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導語:中年互聯網人,現在在過著什麽樣的生活呢?在互聯網大廠摸爬滾打過後的劉暢,選擇了慢節奏的成都安定下來,然而,閑下來的他,卻感覺到了不安……一起來看看産品經理劉暢的故事吧。
有時候中年危機不是源于你不行,而是因爲你太行了。
奔四的劉暢是較早留學美國的海歸,也在互聯網大廠摸爬滾打過,等到要安定下來時,選擇了有著慢節奏的成都。沒想到,“安逸”背後潛藏著的中年危機,打了這名互聯網老兵一個措手不及。
01
劉暢租住的曼哈頓國際首座是個高檔小區,緊鄰車水馬龍的人民南路四段,但出入口在鬧中取靜的桐梓林中路上,到地鐵站只用步行5分鍾。兩支老年自行車隊從這裏穿行而過,給忙碌的工作日早晨增添了一抹休閑氣息。
8點15,他背著健身包出現了,准備下班後去撸鐵。“上家公司太忙了,基本沒怎麽運動。現在節奏沒那麽緊張了,爭取每周練幾次。”他去年夏天從上海一家互聯網金融公司離職,歇了小半年,然後加入了“國銀金科”成都事業群,這是一家銀行旗下的金融科技公司。
他是我來四川後第一個主動跟我說普通話的人。“成都總體上還是四川人居多。”找工作時獵頭告訴他,本地人想出去工作的很少,很多人跳槽的首要條件是“留在成都”。
“不過,我們辦公室的本地同事跟我說,明顯感覺這幾年蓉漂在變多。”他說這個同事之前都不怎麽需要說普通話,但上一份工作在創業公司,發現開會時全國各地哪的口音都有。“對于那些在北上廣深買不起房的年輕人來說,在成都安家是個不錯的選擇。”
地鐵坐5站,出站後步行1公裏左右,就是他公司所在的四川國銀大樓,通勤非常方便。“我們9點前要打卡,等我一下哈。”他在樓下站定,掏出手機,打開一個app,操作了起來。
“我們有三種打卡方式,一種是去辦公室刷指紋,一種是用剛才那個廣州事業群做的app,還有一種是用武漢事業群做的app。廣州app不限距離打卡,方便大家疫情期間在家辦公;武漢app在距公司500米內才能打卡。”
“我之前遠程辦公時用廣州app,但現在回辦公室了,理論上應該用武漢app了,但我還是用廣州的。原因特別二:我之前在武漢app上申請賬號的時候,它提示我綁定一個ID。我以爲這個ID就是工號,綁定成功之後,同事告訴我ID不是工號,需要重新申請。”
“搞笑的是我的工號是另一個人的ID,我用武漢app相當于在幫那個人打卡。我想把綁定的ID給改了,問了武漢那邊,結果告訴我要直接動數據庫,讓我去找程序員。太折騰了,我還是繼續用廣州app算了。”
打完卡,我們去公司旁邊的“包粥天下”吃早飯。疫情期間公司食堂關了,而且公司食堂味道不如外面。他一般來這兒吃4個小籠包加1碗黑米粥,一共8塊錢。
“最近有點慌。我已經閑了兩周,沒啥事幹,也沒人過來找我。放在互聯網公司早就被開除了。”他說,在上家公司忙成狗,在這邊閑成狗,兩個極端之間的巨大落差讓他很不適應。
“我要是有編制就不慌了,反正不犯大錯就不用走人,安安心心混下去也行。但我們簽合同的有末位淘汰考核,能混多久也不知道,如果把一身功夫混廢了,出去還有沒有競爭力也不好說,所以不敢混。”
“但是,不混呢,又有種有力使不出的感覺,這邊和純市場化的互聯網公司還是挺不一樣的。”他說,前幾年銀行看支付寶做得風生水起,意識到自己在互聯網時代已經落後了,想要追趕,所以搞了個偏互聯網的國銀金科探探路。
公司在好幾個城市都有研發中心,也就是事業群,原來的定位是服務總行業務,現在多了一項任務——把內部的好東西“産品化”,也就是用互聯網方法論將其沉澱提煉成産品,推廣到全行業,盡一些社會責任。這是招劉暢進來的主要目的。
“但是,公司不懂互聯網的玩法,在我來之前都沒有PM這個角色。以前給總行做項目的流程是,總行直接給事業群提一句話需求,技術就敢排期,然後開幹。結果bug多得不忍直視,像我們的打卡app就老崩。”
“路子這麽野?”
