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沐楊，盧南峰
斯裏蘭卡危機：物資短缺、通貨膨脹與政治王朝的末路
印度洋島國斯裏蘭卡數月以來都處在持續動蕩的局勢中，而一切騷亂在過去一周幾乎達到了頂峰。憤怒的抗議民衆攻占了總統府以及其他政府部門建築——此前他們在總統府門口聚集已經長達兩個月之久；總統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先是逃出了官邸，但隨後在首都科倫坡國際機場被機場工作人員攔下，最終只能經由馬爾代夫落腳到了新加坡。另一方面，總理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得到了落跑總統的允許接管斯裏蘭卡最高權力，並迅速宣布首都科倫坡進入緊急狀態，軍隊和警察也獲授權出動維持秩序，此舉又引發民衆嘩然，也遭到了法律專家的抨擊；總理官邸附近也一度出現沖突。當拉賈帕克薩總統的辭呈姗姗來遲之後，維克勒馬辛哈又經得國會同意出任臨時總統，而新一輪大選的議程也即將敲定。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1日，斯裏蘭卡科倫坡，民衆聚集總統官邸。
示威民衆在闖入總統和總理的府邸後，卻並未進行更多的“破壞”，因爲他們基本上找不到總統和總理這兩個目標人物的蹤影，反倒是在最高元首和政府首腦的住所裏閑逛或者做飯，顯得無所事事。但其實，無所事事正是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斯裏蘭卡普通民衆的日常生活：並非是他們選擇了“擺爛”，而是糟糕的經濟環境帶來物資短缺，能夠找到的工作機會也屈指可數，新冠疫情的意外襲來更是讓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斯國經濟雪上加霜。許多民衆已經習慣了排隊購買燃氣或者其他日常必需物資，卻又一無所得的狀態。于是，當占領了總統和總理的官邸之後，抗議民衆們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反倒是在總統的出逃和辭職消息傳來後出現了一輪輪漫無目的的狂歡。
上一次斯裏蘭卡出現領導人在大規模抗議活動中辭職，還是在今年的五月份。當時該國民衆同樣不滿因爲不滿政府在通貨膨脹和物資短缺面前毫無作爲持續抗議，政府方面則采取強硬手段回應，實施宵禁等一系列措施，最終引發流血沖突。時任總理馬辛達·拉賈帕克薩最終因此下台，而他正是剛剛逃往新加坡的總統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的兄長。外界評論一直在試圖尋求斯裏蘭卡舉國面臨崩潰，或如總理維克勒馬辛哈宣布的那樣業已“破産”的根源，但其背後的原因非常複雜且根深蒂固。但至少，我們可以從一些表象入手，認識到這個國家如何一步步陷入環環相扣的“死局”。
早在7月4日，斯裏蘭卡當局就已經宣布，該國的燃料只剩下不到一天的儲備量，這意味著不僅此前已經關停的公共設施，包括學校在內，將繼續停止運作，公共交通系統也難以維系。此前維克勒馬辛哈就曾對外界表示，該國的燃料短缺現象將會持續到7月22日，直到新一批油氣資源運達。但是，購入燃料需要資金，而除了燃料，斯裏蘭卡當下最爲短缺的另一樣東西就是現金；也因此，該國沒有足夠的外彙來購入其他更爲急需的日常物資，比如糧食等。今年斯裏蘭卡的一大“奇觀”就是，加油站前永遠排著長隊，而最近這個態勢更是愈發嚴重：有的民衆爲了能加上油甚至不惜一直排著不敢掉出隊列，而燃油的供應卻跟不上隊伍的長度。相應的，爲了防止再次出現騷亂，斯裏蘭卡的加油站前都有軍警看守。在6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曾派出訪問團在斯裏蘭卡呆了10天，討論一筆高達30億美元的救助計劃，但考慮到該國糟糕的經濟環境，IMF當時並未同意盡快通過這筆“救命錢”。斯裏蘭卡當局也轉而向印度求援，並且繼續與俄羅斯和馬來西亞就能源進口事項展開談判。
受經濟崩潰影響最大的無疑是斯裏蘭卡的普通工薪家庭。半島新聞網就注意到，一些住在首都科倫坡郊外農村的勞動民衆，過往可以依靠打短工解決日常生活需求，哪怕是摘茶葉、打掃衛生或是幫人做飯之類的零工，但在持續崩壞的經濟形勢面前，他們根本找不到工作。甚至有民衆一天只能喝一杯加了點糖的白茶，或者是接受鄰裏救濟，煮一個木瓜應付了事。與之相比的是一些沉甸甸的數字：斯裏蘭卡經曆著自1948年從英國手下獨立以來70余年間最爲嚴重的經濟危機，背負高達510億美元的外債，通貨膨脹率已經到了45.3%，斯裏蘭卡盧比兌美元的彙率跌了50%之多。目前更讓人擔心的是，斯裏蘭卡很大可能會出現更加嚴重的糧食短缺和人道主義危機——聯合國糧食署的估算是已經有22%的斯裏蘭卡民衆處在糧食危機之中亟待救濟。一些民衆期望能夠盡速離開這個國家，爲此他們跑到首都科倫坡的移民局申請護照。一些人的目標是去沙特阿拉伯，在那裏找一份和在國內類似的工作，當保姆或者家政清潔，通過海外工作機會來贍養留在國內的家人。然而就像排隊等著獲取燃氣能源一樣，申領護照的斯裏蘭卡人也陷在了長長的隊列之中，一等就是好幾天。
