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時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爲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現推送三篇生物安全風險的文章，供學習參考。
有效應對生物安全風險
楊彤丹
生物威脅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嚴重的威脅之一。生物威脅不僅包括自然發生的生物威脅，而且包括蓄意制造和意外發生的生物威脅。當前，我國生物安全風險形勢嚴峻，亟需高度重視並有效應對。
我國受傳統生物威脅和非傳統生物威脅兩方面同時夾擊，生物威脅將長期存在。病原體又貫穿于曆史發展的全過程，生物安全形勢嚴峻。這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以自然發生的生物威脅爲主要代表的傳統生物威脅形勢更加嚴峻。城市化進程、對生物棲息地的侵占以及人員流動的加速等增加了現代社會傳染性疾病的擴散能力。非典、流感、非洲豬瘟、埃博拉病毒、新冠病毒等自然因素引起的重大傳染病及動植物疫情仍將長期侵擾全球社會。
第二，蓄意制造的生物威脅隨時可能發生。新的基因編輯技術不僅擴大了基因編輯的範圍，而且擴大了由誰完成的可能性，降低了從事生物技術研究的門檻。美國生物黑客群體在線注冊超過5000人，保守估計，僅美國生物黑客和個體公民生物科學家就至少有30000人。賀建奎事件也同樣給中國社會敲響了警鍾。生物犯罪、生物間諜、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義有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安全圖景。
第三，意外發生的生物威脅不時凸顯。新加坡和台灣實驗室曾先後發生實驗室病毒泄漏事故，法國巴斯德研究所曾丟失大量SARS樣本。美國政府實驗室也頻現漏洞，例如連曝炭疽杆菌、天花病毒和H5N1禽流感病毒事故，美國國防部猶他州陸軍實驗室曾反複出現炭疽病原體處理不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實驗室蓖麻毒素亂放百年，美國食藥監實驗室違規存儲葡萄球菌腸毒素等等，說明即便是全球最好的實驗室也有可能出錯。又如，2004年4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實驗室發生SARS病毒感染，導致862人被醫學隔離；2015年清華實驗室爆炸；2019年12月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獸醫研究所近百人感染布魯氏菌。
不管是哪種生物威脅，都可能造成大量的疾病、殘障，奪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引發民衆嚴重的心理焦慮，極大地影響國際交流和貿易，對經濟、社會和國家造成災難性的破壞。因此，單單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已經不足以保護人民健康和國家安全。當前迫切需要從國家戰略角度全面構建我國的生物防禦體系。事實上，美國已將其國家生物防禦戰略納入國家安全戰略體系之中，並將之提高到整個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習近平總書記這次也強調要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
我國國家生物防禦體系必須積極有效地預防和應對自然發生、意外或蓄意制造的生物威脅，並具備從生物事故中恢複的能力以及降低風險的能力，保護人民免受生物威脅，保護公衆健康，減少財産損失，控制疾病傳播，協調各個部門全面開展的戰略計劃，包括評估、預防、發現、准備和應對各類生物事故。國家生物防禦體系的重點是從源頭上控制疾病爆發，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方政府預防、發現和應對傳染病爆發的能力。國家生物防禦體系還必須爲尖端醫療對策、生物診斷技術、生物信息監控技術等提供科研創新平台，積極推動生物醫學發展，同時構建多部門協調合作、跨學科發展、能快速有效地應對生物威脅的綜合處理機制。
國家生物防禦體系至少應該明確以下六部分內容：一，確保信息通暢，從戰略層面建立風險防範意識。在操作層面，通過監測和檢測活動發現和識別生物威脅並預測生物事故。二，做好能力建設，確保有足夠的能力應對和防範生物安全風險，利用生命科學技術改善健康、促進疾病預防和治療、保護環境，同時建立相應的機制防止生命科學技術的濫用。三，事前充分准備，加強國家生物科技的競爭力，構建堅實的技術支持平台，支持生物防禦工作。四，事中迅速反應，高效發布和傳遞公共信息，給予准確、及時、可行的風險提示。五，事後快速恢複，提供恢複支持並采取長期緩解措施。六，加強組織保障，成立國家生物安全指導委員會，由國務院領導，全面負責國家生物防禦體系戰略部署。
雖然生物威脅的風險無法降至爲零，但是我們能夠對之加以控制且必須加以控制。廣泛的威脅需要采用綜合方法來最大程度地降低風險。通過構建國家生物防禦戰略體系優化我們自身的工作，加強各部門合作，全面認識、防控生物威脅，迅速對其作出回應，快速恢複社會正常秩序。
我們面對的問題已經不是下一次生物事故是否會發生，而是它將會在何時發生。隨著生物威脅的不斷發展，我們的生物防禦能力也必須不斷提高。
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程炜
生物安全是事關國家與人類生存發展的大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這一重要論述是對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豐富和發展，完善豐富了國家安全總體布局體系，有助于構建維護國家生物安全的政策、路徑和舉措，確保人民幸福安康、社會繁榮穩定、國家長治久安和人類文明永續發展。