“我剛來的時候都驚呆了!後來觀察了一下,發現他們之所以敢這麽玩,主要是年底考核標准是‘做過了什麽’,而不是‘做成了什麽’。互聯網公司常見的DAU(日活躍用戶數量)、下載量、結果導向?不存在的。”
“反正總行看的是有沒有,不是好不好,有個東西交差就可以了。”他說,即使是這樣,還是有很多人壓根不幹活,而是靠討好領導在公司混下去。
“領導孩子過生日,有個哥們提前把場子訂好,然後跟領導說:‘知道您比較忙,孩子生日當天我去接,您下了班直接去參加生日會就好了。’”領導知道這個人不幹活,但還是睜只眼閉只眼。
“公司招我進來就是做産品化的,肯定不能不幹活。但是,我幹了半年,發現阻力很大。”他說自己是個光杆司令,一個人將整個公司的好東西産品化不太現實。領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就給他弄了個興趣小組,其他部門對做産品感興趣的同事可以加入這個小組。
“本意是篩一些人出來跟我一起幹。”他一開始辦了幾個産品講座,還有幾百人過來聽,但越到後面講得越專業,很多人就不來了,“興趣嘛,又不是KPI,聽不懂就沒動力繼續聽了。”
“而且我跟好多來聽講座的人聊過,真正對做産品感興趣的人比較少。他們的想法基本都是一邊在這幹著、一邊准備考公務員。只要能捧上鐵飯碗,幹什麽無所謂。”
“那我就一個人幹吧,慢一點也行。但是發現在做産品的時候,很多接口需要其他事業群提供。因爲這個事不算他們的KPI,所以他們的配合積極性不高,而且異地溝通效率太低了,心累。跟領導反饋過,他也沒辦法,讓我先做點成都事業群內部可以搞定的事情。”
“我前段時間寫了篇季度工作總結,昨天發給副總裁了,彙報我這幾個月看到的問題,有成都的,也有總行的,主要是兩點。”
“第一點,建立産品化工作的考核與激勵制度。事業群原來只服務總行,現在多了一項産品化。工作量增加了,但薪資待遇和獎懲措施沒有調整。既然不算KPI,那當然是能不幹就不幹。”
“第二點,建立從上到下的産品化機制。既然輸出的産品打的是總行的名號,那肯定是要總行先做好頂層設計,再布置給事業群去拆分和落實。現在,總行不管,放手讓事業群去做。事業群又沒有戰略高度和統籌能力,做出來的産品格局不夠,也無法形成合力。”
“我消化一下哈,”我打斷他,“我理解的是這麽個情況:銀行想學互聯網做産品,就從互聯網公司挖了些PM。PM來了之後,發現銀行缺少互聯網公司的基礎設施,原來幹的活,現在沒法幹。要自己搭基礎設施的話,又沒有權限。是這意思嗎?”
“就是這個意思!其實,我之前跟HR聊過這個問題。當時提得比較直接,我說戰術上的勤奮不能彌補戰略上的懶惰,總行想做産品,不能光指望我一個事業的小兵。要麽你給我足夠的權力,要麽招一個類似于張小龍那樣級別的高管來牽頭。”
“HR也蠻坦誠的,告訴我她們的顧慮:這個角色以前沒有過,做的事也是新的,怎麽判斷招進來的人是否符合公司的要求呢?他級別這麽高,萬一沒起到作用,HR擔不起這個責任。”
“另外就是,如果招來了合適的人,公司真的變好了,不是變相說明原來領導的能力不行?”
“哇,你的這些觀點好尖銳啊!領導能接受嗎?”
“他說我是第一個寫這種東西的,也一針見血地點出了很多問題,明天跟我長聊一下。”
“那他這算是肯定還是否定你呢?”
“我也不知道。”他說自己之所以寫這個總結,就是想探一下領導的口風,從而調整自己的職業規劃。“我後年就40歲了,接下來的路要怎麽走?如果領導完全不在意我提到的這些問題,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我的工作就推進不下去,趁早騎驢找馬。”
“不過,領導約我聊,說明還有溝通的空間,但也不好辦。國企的反應速度沒有互聯網公司快,即使他松口了,實際落地還要多久也不好說。這邊合同一年一簽,如果今年等不到上層的調整,那我還是啥也幹不了。你說我能不慌嗎?”
大樓門外有一張很小的外賣台,上面的外賣不多。11點45,劉暢下來了,他說成都的疫情控制得比較好,大家更偏向于堂食,而不是外賣。
“複工後,我把旁邊的飯店吃了個遍,感覺還是習慣吃手擀面。我是鄭州人。”他帶我去吃剛開的“新疆飯店”。我點了份手抓飯,45塊錢一份,但端上來一看只有幾塊肉,性價比很低。他安慰我:“算了,疫情之後,餐飲行業都在漲價。”
我問他上午在忙啥,他說花了 1 個多小時制定 PM 培訓規劃,剩下的時間就在跟鄭州以前的同事聊天,了解外面的行情。“都是我的組員,一個年紀比我還大的男的,覺得升職無望,但是辭職了又不知道去哪,有點中年焦慮。”
“還有個女的年齡比我小,最早是做客服的,後來我帶她學習商業分析,她轉型當了數據分析師。她也是覺得上不去了,想跳出去看看,但已經買房了,很猶豫。她在等公司裁員呢,拿筆錢再走。”
“他倆都是溫水煮青蛙,我發現這點體制內外倒是差不多。”他說跟身邊一些同事聊過,很多人對外界不了解,尤其是校招生——雖然也會覺得現在的工作氛圍跟入職前的設想有點差距,但不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也沒想過下一步怎麽走,就先不好不壞地幹著。
“我現在體制內外都待過了,感覺這是個圍城。在互聯網公司的時候覺得壓力太大了,生活犧牲太多。到這邊之後確實閑了,工作時間是上午9點到11點半,下午2點到6點,還不到8小時,但員工的專業度和積極性都不如互聯網公司,而且行政幹涉比較多。”
“公司有零食販賣機,我今天上班時本來想打杯咖啡,結果發現不能用。問了同事,說是10點後才開始供應,因爲公司不希望大家把零食當早飯吃。這個管得有點寬了吧!”他說如果當時在互聯網公司知道這邊是這麽個情況,離不離職還真不一定。
吃完飯,我們去旁邊的星巴克,他買了杯桃子茶喝,最近“銀聯62節”到了,優惠力度很大。我問他:“你爲啥從上海來成都呢?”