斯裏蘭卡農業
造成糧食危機的，除了陷入惡性循環的經濟環境之外，斯裏蘭卡當局采取的農業和糧食政策也加劇了情況的惡化。今年3月一些媒體就注意到了斯裏蘭卡叫停了去年4月開始實施的所謂的“綠色農業”政策，該政策旨在推行有機農業試驗，全面禁止進口和使用化肥和殺蟲劑。這項政策是2019年拉賈帕克薩競選總統時的政見，而他也言出必行，將政見變成了政策。然而，“綠色農業”對于斯裏蘭卡的農業和糧食生産堪稱是災難性的錯誤決策。拉賈帕克薩當局笃信所謂有機農業産量不會遜色于傳統農業的說法，事實卻是，政策實施前六個月內，斯裏蘭卡的大米産量就降低了20%，從而讓該國政府破天荒地花費4.5億美元在進口原本自給自足的大米上，並且讓國內大米價格上揚了一半之多。除了大米之外，茶葉作爲斯裏蘭卡重要的出口物也遭遇重創，連帶導致該國進出口貿易和外彙儲備陷入更深的危機之中。
爲了挽救錯誤的農業政策帶來的巨大傷害，該國政府在去年11月叫停了對茶葉、橡膠和椰子等主要出口作物的化肥禁令，並向農民提供2億美元作爲直接補償，並向遭受損失的稻農額外提供1.49億美元的價格補貼。但在飛速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面前，這點補償根本彌補不了農民的損失。多數斯裏蘭卡民衆不得不開始節衣縮食的生活，應對物價的飙升和食物的短缺。更爲致命的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導致了原本在疫情之前已經邁向中等收入國家的斯裏蘭卡在人力資源上也陷入窘境，因爲該國的人力成本已經達到一定水平。無奈之下，斯裏蘭卡也有經濟學家出來呼籲政府暫緩償還債務，將錢花在民衆必需品的購買上。
看起來，斯裏蘭卡當局可以將責任轉嫁給無法出面宣布負責的疫情上，但作出一連串錯誤決策的拉賈帕克薩總統難辭其咎，他和他背後的政治世家也是斯裏蘭卡這場漫長的大規模抗議所對准的目標。正如《外交政策》在評論斯國錯誤的農業政策時指出的，需要爲該國窘境負責的是傲慢的技術官僚。這種傲慢在拉賈帕克薩總統身上自然可見一斑，即使民衆在今年以來陸續走上街頭，逼迫他的兄長馬辛達·拉賈帕克薩總理辭職之後，總統本人也一再采取強硬手段回應民衆訴求。
斯裏蘭卡總統拉賈帕克薩
一些觀點認爲，拉賈帕克薩家族實際上是一個統治了斯裏蘭卡近20年的“政治王朝”，而隨著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的逃亡和辭職，這個王朝也走到了窮途末路。馬辛達·拉賈帕克薩曾是斯裏蘭卡僧伽羅人眼中的戰爭英雄，因爲正是他率領政府軍在2009年擊潰了著名的泰米爾猛虎叛軍，一舉結束持續多年的斯裏蘭卡內戰。此後馬辛達·拉賈帕克薩的政治聲望日益增長，一些僧伽羅民衆甚至奉他爲“僧伽羅人的國王”。馬辛達和戈塔巴亞的父親曾是一名國會議員，這也爲兄弟倆日後的從政生涯提供了一定的政治資本。2004年，當時還是議員的馬辛達從國會反對黨領袖登上了總理寶座，並在2005年當選總統；盡管被指控在2010年大選中涉嫌選舉舞弊，但馬辛達依然成功連任，最後在2015年的選舉中敗北。在總統任上，馬辛達把自己的弟弟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和其他家族成員帶進斯裏蘭卡政壇，從而打造出一個操持斯裏蘭卡政壇將近20年的龐大政治世家。
馬辛達·拉賈帕克薩的政治生涯並未在2015年敗選後結束——2018年斯裏蘭卡出現憲政危機，正是由于時任總統邁特裏帕拉·西裏塞納任命馬辛達·拉賈帕克薩取代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出任總理導致的。最終馬辛達遭到國會不信任投票而未能出任總理一職，不過在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于2019年就職總統之後，馬辛達也再度回到權力中央，重新出任總理。得益于兄長的提攜，當時已經定居美國的退役軍官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回到了斯裏蘭卡開啓政治生涯。比起富有政治魅力的兄長，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更像是一個鐵面無情的政客。馬辛達的長子在接受采訪時就曾提到，雖然父親和叔父隸屬同一陣營，但父親卻更加關注普通民衆的利益，在政策上也往往有所傾斜，而叔父對這些議題會更加冷漠，在執行政策上也更加堅決。這也無怪乎在舉國抗議進行到今年夏天的時候，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總統對于民衆的訴求依然冷漠，在鎮壓示威民衆的舉措上也不減強硬。如今他與兄長一樣流亡海外，反而是當年差點被馬辛達取代的拉尼爾·維克勒馬辛哈接過了臨時總統的位子。但在趕走了拉賈帕克薩家族之後，斯裏蘭卡距離度過經濟危機還有漫長的路途要走；慶祝完畢過後，民衆們的需求將得到何種程度的滿足，恐怕也不是臨時總統（或者繼任者）能夠回答得了的。
