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代：看的武俠小說不多
《七劍》海報
不過在我的童年時代，我看的武俠小說卻沒有比別的孩子多，甚至可能更少。因爲父親從小就要我念《古文觀止》、唐詩宋詞；雖然沒有明令禁止，但卻是不喜歡家裏的孩子讀“無益”的“雜書”，尤其是他認爲“荒唐”的武俠小說。“繡像小說”如《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萬花樓》之類是看過的，這些小說，雖然寫的是武藝高強的英雄，但只是一般的通俗小說，不是武俠小說。
屬于武俠小說的，似乎只偷看過兩部，《七劍十三俠》和《荒江女俠》，內容如何，現在都記不得了。還有就是兼有武俠小說性質的公案小說，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俠五義》等。對《七俠五義》的印象比較深刻，尤其是錦毛鼠白玉堂這個人物。這個人物雖然缺點很多（或許正是這個緣故，他的形象就特別生動），卻不失爲悲劇英雄（他的收場，是陷入銅網陣，被亂箭射成刺猬一般）。還有，《水浒傳》是當然看過的，《水浒傳》雖然是“官逼民反”的農民起義小說，把它作爲武俠小說是不適當的，但其中一個個的英雄豪俠故事，如“林沖雪夜殲仇”“武松打虎”“李逵與衆好漢劫法場”“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等，都具有武俠小說的色彩。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的《江湖奇俠傳》是踏入中學之後才看的，這部小說，我覺得開頭兩本寫得較好，寫的大體是正常武功，戲劇性也較濃；後來就越寫越糟，神怪氣味也越來越重了（我並不排斥神怪，但寫神怪也是需要技巧的，不能胡鬧），寫到笑道人與哭道人鬥法之時，已迹近胡鬧，我幾乎看不下去了。不過，我對書中寫的“張汶祥刺馬”那段故事，倒是甚爲欣賞。這段故事，武功的描寫極少，但對于官場的黑暗和人性醜惡卻有相當深刻的描寫。
少年時代：唐人傳奇影響最深
有一點比較特別的是，在我的少年時代，對我影響最深的武俠小說卻是唐人傳奇。我認爲那是中國最早的武俠小說，它作爲“傳記文學”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葉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的時期。至于《史記·刺客列傳》裏的荊轲、聶政，《遊俠列傳》裏的朱家、郭解雖然都是“武俠”一流人物，但這些列傳屬于“傳記”體裁，並非小說寫法，所以還不能稱爲“武俠小說”。我是從初中二年級就開始讀唐人傳奇的，這些傳奇送給同班同學他們都不要看，我卻讀得津津有味。
唐代的武俠小說都是短篇，如《虬髯客傳》《紅線傳》都不到三千字，在這麽短的篇幅中，寫故事、寫景物、寫性格，每一方面都寫得很精彩，這確是極不容易的事。《虬髯客傳》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不必贅述。這裏只舉其中寫李靖、紅拂在旅舍初會虬髯客一段爲例，讓我們看看作者的藝術手法：
行次靈石旅舍，既設床，爐中烹肉且熟。張氏（紅拂）以發長委地，立梳床前。公（李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于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公怒甚，未決，猶刷馬。張氏熟視其面，一手握發，一手映身搖示公，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袂前問其姓。臥客答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問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日幸逢一妹。”張氏遙呼：“李郎且來見三兄！”公驟拜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公出市胡餅，客抽腰間匕首，切肉共食。食竟，余肉亂切送驢前食之。