“因爲我年紀不小了,該考慮定下來了,所以跟老婆商量了很久,對比了好幾個選擇。”他說,在鄭州沒什麽互聯網工作機會,肯定回不去了。
“當時的第一反應是留在上海。但我有個關系很好的同事是上海人,平常工作就夠累了,他說帶孩子比工作還累。周六一大早就帶孩子去上培訓班,上一天;周日上午繼續,只有下午能休息。”
“我留在上海的話,安家壓力大,子女教育也是個麻煩事兒,還不光是上培訓班這麽簡單。上海有錢人多,可能涉及同學之間的攀比問題。我和我老婆都不是爲了孩子可以犧牲一切的人,所以上海就算了,北京也一樣。”
“也考慮過杭州,去阿裏,但工作強度跟我在上海差不多。除了阿裏沒啥特別好的選擇了,其他公司開不出這麽高的待遇。而且杭州房價現在已經很高了,開銷也不低,那邊又沒什麽社會關系,就不考慮了。”
“我上家公司在東南亞有業務,我去出過差,對那邊還挺熟悉。離職後,我帶老婆去了趟新加坡,看看她喜不喜歡這個國家。她覺得那裏很幹淨,有秩序,文化跟中國也接近,但她是內蒙古人,氣候不習慣,太熱了,受不了。”
“離開上海也有氣候原因,梅雨季節太潮了,東西全都發黴了。冬天太濕冷,我們北方人不習慣。江浙滬那邊雖然風景不錯,有山有水的,但我工作的那幾年基本沒時間陪她去旅遊。”
“也去面過騰訊,但金融相關的是邊緣業務,不在總部。我收到的面試短信告訴我去一樓接待處,結果我去的時候發現一樓沒有接待處,就問保安,保安告訴我騰訊的接待處在五樓。”
“我去五樓接待處取了個號,然後等著叫號。結果,快到面試時間了也沒叫到我,我就按短信上留的聯系方式打電話,發現是個空號。語音提示說號碼變更了,要加個9。”
“電話打通之後,對方告訴我不是這一棟樓。我趕過去,他們說面試的領導還在開會,讓我等著。過了半個多小時,面試官來了,遲到了也不道歉。他問我上家公司支付業務是怎麽做的,我向他介紹之後,他又挑戰我,說這麽做有問題。”
“但我們就是這麽做的,而且這個做法在市場上已經得到驗證了啊!”面試下來,他覺得騰訊的這個部門非常不專業,不真誠,感覺不是想招人,而是想了解行業情況,從面試人身上套話。“薪資還不如我上家公司。我從上海去深圳,不可能接受降薪的。”
“在成都生活性價比很高,我以前在這兒工作過,比較熟悉,而且我拿到了滿意的offer。”在各種取舍之後,夫妻倆折中選擇了成都。
快1點了,他要回公司睡個午覺。“我本來沒這習慣的,但同事全都睡了,燈也關了,我一個人在那工作顯得有點格格不入,所以也稍微睡一會兒。”
6點准時下班,我們騎自行車去春熙路上的百盛時代廣場,他在這兒報了私教,一節課280塊。“我現在基本不加班了,爭取一、三、五都過來練練。”他說自己以前有健身習慣,但在上海工作太忙了,斷了兩年多,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出健身痕迹了。
健身房裏有個挺壯的女生,劉暢說是同事,跟他年紀差不多大,但是資曆比較老,校招進來,已經幹了十多年,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寫寫彙報材料。
“她重心主要在生活上,有點提前退休的感覺。她和老公是雙職工,各種收入加起來一年有小一百萬了。如果沒什麽野心,這些錢在成都過過小日子,其實挺舒服的。”
“但是,我還過不了這種生活。”他說自己趁著年輕還想多做一點事情。只要有了這樣的心態,在哪裏都不會太輕松。
02
“昨晚沒睡好。”上班路上,劉暢說搬到成都之後睡眠質量下降了,睡得比較淺,有點動靜就醒了。“主要是靠近主幹道,有點吵。不過,我在上海時住的是老小區,隔音也不好,但那時工作太累了,每天一沾枕頭就能睡著。”
“你應該是好久沒有准點下班了吧?不加班的話,你晚上一般怎麽過呢?”
