美國左翼民粹主義浪潮是一種社會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體，2011年左翼性質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是一場預熱和鋪墊。“占領華爾街”是對2008年金融危機所折射的財富分配不公、貧富差異懸殊等現象的激烈反應，它爲桑德斯動員了相對剝奪感最爲強烈的底層民衆，並把階級政治、社會主義的話題重新帶回美國的公共輿論。美國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利頗豐，但利益高度集中于少數精英階層，社會中下層獲得感很低。托馬斯•皮凱蒂指出，截至2010年，美國前10%人的財富比重超過了70%，前1%人群的財富比重35%，充分反映了美國的財富集中程度、不平等程度之嚴重。“在美國，20世紀並不是一個朝著社會正義大踏步前進的世紀”。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一旦資本帝國掌握一切，社會將變得越來越不公平，也越來越難以治理”。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使得美國的中下層和底層群體感受到作爲“全球化的失落者”的絕望，産生嚴重的經濟焦慮感，這種焦慮與不平之感破壞了社會凝聚力和社會團結，造成了美國社會的縱向分裂與對抗，因此，經濟焦慮理論更能解釋左翼民粹主義的崛起。
從右翼的角度來看，文化因素則是導致右翼民粹主義的決定性因素。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是徹頭徹尾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體，2009年的茶黨運動是一場右翼保守主義的社會運動，爲特朗普進行了初步的社會動員。茶黨運動除了表現出懷疑政府、懷疑政治精英的民粹主義一般特質外，還表達了恐懼社會變化、擔憂多元族裔趨勢、反對寬松的移民政策等基本訴求。這種右翼的民族主義返潮是在全球化的文化沖擊下出現的，是白人主流社會對文化特權、身份優勢面臨危機的激烈反應。民族主義和所謂“民族身份”反對多樣性和文化差異，認爲後者具有分裂的、不團結和分離主義的意義。民族主義“把民族身份等同于一種共同身份，把堅持文化多元論等同于攻擊成爲美國人之意義的特征”。在2016年的選舉競爭中，特朗普與希拉裏一同爭奪社會中下層，希拉裏主要爭取少數族裔和其他邊緣文化群體，走的是多元身份政治的路線；特朗普則力圖在“白人+工人階級”的雙重身份框架中定位他的支持者，他打出了白人民族主義的旗幟，在中下層、中低收入、中南部的美國白人男性群體中得到了支持。多項民意調查表明，白人選民中支持特朗普的遠超希拉裏，2016年斯坦福大學全國選舉研究的數據表明，在共和黨和獨立黨人中，白人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率要比非白人選民的高出至少30%。雖然20世紀90年代民主黨克林頓曾成功地將藍領中下層納入民主黨陣營，但是特朗普等右翼保守主義者利用白人身份政治的策略，將藍領中下層或者說白人工人階級重新召回共和黨。
由于左翼政治整體上處于曆史性低谷，以及桑德斯在黨內初選和希拉裏在大選中的失敗，民主黨和自由派挫折重重，左翼民粹主義的勢頭在美國非常微弱，反觀右翼民粹主義則大浪滔滔，猛烈沖擊著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和自由民主的價值基礎。在美國，右翼民粹主義因其偏重族群性而與白人身份政治高度重合，2016年的大選中，由于特朗普的選舉動員，那些長期被忽略和遺忘的中西部白人重新進入美國公共輿論的視野，他們的族群意識和權利意識被喚醒，白人身份問題成爲了反政治正確的新議題，成爲右翼民粹主義的重要訴求。由于“大部分選民並不能很好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作用的，也不理解政治制度是如何爲經濟精英服務的”，因此，當政治領袖爲了當選必須采取有效的動員戰略時，他們發現了一條途徑，即“通過民族主義、宗派主義和身份政治——即基于文化價值和符號而不是面包和黃油利益的政治”，可以成功地擊敗政治對手。在後工業時代的西方，在文化多元主義的熏陶下，政治日益建立在文化而不是物質的基礎上，因而最能“激發”選民潛在文化和心理響應（以種族、傳統、宗教的名義）的政客最容易獲勝，而那些能真正代表中下層選民利益的政客，在早已被資本攻陷的自由民主中已經很難找到了。因此，選舉政治的需要決定了民粹主義的動員意義遠勝于它那空洞虛僞的意識形態，人民至上的口號與其說爲了信仰，不如說爲了選票，爲了贏得權力。添加了民族主義元素的民粹主義擁有更強的政治動員能力，以族裔性區隔的各類身份群體更容易被政治投機勢力操控和利用，“特朗普的反建制姿態、民粹主義立場以及幾乎難以掩飾的‘白人優越論’傾向，在其競選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政治動員功能”。特朗普很清楚如何開發身份政治的動員功能、如何利用中下層白人選民因可能失去文化特權而産生的身份焦慮。他在各種競選演講中表示，那些中西部白人男性選民一向是美國這個偉大國家的核心成員，這個國家的“再次偉大”將得到承認，而“現在的問題是外國人、移民和精英一直在密謀壓制他們，現有權力結構背叛了他們並對他們毫不尊重”。反建制的民粹主義話語加上赤裸裸的白人至上主義立場，這就是特朗普贏得選舉的武器，特朗普的競選語言低俗、直白，無底線、無原則地迎合他的目標選民。爲了激發白人藍領階級的共鳴，他猛烈抨擊民主黨等自由派片面維護少數族裔權益，呼籲他們站出來“拯救白人美國”，重建“白人家園”。