生物安全，作爲國家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指國家有效應對生物因子及相關風險因素影響、威脅和危害，維護和保障國家社會、經濟、公共健康與生態環境等安全與利益的狀態和能力。生物安全，通常包括新發突發傳染病與應用生物技術安全、實驗室生物安全、生物資源和人類遺傳資源的安全、外來生物入侵、農作物病蟲害等安全內容。生物安全關乎人民生命健康、經濟社會發展、社會大局穩定和國家安全，其重要性日益凸顯，須高度重視，切實提高國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和水平，爲國家安全構築堅固的屏障。
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生物安全領域來源多、時空廣、頻譜全，應對生物安全威脅，必須全盤考慮，全域防禦，構建全譜性生物安全防禦的支撐體系：一是國家生物安全組織指揮體系，包括各級指揮管理機構、運行機制、應急預案等；二是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與制度保障體系，包括生物安全法、傳染病防治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及決策咨詢制度、監測預警制度、應急預演和救援制度、生物及其制品進出口的安全風險防範與控制制度、生物安全的國家報告制度等；三是國家生物安全風險評估和防控體系，包括確定風險物質的性質、來源、危害途徑和危害程度，以及各種重點目標防控和處置措施等；四是國家生物安全風險應對策略優化體系，包括事件發生、發展與成災的態勢分析，預測預警措施與篩選優化等；五是國家生物安全防禦物資與裝備研發及保障體系，包括防控物資研制、關鍵技術平台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六是國家生物安全信息網絡體系，包括重要目標區域信息網點和基礎數據庫建設，以及應急處置與救援人員、可調用物資裝備等資源數據庫。
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堅持平時和戰時結合、預防和應急結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結合，加強疫病防控和公共衛生科研攻關能力建設。打通條塊分割的生物安全管理格局，在各級政府建立權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機構，建立多部門聯合處置的分工協調機制，實施統一領導、協調和指揮。加強戰略謀劃和前瞻布局，完善疫情風險研判、評估、決策、防控協同機制，及時有效捕獲信息，及時采取應對舉措。健全重大疫情應急響應機制，建立疫情蔓延進入緊急狀態後指揮、行動、保障體系，完善突發重特大疫情防控規範和應急救治管理辦法，平時准備好應急行動指南，緊急情況下迅速啓動。
不斷提升國家生物安全國際話語權。生物安全是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合作、攜手應對。要積極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擴大生物安全領域國際合作，建立各國間生物安全政策、規劃、法律法規及部門共享機制，加強生物安全領域情報信息資源共享和信息交流，積極爲維護世界生物安全做出積極貢獻，努力架起生物安全的全球防線。積極參加國際生物履約，高度重視並倡議國際社會積極參與並履行《生物多樣性公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國際植物保護公約》《國際衛生條例（2005）》等生物安全領域的國際規則，推動防擴散和風險管理的目標，增強締約國全面認真履約的政治意願，推進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守護全人類的生命安全與健康福祉。
發達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與治理
王會芝
生物安全關乎人民生命健康、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戰略安全。本文圍繞發達國家在生物安全與生物防禦領域的戰略規劃、立法保障、部門協同、科技創新等展開研究。
建立生物安全頂層制度
一是注重生物安全國家戰略部署。美國和澳大利亞高度重視國家生物安全和風險防控能力建設，已經形成了系統的生物安全國家戰略規劃。例如，美國政府2004年發布了《21世紀生物防禦》，提出美國生物防禦國家框架，確立了風險評估、預防保護、監測檢測、響應恢複四大生物防禦目標，針對生物武器、生物威脅、生物溯源和生物醫學問題，提出生物防禦應對計劃和災害救治機制。美國2009年發布的《應對生物威脅國家戰略》，確定了聯邦政府、地方政府的角色與職責，提出美國生物安全未來發展的七大目標，包括促進全球衛生安全、提高生物安全責任意識、提高科技識別生物風險能力、防止生物技術丟失或濫用、提高生物風險預防和應對能力、加強各部門間溝通聯動、加強國際合作。該戰略強調生物技術安全，提出要通過科學研究提高生物防禦能力。此後，2018年美國還發布了《國家生物防禦戰略》，該戰略成爲美國第一個系統性應對各種生物安全威脅的國家級戰略，強調“全領域”開展生物安全治理，針對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義、突發傳染病、實驗室事故等生物安全風險，提出增強生物防禦風險識別能力、確保生物風險預防和檢測能力建設、做好生物風險應對准備工作、建立生物風險迅速響應機制和促進生物事件後恢複工作五大戰略目標。除美國外，澳大利亞也制定了一系列全國性的生物安全框架協議，包括《政府間生物安全協議》《動物疫病緊急反應協議》等，提出了建立國家生物安全體系的目標原則和政府職責，規定動物疫病應急管理的協作機制、政府應急管理職責等。
