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上有一種混雜的氣質，理想主義的天真與商人的精明計算並存，掙紮在「桃花源」與「武陵」，烏托邦與名利場，理想與現實的夾縫裏，爲無數細枝末節的問題做決斷——比如在疫情沖擊和時代巨變中，爲一部戲找到容身之所。
文｜枕木
編輯｜金匝
圖｜受訪者提供
夢的緣起
故事，要從《如夢之夢》說起。
那是1990年，導演賴聲川在羅馬看畫展，他注意到一幅楊·布格爾的畫，畫的主題就是「畫」，在那幅畫裏，到處都是畫，牆壁上挂著畫，地上堆著畫，畫中人物手上拿著畫。看到這幅畫中畫時，賴聲川突然有了一個想法：既然畫家可以做「畫中畫」，那我也能寫一個「故事中的故事」。
他在筆記本上記下了一個長句：在一個故事裏，有人做了一個夢，在那個夢裏，有人說了一個故事。這是《如夢之夢》最初的構想，也是後來這部戲的第一句台詞。
9年過後，賴聲川在印度研習佛法，白天上課、繞塔，晚上讀書。有個午後，他坐在舍利塔南邊，開始書寫這個「故事中的故事」——他把腦子裏組合出來的一切人物、劇情、架構，從心中「倒」在紙上。等回家後，紙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輸入電腦，變成了一份長達29頁的大綱。平常兩小時的戲，大綱通常是3-4頁，他自己都無法想象，這份29頁的大綱，會成爲一出多長的戲。
後來，這份大綱成了長達8個小時的《如夢之夢》。
《如夢之夢》固然是一出好戲。它是大膽的突破，也是驚人的作品。《香港經濟日報》評價它，「一個大戲川流不息」，新加坡《海峽時報》稱它有「史詩的特質」。但它也是一部非常難制作的戲，這部戲共有十二幕九十五場，演出長達八個小時，首創環繞形式劇場，讓一部分觀衆坐在舞台中央，椅子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轉，猶如置身故事之中，與劇中人同喜同悲。它需要三十多位演員飾演一百多個角色，三百多套衣服，舞台包含八個方位、三個樓層，時間線從民國初年一直延續到現代，空間上橫跨亞歐，從台北演到巴黎，又到上海、北京、諾曼底。
劇本完成後的5年裏，《如夢之夢》演過幾次，「演一場虧一場」。第一次演出是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那時賴聲川是客座教授，只做出了一版三個半小時的英文版工作坊式演出。後來他回到台灣，在台北藝術大學，終于上演了完整的八個小時的《如夢之夢》，卻難以持續。賴聲川的妻子丁乃竺當年接受采訪時也說：「每次制作《如夢之夢》都當作是最後一次，因爲實在太困難了。」
爲了找到複排的可能性，賴聲川曾讓學生做過一個「《如夢之夢》專業重演企劃案」，研究這部戲如何才能一直演下去，五位研究生努力了一個學期，最後得出的結論是：該劇無法重演。「不但無法籌集專業演出所需之預算，更在台灣找不到適合的演出空間。」
2005年過後，整整8年裏，《如夢之夢》都沒有再演出過。
直到遇見王可然。
2021年央華版《如夢之夢》劇照 圖源如夢劇場公衆號
王可然，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故事的主角，一位戲劇制作人，癡迷戲劇，不爲人熟知，是完完全全「幕後的人」，謝幕時沒有他的身影，演職人員名單上也沒有他的名字，但同時，他也是大戲《如夢之夢》背後的舵手。
遇到《如夢之夢》是在2009年，王可然剛成立一家名叫央華的戲劇公司，想做一些真正的好戲。他和賴聲川合作《寶島一村》，他管制作，賴聲川是導演，有一天，他給《寶島一村》想了個廣告語，叫「賴聲川超越巅峰之作」，詢問賴聲川的意見，結果對方一笑，說：「我還有個作品，叫《如夢之夢》，你可以看看。」
《如夢之夢》劇本很長，王可然看得很慢，但讀了一半，他就打電話給賴聲川：「我們做吧。」賴聲川提醒他：「你要想好哦。」
從決定要做《如夢之夢》到它真的面世，王可然籌備了近4年。這部戲成了他那段時間的人生主題。4年裏，王可然的好友、央視主持人張越每次見到他都會問：「你上次說那個戲怎麽樣怎麽樣，還排不排啊？」排嗎？剛開始，王可然的心裏也沒譜，只說「多半排不了」；等過些日子，張越再問，他有了松動，「再等等，在想辦法」；又過些日子，他會說，「有點眉目了」。