參考資料：
[1]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now full of Sri Lankan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116056
[2] With no fuel and no cash, Sri Lanka grinds to a hal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4/with-no-fuel-and-no-cash-sri-lanka-grinds-to-a-halt
[3] ‘I must stay strong’: hardship for workers fleeing Sri Lanka’s broken econom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n/24/i-must-stay-strong-hardship-for-workers-fleeing-sri-lankas-broken-economy
[4] As Sri Lanka economic crisis worsens, daily wage workers struggle: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6/29/as-sri-lanka-economic-crisis-worsens-daily-wage-workers-struggle
[5] Sri Lanka’s Plunge Into Organic Farming Brings Disaster: https://www.nytimes.com/2021/12/07/world/asia/sri-lanka-organic-farming-fertilizer.html
[6] In Sri Lanka, Organic Farming Went Catastrophically Wrong: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05/sri-lanka-organic-farming-crisis/
[7] Sri Lanka political dynasty ends as Rajapaksa quit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160227
以色列限制訪問巴勒斯坦大學
本月晚些時候，以色列當局預計將實施一項長達97頁的法令，名爲《外國人在朱迪亞-撒瑪利亞地區入境和居留程序》，該法令將授予以色列國防部和軍方絕對權力，以決定有多少外國學者和學生可以在約旦河西岸的所有15所巴勒斯坦大學和學院訪問、學習或工作。
2023年2月這項“程序”宣布後，以色列的希伯來大學向軍方發送一封正式信函，強調這一限制程序的問題。7月15日，倫敦瑪麗女王大學國際法教授內夫·戈登（Neve Gordon）在半島電視台英文網發文批評希伯來大學的僞善姿態，他認爲，當巴勒斯坦大學在種族隔離統治下爲生存而戰時，並沒有得到以色列同行的真正聲援。
戈登開宗明義寫道，巴勒斯坦的大學再次遭受攻擊。以色列當局即將實施的“程序”限制了在這15所大學和學院工作的“傑出的講師和研究人員”數量不超過100名，指出“如果能證明該講師對學術學習、該地區的經濟或促進區域合作與和平做出了重大貢獻，並令授權的（軍方）官員滿意，那麽根據這一條款提出的許可證申請將被批准”。
此外，根據新法令，以色列當局不僅將決定誰能或不能在巴勒斯坦大學任教，而且還將把外國學者在約旦河西岸居住的時間限制爲一個學期，從而確保外國教授不再能夠成爲西岸任何高等教育機構學術人員的永久成員。
最後，該程序將只允許最多150名外國學生在任何特定時間在約旦河西岸學習，同時也將他們的逗留時間限制在一個學期。
戈登回顧道，大學曾是巴勒斯坦抵抗的場所。以色列試圖完全控制巴勒斯坦大學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但它對待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方式曾經有過顯著的不同。
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以色列占領約旦河西岸的初期，以色列當局就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在被占領領土上建立大學的許可。在安全官員的預想中，建立大學可以幫助以色列的占領正常化，從而促進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統治的支持。