短短一段，寫紅拂慧眼識英雄，不拘小節；虬髯客豪邁絕倫；而李靖則多少有點世俗之見，直到紅拂搖手示意之後，方知來者乃是英雄，三人性格，都是恰如其分。對白精練，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紅線傳》的主角紅線是潞州節度使薛嵩的婢女，另一個節度使田承嗣想吞並潞州，薛嵩懼，紅線便自告奮勇替他去探虛實。一個更次，往返七百余裏，將田承嗣床頭的金盒取回爲信，令得田承嗣趕忙修好。一場戰禍，遂得避免。書中寫紅線往探魏城（田承嗣駐地）之後：
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觞十余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試問，即紅線回矣！
寥寥數十字，寫了薛嵩的焦急之情，又寫了紅線的“輕功”妙技，傳神之極。
唐人傳奇對我的影響很深，我寫的《大唐遊俠傳》《龍鳳寶钗緣》……這一組以唐代爲背景的武俠小說，就是取材于唐人傳奇，把空空兒、精精兒、聶隱娘、虬髯客、紅線這些虛構的傳奇人物和真實的曆史結合，讓他們“重出江湖”的。
中學時代，我看的武俠小說也不算多，對近代的武俠小說更是看得少之又少。心理學家說，童年、少年時代欠缺的東西，往往在長大後要求取“補償”，我在讀大學那四年期間，大量的閱讀近代武俠小說，或許就是基于這種欲望。另外一個因素，是受到一位老師的影響。
這位老師是史學大師陳寅恪的關門弟子金應熙，當年嶺南大學最年輕的講師，“四人幫”倒台後任中山大學的曆史系主任，現在則是廣東曆史學會的會長。
陳寅恪是不鄙薄俗文學的，他有《論〈再生緣〉》一書，將這部清代才女陳端生著的彈詞小說，拿來與希臘、梵文諸史詩比較 ，對它的傳奇性和藝術性都推崇備至。金應熙雖然沒有這方面的著述，卻也是標准的武俠小說迷。在嶺大教書的時候，還珠樓主和白羽的新書一出，他必定買來看，而且借給有同好的他的學生看。我不但向他借書，還經常和他談論武俠小說，談到廢寢忘餐。
不過，或許是受金師的影響吧，我讀的近代武俠小說，也是有點偏好的，白羽、還珠的作品我是必讀，其他作家的就只是選讀了。白羽是寫實派，對人情世故，寫得尤其透徹；還珠樓主是浪漫派，其想象力之豐富，時至今日，恐怕還是無人能與之比肩。他們走的路子不同，我對他們的作品則是同樣喜愛。
志願在于學術研究
盡管我在大學喜歡看武俠小說，但我的志願還是在于學術研究的，做夢也想不到我這一生竟然會跟武俠小說結下不解之緣！
武俠故事每多“奇緣”，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影響人的一生，我的“故事”雖然說不上“奇”，但確實是因偶然的因緣才寫上武俠小說的。一位與我相識多年的詩人朋友，曾這樣感慨地說：“假如當年沒有吳陳比武之事，假如不是當年某報主編忽發奇想，拉他‘助陣’的話，這位現代書生如何會輕功了得，‘登萍渡水’、闖入‘武林’？但‘下山’（《七劍下天山》）之後，如此良久地浪蕩江湖，連他本人也是始料不及的吧？”
“當年”是一九五四年（舒文誤記爲一九五二年）。“某報主編”是香港《新晚報》當時的總編輯羅孚。“吳陳比武事件”發生于香港，比武的地點則在澳門。這是兩派掌門人之爭，太極派的掌門人吳公儀和白鶴派的掌門人陳克夫先是在報紙上筆戰，筆戰難分勝負，于是索性簽下了“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相約到澳門比武。擂台設在澳門，這是出于香港禁止打擂台而澳門不禁之故。五十年代初期的港澳社會還是比較“靜態”的，有這樣刺激性的新聞發生，引起的轟動自是可想而知。以那天的《新晚報》的新聞爲例，大標題是：“兩拳師四點鍾交鋒；香港客五千人觀戰。”小標題是：“高慶坊快活樓茶店酒館生意好；熱鬧景象如看會景年來甚少見。”“高慶坊”和“快活樓”是澳門的賭場之名，由于有擂台比武，間接令得澳門的賭場也大發橫財，觀戰的已有五千人，談論的就更多了。
第一篇武俠小說
這一天是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過了三天，我的第一篇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就在《新晚報》開始連載了。羅孚後來回憶這一事件說：“這一場比武雖然在澳門進行，卻轟動了香港，盡管只不過打了幾分鍾，就以太極拳掌門人一拳打得白鶴派掌門人鼻子流血而告終，街談巷議卻延續了許多日子。這一打，也就打出了從五十年代開風氣，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風余韻不絕的海外新派武俠小說的天下。《新晚報》在比武的第二天，就預告要刊登武俠小說以滿足‘好鬥’的讀者；第三天，《龍虎鬥京華》就開始連載了。梁羽生真行，平時口沫橫飛而談武俠小說，這時就應報紙負責人靈機一動的要求起而行了，只醞釀一天就奮筆紙上行走。”
