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後衛”，一躍變“前鋒”，實現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後，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後，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後，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采訪了部分上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們講述上海改革開放那段激情澎湃的曆史。該系列文章將收錄于即將出版的《口述上海 改革開放》系列圖書中。
澎湃新聞 劉筝 圖
口述：葉龍蜚（曾任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采訪：徐建剛、範永進、謝黎萍、李漢國、黃金平、唐旻紅、沈霞、黃嘯、龔思文
整理：黃金平、龔思文
改革開放40年，對上海來講真正起步是30年，差不多是從1988年、1989年開始的。1990年4月，黨中央宣布浦東開發開放。但是，大規模啓動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其實，在這之前作了很多准備。
所以，曆史的機遇有曆史的鋪墊，除了人的因素，還有各方面的條件和時機。上海城市發展爲什麽會“後來居上”？這與上海的曆史人文，與上海曆屆的領導所做的工作，與外部機遇，都有很重要的關聯。此外，推進工作要有一支隊伍，有這樣一批人去幹，否則也要錯過機遇。這樣回過頭去看，我們能夠趕上改革開放這一大好時期，在曆史進程中參與了一部分工作。
“後來居上”亟待“破題”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上海並沒有先發優勢。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央的步驟首先是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所以上海是後發的。爲什麽上海後發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上海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影響太大，如果拿上海來做試驗，成功當然最好，萬一有什麽挫折，會影響大局。上海當時承擔的財政收入是全國的六分之一，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上海的發展和建設；加上體制機制變革等多重因素影響，上海的傳統工業受到的沖擊比較大，經濟狀況愈加困難。即便如此，在引入先進技術方面，上海也沒有去走類似于“SKD”（Semi Knocked Down）、“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等“三來一補”搞加工的路子；我們是努力通過引進、消化和吸收，力爭讓自己做出來的産品也不比國外的差。這樣一步一步、艱難而紮實地鞏固自己的工業根基。從現在來看，這是爲上海“後來居上”和持續發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礎。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貫徹幹部“四化”方針，一批“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幹部得到培養、鍛煉成熟，並走上了領導崗位。在當時背景下，“專業化”主要就是“數理化”，那批領導幹部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專業技術人才。從思維模式上看，他們是“連續性”而不是“跳躍性”的；從工作實踐上講，他們更是注重傳承、講求“軌迹”的。對于上海的建設發展思路的一脈相承來說，這是具有關鍵性作用的。