“昨天健身了,回去算晚的,到家已經9點多了。洗個澡,然後陪老婆說說話。”他說老婆是做測試的,上海的工作還沒辭,在成都遠程辦公。因爲每天都宅在家裏,長期一個人待著,所以他下班後一般都會回家陪老婆聊聊天。
“以前她在辦公室,還可以跟同事聊聊天,滿足日常的社交需求。我雖然很忙,但收入比現在多,陪她的時間少一點,她也就認了。現在回成都了,錢少了,但時間多了,她就想要我多陪陪她。”
老一個人在家悶著確實也不太好,我問他:“爲什麽嫂子不考慮把上海的工作辭了,在成都重新找呢?”
“疫情期間機會不多,我們看了看,都是些小公司,薪資待遇不理想。另外就是我剛來半年,還在熟悉新公司,她也換工作的話不太穩定,如果我們接下來想要孩子,就比較麻煩。”
“我老婆做測試比較久,也碰到職業瓶頸了。她不是事業型女生,談不上多喜歡工作,專業技能也就那麽回事。我們擔心繼續做測試路會越走越窄,所以也在考慮要不要轉型幹點別的。”
中午,我們在公司樓下的“隆江豬腳飯”吃飯,大份雞腿飯裏有兩個鹵琵琶腿,只要17元,性價比挺高的。他說上午9點半開始業務培訓,老師介紹一個做了十幾年的項目的業務架構,一直講到11點。
“我聽了一會兒就跟不上了。一個業務模塊被拆分成了五層,老師介紹每一層都是幹嗎的。但我問老師爲什麽要這樣拆,他解釋不清楚,說這個項目的經手人太多,完整經曆了項目演變全過程的人很少,也沒留下文檔。”
“反正是在電腦上開遠程會議,我就一邊挂著、一邊想下午跟領導怎麽聊。我提的兩點訴求——‘建立産品化工作的考核與激勵制度’和‘建立從上到下的産品化機制’,在事業群這個層面都比較難辦。不管了,聊完再說吧。”他抽了根煙,上樓去了。
6點半,他才下來。聊了這麽久,我以爲會有好消息。“聊得一般吧。”他說,領導首先就明確了現在公司的制度和文化不可能改變。“不可能引進CPO(首席産品官),更不可能授權讓我去動頂層設計,基本把我在總行這個層面做産品的路堵死了。”
“但是給我開了個口子:保留興趣小組,允許我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做産品化嘗試。看起來是給了我一個機會,實際上是把難題抛給我了。”劉暢說他剛入職半年,待遇是談妥了,但級別沒定。HR跟他說的是等年底考核之後,視結果來定級。
“我當然是希望級別評得越高越好啊!”但是“在職責範圍內做産品化嘗試”是個很虛的描述,具體該幹什麽,怎麽定KPI,都不知道,他心裏就完全沒底了。
“我跟領導說不知道考核標准,領導回答得很隱晦,大概意思就是說這麽多人混,考核不也都通過了嗎?我的解讀是還有半年才考核,要不我就跟大家一樣,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隨便找點什麽事應付過去,保持現狀。”
“要不就用這半年時間好好想想在職責範圍內有什麽可以做的,搞個能拿得出手的東西來,爭取考核得個優秀。但是,我現在一沒權力、二沒資源,只有個興趣小組,想折騰出一些真正有意義的事情來,太難了。”
他感慨道,本來是打算到國銀金科之後能消停一陣吃吃老本,結果剛歇了半年,就碰到了更大的麻煩。“現在要自己給自己找活幹,自證存在的價值,還不如工作難一點、累一點呢!”
03
周六下午2點,我到劉暢家裏的時候,他剛起床沒多久。“昨晚1點多睡的,9點多醒了一次,玩了會手機又睡著了,12點半才起。”他說自己周末一般不刻意安排,睡個懶覺,磨蹭一下,吃個飯,看看書,寫寫公衆號,玩玩《王者榮耀》,一天就過去了。
“兩天都宅著嗎?”
“我最近在籌備一個關于産品的個人公衆號,因爲平常比較忙,所以都是周末抽一天來寫。還有一天,我老婆會拉我出去逛逛街、吃個飯啥的,她宅不住。但可能是我年紀大了,周一上班時就會覺得沒休息夠。”
劉暢租的房子在23樓,170多平方米,兩人住綽綽有余。近20平方米的大陽台視野很好,樓下川流不息的主幹道和對面人來人往的四川省中西醫結合醫院一覽無余。“你爲啥租這麽大的房呢?”我問他。”
“我本來是想租兩室一廳的,中介帶我看了,不滿意,他就給我推薦了這套。一開始開價7500塊,我覺得有點貴,而且我們兩人住確實用不著這麽大。”
“後來,中介跟房東聯系了一下。房東說如果年付,可以降點價,我們就談到了7000塊。我看她朋友圈,發現是個哈爾濱富二代,家裏開酒店的。她常駐北京,每天曬車曬包,應該不差錢。我就繼續跟她砍價,說我一次簽兩年,6500塊行不行,最後她同意了。”
“桐梓林是老牌富人區,各種配套比較成熟;而且這個小區交通很方便,但二手房價格才兩萬出頭。我們當時考慮過,要不要跟房東商量一下,把這房子買下來算了。”
“但是,一方面覺得靠近主幹道有點吵,另一方面我老婆覺得周邊沒有大超市和商場。”他說,已經在考慮買房了,但方案還沒定。“因爲將來很可能會去高新區工作,所以在看那邊的學區房。但是房價比較高,要4萬多,而且人流量比較大,有點嘈雜。”
“或者再往南邊一點,買在興隆湖附近,環境好。但缺點是配套不完善,上班要開半個多小時的車,進城也不太方便。”他覺得目前先租房子也無所謂,以前在美國留學、在成都和上海工作都是租房,已經習慣了。
“你還在美國留過學呢?”