2013年，《如夢之夢》終于在大陸首演，主演是許晴、 史可、 譚卓、 劉美钰、胡歌、李宇春、闫楠、孫強。首場戲，一張最貴的戲票一千來塊，那時北京市的月平均工資是五千多塊，誰要花工資的五分之一，看一場從沒聽說過的戲？連張越也擔心票賣不出去，爲了支持王可然，她自己默默花錢，買了一堆票請同事看。
但大家都沒想到，《如夢之夢》北京首場的票，很快就賣空了，票房超過1200萬元，那是保利劇院第一個破千萬的戲劇。等到上海演出，又賣了1000多萬，劇場的工作人員給領導打電話彙報，那頭都不敢相信：「你說什麽？你再說一遍？」
那之後，央華版《如夢之夢》在大陸連演了9年，簇擁者無數，到了這兩年，常常一票難求，張越放出話去：「誰都別再托我買票了。」大家都知道她和王可然關系好，但她一個口子都不敢開，只回一句：「我買不來。」
一部普通話劇的成本約爲100萬，但《如夢之夢》不同，它制作繁複，費用超過800萬。4年籌備，沒有收入，爲了拿出這800萬，王可然賣掉了自己在觀湖國際的房子，也抵押了自己在富力城的房産——那是他畢業十多年來全部的積蓄，只能租房住。最窮的時候，他卡裏就剩3萬塊錢。所有這些，在戲開演之前，他誰也沒說。十多年過去，再聊起這段，張越都不住地搖頭：「王可然是一個瘋子，是個冒險家……《如夢之夢》這部戲，除了他，沒人敢做。」
戲幕後的王可然，身上有一種混雜的氣質，理想主義的天真與商人的精明計算並存，掙紮在「桃花源」與「武陵」，烏托邦與名利場，理想與現實的夾縫裏，爲無數細枝末節的問題做決斷——比如在疫情沖擊和時代巨變中，爲一部戲找到容身之所。
他的故事正如作家賈行家所說：「列位看官，且看戲劇人是如何商人一般，賭徒一般，頑童一般，也君主一般，巫師一般，在精明地、狂熱地、遊戲地，也專斷地、魅惑地制戲吧。他們使我們的年月尚有幾分性情，幾分顔色。」
王可然 圖源如夢劇場公衆號
聽差的、老媽子和舵手
去年冬天，《人物》跟訪了王可然好幾次，那是他最忙的月份，趕上《如夢之夢》的演出季，聊天的地點不固定，有時在排練廳，有時在餐桌上，或是劇院的會議室裏，他的手機一直在響，經常答著問題，突然就開始對著手機發語音，結束後擡起頭又問：「我們剛剛說到哪兒了？」
戲劇制作人的日常，是看戲人很難理解的一種瑣碎和忙碌。牛萌曾是資深文化記者，爲了寫一本名叫《一切爲戲劇》的書，也是王可然的自傳，她跟訪王可然一年多，兩人最高效的采訪是晚上三點以後，那個時候，白天的事情都解決了，該回的微信都回掉了，王可然終于可以安靜下來，好好地回答她那些問題。
白天的王可然到底在忙些什麽？牛萌給過一個回答：他是一個劇的啓動者、總設計師，負責選劇本，找導演，挑演員，找投資，搭建一個劇組，還要敲定演出場地，把關宣傳營銷、商務、售票……
他要操心的事情太多了。排《雷雨·後》時，王可然想請法國著名戲劇導演埃裏克·拉卡斯卡德來執導，但對方對這個陌生的東方故事完全無感，看完劇本後一口回絕：我爲什麽要去中國導一部這樣的戲？第二次溝通，他才改變主意，願意跟王可然見一面。等到第三次溝通，他開始覺得這部戲很有樂趣。第四次溝通結束，他才正式答應來排這部連台戲，結果，新冠肺炎又爆發了。
在此期間，王可然和中方團隊反複給埃裏克寫信，介紹《雷雨》《雷雨·後》的創作背景，解釋爲什麽《雷雨》是中國最偉大的戲劇作品，它的偉大之處在哪裏，它與當下中國人的關系是什麽，整個過程前後花了一年半。
找好了導演，演員也需要一個個敲定。話劇經費有限，排練耗時又長，對演員來說不是一個很有性價比的選擇，最困難時，敲定一個演員，王可然花了整整七個月。面試演員時，他不會讓他們試戲，通常就約對方一起喝咖啡，大家隨意聊聊天，一杯咖啡喝完，五分鍾到半個小時，就能判斷這個人能不能用——這是一種對人的直覺。
他給《雷雨》選四鳳的演員，和對方聊的是戀愛史，什麽時候開始收到情書，什麽時候開始戀愛，原因很簡單——周家的兩個公子都愛四鳳，她一定是一個對男人極具吸引力的少女，那麽，這個演員最好也在生活中有很強的異性緣。
他說服演員何賽飛來演魯侍萍，很多人一開始不理解，何賽飛貴氣、妩媚，在人們心裏，魯侍萍只是一個貧苦的、被抛棄和遺忘的老媽子，但大家都忘記了，魯侍萍也是一個被周樸園瘋狂愛過、到老也忘不掉的女人。王可然一直記得一個細節，那麽多年，周樸園家的窗子就是不能開，因爲魯侍萍和他在一起的時候不開窗，「能讓一個江南的闊少爺瘋狂愛著的女人，她年輕的時候一定有無比的魅力」。