二是建立較爲完善的生物安全法律體系。美國重視生物安全法律體系建設，自20世紀70年代提出生物安全概念以來，出台了多部生物安全相關法律法規，包括《生物反恐法案》《公共衛生安全與生物恐怖主義預警應對法案》《公共衛生與醫學准備預案》《生物盾牌計劃法案》等，爲生物安全防範、生物恐怖主義、生物安全藥物研發、公共衛生防禦等領域提供法律保障。澳大利亞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于2015年頒布的《生物安全法》取代了1908年的《檢疫法》，成爲澳大利亞生物安全領域的專門法，規定了生物安全的風險管理、部門職責、公衆參與等內容。除此之外，澳大利亞制定了《基因技術法》並于2019年對其進行修訂，頒布《基因技術法規修正案》。
三是出台推進生物安全相關政策措施。美國政府根據國家生物安全戰略制定了國家生物安全政策支持和計劃項目。一方面，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府陸續頒布了《加強實驗室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下一步舉措》《美國政府生命科學兩用性研究監管政策》《關于潛在大流行病原體管理和監督審查機制的發展政策指南建議》等政策文件，指引國家生物安全建設。另一方面，美國政府開展了一系列生物安全計劃，包括國家災難醫療系統、生物監測計劃、生物傳感計劃、大都市醫療反應系統等，以提高國家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急能力。
多部門聯動保障生物安全協同治理
美國注重部門間的溝通與協調。一方面，明確政府部門的職責，建立了政府部門、軍事部門的溝通協調機制和生物安全響應機制。美國生物防禦指導委員會由國防、司法、農業、軍事、國土安全、環境保護等多部門監督協調。另一方面，美國與國際機構、工業界、學術界、非政府組織和私營機構共同開展生物安全合作，包括醫療、公共衛生、動物和植物健康、應急響應、科學技術、防衛與安全、産業行業、學術機構、外交、情報等多部門多領域的合作。
澳大利亞也注重部門協同合作，澳大利亞的生物安全體系構成機構包括政府部門和行業組織等。澳大利亞生物安全委員會作爲政府部門，主要負責對生物安全實施進行管理指導，同時與動物健康委員會、動植物入侵委員會等部門展開合作。除了與部門合作外，生物安全委員會動物健康協會、植物健康協會等行業機構還積極推動公私夥伴合作，充分發揮行業組織作爲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橋梁紐帶作用。
以科技創新建構國家生物安全支撐體系
一是重視生物安全科學研究。科技創新成爲美國和澳大利亞生物安全建設的重要支撐，國家投入大量資金進行生物安全科學研究，鼓勵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展生物技術研究。比如，美國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安全研究基礎設施網絡，包括大量生物國防研究中心、生物安全實驗室、生物防禦與安全研究機構、生物安全研究園區，支持不同層面和領域的科學研究，其中隸屬聯邦、州、學術機構和私人機構的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達1300多個。此外，美國通過政府部門與企業機構的合作，構建了包括生物醫學、生物化學、軍事醫學在內的生物科技融合發展模式，有效推動了生物安全技術的研發應用。
二是加強生物安全智庫建設。美國和澳大利亞建立了多個生物安全戰略研究智庫機構，包括美國國家生物防禦分析與對策研究中心、美國生物防禦科學委員會、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署等智庫機構，爲國家生物安全相關研究和戰略規劃提供科學有效的智力支持。
三是突出信息系統建設和生物技術成果轉化。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提高國家生物安全建設能力，運用大數據、地理信息系統、模型仿真技術等建立了國家生物安全信息系統，有效開展生物風險評估、預警與響應。此外，美國重視生物安全科技成果轉化，加強基礎研究、應用技術研究和産業化的統籌銜接，著力打造以企業爲主體，以生物産品産業化爲抓手，高校、科研院所、行業協會等多方共同參與的科技創新體系。自2006年起，美國開始實施“轉化醫學技術倡議”，進一步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應用，爲國家生物安全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撐。
文章來自：楊彤丹. 有效應對生物安全風險[N]. 社會科學報,2020-03-12(4)；程炜. 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N].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0-03-23(2)；王會芝. 發達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與治理[N]. 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0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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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自：反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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