我們上海能夠持續發展，直至今天取得輝煌成就，更離不開上海的曆屆領導高瞻遠矚、統籌謀劃。他們個個都在爲上海的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首先是我們的汪道涵老市長。汪道涵認定，我們上海這個城市一定有她發展起來的某一天。上海有這個潛力：有曆史的沉澱，有那麽好的教育；上海人聰明、肯幹、勤勞。但他也認爲，上海發展起來不是在他在任的時候。那在什麽時候呢？也不知道。怎麽做呢？當時也不太清楚。但是上海必須要做一件大手筆的事情。上海浦東500平方公裏，汪道涵那個時候就看中了：他認爲上海有這500平方公裏開發，是上海將來有機會成爲國際性大城市的基礎；再加上上海人文、曆史、教育、文化、人才這些因素，終有一天得以發展。所以，在老市長的親自推動下，圍繞上海改造振興、浦東開發等主題，上海在1984年和1988年先後召開了兩次重要研討會，還建立起相關的研究咨詢機構。當時，開發浦東的觀點得到了貝聿銘、林同炎等著名專家的高度贊同。
到了1980年代中期，雖然中央還沒有把上海推到第一線，但是上海已經開始做鋪墊了。江澤民在上海任職期間，1986年，國務院批複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中，就已經明確指出：“當前特別要注意有計劃地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要盡快修建黃浦江大橋及隧道等工程，在浦東發展金融、貿易、科技、文教和商業服務設施，建設新居住區，使浦東地區成爲現代化新區。”此後，上海先後編制完成《浦東新區規劃綱要》和《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初步方案》。這些綜合性的發展規劃，經過咨詢、論證、座談、研討，應該說浦東新區整體性的社會發展、人口發展、經濟發展形態，以及所有的基礎設施、功能布局、所需資金等等，都已經有一個框架了。到1990年代初，在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開發浦東從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被提上議事日程。
上海的改造振興和浦東開發，離不開大量資金支持，尤其是迫切需要吸引外資。正如剛來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坦言：上海靠一年14億元解決不了大問題，不采取大動作把上百億美元外資吸引進來，上海的面貌根本改變不了。然而，上海雖然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在國際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但在利用外資工作上，與走在改革開放最前列的東南沿海城市和地區相比，差距卻也十分明顯，傳統計劃經濟的禁锢和束縛成爲問題的關鍵所在。如何從體制機制上“破題”，成爲了上海對外開放的首要任務。
“一個圖章”機構橫空出世
朱镕基同志來上海工作之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同志曾經對他說，上海這個地方搞1個項目，100多萬美金，要蓋100多個圖章，這是不行的！要簡化審批手續，搞一個“一個圖章”機構，以方便外商在上海投資。他反複叮囑朱镕基，上海的前途就在改革開放上，你去上海要做一些突破的工作；要開放，就一定要把投資環境搞好！
谷牧同志說的這個問題不是空穴來風。我們就拿一個100多萬美元的投資項目來說吧，它的審批至少要經過20多個不同的委辦局、加蓋40多個公章，多的竟然要蓋126個圖章才能完成，這樣的“經典案例”早已“名聲在外”了。外商本來對中國上海就了解不多，等他們20多個部門一路跑下來，100多個圖章一個個敲下來，投資熱情早已涼了一大半！所以當年流傳一句話，叫上海人“精明不高明”（clever but not smart）。要對這種形象加以徹底改變。政府部門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怎樣從一個“衙門”變成一個服務機構，怎樣從實際行動上體現你的“高效”。