說“真行”，這是給我臉上貼金，其實我毫無把握，對技擊我固然一竅不通，寫小說也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所以初時我一直在推，被羅孚“說服”之後，也還要求多考慮幾天，但第二天預告就見了報，我也就只好“只醞釀一天”，就如北方俗話說的“趕鴨子上架”了。
由于第一天見報的小說還沒有想好具體的情節，有的只是模糊的故事架構，于是我先來段“楔子”，說些“閑話”，以一首詞作“開篇”，調寄《踏莎行》：
弱水萍飄，蓮台葉聚，卅年心事憑誰訴？劍光刀影燭搖紅，禅心未許沾泥絮。 绛草凝珠，昙花隔霧，江湖兒女緣多誤。前塵回首不勝情，龍爭虎鬥京華暮。
“臨時任務”欲罷不能寫《龍虎鬥京華》時，我本以爲這是“趁熱鬧”的“臨時任務”，最多寫一年半載，就不會再寫了，沒想到欲罷不能，這一寫就是三十年。“卅年心事憑誰訴”倒似是“封刀”時的作者自詠了。
好，那就訴一訴三十年來的甘苦吧。
武俠小說一向被排斥于“正統文藝”之外，“難登大雅之堂”。八十年代之前的大陸，更是將武俠小說列爲“禁區”。我寫武俠小說之後，甚至有朋友帶著惋惜的口吻和我說：“唉，你怎麽寫起武俠小說來呢？”在這裏且撇開“好”“壞”的問題不談，因爲文學意義上的好壞，是另一回事。且談一談“難”“易”的問題吧。其實，寫武俠小說需要多方面的知識，如果認真去寫，恐怕要比寫“正統”的“文藝小說”更難。寫以現代人爲主角的文藝小說，不一定需要懂得中國的曆史，寫武俠小說就不行。
記得我一開首寫武俠小說，就碰上一個難題，鬧出“笑話”。武俠小說雖然應該以“俠”爲主，“武”也是不可少的。我只學過三個月的太極拳，對古代兵器的知識更等于零。“武”這方面的知識，實在不夠應付。《龍虎鬥京華》有一處地方寫到判官筆，我根本沒見過判官筆，怎麽寫？只好參考前輩名家的寫法，“稍作誇張”，哪知一刊出來，就給行家指出：“照你這樣說的來使判官筆，非但根本刺不著對方的穴道，反而會弄傷自己”！
涉獵古代兵器知識
碰了這個釘子，我開始涉獵一點古代兵器的知識了。不涉獵還好，一涉獵，更有幾乎難以下筆之感。
古代兵器，名目繁多，豈止“十八般武藝”。只拿武俠小說中俠士最常用的劍爲例吧，劍有單劍、雙劍（俗稱鴛鴦劍）、長劍、短劍之分，使用方法因其形式不同而有分別。而且在各個不同的曆史時期，所鑄的劍也有其不同的特點。遠自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鑄劍藝術已是盛開的奇葩了。
《七劍》中的寺一郎，同時使用三把劍作爲武器
倘若要得到更多一些有關劍的知識的話，那還要博覽曆代的“論劍”之書 ，那些書除了論劍質之外，還旁及劍上的銘文、裝飾、花紋等。例如戰國名劍刃上的“糙體天然花紋”，就是極有藝術價值的，即《越絕書》所謂“捽如芙蓉始出，爛如列星之行，渾渾如水之溢于塘，嚴嚴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是也。
舉一可以例百，對中國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經成爲一種專門學問了，近代學者周緯著的《中國兵器史稿》就用了整整三十年工夫，和我寫武俠小說的時間一樣長久。試想如果要按照各種古代兵器的不同特點“如實”描寫，一招一式都有根有據的話，會得到什麽效果？只怕未得專家的稱贊，就先被讀者討厭了。我這樣說並非不必講求專門知識，只是要用在適當的地方。小說的創作和學術著作畢竟不同，無須那麽“言必有據”。否則，就變成教科書了。當然，這也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回頭再說我對這個難題的解決方法吧，寫實既不可能，我只好“自創新招”，改爲“寫意”了。