“是啊,讀了兩個碩士。”他說自己本科讀的是鄭州大學,2005年畢業後,本想走一條那個時代很流行的路——先留學,再移民。于是就去硅谷讀了個軟件工程研究生。
但是畢業後,恰好趕上2008年金融危機,美國受影響比較大,留學生不好找工作,很難申請工作簽證和綠卡。爲了能留在美國,就只好繼續讀博。
“因爲那時3G還不普及,流量比較貴,所以我導師想跟WebEx合作,看看怎麽在小帶寬條件下,用視頻編解碼技術,在保證視頻質量的前提下盡量減小視頻體積。”
“結果,博士讀到第2年的時候,爺爺身體不好,進進出出ICU好幾次。我放假回國,家裏人勸我回家待一段時間,把老人送走再出國。”
“其實,我那時已經很適應美國的生活了。我讀的是個私立大學,很多同學都是在職的,早上7點過來上課到8點半,然後去上班。下了班之後,晚上7點過來上課到9點多。我白天比較閑,就去健健身,兼職打個工啥的。”
“休息時間釣釣魚、打打高爾夫,開車出去camping(郊遊)。社交圈子也不局限于華人,跟老美和其他國家的移民都打交道,其實生活挺豐富的。”
“當時一心想留在那邊,所以回國時只帶了兩小箱日用品,把車和其他家當啥的都扔在朋友的車庫了,原計劃是把爺爺送走就回美國繼續學業,然後找工作。”
“結果,回國之後,爺爺的病情有所好轉。我在家住了一段時間想回美國,但我爸強烈要求我一直待到把爺爺送走。時間長了,家裏人覺得我天天賦閑也不是個事兒,幹脆在鄭州找個工作先幹著。”
“但我那時還沒畢業,情況比較複雜,不好就業。找來找去,找到一家早期給蘋果提供支付技術的外企,這時我家就勸我留在國內,不要去美國了。”
“主要是我爸。他是軍人出身,在部隊裏待了20多年,對歐美國家有點敵意。而且他年紀大了之後肯定要跟著我生活,所以強烈反對我移民。”
“我2005年出國的時候,中國加入WTO還沒幾年,經濟一般。到美國之後,發現美國的整體環境、教育、醫療、科技,都把中國遠遠甩在後面。但2010年回來時,發現中國發展得太快了,很多方面比5年前有了長足的進步。”
“加上在美國博士薪水比較高,如果不搞底層研究,很多公司不想招博士。而當時做視頻的網站只有Youtube一個,如果讀了博士的話,就業路子比較窄,前景有點看不清楚。”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後來我就決定不回美國了。博士不讀了,跟導師商量了一下,改成了碩士。車托朋友賣掉了。家當的話,朋友要的就直接拿走,不要的就全扔了。在美國的積累幾乎清零,人生軌迹完全改變了。”
“回來之後,本來我的首選不是鄭州,打算去大城市看看。那時,留學生還是很值錢的。但我爸媽在體制內幹了一輩子,對我的期盼是平淡是福,做個普通人就好,所以我就一直在這家外企幹下去了,還認識了我老婆。”
“但是,外企的鄭州分公司基本相當于總部的外包,接觸不到核心業務。我幹到2015年,覺得沒什麽成長空間了,就想出去闖一闖。領導知道後,說成都分公司的空間大一些,不想流失人才,建議我先轉崗到成都看看,我就和老婆來了成都。”
“在成都分公司幹了兩年,又覺得遇到了瓶頸。當時,上家公司正在擴招,我覺得機會還不錯,互聯網又是上升行業,就想跳過去。但是,我爸沒怎麽接觸過社會,對外面不了解,又很大男子主義,對自己看不慣、看不懂的東西比較排斥。”
“所以,我當時想辭掉外企的工作去互聯網公司時,他堅決不同意,覺得互聯網公司不穩定。後來是因爲一個叔叔的女兒在騰訊當HR,他向這個女孩子打聽了一下,得知現在互聯網公司比外企更吃香,才答應讓我去上海。”
“其實,我當時想離開鄭州,也有我爸的原因。他很固執,人老了之後思維開始退化了,比較保守;有時候還不講道理,跟我觀點不一樣的時候老試圖改變我。我想過自己的生活,好像只有遠離他才行。”
“轉行到互聯網之後,第一年我主要是融入新環境,顧不上其他事。但從第二年開始,幹著幹著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公司開拓了新業務線,缺人,急于擴招,所以篩選不嚴格,導致招進來太多‘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大家都盯著新業務的蛋糕,鈎心鬥角的太多,做實事的太少了。我走之前部門爆出來一個大瓜——有個來頭很大的總監在業務數據上造假被發現了。我覺得業務沒希望了,待著心累,就撤退了。”
劉暢走南闖北,換了好幾個城市和工作,嫂子一直陪伴、支持著他,我覺得非常不容易:“你討了個好老婆啊!”