其實早在1986年12月，我們上海就已經成立了“外國投資事務辦公室”。這個辦公室最初的設計，是簡化外商投資的審批手續，爲外商提供“一站式”服務。想法是很好，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管理體制上的“條塊分割”不改變，勢必帶來“政令不一”“政出多門”等一系列問題，層層請示、反複協調讓這個辦公室舉步維艱，預期的“一站式”服務目標成爲空中樓閣。這也從另一個側面爲我們提了醒：雖然政府需要履行服務職能，但光成爲一個服務機構是遠遠不夠的。你除了“高效”之外，還必須“權威”。
朱镕基剛到上海，就對建立一個既高效又權威的外商服務管理機構進行了構思。但他最初找我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我卻完全沒有思想准備。那時我還在工業系統工作，擔任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局長。1988年4月的一天，我和他第一次見面，他就單刀直入地問我，“你說，‘一個圖章’機構怎麽搞？”我說，我實在沒想過這個問題；之前聽到比較多的，是“一條龍辦公”“一站式服務”，從沒聽說過“一個圖章”機構。然而我發現，朱镕基對“一個圖章”機構的設想早已構思成熟。“我們搞的就是一個圖章，而不是聯合辦公。聯合辦公是不會成功的，我們就是要把權力集中起來打破現有的局面。”然後他說，“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5月12日晚上，朱镕基市長召我去康平路開會，時任市委副書記、副市長黃菊同志也在場。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市外資委第一次預備會議。就在那次會議上，朱镕基指出，“振興上海的希望很大程度寄托在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這個機構上；要下決心投入力量，把最強的幹部調到這個機構來，一下子搞上去，改變上海在外面的形象和信譽”。朱镕基還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講，“外國人是很敏感的，他要看什麽人下決心，怎麽樣的人馬、什麽方式來辦這件事情，這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有了轉機，外國人對上海的信心提高了，要因勢利導，在涉外方面一個接一個出大措施，擴大影響，建立信譽。”他還特別強調，“宣傳部門不要潑冷水，外國人相信上海的投資環境在改善，來一個就報道一個；吸引外資上去了，上海才有希望，浦東才能真正開發。”
那天剛到會場時，我還坐在市儀表局的席位上；我一開始還有個“幻想”，以爲我可能就是到外資委做一些協助性的具體工作。突然聽到宣布：市外資委由朱镕基兼任主任，黃菊兼任副主任，我擔任常務副主任主持工作；還有四位委員，分別是市計委副主任吳祥明、市經委副主任明志澄、市建委副主任葉伯初、市外經貿委副主任陸國賢。朱镕基當選爲上海市市長後的第一次市政府辦公會議上宣布上海市外資委成立，並于一個月以後正式對外開張！
一看這個架勢，外資委規格那麽高，我又是主持外資委日常工作的負責人，馬上就要籌備起來了，否則就來不及啦！所以會後，我趕緊申請辭去市儀表局局長職務，然後和四位委員立即開始分工協作——吳祥明管項目，陸國賢管審批，明志澄管協調，葉伯初管配套。立刻從市計委、建委、經委、外經貿委抽調人員，組成項目審批部、配套設施部、管理協調部、綜合事務部等四個辦事部門，綜合事務部的負責人請市建委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張沛萍來擔任，既管後勤服務等綜合性事務又管紀律檢查和廉政工作。因爲我們要跟外國人打交道，自己“身正”“名正”才能做事呀！
“一個圖章”機構，在“條條塊塊”的機構體制裏必然是獨具一格的，對此我們更是深有體會。首先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誰來批准你這個機構成立呢？也沒有哪個文件裏說你們可以這麽搞。于是，我跑到市人大去反複請求他們說，請你們給我一個臨時批文，給我6個月時間，如果我幹好了，你們就給我正式批文；幹不好，你們就撤銷！這也就是爲什麽我們外資委的全稱裏有“工作”兩個字的緣由。只有獲得批文、刻了圖章，我們的機構才能正式對外開張呀！