《雷雨·後》劇照，左起佟瑞敏（飾周樸園），何賽飛（飾魯侍萍）齊琦 攝
戲劇制作人要操心的，遠不止戲劇本身。保利劇院的副總經理張朝慧是王可然十多年的合作夥伴，她還記得，最早王可然和保利劇院談《如夢之夢》的演出事宜，要拆改劇場，領導不同意，拍了桌子，因爲從沒有過先例。她作爲劇場方的對接人，去王可然的辦公室找他，「那屋特小特小」，推門進去就看到一張小桌子，王可然正跟人打電話，桌角放著一個大紅本，是房産證。雖然王可然什麽也沒說，但張朝慧一下就明白了，她心裏特難受，喜歡戲劇的人她見過不少，但用自己全部資産來賭這個事的，「少之甚少，甚至都沒有」。
如果要更直觀地感受一位戲劇制作人每天在做什麽，牛萌在《一切爲戲劇》中記錄過幾個片段。那是去年她看《如夢之夢》彩排時，王可然的日常——
他一邊快步趕往劇場辦公室，一邊跟身邊的工作人員交代：伯爵、江紅和五號病人的戲還要調整；晚上賴聲川導演要跟演員肖戰、張亮、黃璐視頻連線，記得提前做好准備；飾演妻子角色的演員頭發顔色不對，能否讓其染色；現場觀衆千萬不能拍照，一定要盯住；今天晚上安排一場聚餐，請全體演員吃火鍋，給大家打打氣。
穿過後台，推開辦公室的門，一屋子人等著跟他彙報：面向抗疫工作人員的《如夢之夢》武漢公益演出場，確定要做直播嗎？直播內容是什麽？在哪些平台同步？這部戲在武漢公開首演，邀請哪些媒體和評論家去看？嘉賓的機票酒店訂好了嗎？快要開票了，售票規則怎麽定？一張身份證允許買一套票還是兩套？昨天這部戲又上微博熱搜了，外界的疑問要回應嗎？怎麽回？
除了《如夢之夢》，還有數不清的事情等他拿主意：央華另一部重頭戲《猶太城》馬上要複排，公司的百度百科資料得重新編寫了，年底要排一部新戲，該找主演了，已開始接洽一些演員，是否還有其他人選？
如此直到半夜2點。
不僅如此，制作人的功夫還得能延伸到劇場之外，這也是一個和人打交道的活兒。
編劇萬方是作家曹禺的女兒，也是王可然多年的合作夥伴，她性格單純，自我定位是個「社恐」。萬方一直記得，《北京人》在廈門巡演，她忽然接到電話，家裏16歲的寵物狗情況不太好，那會兒她在劇院，嚇出一身冷汗，王可然立馬從劇院出來，送她去坐回城的飛機，等到了機場，還有些時間，他又給萬方買了個冰淇淋。安慰到萬方的，除了冰淇淋，還有花兒，每年三八婦女節，萬方都會收到王可然送的花，「沒有人會送我花，但是他會」。
李宗雷是央華的簽約演員，疫情剛爆發那年，他在老家合肥待了很久，沒有演出，也沒有收入，王可然給他打電話：「你來公司上班。」去公司幹嘛呢？王可然給他弄了一個視頻賬號，拍些非常無聊的小視頻，其實就是想找個名目給他發點錢。這樣的小事很多，李宗雷喜歡這種感覺，「他會惦記著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這些很重要，很溫暖」。
在央華，王可然是「這個單位的老爺、老媽子兼聽差，過的不是人的日子」。張越一直記得一件事，有一回，她跟一個上海的朋友聊天，聊到戲，對方說，喜歡看央華的戲，還認識一個央華的票務，張越有點好奇：「央華的人我還挺熟，票務叫啥？」對方回答她：「一個叫王可然的，微信名叫右手舉杯。」
這是一個戲劇制作人的生活：「兩眼發直，亂亂哄哄，操心到極致。」
王可然在排練廳 圖源王可然微博
兩個都不在的地方
戲劇圈子裏，王可然的央華是一家比較獨特的公司。大部分民營戲劇公司排的戲其實就兩類，一類是小圈子的藝術，不打算面向特別多的普通人，還有一類以低成本、低票價，迎合觀衆的趣味，逗逗樂、貧貧嘴——但王可然把自己放在了「兩個都不在的地方」。
這一點，從央華的劇目表能看出來——《如夢之夢》《寶島一村》《暗戀桃花源》是賴聲川的經典作品，《冬之旅》《新原野》《雷雨·後》是萬方的戲，《鄉村》《西貢》《猶太城》則是歐洲戲劇節上口碑非常好的作品。「這麽多年來，在戲劇市場上，嚴肅的戲沒市場，有市場的嬉皮笑臉，主題很深刻，市場又不錯的，唯一就是可然。」王可然的大學老師、紀錄片導演張同道如此評價。
