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 弗雷德裏克·凱克 著
錢楚 譯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動物是危險的病毒庫嗎？
病毒會跨物種躍遷嗎？
東亞對于禽流感大流行有怎樣的戰略地位？
面對全球危機，我們需要怎樣的競爭和團結？
我們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系在過去二十年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國的家禽數量從1300萬增至130億，幾乎增長了1000倍。野生動物數量越來越少，遺傳基因愈發一致的家畜數量越來越多，這就增加了大流行病病原體傳播的機會。
目錄
致謝
導論
第一部分 動物疾病？
第一章 感染動物的撲殺、疫苗接種和基因監測
第二章 生物安全問題與對人畜共患病的監測
第三章 全球健康和生態環保
第二部分 准備措施
第四章 崗哨和預警信號
第五章 模擬和情境反溯
第六章 囤積和儲存
結論
注釋
參考文獻
名家推薦
在這本關于亞洲預防禽流感大流行的民族志中，弗雷德裏克·凱克令人贊歎地綜合了科學人類學和制度人類學的視角，描述了生命權力的現代化，分析了瀕危狀態下的人類和非人類之間的關系，從而展現出共同價值觀是如何從彼此的脆弱性中演變出來的。這是對不同生命形式共存的規則的重大貢獻。
——菲利普·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
法蘭西學院自然人類學教席教授
這是一本不錯的書，讀來既有趣又充滿真知灼見的火花。弗雷德裏克·凱克將微生物學家比作獵人，又將他的本體論與特定的科學實踐相結合……如此豐富的比照讓這種嘗試頗有可讀之處。我覺得和此書一起思考既刺激又有益。
——羅安清（AnnaTsing）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人類學系教授
《末日松茸》作者
這本書的信息既及時又經久不衰。鳥類和它們的微生物，就像古典文學的預兆一樣，見證了一個更高的真實。我們最好聽從這樣的預言。
——普利西拉·瓦爾德（Priscilla Wald）
杜克大學英語文學教授，《傳染病》作者
精彩書摘
實地演練和實景情境
在拜訪了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加文·史密斯後，我到附近的新加坡衛生部會見了傑弗瑞·卡特。傑弗瑞·卡特是流行病學家，也是衛生部傳染病司司長，還負責“准備”新發傳染病的演習協調工作。他告訴我：“新加坡樟宜機場每年接待5000萬乘客，所以這裏很有可能出現新發傳染病，我們需要做好准備。”他說在非典的時候，僅僅3月至5月之間，新加坡就有238人感染了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其中33人死亡。他們都在陳笃生醫院接受治療。該院被政府指定爲非典患者的隔離醫院，這場流行病最終還導致三名護士死于感染。
在最危急的時候，全國所有學校停課10天，6000多名與非典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人進行居家隔離。時任新加坡總理吳作棟公開表示，非典可能是新加坡獨立以來面臨的最大危機。當一位記者問他是否在危言聳聽時，吳作棟回答：“我只是比較現實，誰都不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這是一個全球性問題，而我們正處于這個疾病的早期階段。”十年後，衛生部開始爲另一種冠狀病毒——中東呼吸綜合征的到來做准備。中東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于2012年初在沙特阿拉伯出現，其後在全球傳播，截至2013年7月，已有50人感染，其中一半人死亡。
傑弗瑞·卡特把我介紹給了衛生部應急准備與響應司司長黃永昌。黃永昌曾是一名警察，現在負責組織醫院新發傳染病的演習。2006年，在泰國發現首例H5N1人傳人的疑似病例後，新加坡組織了第一次全國流感演習，被稱爲“雀鷹行動”。它包括兩個階段：4月至6月的桌面討論，對六個醫院的流行病應對計劃進行探討；7月21日至22日的實戰演習——六個定點醫院需要管理潛在患者並共享他們的行程信息。黃先生解釋說，有1000人參加了實地演習，其中大部分是民間組織的志願者和培訓機構的護士。在患者從一家醫院被轉移到另一家醫院的過程中，一些醫院對其他醫院的行爲進行評估並同時根據情況將傷亡人數調整得更高（以對具體的操演實踐做出調整）。“如果一家醫院有200名傷員，他們需要哪些資源？”黃永昌認爲這就是問題的核心。因此，演習的目的是使醫務人員了解如何管理大規模傷亡。他告訴我：“護理工作可不是廉價勞動，它需要日日訓練做准備。”