第二，“一個圖章”機構從本質上說，要求將引進外資有關的權力職責從不同部門中剝離出來，然後重新組合，這可是一個“大動作”。例如，原來對外經濟貿易的許多事情歸我管了，所以後來又任命我爲市外經貿委副主任。在整合重組的基礎上，我作爲外資委常務副主任，要主持外資委常務會議並協調多個市級部門之間的工作，因此又任命我爲市政府副秘書長；而我這個副秘書長在市政府大樓裏沒有辦公室，卻又是直接向朱镕基和黃菊彙報工作的。這樣的情況，大概也屬于獨具一格吧。
此外，我們的辦公地點，在全市政府部門當中應該也屬于“另類”的。我不想把外資委設在市政府辦公大樓裏，和其他部門設在一塊兒，不容易找，機關大樓出入不方便，也會讓來訪的外國人産生一定心理顧慮。我們選在位于外灘中山東一路33號一號樓——一棟百年曆史的老建築裏。這棟建築原來是英國駐滬領事館，優雅的建築風格、優美的花園環境，可以很好地顯示出上海對中外來賓的友好和歡迎。所以，我們外資委就以中山東一路33號一號樓作爲我們的辦公地點。
位于外灘中山東一路33號的市外資委辦公樓。
1988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錦江飯店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會員會”即“一個圖章”機構正式成立，並于同日對外開展工作。發布會上，朱镕基市長對外宣傳外資委的工作人員將二十四小時待命，全力做好服務工作；還將我的電話號碼當場公布給在場的所有人。當天發布，外資委工作守則是“二十四個字”：“微笑待人，和氣生財；有問必答，有信必複；通力協作，高效服務”。我想當天出席發布會的中外人士，一定感受到了新事物帶來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嶄新印象。
來自全市許多部委辦局的領導也來參加了發布會。我記得當天晚上，時任市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的盧瑩輝同志從報紙上看到了我們外資委成立的新聞，第二天就主動找到我，願意爲我們提供法律服務，做好我們的“後盾”。市政府辦公廳、新聞辦、財政局，還有其他兄弟部門，它們對新成立的外資委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幫助。
服務至上贏得贊譽
外資委籌備初創之際，我曾向市人大承諾用6個月時間打開工作局面；不出6個月，我們“一個圖章”機構還真是“名聲在外”了。要知道，我們不僅要打響“外資委”這塊牌子，更重要的是要扭轉我們上海這座城市以及政府部門在外商心目中的形象。這就要求我們通過細致入微的工作，體現出“服務、高效、熱情、周到”的行爲准則，讓外商通過我們這“一扇窗口”真正看到我們這座城市的開放和包容。
“開門第一件事”就是做好“推銷員”，讓駐滬外商機構盡快認識和了解我們外資委。我大量印制了我們外資委成立的廣告、傳單，帶領同事們來到外資機構和外商辦事處集聚的聯誼大廈，一家一戶地敲門、問詢，挨家挨戶地拜訪、發送。外商一開始還真以爲我們是哪個公司推銷産品的銷售員，幾乎每家商戶都在問，你們推銷的産品是什麽？我告訴他們說，我們推銷的是上海改革開放的思想和理念；我們來聽聽你們有什麽意見、建議，看看怎麽樣來幫助你們，更好地爲你們服務。請看看我們的資料，有事隨時來找我們。有人就問，那你原來是做什麽的？我說，我原來是市儀表局的幹部，現在就在幹這活兒。他們又問，那你是什麽級別的，處級有嗎？我說，我是正局級。他們驚訝地說，你是第一個到我們這棟樓裏來的正局級領導。對于他們提出的意見建議，我們逐條歸類、整理，逐項研究，並協調有關部門和區縣予以解決。與此同時，我們還到區、縣去現場辦公，建立他們的隊伍，每個區縣也都有外資辦。
其實，不光是我在“推銷”，外資委的“一把手”朱镕基市長也是最優秀的“推銷員”。1988年6月，他在對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商務領事介紹外資委的情況時說，如果你們到上海來投資，要找夥伴，找陸國賢先生；投資夥伴找到了，談判快成功了，要批項目的時候，你們找吳祥明先生；當你們的項目進入實施階段，要征地、建設，要用水、電、煤氣等公用設施，你們找葉伯初先生；你們的項目投産了，如果不能正常生産，缺電、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先生。