很多人都談起過那件事。那還是2017年7月，王可然和演員安娜伊思·馬田去了歐洲最負盛名的戲劇節——阿維尼翁戲劇節。在阿維尼翁的第一天晚上，他們搶到《西貢》兩張票，座位很糟糕，是劇場最後一排的角落，特別擠，王可然幾乎是「半個屁股邊碰著椅子」看的《西貢》。三個半小時的戲，全法語，他一句都聽不懂，卻看懂了，而且被極大地吸引，當天，他就去找導演談，要引進這部戲。安娜覺得神奇，聽不懂台詞，要如何判斷戲的好壞？但在王可然的標准裏，制作人是一個全方位的工作，制作人首先是要懂戲，再去談生産和制作。他把這種能力歸納爲，「一種戲劇人的敏感和專業」。
張越是資深戲迷，她學文學出身，一直有看戲的習慣。央華上演《西貢》時，張越正在巴爾幹出差，返程那天剛好能趕上最後一場，因爲是法國請來的團隊，下次演也不知道是什麽時候，她坐了幾十個小時的飛機，來不及回家，提溜著箱子就去了劇場。戲很長，她以爲自己肯定會睡著，畢竟30多個小時沒睡覺了，結果居然沒睡，從頭看到尾。
《西貢》的故事發生在一間名爲「西貢」的越南餐廳，講的是一大批越南百姓跟著法國占領軍撤走，逃往法國，從此國門關閉，鐵幕降下，到他們活到鐵幕打開的那一天，40年過去了。曆史裹脅著個人的命運，完全不能控制，這些異鄉人一生都在尋找文化和身份的認同。2018年12月，《紐約時報》評選2018年全歐洲五部最值得推介、最具創作高度的戲劇作品，《西貢》就是其中之一，它被稱爲2017年阿維尼翁戲劇節的「劇王」——王可然戲劇人的敏感，應驗了。
他還力推了一出叫《鄉村》的戲，戲的主角是逃回以色列的猶太人，眼看著追兵就要打到以色列了，但那裏的人幹著活，喝著酒，日子一如往常，他們用一種很平淡的語氣說，那就再等兩天，不行咱們就去馬薩達吧。
不了解猶太民族曆史的人，可能領會不到這句話的含義。馬薩達是以色列的一個高崗，那地方原是猶太國王的王宮，兩千年前，古羅馬帝國入侵時，大部分猶太人被殺死、被抓走，剩下最後的一批，只能跑到王宮門口的那片山崗上。圍困之後，這些人誓死不降，他們在那兒守了一年多，直至彈盡糧絕，集體自殺。「去馬薩達」，就意味著集體自殺。這個民族經曆得太多了，死亡對他們來說仿佛等閑之事，他們是勇敢的，從不喊口號，只是過日子，然後雲淡風輕地說：「不行咱們就去馬薩達吧。」
這些年，央華引進的也多是這類作品。《猶太城》講的是二戰期間，大批猶太人被限制在 「猶太城」，這些即將被處死的人，白天做苦工，晚上會換上幹淨衣服，用一塊肥皂頭或一件舊衣服，換一張戲票，到劇場裏看戲。進到劇院，仿佛回到了往日文明的生活中，「那個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還像個人」。
看這些戲時，作家賈行家疑惑過：「如此遙遠的苦難，如此不同的苦難態度，爲什麽在今天在這裏上演?」像《鄉村》這樣的戲，不介紹曆史背景，觀衆是很難懂的，不是所有人都理解「馬薩達」意味著什麽，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猶太民族兩千年的流亡史，這些戲好歸好，但門檻太高，票不好賣，「賠死了」。
但王可然不這樣認爲。舞台上那些「遙遠的苦難」，講的其實是人類共通的情感和命運。他想讓中國觀衆看見真正好的東西，不管現在能不能完全看得懂，能不能欣賞得了，但真正質量好的東西它得在，大家得見過。
去年上演的央華版《如夢之夢》，王可然大膽地啓用了肖戰來飾演《如夢之夢》裏面的五號病人，這是一個需要勇氣的決定。許多人都很吃驚，爲什麽選他？其實在此之前，王可然並不認識肖戰，也不了解他的過往，他知道肖戰是因爲選角導演的推薦，聽身邊一位心理醫生聊起，才知道肖戰經曆的始末。
第一次跟肖戰見面，他認爲五號這個角色對方能勝任。肖戰瘦削、幹淨，和五號的氣質很相符，最重要的是，演員身上的複雜性足以代表戲劇的複雜性，他所經曆的人生無常，那種迷茫，「人待著待著莫名其妙就被成全了，莫名其妙又被打擊了」，那既是五號病人的命運，也是肖戰自己的命運。
過去一年，肖戰的加入給《如夢之夢》帶來了超乎想象的關注，武漢場《如夢之夢》開票時，購票平台曾因人數過多而崩潰，數據顯示，當時每秒鍾有超過13萬人在線購票，而未改造前，武漢琴台大劇院能賣出的座位數只有1800個左右。