在美國，民主、自由、平等、多元被視爲立國的根本和政治正確的原則，總統候選人公然宣揚排他性的狹隘民族主義、種族主義，這是極具顛覆性、攻擊性的現象，但是這種政治異象在白人身份政治與右翼民粹主義共同烘托的社會氛圍中卻産生了巨大的動員效應。無論是競選過程中還是當選之後，特朗普很少通過主流媒體發表政治見解，他模仿了古希臘城邦政治中的民意煽動者，用群衆集會和網絡廣場（即Twitter）與支持者直接對話，直接訴諸民衆支持。這種民粹策略其實是在制造一種菲利克斯•格羅斯所說的“思想的庸俗化”。格羅斯認爲“對思想的庸俗化是一種把政治哲學和意識形態化約爲一種簡單的大衆議題、用以操縱大衆的行爲”，因而是民粹動員的慣常手法。特朗普的庸俗化、大衆化和極端化的競選言論體現了標准的民粹動員套路，即制造反建制的、反政治正確的議題（白人身份訴求），通過廣泛的大衆動員，引發共鳴，影響投票決定。爲了爭取白人主流群體的支持，必須調動他們的情感，特朗普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等抽象、宏大的口號並賦予其種族性和白人化色彩，這類口號在白人藍領那裏被理解爲“讓美國再次白起來”，他們相信“再次白起來”的美國能夠化解他們的文化危機，重新奪回他們的文化特權和身份優勢。就這樣，特朗普將以人民至上爲核心價值的民粹主義改造成了白人至上的民族民粹主義。美國學者朱迪斯•巴特勒認爲特朗普體現了白人對黑人民權運動的對抗和民粹主義的暗流湧動，因此，“特朗普的危險之處表現于他對民主政治存在潛在的巨大危害”。在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日益合流的氛圍中，美國不僅要面臨“美國主義”的失落，更要面臨自由民主的異化。
4結 論
當前，美國的身份政治距離“美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公民政治越來越遙遠，它的左翼是自由主義者的多元身份政治，它的右翼是保守主義者的白人身份政治，它們之間的對抗“不再是一個邊緣對中心的反抗政治，而是變成了兩個自感同處于邊緣的文化族群的對抗政治”。美國在政治制度上的一統性難以彌合其多元族群、身份群體之間嚴重的分裂。
在美國民衆關于國家的認知曆程中，“觀念中的美國”從最初期的強勢的白色，演化爲20世紀的雜色。而在全球化的時代，由于左翼與右翼身份政治的操弄，正在演變爲21世紀的白色與雜色對決。保守派評論家安德魯•蘇利文對此深感憂慮，他認爲美國正日益分化爲兩個部分，“一個包含大多數的少數族群，一個是壓倒性的白人；一個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個散布在鄉村和廣闊的遠郊；一個是粗俗的民族主義，另一個的目光變得愈加全球性；它們雙方各主導一個主流政黨……它們日益疏離，密度和強度日趨增加”。這種疏離使得美國正在滑向部族國家的危境，民主政治可能變成邊界清晰且永遠無法妥協的族群政治，“其中一方是白人，他們通過共和黨和保守主義媒體發聲，一方是一個少數族裔群體和一幫有錢的白人階級的世界主義者的集合，雙方完全找不到共同語言”。特朗普現象的曆史性影響在于，他把白人身份政治帶上了全國性政治的舞台，將美國更深地卷進政治對抗、文化分裂的民族國家內部的“文明沖突”之中。
在愈演愈烈的白人身份政治背後，是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合流之勢。從曆史實踐來看，所有形式的民粹主義本質上內含某種民族關懷，因此，“所有民粹主義或多或少是一種民族民粹主義”。在全球化的經濟與文化沖擊之下，美國的白人身份政治企圖超越並否定多元身份政治，通過選舉競爭、政黨政治的動員程序，將民粹主義的“初心”即同質的“人民”置換成異質的“民族”。于是，民族主義爲民粹主義的擴張提供了強悍的價值支持，而民粹主義則爲民族主義的返潮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持，民族民粹主義將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必須面對的嚴峻挑戰。
政治學與國際關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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