除了做“廣告推銷員”外，我們還要爲外商做好“後勤服務員”。後勤服務工作都是些點點滴滴的小事，小到什麽程度呢？我舉個例子吧。有家生産小型儀器的德國公司，寫信向市長反映它工廠旁邊垃圾成堆，影響了公司形象。朱镕基市長看到信後立刻批示：“請龍蜚同志親自處理”。那裏屬于盧灣區。當時許多外資的生産性企業還是借用位于市區的街道工廠裏運營的，還沒有都往開發區集中。我過去一看，那個工廠的大門口是一個城市垃圾中轉站，垃圾在傾倒和清理運輸過程中容易散落在外面。我于是找到了當時盧灣區分管外資工作的副區長周禹鵬，剛巧這個批文他也收到了。他說，老葉你厲害呀，親自來督辦這件小事。我說，這事情是小，但是必須解決的；如果你能解決，你就爲上海各個區縣做一個榜樣，表達出上海改善投資環境的決心，也讓外商看到在上海投資的希望和信心。周禹鵬親力親爲，兩個星期以後，工廠門口已經是清掃得幹幹淨淨，我邀請《解放日報》《文彙報》一起到現場拍照，作宣傳報道。那位德國商人心中覺得很不好意思，嘴裏反反複複念叨，上海辦事真的好，區裏領導真是重視！我不應該去告狀的，即使不告狀，你們也會幫我解決的嘛！
我們外資委在辦公地點也設立了外商投訴中心，讓外商“投訴有門”，無論是在生産經營還是生活上遇到了問題，都可以來找我們，然後我們就會上門服務或現場辦公，總之哪裏有投訴，我們就去哪裏進行解決。我們還依托海外聯誼會，成立了“太太俱樂部”，爲三資企業家屬開設書法班、唱歌班、舞蹈班、旅遊班，讓他們全家都能在上海過得開開心心。
當然，我們外資委的工作在外商心目中並不是僅限于“推銷”和“服務”；作爲“一個窗口”，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還承擔著向外界傳遞改革開放信息的“信號員”角色。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對外開放是一步一步放開的。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尚有許多“限制性項目”不予審批，還有許多行業（如服務業等）不予開放。當時只聽說過“中外合資”，對于“外商獨資”的議論，更是莫衷一是、褒貶不一。日本服裝拉鏈品牌YKK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那時候上海所有的出口服裝上，100%都是用YKK的拉鏈，因爲你用中國的，外商訂貨不能接受，只接受YKK。YKK的負責人就跑到我們辦公室，提出，我賣給你的拉鏈百分之一百地做出口的，那麽既然這樣，我把百分之二十的生産能力搬到中國來制造，怎麽樣？這在當時竟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找到了上海拉鏈工業協會，說“日本帝國主義翹著尾巴回來了”；質問“你們要把民族工業放到哪裏去？”我們外資委內部討論認爲，以前YKK不來，你還是要問它買；現在它來了，對你又有什麽影響呢？在取得市經委理解後，我們外資委專門向朱镕基進行報告並獲得批准。這件事向外界釋放出的信號就是：“限制性項目也可以批，外商獨資也歡迎”。
我們還有一項經驗，就是用外商在滬投資的直接體驗和感受作宣傳，這比我們自己去講，效果要好上十幾倍。有一次我們外資委在日本組織了一場四、五百人規模的推銷會，當時我邀請神明電機、三菱電梯和尼塞拉這三家在滬設立分支機構的日本企業總經理和我一起來到推銷會現場。一開場我就說，“謝謝諸位熱心朋友出席推銷會。我們到日本來，我是來推銷的；但我就這樣講你們不太想聽。我今天改變方式，我不講了，開個場把講話交給我們三位總經理，請他們講講上海的經驗。事先我跟他們申明過，好話要講，壞話更要講，實事求是地把上海的情況講給你們聽，你們有什麽問題，可以直接問他們，不用問我；如果他們解答不了，我再告訴你們。”這場推銷會開了兩個小時，而且開得非常成功。
推動開放的動力引擎