在廚房洗水果的嫂子聽到了,跟我說之所以願意跟著劉暢到處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父母都是老師,而且比較開明,思想很先進。“我是小朋友裏第一個家裏有電話和電視機的。”
嫂子說自己有個姐姐,拿全獎去了美國,而她只拿了半獎,不想給父母增添負擔,就留在了國內。“但我爸媽希望我離開內蒙古,到外面闖闖。”
到飯點了,劉暢提議去他吃過的一個很有特色的蒼蠅館子。我們打車到一個老住宅區,穿過一扇園區大門,找到一棟很老的辦公樓,樓下一個人都沒有,看起來跟餐館完全扯不上關系。
坐電梯上頂樓,才看到店招牌“好吃西昌火盆燒烤”。再步行到天台,一個露天燒烤店像新世界一樣出現在我們面前,感覺有點魔幻。他說上次來的時候爆滿,可能是因爲疫情原因,今天人不多。
“這次疫情之後,互聯網裁了一批員工,我看網上關于中年危機的文章點擊量暴增,都說過了35歲就會失業。”他說自己也難免對40歲這個檻有些忐忑,雖然已經有了未雨綢缪的意識,但還沒有明確的規劃。
“我的選擇好像不多。”他說,比較尊重長輩的意見,如果徹底換個行業,不搞互聯網了,家裏會覺得不穩定,肯定不同意。要麽就繼續幹下去,再用空閑時間做點副業。
“我跟老婆商量過,是不是可以弄個花店啥的,准備去昆明花卉市場考察一下,從那邊進貨。但我感覺疫情影響經濟,大家的消費收縮,錢都花在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上了,對買花這種消費升級可能會比較節制。我對副業的要求是風險可控,所以很謹慎,還在觀望。”
“之前兼職做過咨詢工作,有個咨詢公司拉了一群還在上班的比較資深的互聯網人,弄了個松散的組織,然後對接企業幫著做咨詢和培訓啥的。但大家的時間總是湊不齊,後來慢慢就不做了。”
“主要還是現在工作和生活都比較安逸,我做副業沒什麽動力。”他說,去上海前買了台PS4,結果工作太忙了,拆都沒拆;現在回成都了,業余時間就玩玩遊戲,喝喝工夫茶,享受一下生活。
“那現在定下來了,要孩子的事也該提上日程了吧?”
“我家裏也在催。但工作接下來怎麽推進還沒想好,年底留不留得下來都不一定,現在沒法要啊。”他說,離開鄭州後好不容易過上了自己的生活,如果有了孩子,家人肯定會找各種理由來成都幫忙帶孩子,到時候又要磨合,麻煩事太多了,比較累。
“孩子也可能影響我的事業選擇。爲了賺奶粉錢,工作幹得不開心也要幹,不能忍也要忍。”他說上家公司有個司齡近10年的同事,是他大學同學,農村的。“他讀書時挺開朗的,但我去了之後發現他好像有點抑郁了。”
“後來得知他在老家有兩個妹妹,沒工作,他要拼命賺錢養家,壓力太大。我跟他聊過,大意是說你現在錢賺得也不少了,是不是可以放過自己,稍微緩緩。他說如果停下來不知道該幹什麽,唉。”
“我以前在美國工作時,有個同事是夏威夷人,給我看了他家的照片,太漂亮了,搞得我都想去那邊定居過田園生活了。”他說以前看過行爲經濟學的相關內容,裏面講欲望和幸福感的關系,意識到現在月入過萬的人幸福感可能還沒有百年前的牧羊人高。
“現代社會拔高了人的欲望,但帶來的幸福感並不匹配。像馬雲、喬布斯這樣的人,或許人生的追求從財富變成了名聲,再變成留名青史,家庭對他們來說只占整個人生的很小比例。”
“但像我跟我老婆這樣的大多數人注定是普通人,對事業沒有太高追求,不想爲了事業一味犧牲家庭,更希望取得一個平衡,就沒有選擇北上深那樣以事業爲主的城市。”
我們邊吃邊聊,結束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回家的路上,都11點半了,竟然還有一群大爺大叔在路燈下面打牌,成都人確實懂得享受生活。
04
新的一周開始了。體驗完成都的閑適周末後,我發現自己好久沒有過這種慢節奏的生活了。中午在公司旁邊吃神仙面時,我問劉暢:“從成都的外企跳到上海的互聯網公司後,生活和工作節奏變化應該都挺大的,你是怎麽適應的?”