這一政策適得其反，在占領下建立的大學迅速成爲巴勒斯坦解放運動進行政治組織和動員的場所。
此外，在較短的時間內，這些大學培養了相當多的巴勒斯坦專業階層。被占領領土的勞動力市場對這些年輕的畢業生沒有太多的幫助——以色列幾乎只雇用不熟練的體力勞動者從事建築和農業工業，軍事當局幾乎阻止巴勒斯坦人建立獨立工業或發展服務部門的所有企圖。
不足爲奇，就業機會的缺乏給失業和未充分就業的畢業生帶來了痛苦。和成千上萬同樣關心自己未來前景的大學生一樣，這些畢業生最終成爲了引發第一波大規模抵抗以色列統治的主要力量——1987年起義。
以色列看到學生和畢業生在第一次起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迅速吸取了教訓，開始對巴勒斯坦的大學施加嚴格的限制。例如，比爾澤特大學從1988年到1992年幾乎全年關閉，其他所有大學也面臨著長期關閉。
在隨後的幾十年裏，以色列采用了許多程序限制巴勒斯坦的高等教育。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壞巴勒斯坦經濟的發展和知識的傳播，這些政策從限制講師和學生的活動到限制可以教授的科目，而這些知識可以用來動員年輕一代反對殖民統治。
戈登評論道，鑒于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限制、阻礙和鎮壓的曆史，很難在以色列本月晚些時候將在西岸引入的對學術自由的限制中找到任何新的東西。畢竟，“程序”只是針對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嚴厲政策中的又一項。然而，自從2月份宣布這項“程序”以來，出現了一個有趣的事態。
除了巴勒斯坦大學本身、國際人權組織以及中東研究協會（the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英國中東研究學會（the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等專業協會外，一所以色列的大學還以官方身份公開表達了對以色列損害巴勒斯坦人學術自由的政策的擔憂。
希伯來大學全體會議（General Assembly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向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軍事指揮官發出了一封正式信函，強調“程序”中規定的限制是有問題的，這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舉動。
乍一看，這封信的撰寫似乎是朝著正確的方向邁出的一步——在此之前，巴勒斯坦高等教育機構從以色列學術界獲得的唯一支持來自以色列高等院校教師，他們組織、抗議，有時還發表公開信，以個人身份批評國家攻擊巴勒斯坦學術自由。
然而，仔細閱讀這封信很快就會發現，乍看之下的團結姿態徒有其表。大會堅持認爲，軍方不應幹預有關個人學術資質的決定，但仍然同意占領軍有權確定講師、研究人員或學生是否構成安全威脅，並拒絕他們進入巴勒斯坦大學。
報告稱，“安全考慮不應該正當化這種幹預，因爲很明顯，在任何情況下，所有講師、研究人員和學生都需要從安全官員那裏獲得個人入境許可。”換句話說，希伯來大學接受以色列統治巴勒斯坦人的基本假設：一個族裔群體統治另一個族裔群體的合法性，以及利用法律和官方政策來維持和加強這種統治。
這封信充其量是不溫不火的，但它確實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爲什麽在近半個世紀之後，一所以色列大學突然決定表達對針對巴勒斯坦大學的壓制政策的擔憂？
毫無疑問，希伯來大學的一些教授真誠地對正在進行的壓制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企圖表示擔憂。然而，其他人可能更關心自己在國際同行中的學術地位。他們知道巴勒斯坦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運動），特別是以色列學術機構因與以色列種族隔離共謀而受到國際抵制的威脅。在他們看來，這封信很可能使希伯來大學遠離政府的政策，並免除其任何責任。
事實上，仔細閱讀這封信，希伯來大學的抱怨聽起來更像是在努力保護自己的聲譽，而不是支持巴勒斯坦大學。在批評一項特定政策提案的同時，該大學暗示，在種族隔離制度下，學術自由有可能存在。因此，這封信並沒有挑戰統治結構。相反，它不過是一枚盾牌，用來對抗那些呼籲對以色列大學進行學術抵制的人。
戈登最後寫道，今天，巴勒斯坦的大學再次遭到攻擊，當他們在殘酷的種族隔離制度下努力嘗試和保存一些不成樣子的學術生活時，他們應該得到真正的團結支持——而非特權學術機構試圖保護自己羽毛的伎倆。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