我們外資委將原本外資審批需要的幾十個甚至一百多個圖章集合在“一個圖章”，又通過“一個窗口”的獨特形式幫助解決外商遇到的相關問題。但是，我們的使命不止于此。接下來我就來介紹我們從事的幾件人們不太知道的，而且看上去與外資委“沒有關系”的“分外之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外資委幫助解決南浦大橋籌集資金難題這件事情。
上世紀80年代末，市委、市政府已經下定決心要在黃浦江上建造南浦大橋，但上海財政十分困難，資金遲遲得不到解決。那年應該是1989年吧，有一天正值午休時分，我和市外經貿委主任沈被章等幾位同志一起，坐在中山東一路12號市政府辦公大樓夾層的沙發上聊天說話。這時候朱镕基走過來，歎了口氣說，唉，建造南浦大橋的錢到現在還沒落實啊！外經貿委能不能想想辦法？沈被章說，我們外經貿委只管政府貸款，外國政府貸款現在沒有一家有這個意向，我們連可以接觸的地方都沒有。“那麽亞洲開發銀行呢？世界銀行呢？”有人回答“亞洲開發銀行我們已經去信表示了意向，他們回信說不考慮，項目需要同時符合要與人權、環保有關等幾個條件。”朱镕基坐在那裏，沉默片刻，突然朝著我說，“老葉，成立外資委是幹什麽的？外資委就是：別人幹不了的事，就是你們幹了！”我說，朱市長，不是我不肯幹，我願意去試試；但是我既沒有聯系渠道，又沒有上級批文，再說我也不能破這個規矩啊。“上海不破規矩怎麽做成事啊？都是破了規矩才做成的嘛！你回去想想辦法，把這件事解決了！”
我回到辦公室後，找到了吳祥明，對他說，老吳，有這麽一件事，朱镕基叫我去要貸款的事情，我看我們或許是有點機會的。但是，必須要有人跟我一起，我才能去；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祥明。當時，有許多國際金融機構都想把錢貸給我們，但又受到種種制約。我們中國在亞洲開發銀行有位執行董事叫魏本華；通過與他聯系以及其他途徑，我們了解到人權與環保項目可以成爲亞洲開發銀行貸款的突破口。于是，我們找來兩份材料：一份是當年上海黃浦江輪渡口因大霧而發生擁擠踩踏事件的案例和照片；另一份則是關于浦東急需發展的報告；我們帶著這兩份材料飛去馬尼拉。到了那裏之後，亞洲開發銀行的美國董事、日本董事還有其他國家所有董事，我一個一個去見面，對他們講，是你們說的噢，人權項目可以支持；我這個項目關系到人的生命，這難道不是最大的人權嗎？如果上海再有大霧，這種事情還可能發生；但是如果有個橋，這樣的事情不是完全可以避免了嗎？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們得到了亞行所有董事一致支持。亞洲開發銀行不僅貸給我們2億元，還給我們出主意，還有2億元可以把商業銀行拉進來參與貸款解決；剩下的4.2億元，是由上海市政府自己籌集。這樣，南浦大橋8.2億元的建設資金總算有了著落。
建成通車後的南浦大橋
于是我們就回來了。可是人還沒回到上海，中國人民銀行的通報就已經到了上海，說上海有個叫葉龍蜚的人，不知道是哪個單位的，不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居然跑到馬尼拉申請貸款！現在想想，整個過程還真是挺有趣的。我們當時也不計較這些，說幹就幹，沒其他想法，只要事情辦成、問題解決就好了。我們外資委當年“主動請纓”做了這件引起不小爭議的事，卻是爲上海騰飛開了個頭、立了一功吧！
除此之外，我們外資委還參與了土地批租的試點工作，但這項工不是由我們牽頭。當年土地批租第一單批給了日本孫氏集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對此提供過巨大幫助。當時批准之後，朱镕基對孫氏集團法人孫忠利說，有什麽問題的直接找葉龍蜚。就這樣，土地批租試點工作又跟我們外資委産生了聯系。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星級酒店和公寓樓經營很困難。如，錦明公寓，外商在虹橋開發區投資建造兩棟公寓樓，其中一棟，因爲交通銀行借錢給他，交通銀行拿去了；另外一棟也是向交通銀行借的錢，後來連房子也租不出去，更還不出銀行的貸款了，怎麽辦？要幫幫他。這個外商是個愛國商人，對我們國家的建設發展也有貢獻。所以我們外資委就討論形成了一個方案：“補地價”。我們對他說，你可以按照當時市場的價格補了地價，補了地價你就可以出售，出售就有錢回來，回來就可以還銀行貸款。這樣問題不就解決了嗎？可是，他連補地價的這筆錢沒有，本來借了錢就沒錢還，怎麽辦？我們又爲他出了個主意：“賣一套、還一套”。後來，這個事情解決了，“解套”了。這是因爲我們已經有土地批租的模式了，可以這麽做。