“我在外企那幾年,北美業務增長很快,但app體驗非常差。公司決定大改版,需要重新梳理十幾年的老代碼,工作量非常大,所以我當時加班比較多,還要熬夜跟美國那邊開會,其實強度不算低。跳到互聯網公司後,這一塊沒太多需要適應的。”
“不適應的地方主要在于工作方法還是有點不一樣,比如外企的産品有比較詳盡的文檔可以參考,但國內互聯網公司發展得太快了,文檔的更新往往跟不上,我剛去的時候有種無從下手的感覺。”
“上周不是跟領導聊了嗎,說産品化不好推進。”他說,上午領導給他找了個活:有一個新的服務總行的項目,申請了3個月,剛批下來。“就是閑魚的基金版本,比如有人買了定開基金,結果封閉期內著急用錢,就可以用我們的平台找人接盤。”
“項目團隊裏沒有PM,領導想讓我帶過去一套正統的互聯網方法論,培養一下大家的産品思維。”
“那很好啊,你有事幹了,年底績效考核有得彙報了啊!”
“其實,我剛來的時候就做過一個總行項目,有些坑。”他說,只要考核標准不變,項目團隊就算按野路子來也能完成工作。加上自己跟他們沒有從屬關系,帶過去的那一套方法論對方接不接受,不好說。
“再就是做總行的項目時,事業群沒什麽話語權,有時候明顯不合理的需求只能硬著頭皮接下來,跟我的産品價值觀有點背離。”他說之前有個需求,是某一項業務,用戶在公衆號裏操作到最後一步時,頁面上要留一個客戶經理的聯系方式。
“産品的設計是放客戶經理的微信二維碼,讓用戶加好友。結果,總部的業務人員不同意,說不能給微信引流。當時,我就無語了,用戶都已經在公衆號裏了,已經是微信的用戶了,跟引流有啥關系呢?”
跟劉暢聊了幾天,我感覺他回成都之後的職業生涯確實不太順利;雖然談不上公司和他誰對誰錯,但水土不服是肯定的。“你了解過成都其他公司嗎?是只有國銀金科才這樣,還是都這樣呢?”
“我加了幾十個獵頭,都是工作找我,我不怎麽主動出擊,所以對其他公司不太了解。”他說有個關系比較好的獵頭是本地一家小獵頭公司的合夥人,對成都市場比較熟悉,各公司的HR基本都認識。
“他跟我說這兩年互聯網整體行情都不好。就成都來說,我現在的坑就不錯,比這個更好的幾乎沒有了。要麽去大廠在成都的分公司,收入也不低,但就是要玩命。”
“他推薦過兩家獨角獸,一家叫曉多,做智能客服機器人;還有一家叫極米,是做投影儀的。我了解了一下,覺得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智能客服解決方案了,曉多只能去服務長尾上的小客戶,未來發展讓人看不清楚。”
“極米是做硬件的,我理解的是深圳那邊的企業更靠近供應鏈,更有優勢。那極米的優勢在哪裏呢?而且我不懂硬件,也不知道這個行業的前景怎麽樣。”
“我當時回成都,首選還是金融行業,畢竟一直都在做軟件和互聯網金融;而且這個行業發展這麽多年了,相對穩定一些,不會過時。所以,我拿到offer後就懶得去了解其他行業了。”
下午6點,我在樓下等他下班去健身房,看到很多從樓裏出來的人拎著兩個盒子,印著“漢源大櫻桃”和“大五星枇杷”。他說這應該是其他部門的福利,“我們逢年過節也會發紅旗超市的購物券”。
健身結束時,嫂子來找我們,一起去太古裏。雖然是工作日,這裏的人氣依然很旺,而且基本都是年輕人。“成都人收入不算高,但是敢花錢。”嫂子指著路邊的GUCCI說,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成都奢侈品的消費力就排到全國第三了,超越廣深,僅次于北上。
“但是,成都又很接地氣,大家不會覺得路邊攤就比高級餐廳差。”她這句話我深表贊同,因爲每天在公司樓下等劉暢時,都可以看到很多跟他挂著一樣工牌的人在小吃攤買涼面。
劉暢建議去“藍蛙”吃薯條漢堡,說之前工作的外企就在對面的IFS,他下了班經常來太古裏吃飯逛街。“我還上了藍蛙名人牆呢,喝夠了100個不同的shots(短飲)。”
“那家外企本來接一些企業和政府的單子,過得還挺滋潤的。但我走之前,有一筆兩億美元的單子被軍火商搶走了。”他說,公司丟了這個單子之後元氣大傷,在他離職後不久,就賣給了一個世界五百強公司。
“其實,我當時離職有點虧,因爲賣了之後所有人都升了一級,我不走就是總監了。而且當時的房價只有現在的一半。”提起買房,他很感慨,“北上深的年輕人都是奮鬥一輩子才供得起一套房,必須爲事業犧牲生活,才留得下來”。
“廣州我不太清楚,但杭州我了解過。我那些在阿裏的朋友,普遍買在余杭,基建和配套比市裏差遠了,但因爲阿裏人有錢,所以把房價帶了起來,其實性價比很低。他們平常忙得要死,周末休息時都不是享受生活,只是爲下周的工作緩沖一下而已。”
