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邱立本 今日頭條原創首發
香港特首選舉的熱門題目，就是何時與內地通關，也可以與國際通關。這是選舉委員重點關注的題目，也是特首候選人李家超要面對的第一道難題，內地通關與國際通關，似乎是兩種不同的標准，兩者是否難以兼顧？但其實深入思考，關鍵還是何時將疫情的死亡率降低，但又不能只是“嚴防死守”，甚至制造了“次生災害”，就好像這次上海抗疫被人诟病之處，引起民間反彈。
西方媒體對于這次上海抗疫的風暴，大加撻伐，認爲這是中國體制問題。英國《經濟學人》封面故事就以此來冷嘲熱諷，認爲這是中國制度所造成的悲劇。但其實這是西方媒體的誤讀，對中國問題簡單的“潑汙水”，根本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因爲英格蘭的疫情死亡人數逾十四萬人，對于今天只有雙位數死亡數字的上海來說，對比強烈。
整個中國因爲疫情而死亡的人數約四千多人，還不到英國倫敦約一萬八千多人染疫死亡的一半。嚴肅的說，這些充滿傲慢與偏見的英國媒體，根本就沒有資格罵上海與中國。如果用死亡數字作爲指標，英國的政治制度與決策方式可以休矣。
長期被西方媒體也標簽爲威權統治、不被列入民主政體的新加坡，卻是全球抗疫的成功範例，值得香港參考。五百多萬人口的新加坡，迄今死亡人數不到一千人。它的成功秘訣，就是推動落實全民注射疫苗，滿足全部打三針的要求，才算完成防疫注射，否則就不能進入很多公共場所。因而迄今新加坡接種三針疫苗的人數高逾九成，等于社會編織了一個綿密的抗疫網，防止病毒滲透。
新加坡勝過上海與香港的地方，就是超越封城的僵硬做法，重視“生活與生命”(life and lives)的平衡，對應之道就是全力推高注射率，攻破很多來自西方的疫苗謠言，說注射後會更危險，或是影射疫苗是政府的陰謀，內藏操控民衆的機關等荒謬說法。新加坡當局還派人上門給老人接種，比率冠全球。
同時，新加坡不再重視感染人數，而是集中處理重症，防止老人的並發症。實證的例子顯示，從香港到上海很多死亡者都是沒有接種疫苗的老人，一旦感染，就會引發並發症死亡。一般健康的民衆即便感染，在家隔離吃藥就痊愈。上海被批評的地方就是大炮殺蚊子，反而讓很多人被流彈所傷，造成“次生災難”，耽誤了經濟民生。
香港僵硬的防疫措施也引發民怨，如規定餐館下午六時後就全部關門，禁止堂食，好像六點之後病毒就突然增加，讓人百思不得其解，而香港的上班族起碼有一半是外食族，家裏不開飯，六點下班後沒有地方吃飯，往往買了外賣蹲在街上吃，邊吃邊罵政府。新加坡則不會這樣僵硬，重視以人爲本，防疫措施則是劍及履及，公民素養也高，遵守所有的防疫規定，才取得全球罕見的抗疫成績。
如今新加坡的烏節路、牛車水一帶，日夜車水馬龍，行人如織。盡管戶外空曠地方不需要強制戴口罩，但民衆大部分還是自覺地戴口罩，不會像美國社會還在爲公共地方是否應戴口罩而爭議不休。這都和社會的共識有關；四月十九日，美國佛州聯邦法院最新判決，認爲聯邦當局要求延長在飛機等交通工具強制性戴口罩是違法行爲。從亞洲人觀點看來，佛州法院是濫用司法，以維護人權之名，行損害人命之實。
香港的總體接種率比新加坡低，老人的接種率更低。由于疫情出現之初，香港一些輿論都在鼓吹疫苗有害論；“黃絲”媒體人受到特朗普保守派的影響，不僅抹黑疫苗，並且特別抹黑中國大陸的疫苗，說會打死人。但新加坡卻承認中國疫苗（聯合國認可的標准），外國打了科興與國藥的民衆入境新加坡都獲得承認。
內地一些自由派也長期散播疫苗注射自主論，一些自媒體還在網上主張，人民有權利不打疫苗，政府應該尊重人民不打疫苗的權利。這都成爲內地抗疫的破口，引起憂慮。
新加坡當局對于疫苗的宣傳，非常細致，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務求深入民心，成爲全球注射率最高的城市，也因此成爲防衛病毒的幹城。
西方攻擊中國的嚴厲防疫，背後就是一種“達爾文主義”心態作祟，認爲讓年老的人和弱者死去，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結果。但中國則堅持每一條生命都重要，在保護人民的生命權上，一個都不能少。
新加坡不僅抗疫理念上重視每一個人的生命，還在方法上更爲細密，在生命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領導抗疫成功的財政部長黃循財，還成爲總理李顯龍的接班人。
香港的下任特首李家超也應該在新加坡的經驗中吸取重大啓示，爲香港的抗疫之戰帶來新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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