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 《企鵝歐洲史》中記載了1858年德國漢諾威的一次斬首行刑，讓人不由得想起了魯迅先生的《藥》。著名的“人血饅頭”，在歐洲變成了“人血飲料”。
歐洲斷頭台
當時的一位解剖學家，擠到了人山人海的行刑台下，觀看了整個過程，他描述說：
幾個行刑助手用一個皮兜子兜住犯人的下巴，一人拽住皮兜子，使勁把犯人的頭往後拉。劊子手從披風裏抽出一把刀刃鋒利、裝飾講究的執法大刀……雙臂揮刀向犯人的頭上砍去，轉瞬間犯人身首異處。劊子手刀法幹淨利索，一刀砍斷了脖子……幾個癫痫病患者等在斷頭台的一側……行刑手用杯子盛上犯人流出的冒著血泡的血，遞給患者，患者接過杯子一飲而盡。
19世紀的歐洲，公開處刑，把人血當成治病的良藥，這麽愚昧無知嗎？
對的，一直到19世紀末，這一類的公開處刑依然很多，而且人們也樂于去圍觀。和當年處決女巫的盛況差不多，一旦有處決犯人的消息傳出來，附近的居民總會蜂擁而來。大部分人是看熱鬧的，中間還摻雜著兜售食品飲料的小販、表演雜耍的藝人、行竊的小偷，以及等著“人血飲料”的各種病人——這位記錄行刑過程的解剖學家，也不是去看熱鬧的，他十有八九是想帶走犯人屍體供解剖使用。
大家可以想象，當時的情況是多麽的混亂。
歐洲的公開處刑，不管是斬首、火刑還是絞刑，都是皇室以及教會的統治手段，通過血腥殘酷的場面，震懾民衆，維護自己的權威。
但是，資産階級崛起了，如何處置罪犯也成了他們同皇室及教會抗爭的熱點。
歐洲的絞刑非常普遍
國王不能隨意處決犯人，教會也不能隨意迫害“異教徒”，建立一個完善的司法體制，成了19世紀中後期歐洲各國資産階級抗爭的熱點。公開處刑罪犯，在歐洲慢慢的減少了。
在文章一開始描述的這次行刑之後，歐洲各國紛紛改成了在監獄內處決犯人。最早進行這場改革的是俄國，1826年爆發的針對沙皇統治的十二月黨人起義，尼古拉一世公開處決了被捕的5人。結果，在絞刑過程中繩子斷開了。按照傳統，這是上帝的旨意，犯人可以免死。但是尼古拉一世不願意赦免這些人，換了新繩子繼續進行絞刑，引發了群衆的強烈不滿。
歐洲各國都意識到了普通群衆的強烈“敵意”，廢除公開處刑大勢所趨。不僅如此，資産階級再接再厲，開始盡量減少死刑犯的數量——按照以往的法律，很多並不是很重的罪行，都可以判死刑。
而現在，國王手握生殺大權的日子一去不複返了。不僅如此，被資産階級掌握的議會，進一步開始了對監獄的改革。
問一個問題，監獄的作用是什麽？
一般人可能會回答“關押罪犯”。是的，但只回答對了一半。不管是古代中國還是歐洲，“肉刑”都是最重要的刑罰手段。砍頭、鞭打、杖刑、黥面、割鼻……對待犯人，直到19世紀中期，最流行的還是肉體的折磨。
監獄的最大作用，僅僅是在審判階段，臨時關押犯人。當然，監獄還是最重要的審訊場所，各種殘忍刑具布滿了每一個角落，讓犯人們生不如死，只好認罪招供。
歐洲監獄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減少死刑，減少“肉刑”。
鞭刑
減少肉刑是個緩慢而阻力重重的事情，比如在歐洲流行上千年的鞭刑，已經成了最爲傳統的懲罰犯人方式。猶太人、羅馬人、波斯人、埃及人，以及穆斯林們，都使用過鞭刑。在醫療手段不發達的時代，鞭刑所造成的傷口，極有可能因爲感染奪取犯人的生命。
衆所周知，目前新加坡依然保留鞭刑，而這種制度就來自曾經的英國刑法。
在19世紀末，肉刑逐漸被歐洲各國廢除。如何懲罰罪犯，成了各國最頭疼的問題。
俄國人的辦法最爲直接，由于國土面積廣大，尤其是西伯利亞地區異常寒冷，荒無人煙。所以把犯人流放到那裏，幾乎連看守人員都可以不要。所以，整個19世紀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俄國人大約有86.5萬。很多的犯人，就在寒冷的西伯利亞渡過了余生。
澳大利亞曾是英國罪犯流放地
而對于歐洲人來說，把放人流放到自己的海外殖民地，則是最好的選擇。畢竟，監獄裏人滿爲患，成本越來越高——把這些人送到殖民地，可以極大的補充勞動力，犯人們自然也願意。
比如英國，從18世紀開始，就把犯人流放到北美。但是到了1776年，北美的抗爭讓英國再也無法流放罪犯了。于是，他們又把目光轉向了遙遠的澳大利亞。此後數十年時間，源源不斷的罪犯來到這片不毛之地，努力生存下去。