這也給央華帶來了數不盡的沖擊和困擾。盡管推出了一人一票一證實名制購票，仍有黃牛挂出售賣信息：去年北京場《如夢之夢》所有價位的票，黃牛炒到了最低5位數起，其中一樓和蓮花池的票更是2萬以上。爲了應對這些，票務售罄後，央華官方一直在呼籲，「請各位認准真正的合理、合法、安全的三家票務銷售渠道，目前這三個渠道均已無任何可售余票了」。
張越如此形容王可然正在做的戲——他要做符合廣大人群心理需求，又有高水准舞台呈現的戲劇作品，前者能把更多的人帶進劇場，而後者則保證觀衆的精神食糧美味營養，這樣才能讓戲劇與觀衆互相滋養，以便雙方都能體健貌端、長壽健康。
「這當然很難，對一個靠賣票養活自己的民營劇團來說尤其難，但他知行合一地做了。」
任薪橦（孫女）、孫中藝（老總管）、許晴（顧香蘭C）、張亮 (伯爵)、肖戰（五號病人B）、黃璐（江紅A）
拐杖
去年冬天，王可然獲得了法國文化部頒發的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頒獎典禮在一個小院舉行，在場的都是他最親密的工作夥伴和朋友。那個下午，王可然很動情，站在台上說了很多話，講自己爲何走上戲劇之路。
他從小就敏感多思，在家裏小小的九寸黑白電視上，看了很多話劇，那時候電視節目不夠播，電視台在劇院架個機器，錄播話劇，總政的，人藝的，播什麽他就看什麽。不知道爲什麽，他總是對未來有恐慌感，這一點他也解釋不清，總覺得世界很大，不知道未來是什麽，找不到可靠活著的辦法。
中學時代，一位安徽省話劇團的演員找到王可然所在的合肥二中，要給學生們排一個戲，免費，王可然當時是校學生會宣傳部的部長，成了對接人。那位老師叫周安東，他帶著王可然走進戲劇的大門。那時他們排話劇，所有人都走了，王可然還一個人在學校禮堂，一遍一遍地練台詞、走位置，禮堂很空，能聽見自己的回聲，好像每走一遍，心裏的那種少年維特式的煩惱就少一點。跟弟弟一起放學回家，他經常走著走著就開始背台詞，弟弟都笑，覺得他「神經了」，要跟他保持20米的距離，怕別人以爲這裏有一對傻子。
王可然的戲劇之路並不順遂，第一次考戲劇學校，家裏並不支持，因爲要去外地考試，錢不夠，一位老師資助了他100元，那是1987年，100元是老師至少半個月的工資。第一次考學，他去了北京、南京、杭州，初試就被刷了，于是去當兵，在北京郊外的長辛店，他當了三年裝甲兵。三年過後，還是想學戲劇，他又去考試，那年的招生老師正好是之前遇到的那個，他認出了王可然，鼓勵他，「你這四年變化巨大」。
他先是去了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讀了一年半，又退學去了北師大。他不是一個安分的學生，年齡偏大，戲劇功底也深，有個任課老師選了他當課代表，老師在講台上說，以後你們還要學單本劇，什麽是單本劇呢，10到15分鍾長度的劇叫單本劇，王可然脫口而出：「老師，不是的，30分鍾以上才是單本劇。」
二十多年過去，王可然和大學老師張同道一起吃飯，對方還記得他的那些「事迹」，他老逃課，因爲很多東西他都懂了，他從來也不會做出那種小心翼翼的樣子，有學生天天跑辦公室，去幫老師倒水、掃地，「批發各種形容詞」，張同道評價他：「王可然肯定不會幹這個事。」
但畢業是現實的，他還是沒能做戲劇，「混迹在各個電視台的劇組裏」，或者在電視台給人做點活，還開了一個小廣告公司，有個生意上的夥伴跟他合作了十年，突然有一天跟他講，王可然你真是個很有趣的人。這十年間，他觀察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朋友做著做著就倒了，一小部分朋友做著做著就發達了，只有王可然，十年前什麽樣，現在還是什麽樣。
這位朋友點醒了他：「你不是那種能力差的人，爲什麽會這樣？因爲你現在幹的事都不是你在意的，你不會爲了它拼命。」
那一天，王可然覺得自己再也無法逃避了。從少年時代開始，他就知道，戲劇是他人生的拐杖，等到大學畢業，他以爲自己可以不思進取，渾渾噩噩地活著，掙點小錢，活得還挺滋潤，但時間告訴他，這些東西根本無法帶給他真正的快樂。
那個授勳儀式，賈行家也在現場，他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了一種對朋友的理解：王可然爲什麽那樣選戲？爲什麽做一家央華這樣的公司？這些都得到了解答——「央華的戲劇救了哪個具體的人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救了王可然自己。」