所以從這件幾件事情來看，但凡涉及改革創新、具有一定突破性的工作，不管它同引進利用外資和服務外商有沒有關系，只要這件事與“對外開放”相關、別人又做不了，那就很可能通過我們這“一個圖章”機構來處理和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這“一個圖章”更像是一個無形的動力引擎，推動著上海營商環境持續改善。
連我自己也沒想到的是，後來在一次外事活動中，我這個外資委的常務副主任還爲我們主任當過一次翻譯官。那是在1991年，朱镕基最後一次以上海市市長的身份出訪，我是代表團的秘書長。當年的隨行人員中還包括徐匡迪同志；我和徐匡迪同志就是在那一次出訪過程中相互認識的。期間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開會時，朱镕基突然拉住我，說，老葉，幫個忙。什麽事呢？做一次翻譯。給誰做翻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朱镕基本人的英文水平很好，只不過在當時情境下，他不想用英文直接跟基辛格交流，可是翻譯人員又一下子找不到，所以我就在他們之間臨時“客串”了一次翻譯官。就是在那次出訪期間，我們得知朱镕基同志已經被任命爲國務院副總理了。
上海“窗口”世界矚目
我們外資委無論是直接參與政府重大涉外項目，制訂實施引進外資、利用外資的政策，或者同國際組織與機構打交道，都是上海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機遇和平台。外商也好，國際組織也好，他們找到我們，不僅是找到了“一個圖章”，更像是找到了“一扇窗口”，從中可以看到上海改革開放的壯闊波瀾。很幸運的是，我們爲此做過幾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第一件事，是誕生于1989年10月的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這個會議的設立，源自中國國際咨詢公司董事長經叔平向朱镕基提出的一個建議。早在朱镕基任上海市市長以前，經叔平就對他講，我看上海有基礎，可以以市長的名義搞一個咨詢會議，找一批外國人專家做你的顧問，請他們來上海看看，對上海未來發展提些建議；同時也能讓世界上大企業集團更多了解上海。經叔平還說，這主意我可以給你出，但事情我沒辦法幫你做。朱镕基對此表示同意，說，那你推薦個人吧？他就推薦了安達信公司麥克米倫來做（麥克米倫是安達信公司亞太地區的管理合夥人）。說外面就找麥克米倫，我們這裏就找外資委葉龍蜚。于是我和麥克米倫兩人合作，起草整個市長咨詢會議的章程、架構等等。經國務院批准後，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從1989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每次一個主題，聚焦上海經濟發展中的一到兩個突出問題進行討論；麥克米倫、經叔平擔任會議顧問，我擔任會議秘書長（一直到1995年）。至今，市長咨詢會議已經成功舉辦了29次，今年年內將舉辦第30次，每次都是由上海市市長親自主持，從不間斷，這在全世界是沒有先例的。咨詢是免費的，貼了錢的，對一個大公司總裁CEO來說，這是很大的承擔。他們能夠一年一年的來，這就是體現出上海是中國的縮影，而上海市長咨詢會議是他們觀察上海和中國的一個窗口。
2017年9月，第29屆上海市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會議舉行。
第二件事，是在1990年，當時世界銀行想上海召開研討會。要知道，在這之前，世界銀行只與國家發生聯系，從來沒有跟一個地方城市搞活動的；這次是世界銀行唯一的一次。我們馬上認識到，在利用外資的形勢取得重大進展的情況下，這次研討會的舉辦，是宣傳上海、展示上海的一次突破性機會，同時也引發了對上海如何推進高層次對外開放的重大思考。的確，在參與了這件事以後，我們又陸續舉辦了國際金融研討會、國際證券研討會等一系列國際性會議，同樣取得很大成功。通過這些會議，讓外商更加及時准確地了解到上海改革開放的動態以及一系列方針、政策、措施。