可以說，澳大利亞爲英國本土的監獄，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但是到了19世紀60年代，澳大利亞人也開始反對，覺得自己不能永遠接納英國罪犯。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大，1867年，英國的流放制度徹底結束了。
當越來越多的歐洲國家無法流放罪犯，他們必須開始正視監獄改革了。
監獄是重要的審訊場所
19世紀之前的歐洲監獄，往往是以懲罰爲主。罪犯會遭到非人的虐待，被打死或者病死的情況時有發生。但是到了19世紀末，改革派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監獄改革思想：改造罪犯。
從“懲罰”到“改造”，近代監獄改革終于走上了正確的道路。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帶動歐洲近代監獄改革的，正是英國的罪犯流放地：美國。
1790年，美國費城建造了一所新型監獄，意圖通過勞動改造犯人的性格，讓他們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這種思想被英國人大加贊賞，爲了解決國內越來越多的犯罪問題，1842年倫敦建造了英國曆史上第一所新型監獄。
在這裏，犯人們都有自己的編號，他們要讀《聖經》、做禮拜，虔誠的進行內心的忏悔。會有專門的神父負責這些囚犯，幫助他們“一心向善”。當然，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必要的懲罰還是需要的。
監獄跑步機
1818年，英國工程師William Cubitt爵士受到了磨坊水車的啓發，發明了專門監獄使用的“跑步機”。這是一種巨大的設施，一群犯人雙手抓住橫梁，兩腳不停的踩動輪子，産生的動力還可以碾碎谷物或者抽水，一舉兩得。
對于囚犯們來說，雖然跑步機比鞭刑要輕松很多，但是按照規定一次要踩兩個小時（每天要踩六個小時以上），單調無聊又費力氣。一旦停下來就會被輪子卷住，嚴重受傷，也是很痛苦的懲罰。
關鍵是，這種跑步機進入監獄的時候，犯人們的生存環境依然非常糟糕。長期缺乏營養，缺乏睡眠，衛生和醫療條件惡劣，意味著一旦在跑步機上受傷，輕則殘廢，重則死亡。
19世紀末，又一輪改革的浪潮襲來時，監獄跑步機退出了曆史舞台。
但是，歐洲監獄的問題遠遠沒有解決。
監獄人滿爲患
由于沒有過多的財力投入到監獄的管理，犯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于此同時，政府卻難以補充更多的看守。
于是，在監獄內把犯人用鐵鏈鎖在一起，用皮鞭和棍子暴打犯人，減少一日三餐的供應都很普遍。一直到20世紀初，歐洲監獄中的種種問題，導致犯人們根本得不到“改造”。他們出獄之後，反而變得更暴力，這讓改革家更加頭疼。
當時有人提出，罪犯是會遺傳的，有必要的話，應該給“遺傳性犯罪者”做絕育手術。改革家們沒有意識到，罪犯的不斷增加，最重要的原因是，那個時代歐洲各國都極端混亂。
工業革命席卷而來，大量的農民失去土地，不得不進入城市成爲工廠工人。而當時的資本家非常恐怖，他們不僅想盡辦法增加工作量和延長工作時間，而且只給工人們少得可憐的工資。
所以，大城市裏充滿了酒鬼、小偷、強盜和殺人犯。比如19世紀末的英國倫敦，貧民窟分布在城市各處，警察卻少得可憐。
開膛手傑克之案
1888年著名的“開膛手傑克”，就是出現在當時著名的貧民區白教堂附近。而這個窮凶極惡的殺人犯，犯罪目標基本都是窮困的娼妓——而在當時的倫敦東區，每晚至少有上萬名娼妓徘徊在街頭。
再加上遍布歐洲的窮困移民、黑幫、革命者，整個社會極度混亂，罪犯抓也抓不完，監獄裏都被塞得滿滿的。
這樣一種幾乎無解的局面，迎來了隨之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戰爭打亂了一切，整個歐洲戰火紛飛，大量人口死亡，不管是平民還是罪犯，都無法置身事外。戰後，在一片廢墟之上重新生活，一切都是新的開始。
隨著戰後各國對于警察力量的不斷加強，社會穩定帶來的福利提高，犯罪率也越來越少。這種情況下，真正的“監獄改造”才越來越有成效。
回顧歐洲監獄改革曆史，我們不得不正視一個現實，監獄永遠不是打擊罪犯的最前線。完善的法律制度，穩定的社會生活，以及維護治安的警察力量，才是預防犯罪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