「法蘭西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授勳儀式上，王可然先生接受法國駐華大使羅梁先生頒發的勳章。王曉溪 攝
那些對戲有傷害的事，王可然通通都拒絕了。2013年，《如夢之夢》首演，其中有一場重頭戲，女主角許晴、譚卓，飾演伯爵的男主角金士傑都會出現在舞台上。一個茶葉品牌找上門來，說只要把他們的茶葉放到舞台的桌子上，就願意付三十萬元。
當時幾乎是王可然經濟上最緊張的時候，母親身體也不好，正需要錢，聽說有贊助，他本來是開心的，在老上海天仙閣的桌子上放一盒茶葉，也非常合理。可簽約當天，品牌方拿出茶葉來，他一看是普洱，當場就拒絕了。「20世紀20年代，普洱還是偏遠地區的鄉民喝的茶，根本就進不了當時上海最高檔的妓院。三教九流的頂層人物，喝的是最好的龍井或者最好的猴魁，桌上怎麽可能會有普洱?」
因爲尊重戲劇，他不願生硬地宣推，更願意讓戲劇和人心發生關系。張越印象最深的，是王可然曾經爲了宣傳萬方的《新原野》，發起了一場劇本圍讀會。
那是2017年6月17日，111位戲劇愛好者從全國各地出發，彙聚到古徽州黟縣的南屏村。他們中有教師、警察、魔術師、圖書編輯，還有國家擊劍運動員、公務員、村婦。央華包下了村裏所有的客棧和旅館，請大家在老祠堂圍讀劇本。南屏村交通並不發達，得先乘飛機，再倒汽車，張越路上來例假，連買衛生巾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後還是當地一位女性「支援」了她。
那個晚上，大家圍坐在一起，開始讀劇本。《新原野》看起來講的是一個舊社會女性的故事，但事實上，當111個參與者一人一句讀完了之後，每個人都好像變成了劇中人，大家開始傾訴，每個人都開始談自己的感受。夜深了，劇終人散，人們在廣場上搭起長條桌，喝啤酒、聊天。編劇萬方對同行的人感慨，那個夜晚，永生難忘。張越也從沒見過這樣的「發布會」，但她知道，這些人就像種子一樣，會將《新原野》帶給更多人。
南屏舉行的大型讀本活動
大樹底下不長草
王可然不是一個情緒平穩的人。至少現在不是。十幾年前，張越剛認識他那會兒，他還是一個特別克己複禮的人，看不到什麽情緒，反而特別照顧別人的情緒，但現在，「他就跟一個行走的炸藥包似的，一碰就炸了」。
去年冬天，因爲20套《如夢之夢》的票沒有安排到位，王可然曾當著一群央華工作人員的面，直接打電話批評一位央華副總經理，那是一個追隨了他近20年的下屬和夥伴，但批評是毫不留情面的，他當著所有人的面大聲說：耽誤這一整天，你腦子在幹什麽？他也曾在十幾位員工面前罵副總經理李雄，罵了整整十分鍾，還摔了杯子砸他。在排練現場，許多次，張越和王可然都因爲戲吵起來，張越是唯一一個敢直接罵他的人，吵得厲害時，張越說他：「你這不就是個暴君嗎？」
「王可然是個控制狂。」他總是把問題管理得很細，這是張越最痛恨他的一點。比如說晚上要去吃慶功宴，這種小事，他都要自己安排，誰和誰要坐在一塊，誰喜歡吃什麽，誰誰誰最近不舒服，需要有什麽特殊照顧，他一定要每個人都打理到，如果今天晚上下雨，那麽誰和誰要打一把傘，他都會想好。有時候張越也在想，他管這些幹什麽，但他就是要管，不管他就不踏實。
但作爲朋友，張越又非常理解王可然的情緒化。一個24小時有100件事需要處理的人，從錢、到項目、到人、到對外對內的關系，他都要管，這樣的人很難沒有脾氣。
他遇到過太多沒法掌控的事，一場演出，涉及到幾百人的調度，航班延誤了，全部演員滯留機場，下一場演出趕不上了，或者是技術團隊和劇場工作人員發生肢體沖突了，這些事都有過。
他還要面對永遠在變化的明星們。曾有一位明星主動要求來央華演戲，簽約時答應能拿出70-90天來排練，簽完合同了，新聞發布會開了，突然通知劇組，只能拿出19天，而且這19天都不是連貫的。還有人只參加一線城市的演出，不想去二三線城市的巡演；有說自己接了新電影，實在是沒時間，能不能軋戲……剛開始做制作人時，一看到是明星經紀人來電，王可然心裏都會咯噔一下，因爲一旦哪個演員要變動，簡直是滅頂之災。