“成都的房價是這幾個城市裏最低的,年輕人買得起,還款壓力也不大。在成都的互聯網公司幹總體不太累,加上本身生活氛圍就很濃,所以成都的年輕人休息的時候有精力享受生活。反正,我考察下來,工作和生活平衡得最好的城市就是成都。”
我對此深有感觸。成都的煙火氣,確實是我去過的大城市裏最濃的。疫情期間國家鼓勵地攤經濟,我屢次經過的和平社區廣場,一到傍晚就擺滿了地攤,有很多居民前來選購,非常熱鬧。
05
今天開始要參與新項目了。中午下班,劉暢拉我去太古裏的蘋果手機店——他剛買不久的一台iPad屏幕出了點問題,想拿去售後看看是怎麽回事。
“上午跟基金閑魚項目組開了個會,主要是讓大家描述當前碰到的問題是什麽。雖然項目組沒人懂産品,但通過他們的描述,我可以提取出一些能套用産品方法論改進的點。”
“然後,我再做一些啓發性提問,比如:這款産品的目標用戶是誰?我們要達到什麽商業目的?就是用産品方法論幫大家把這款産品的邏輯理順,這樣大家在做的時候就更有重點、更有條理。”
“但是,響應的人不多,會議氛圍讓人有點尴尬。我覺得一方面是大家平時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反正項目是總行布置下來的,我們只負責執行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我們的很多會議不是結果導向的,大家習慣了這個會開過就行,不用得出結論性的東西,所以都有點漫不經心。”
“不過,我也發現了一些可以幹的事:之前做項目都是管生不管養,産品上線就是終點。現在引入産品的理念後,要既管生又管養,比如産品上線前怎麽定義産品價值、確定用戶畫像,上線後怎麽維護、叠代。用産品方法論梳理一遍後,其實事情還是挺多的。”
下午下班,他打電話給嫂子,一起去吃“鋼管廠五區小郡肝”。他說,下午在搜基金轉讓的資料,看到另一家銀行的一個産品設計報告,覺得很有參考價值,就發給了項目負責人。
“他拉了個群,把報告丟到群裏,然後一堆人點贊。過了兩個小時,我在群裏問大家看完報告有沒有什麽想法,一個回我的都沒有。”他說自己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項目組對他的産品方法論不太感冒,這個項目中還是沒有他的位置。
“那咋辦呢?”
“我自己梳理一個産品方案,給到項目組呗。即使他們不執行,我對上面也有個交代,通過年底考核應該沒問題,”他歎了口氣,“就是沒啥成長了。我來之前以爲自己可以接受吃老本混日子的生活,但現在才發現其實不甘心就這樣了,還是想再做一點事情。”
“我經曆了外企、民企,現在到了國企,三個企業的好處都看到了,胃口被拔高了。其實想想,疫情期間多少人的公司倒閉了,失業了,我現在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收入也還不錯,真的很幸福了。但是,有了對比之後,人的心態就容易失衡,由奢入儉難啊!”
“我前幾天看脈脈,有人說阿裏今年35歲以上的P7不再晉升了。”他說,其實當時入職國銀金科後,HR有一次跟他聊天,說漏了嘴,“本來不打算招超過35歲的PM,但公司發現如果要招我這個水平的人,找不到35歲以下的,才把年齡限制放寬了”。
“但形式很嚴峻。這幾年,各崗位都在年輕化。新人的起點越來越高,而因爲互聯網發展放緩,老人的成長變慢了,所以新人追上老人用的時間越來越短。可能再過一兩年,就有35歲以下的年輕PM能達到我現在的水平了吧。”
“這樣看來,對大多數人來說,中年危機好像是無解的,跟努不努力關系不大。35歲以後的那些人,有的是同一件事重複幹了10年,專業技能其實跟入行3年的新人沒有太大區別。這種人拼勁、拼體力,對新事物的敏感度都下降了,競爭不過年輕人,被淘汰是自然規律。”
“我這種是屬于在互聯網公司受過高強度訓練的正規軍,水分不多。但大多數公司因爲産品不算複雜,用不到這麽資深的人,從大廠挖個25歲的PM就可以搞定了。總監和副總的坑又少,一般都被占了,沒有我的位置。”
“疫情期間情況特殊,沒想這麽多。現在疫情緩解了,開始考慮這些有的沒的,越想越慌。”
如果沙拉是輕食,那串串絕對算“重食”。這家店的泡椒牛肉串看起來很誘人,吃起來卻很辣。雖然劉暢不太能吃辣,但泡椒的辣中帶著酸,伴著牛肉香,讓人欲罷不能,越辣越想吃。辣得不行了,就喝點水,喘幾口氣,休息一下,再繼續戰鬥。
作者:沙梓社
本文節選自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作者沙梓社書籍《互聯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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