還有，是1991年，外資委“走出去”宣傳推廣上海的工作。在這之前，上海在境外已經開設了一些辦事機構，如在紐約、悉尼等等，它們對宣傳上海、吸收外資做了一些工作；但其首要任務是完成經營指標，所以上海改革開放的信息很難得通過它們到高層次、全方位的推廣。朱镕基在前往美國、歐洲、日本、新加坡等世界各地訪問後，回來交給我一個任務。他對我說，將來浦東如果真要“動手”（開發開放）了，我們這個推廣工作做得還很不夠噢。老葉，你去做個方案吧，看怎麽弄。根據他的設想，上海是要在海外建立一個由市政府直接聯系的機構，以打通上海與海外信息直接溝通的渠道。我說，建這個機構給多少預算？他說，一分錢沒有。我說，行，“有錢”做“有錢”的方案，“沒錢”做“沒錢”的方案。後來形成的方案是通過我們的機構與人家的機構合作（合作對象必須擁有全球網絡，否則無法將上海在全球推廣）；派去那個機構的幹部需要同時具備的自身條件包括：正局級、會講英文、有獨立工作能力；而工作條件則是：沒有預算，不帶秘書，不配車，一個人去“闖江湖”。
方案形成後報市委常委會討論；所有常委都表示贊同，都說這個機構要設立，這件事情必須要辦。可關鍵問題是，派誰去？哪裏有符合條件的人呢？市委組織部先按要求，找到一位候選人，由于各種原因，未能成行。市委組織部長羅世謙說，其他人是有的，你們放不放？市委常委們問，是誰？羅世謙回答，“老葉”。朱镕基立刻講，去征求一下老葉意見，如果老葉說去，那馬上就去；如果老葉不去，不要勉強，這件事情就不辦了。于是，羅世謙就來找我。我和羅世謙很熟悉，我倆原來在市儀表局是一個班子的。我說，這個方案是我做的；現在你代表市委來征求我意見，問我去不去，我如果說不去，行嗎？你們會怎麽看我老葉這個人？你來找我，我沒得選擇，必須去啊！
所以我帶著市外資委常務副主任、市外經貿委副主任這兩個職務，幾乎沒帶錢，跑到香港去“闖江湖”，做“推銷員”去了。市政府在香港開設的“窗口”——“SHANGHAI DESK”就這樣誕生了。當時正好趕上改革開放大氣候，又正好是上海發展和騰飛的時候，機會非常好，我在香港工作，可謂如魚得水。我利用安達信的全球網絡，向全世界發email，告訴世界各地的大公司，上海需要些什麽，你們有沒有供應？他們很快就反饋了，把我當成他們的合夥人一樣。收到反饋後，我陸續前往歐洲、北美等地他們的公司總部進行洽談。像SHANGHAI DESK這樣的獨特“窗口”，不僅在中國是首創，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獨一無二的。在安達信全球網絡的支持下介紹和推介上海，讓那些境外的高層機構、高層人士即便不來上海，也能直接了解上海改革開放的最新動態，並紛紛要求我帶他們來上海和浦東考察投資。現在看來，這一下子，上海的形象“精明也高明”啦！
2008年，在走過30年的辛路曆程後，上海市外資委完成了曆史使命。從打造“一個圖章”到打開“一個窗口”，外資委堅持不懈地推動上海高層次、高質量對外開放；與我們這座城市一起，共同經曆了改革開放初期的艱難探索和蓄勢待發，共同見證了上海振興騰飛的榮耀與輝煌。
“莫爲浮雲遮望眼，風物長宜放眼量”。期待上海在邁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新征途中，以強烈的曆史擔當精神，書寫改革奮進新篇章，不辜負曆史賦予的重大機遇！
【口述人簡介】
葉龍蜚，1942年3月生。曾任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局長等職。1988年5月起，負責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籌備工作；1988年6月至1995年3月，任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期間先後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爲上海市的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