通常，公共衛生專家指出：這些演練的目的是找到流行病爆發時行動者之間協調不力的地方。但最爲演練情境的設計策劃者所诟病的是，這些演習仍然比較浮誇，不太真實，因此難以帶動參與者。“我們盡最大努力做到真實。”黃永昌說。但他承認，人們都知道“這只是演習”。
我們可以通過改變演習的條件來提高其對于現實的擬合度，或者幹脆不告訴人們這是演習，這樣人們就以毫無准備的姿態面對這一切。一份官方傳單稱與2006年相比，新加坡2008年的“雀鷹”演練在進步：“在秘而不宣的基礎上進行演習提高了真實度。衛生部應急醫務人員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出現在演習醫院的普通病房，‘啓動’了人類感染禽流感的案例模擬。”
模擬的真實度意味著什麽？“情境反溯”的概念在這裏是有用的。正如微生物學家想象在動物宿主內消滅病毒，公共衛生決策者也想象在患者進入醫院之前就將傳染病消滅。但這兩種情況都沒有考慮死亡，因爲那是一個令人反感的事項，無法進入情景模擬。死亡只能通過對數據的處理來進行反溯。相比之下，在新加坡進行的另一種演練則非常真實。
2013年7月17日，當我在衛生部進行研究時，新加坡農業食品和獸醫局與一個同馬來西亞接壤的邊境家禽屠宰場組織了一次演習。馬來雞占新加坡禽類消費的一半，另一半則是從泰國、巴西和北美進口的冰鮮或冷凍雞肉。新加坡領土內沒有持照的家禽養殖場，生産雞蛋的農場也只有五個，因此新加坡每年從馬來西亞進口和屠宰的活雞就高達4000萬只。馬來西亞農民需要獲得新加坡農業食品和獸醫局的許可才能將家禽出口到新加坡，其間一直需要接受邊境檢疫。這一趨勢隨著禽流感的威脅加劇，但截至目前，新加坡還沒有發現H5N1型禽流感病例。
我在線觀看了這場演習，許多網站都直播了，其後我采訪了演習的組織者。這場演習的名字叫作“勇敢者演習7號”，表明這是農業食品和獸醫局自2002年以來進行的第七次禽流感演習。順利食品工業在新加坡運營的10個最大的屠宰場進行了這項演習。該公司一天能夠處理八萬只雞，可滿足新加坡25%的新鮮雞肉需求。演習的場景如下：根據應急反應計劃，1500只感染了H5N1病毒的雞需要被消滅。屠宰場有大約一百名員工必須接受體溫檢測，服用抗病毒藥物，然後佩戴背面寫有個人姓名的防護裝備（靴子、帽子、口罩、眼鏡、手套）。
受到“感染”的雞被放在綠色籠子裏由傳輸帶送來，接著被浸在水裏電死，然後被放進兩層生物危害袋進行焚燒。隔離和檢驗組主任葉雄和在電視上宣稱：“爲確保農業食品和獸醫局爲所有生物入侵做好准備，通過這個演習，我們最想培養官員和其他參與應急的相關方對反應流程的熟悉度。”農業食品和獸醫局的食品安全官員德斯蒙德·陳（音譯）在之前的一次演習中說：“經過今天的整套實踐，在今後的撲殺以及卸載死雞的活動中，我們都可以更快的速度加以完成。我相信參與撲殺的人員有能力更迅速地處理所有的問題。”
在談論這些演習中的家長作風、民族、階級和年齡的區隔前，我想先關注一下人類和動物之間的分歧，這種分歧的重要度似乎遠遠超過了其他。醫院裏虛構疫情的模擬形成一種緊迫感和資源稀缺感，而屠宰場裏的模擬則順理成章地將健康的雞殺死，甚至不需要假裝它們是病雞——就像純粹的商品，可以被銷毀，像被汙染了一樣，可是工人們服用藥物、穿戴防護設備的舉措則搞得雞好像真的生病了一樣。我感興趣的另一個事是，中國香港政府從人的角度組織了很多這樣的演習，但盡管流行病經常在港島的家禽飼養場爆發，港府也從未在養殖場裏如此模擬禽流感。事實上，新加坡政府僅僅出于模擬的需要就殺死了並未對其國家人口造成威脅的雞。
相比之下，中國香港政府僅在病毒在禽類中流通的事實基礎上，才對禽流感由雞傳給人的過程進行模擬。這就使得“情境反溯”成爲一種連接形式或行動方案：如果場景不能真實地表現死亡，那麽對于最後一個事件的期待將連接模擬舞台的所有演員。新加坡和中國香港的公共衛生決策者都運用了來自電腦遊戲的“情境反溯”形式，但它們實現方式的不同則取決于病原體如何跨越物種屏障，如何揭示人與動物的各種關系。這就是爲什麽我使用“情境反溯”這個術語來描述禽流感場景的不同形式，以及它們如何模擬動物死亡來預測人類死亡的過程。
本文節選自
《病毒博物館：中國觀鳥者、病毒獵人和生命邊界上的健康哨兵》
資料：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編輯：徐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