賈行家覺得特別有意思的一點是，作爲一個制作人，王可然在和演員溝通的時候，會說一些「掉底的話」，他會直接告訴演員們：「我不想和演員深交。」在成年人的世界裏，尤其是商業世界裏，這句話是犯忌的，因爲它太容易被誤讀，可能會影響演員的情感。一個做戲的人，和一個演戲的人，爲什麽不深交？
但王可然就這麽說了，「就像是一個魔術師用透明的布在給你表演一樣，他就這麽幹了」，反而有一種奇妙的真誠，就好像東北人在酒桌上說，「咱們倆以後好好處，但是處不好也沒事」——事實上演員也都明白， 「你告訴我這個，我就放心了」。賈行家後來想想，「那句話反倒對演員是個安慰」。
對所有戲劇人而言，2021都是艱難的一年。去年11月8日，央華戲劇一天裏發布了3座城市演出的取消信息：河南藝術中心的舞台劇央華版《如夢之夢》，重慶大劇院、珠海大劇院的舞台劇連台戲《雷雨》《雷雨·後》。更早之前長沙場的《如夢之夢》，所有的演員都到位了，劇場拆了、改了，差一天就公演，幾百萬已經花進去了，票也全都賣光了，張家界出現疫情。那個時候，大家都處在猶豫中，演還是不演？最後時刻，王可然自己叫停了。
身邊的朋友都勸，扔出去幾百萬，對一個民營劇團來說簡直就是「要死了」，但即使是停了，也沒人覺得你好，觀衆都罵你，只能自己扛著。自己扛的結果就是，壓力特別大，氣急敗壞，待著待著，莫名其妙就開始「發瘋」，摔桌子，打板凳，不知道又跟哪件事急眼了，這麽多年，他一直在這樣一個狀態裏熬。
賈行家有一個感受是，在央華，王可然沒有一個等量齊觀的合夥人，他的要求很高，秩序很嚴密，因爲「民營企業沒有太多試錯的機會」。他是這個公司的絕對核心，大家拿他當師父，當長輩，工作人員實際上都是二傳手。有時候，可能某位工作人員半夜給發來一句，「對不起，還有一些地方需要修改」，那一定是王可然看了告訴他的。
「大樹底下不長草」，這是央華的現狀，也是王可然的困境。當《人物》試圖將這個問題抛向王可然，他飛快地打斷了這個問題，語氣急切：「並不是需要我來決斷，而是必須我來決斷。這絕對不是權力，而是責任，因爲我要承擔所有後果。」
圖源王可然微博
劇場的滋味
看自己制作的戲，王可然喜歡坐在最後一排，悄悄地看。
他有一個習慣：數觀衆。制作第一部戲時，他就是如此。那還是十多年前，《陪你看電視》深圳首演，中場休息時，他站在門口，看見一大群人往外面跑，他太難受了，本能地開始數，想看看走了多少人。等中場休息快結束，又有很多人往回走，他又開始數回來的人，最後發現，走掉的人和回來的人數一樣多，心才放下來。
在劇場這個封閉空間裏，王可然有過許多難忘的時刻。《如夢之夢》第一年開演，有兩位觀衆因爲看戲是鄰座，中場休息時聊了幾句，留下聯系方式，消息再傳來時，他們已經結婚了。
《如夢之夢》五周年的時候，有一位癌症患者來看戲，結束後參加活動，正好當時五號病人的主演胡歌下台，那人喊了一聲，胡歌聽見了，跪在蓮花池邊上給他簽名，很多媒體見證了這個瞬間。第二年，這位患者又來了，王可然認出他來，對方告訴他：「我又活了一年。」
劇場就是這樣一個地方，人心能得到片刻安放。「所有的撕裂，都有一個解答的機會，所有的絕望，都有一個予人希望的方案。」很多人都提到了戲劇帶給他們長久的撫慰和震動。張越至今還記得自己第一次看《如夢之夢》的心情——人啊，糊裏糊塗被送到這個世界上，努力尋找了，和期盼擦肩而過，等慢慢想明白了，這輩子就結束了，下輩子還會再來，所有的苦都要重吃，所有的執著都不能放下，又要重新曆練一遍——人就一輪一輪地，跌跌撞撞地活，是人生苦旅，也是人生樂趣。
賈行家也記得自己去看戲，演員何賽飛站在觀衆席裏和台上的人說話，能看到她小腿下面肌肉的抖動。「話劇是空間的遊戲。台上的運作如同一個有機整體，如同鋼琴演奏家舞動的雙手，說不出的默契，說不出的准確，默契就是簡潔，准確就是優雅，都是百看不厭的美學標准。」
話劇演員李宗雷，最享受的是舞台上那種「流動的節奏的氣息」。他第一次感覺到觀衆的呼吸，是演《北京人》的時候，那是一個非常安靜的瞬間，他說了一句話，突然感覺觀衆的呼吸一下就停了，他們就想聽他後面要說什麽，他開始跟觀衆做遊戲，就不說，然後放兩句話，再放兩句話，等觀衆慢慢松一口氣，說著說著又停了，那些詞完全就在腦子裏，自己瘋狂往下走。
話劇演員的收入不高，這不是什麽秘密，剛畢業的小孩去劇院，一個月五六千塊，李宗雷剛入行時，2006年，一個月工資400塊，沒什麽戲排，他應聘過洋酒的銷售，賣過車，給企業宣傳片配「非常宏偉的配音」。