由于我完全不懂技擊，所謂著重寫意的“自創新招”，只能從古人的詩詞中去找靈感，例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這兩句詩，我就把它當做“劍法”中的招數，前一句形容單手劍向上方直刺的劍勢，後一句形容劍圈運轉時的劍勢。又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中有這麽幾句：“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骖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雖然“劍器”非劍 ，但我也從其中找到靈感，引用爲描寫“劍意”的形容詞，不辭通人之诮了。
由“寫實”轉爲“浪漫”
我和金庸的小說在海外被稱爲“新派武俠小說” ，對我而言，這個“新”是在“舊”的基礎上逐步摸索出來的。我的第一部小說《龍虎鬥京華》雖然頗受讀者歡迎，我自己卻很不滿意，那只能算是“急就章”的、不成熟的作品。五十年代，大陸文藝的主流是寫實主義，我在“左報”工作，自是不能不受影響，于是決定走白羽的路子，但寫下去就漸漸發覺實在是不適合我走。“寫實”來自生活的體驗，白羽有豐富的人生經曆，做過苦力、小販、校對、編輯 ，故其寫世態人情，特別透徹。我卻是出身于所謂讀書人家，一出校門，就入報館，寫一兩部或者還勉強可以“藏拙”（其實也藏不了），再寫下去，就難以爲繼了。既然還受到讀者的歡迎，報館非要我寫下去不可。“欲罷不能”，只好改弦易轍，由“寫實”而轉爲“浪漫”，從“白羽的路子”轉爲“還珠的路子”。不過，還珠樓主那種奇詭絕倫、天馬行空的幻想能力，也是要學也學不來的，因此我小說中如果有些“浪漫色彩”，主要倒不是來自還珠，而是來自西方的古典文學名著。
偏愛曆史和詩詞
當然，如果說我早期的武俠小說毫無特色，那也是“故作謙虛”的，《龍虎鬥京華》以義和團事件作爲背景，觸及的是“真實的曆史”，我是試圖以“新”的觀點來解釋曆史的。這部小說引起的議論很多，說明還有人注意。現在看來，這部小說是有失偏頗的，雖然我也談到了義和團的缺點，但是受到當時大陸“史論”的影響，畢竟是正面的評價較多，後來我多讀了一些義和團的史料，就感到它的不足之處了。另一方面，是有關詩詞的運用，似乎也還受到讀者的喜愛。我想不管怎樣，既然這兩者，曆史和詩詞，是我的“偏嗜”，那就讓它保留下去吧。我就是這樣，逐漸走出“自己的路子”。現在看來，這條路子似乎也是走得對的，曆史方面就有評論家認爲：“梁羽生作品特具的浪漫風格，形成與正統曆史發展相平行的草野俠義系譜，從這個草野俠義系譜回看權力糾結的正統王朝，甚至構成了對中國曆史的一種诠釋和反諷。” 詩詞方面，也有人指出：“梁羽生雖然以新派武俠小說而知名，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學，尤其是詩詞創作上的素養，卻更值得注意。”
運用西方小說技巧
我的第三部小說是一九五五年在《大公報》連載的《七劍下天山》，這部小說是受到愛爾蘭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影響的。牛虻是一個神父的私生子，後來成爲革命黨人，父子在獄中相會一節，非常感人。我把牛虻“一分爲二”，男主角淩未風是個反清志士，有類似他的政治身份。女主角易蘭珠是王妃的私生女，有類似他的身世。不過在中世紀的歐洲，教權是可以和王權分庭抗禮甚至高于王權的，清代的王妃則必須服從皇帝。但“戲劇性的沖突”就不如原作了。《七劍》之後的一些作品，則是在某些主角上取其精神面貌與西方小說人物的相似，而不是作故事的模擬。如《白發魔女傳》主角玉羅刹，身上有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上流社會的虛僞，敢于和它公開沖突的影子；《雲海玉弓緣》男主角金世遺，身上有約翰·克裏斯多夫甯可與社會鬧翻也要維持精神自由的影子；女主角厲勝男，身上有卡門不顧個人恩怨、要求個人自由的影子。
從《七劍下天山》開始，我也嘗試運用一些西方小說的技巧，如用小說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變“全知觀點”爲“敘事觀點”。其實在《紅樓夢》中亦早已有這種寫法了，如劉姥姥入大觀園是劉姥姥眼中所見的大觀園，賈寶玉的房間被她當成小姐的香閨，林黛玉的房間反被她當成公子的書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紹。不過，在舊武俠小說中還是習慣于由作者去定忠奸、辨真僞的；故事的進行用時空交錯手法；心理學的運用，如《七劍下天山》中傅青主爲桂仲明解夢，《雲海玉弓緣》中金世遺最後才發現自己愛的是厲勝男，都是根據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在西方小說技巧的運用上，我是不及後來者的，但在當時來說，似還有點“新意”。