在央華的一間小會議室，他分享了一件事，那是2009年，當時他還沒有來央華，在另一個劇團，有個演出要去歐洲，要申請簽證，讓大家出具一個銀行的存款單，要有3萬元以上的存款，一屋子戲劇演員全炸了，「說誰有他媽三萬塊錢存款還來幹這個」。
當時大家都在那笑，覺得這是非常戲劇的一件事，一幫人在台上演才子佳人，演老板、高官、富商、伯爵、哈姆雷特，要三萬塊錢存款作爲出國的憑證，全都拿不出來，但大家那個時候不覺得苦，就覺得很有趣，很好笑。
之前疫情來了，實在沒戲演了，李宗雷在家做紅燒肉，在小區裏面給人賣飯、送飯。他演過很多「風流倜傥的大帥哥」，現在賣賣飯，也沒覺得有什麽，他在劇場跟大家講，紅燒肉也分派別，湖南加辣椒，江浙加糖，各地都不一樣。央華的排練廳扔著好些書，卡爾維諾，村上春樹，都是李宗雷的——紅燒肉和看書演戲不沖突。
去年，王可然的身份發生了一些變化，他放下了部分手頭工作，第一次以導演的身份參與到戲劇制作，導了新戲《你和我，劇場奇妙七步》。這部戲從曹禺的四部經典著作《雷雨》《北京人》《原野》《日出》以及萬方的三部作品《冬之旅》《你還彈吉他嗎》《新原野》中節選了七個片段，張越也成了戲中人，她本色出演了一位「說書人」，將七個片段巧妙地串成一個整體。
在這部戲的結尾，所有演員一起目視前方，訴說著《雷雨》裏周沖對理想世界的描繪——我想，我像是在一個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無邊的海上，有一條輕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風吹得緊，海上的空氣聞得出有點腥，有點鹹的時候，白色的帆張得滿滿地，像一只鷹的翅膀斜貼在海面上飛，飛，向著天邊飛。那時天邊上只淡淡地浮著兩三片白雲，我們坐在船頭，望著前面，前面，就是我們的世界。
首演的那個夜晚，戲演到這裏時，觀衆自發開始鼓掌，劇場進入了一個奇妙的空間，演員越來越「松」，觀衆卻越來越「緊」，這是屬于戲劇人和看戲人的奇妙共振。
剛剛過去的3月，王可然和央華又開始制作中文版《悲慘世界》，采用的是維克多·雨果的兒子夏爾·雨果改編、曾由其父親自認證的劇本，法國演員之春戲劇節主席讓·瓦雷拉監制，法國導演埃裏克•拉卡斯卡德導演，2023年1⽉10-15⽇在北京保利劇院舉行世界首演。
發布會上，許多人回憶了自己與《悲慘世界》的故事。那是幾代人的青春記憶，主持人張越說，她找遍了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各個版本的《悲慘世界》，如果出國，也會查一下這個地方有沒有在演《悲慘世界》，不管英文版法文版都要去看一下，雨果筆下的法國，那些普通人的故事，「非常長，非常美，非常有力」，冉·阿讓一邊要面對外部世界的狂風暴雨，一邊面對內心的征戰。
這也是王可然青春期最喜歡的戲。他曾在許多場合提到過《悲慘世界》對他的影響，「你就覺得天空開始亮起來了，高中生活有依據了，有光了」。戲可以把對生活的壓力和不滿都抒發出來，可以把對別人的關心說出來，把不公平的事鞭撻一下。
關于《悲慘世界》，他還想起來一個小故事，他第一次看這本小說時才12歲不到，重讀時是17歲，那年，他去參加一場主持人考試，所有考生都是競爭對手，前面一位考生發現自己忘帶稿子了，他就把自己的備稿遞了過去。下午，他照例去恩師趙芝蓮老師那兒上課，跟老師提起這事兒，還問老師：「我這樣是不是好傻？」趙芝蓮老師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跟他說：「你不傻，你心裏表現出了我看重的東西，這就是人道主義。」
那天，老師拿了一本《悲慘世界》遞給他，夜裏重讀，王可然至今還記得那份心境——「它把我樸素的東西照亮。它告訴我什麽是對的。」
王可然站在黑暗的側台看光亮處的戲 圖源王可然微博
參考資料：
1、《一切爲戲劇》，王可然、牛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1月。
2、《賴聲川的創意學》，賴聲川，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