曆史方面，我采用“半真半假”手法，主要人物和曆史事件是必須真實的，次要人物和情節就可能是虛構的了。《萍蹤俠影錄》基本根據正史，《白發魔女傳》則采用稗官野史較多。《萍蹤俠影錄》曾被改編成京劇，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這是大陸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個改編自武俠小說的京劇。小說以明代“土木堡之變”作背景，我寫了一個真實的曆史人物于謙。于謙在明英宗朱祁鎮被入侵的外敵俘虜之後，明知會有不測之禍，毅然不顧，另立新君，他非但挽救了國家的危亡，而且在擊敗外敵之後，力主迎接舊帝回來。後來朱祁鎮回朝，發動政變，奪回寶座，果然就下旨把他殺掉。這是曆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劇”，堪與嶽飛的“風波亭”冤獄相比。我是含著眼淚寫于謙之死的。
但寫真實的曆史人物，以真實的曆史事件作背景的小說，有時也會給作者招來莫名其妙的煩惱。我的《女帝奇英傳》寫了另一個真實的曆史人物：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我之寫她，是因爲她的一生，極富傳奇色彩；我寫她建立特務制度的過錯、罪惡，但也不抹殺她善于用人的政治才能。觀點和曆史背景的分析主要根據陳寅恪的兩部著作——《隋唐制度淵源略論》和《唐代政治史論稿》。《唐代政治史論稿》裏一開首就引《朱子語類》一一六“曆代類三”雲：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異。
陳氏論述此條雲：“朱子之語頗爲簡略，其意未能詳知，然即此簡略之語句亦含有種族及文化二問題，而此二問題實李唐一代史實關鍵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視者也。”陳氏從種族及文化立論，看問題是要比只知簡單地寫武則天爲“淫婦”深入得多的。
不過，雖以“女帝”作書名，故事的主線卻並非放在武則天身上。這部小說曾先後在香港、台灣地區和新加坡的報紙連載。台灣報紙連載時對它的內容曾作簡介，指出：“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則天的瑰奇浪漫事迹，但情節卻環繞在兩對江湖兒女永難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梁羽生爲本書主角設下的難題，事實上也是那個時代諸多曆史恩怨的爆發。” 我認爲這個“簡介”是很恰當的。
遲來的解禁 意想不到的欣悅
大陸的報紙則是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刊登的，雖然遲了二十多年，在大陸卻是“最早”。一九四九年後，武俠小說在大陸已屬“禁區”，連提也沒有人提，好像武俠小說從未存在過一般。大陸也是先在“小報”刊登，然後才是大報。“小報”是作爲《花城》和《廣州文藝》增刊的《南風》，一九八一年二月開始連載；銷數在大陸數一數二的報紙，足以稱爲大報的《羊城晚報》，則是遲至一九八四年十月才開始連載我的《七劍下天山》，但在當時也還是最早刊登武俠小說的“官方大報”。在刊載過程中，曾經受到很多人反對。同年十二月，北京邀請我參加“全國第四屆作協代表大會”，會上，在我所屬的那個小組中也有討論武俠小說，至少武俠小說的“禁區”雖然尚未明文開放，亦算得是官方默許的開放了。大陸也因而掀起一股武俠小說的高潮。有朋友對我說：“這回武俠小說總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不錯，這個“堂”雖然不是某個“大雅君子”的私人之堂，但卻是集中了全國著名作家的會堂，足夠分量稱爲“大雅之堂”。
電視劇版《七劍下天山》
武俠小說在台灣是從未受過歧視的，但對我的小說“解禁”則是一九八七年年底的事。雖然是遲來的解禁，卻令我有最爲意想不到的欣悅。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台北的文學、戲劇界開了一個“解禁之後的文學與戲劇”研討會。“以梁羽生作品集爲例”說明問題。研討會的重要論點之一是“解禁可望彌補文化斷層”，與會者《聯合報》副刊主編啞弦認爲：“由梁羽生作品集的問世，可見已到了‘武俠小說研究學術化’的時候，並且由專人研究撰寫武俠小說發展史。”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灣《中央日報》首先連載我的《還劍奇情錄》，由台靜農先生題字。台老是台大前中文系主任，著名書法家，魯迅的門生，那時已八十多歲了。他是我心儀已久的文學前輩，在報上得見他爲我的小說題字，實有意外之喜。繼《中央日報》之後，台灣的民營大報《聯合報》刊載我的《塞外奇俠傳》；另一民營大報《中國時報》從八月開始，也在連載我的《武林天驕》。
同年七月下旬，我首次訪問台灣，參加《中央日報》副刊主辦的“武俠小說算不算文學”座談會，參加者有“中央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孫同勳、台大外文系教授林耀福、武俠小說專家葉洪生、小說家黃凡、散文家陳曉林等多位學者，結論是“一致贊成應歸屬于文學領域”。
以文會友 何止人生樂事
得見武俠小說的地位提高是第一個“甘”，第二個“甘”則是屬于作者的“所得”了。古人雲“以文會友”是一種樂趣，我也曾寫過其他類型的“文”，發現還是武俠小說最能結交朋友。
武俠小說的讀者是最熱情的，他們對小說的投入，甚至超過作者。我寫《萍蹤俠影錄》時，接過幾位女讀者的來信，認爲女主角雲蕾並非特別出色。“不服氣”張丹楓何以對她情有獨鍾。寫《女帝奇英傳》寫到李逸之死時，也有讀者來函認爲不該悲劇收場，“貢獻”幾個可以令他“起死回生”的辦法。
熱情的讀者不一定可以成爲持久的朋友，我當然還有因武俠小說之“緣”而成爲老朋友的人。新加坡的一位副刊編者與我相交二十多年，當真可說得是肝膽相照，一九八七年他過香港，我與他談古論今，一時之間，頗有納蘭容若贈顧梁汾詞中所說的“有酒唯澆趙州土，誰會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盡英雄淚”之感。
因武俠小說之緣而結識的新朋友，也往往是一見如故，那次在台北，我和許多新朋友談得都是十分投機。其中有對武俠小說的知識非常廣博的學人，談起武俠小說，只有我向他請教的份兒；也有對我的小說比我還更爲熟悉的作家，對我的小說評論之中肯，令我爲之心折。
除了益友，還有良師。華羅庚教授雖然是老一輩的學者，思想卻極“新銳”，他對武俠小說的觀感，對我甚有啓發作用。有趣的是，談起武俠小說時，他似乎童心猶在，他的腿不太靈活，有一次談得興起時，曾伸拳比畫幾招。可惜一九八五年六月，在日本作學術演講時，不幸突發心髒病逝世，有如士兵之死在前線。已故老詞人劉伯端最講究格律，對我小說中的詞，往往可以整首念出來，在謬贊之余，也直率地指出我某一首詞的某一個字不協音律。清史專家汪孝博（杅庵）則在武俠之外，對我的“聯話”寫作幫助更大。
第三個“甘”則是更加“自我”，說出來只怕給人罵我只知“獨善其身”了。除了還會寫點東西之外，別無謀生本領。“所幸”的是，武俠小說的“市場價值”的確要比“嚴肅文學”高一些，所以還可養家活口，不至于像古代文人那樣潦倒終生。
多年前我曾在一篇題爲《著書半爲稻粱謀》的短文中，借龔自珍的一首詩答友人：
少小無端愛令名，也無學術誤蒼生。白雲一笑懶如此，忽遇天風吹便行。
我寫武俠小說，純屬偶然的因緣，故曰“忽遇”也。
寫武俠小說是需要豐富的幻想力的，我認爲過了五十歲，已是不適宜于寫武俠小說的年齡了。一九八一年，我已經五十六歲，只因朋友知我有“封刀”之意，集了龔詩兩句給我：“且莫空山聽雨去，江湖俠骨恐無多。”爲酬雅意，拖遲兩年，恰好湊滿“三十”之數，雖然實際的時間是二十九年零八個月，但計年的習慣是取其約數，所以也可自稱是寫武俠小說三十年了。
無錢購買“金盆”去“洗手”，余資倒還可以在澳洲悉尼的郊區買一層樓。悉尼雨量甚少，附近亦無空山，所以只好海上看雲。看雲的情調似也不差于聽雨，人到晚年，理應退休，想白雲也不會笑我“懶如此”了。
《筆花六照》，作者：梁羽生，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8月。
本文由出版社授權刊發。編輯：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