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麽思齊（發自越南河內、胡志明市、北甯省、北江省） 編輯|漆菲

盛夏的午後正值38度高溫，沒有一絲風光顧，室外如同巨大的蒸籠。越南北江省雲中工業園區的富士康廠區外，午休的工人們圍在流動商販的遮陽篷下，買瓶冰鎮飲料，作爲對一上午工作的獎賞。

這裏的廠房落成前，21歲的李文波曾在三星電子位于北甯省安峰工業園的工廠工作了4年。由于近來待遇下降，今年5月他辭職來到鄰近的北江省，“這裏近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是從三星工廠來的”。

隨著大量新工廠的出現，當地人想找工作並不難。在越南從事工業園投資開發十余年的中國人譚啓東告訴《鳳凰周刊》，“隨著大批外國企業的湧入，很多地方出現用工荒。新來的企業只能從原有的企業搶人，甚至出現惡性競爭，你搶我的工人，我搶你的工人。”

當中美貿易戰給東南亞投下陰影之時，越南卻風景獨好，一躍成爲該區域經濟增長最亮眼的國家，甚至被預測照這樣速度發展下去，十年後經濟規模將超越新加坡。

2019年3月1日，越南北甯省Vo Cuong區，泛太平洋集團在越南設立的太平洋服裝廠內。

1986年宣布“革新開放”後，越南開啓了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此後外資大規模流入，如今其工業産值中的一半由外企創造。而在全球加工制造業轉移的大勢之下，越南引以爲豪的優勢正在消失，人力和土地成本水漲船高。30多年間，越南從農業社會過渡到了勞動密集型工業社會，未來的路能走多遠，取決于其改革的決心和魄力。

“現在想進工業園，也擠不進來了”

清晨7點，越南首都河內的各個角落已經“蘇醒”，狹長的街道上，浩浩蕩蕩的摩托車魚貫而行，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汽油味。爲了抵禦這股氣味，雖說酷熱難耐，騎車人仍舊戴上口罩。街邊的攤主慢條斯理打掃著店鋪，販賣蔬果的小販沿路招攬起生意。

從擁堵的古城中心沿著1A號國道驅車北上，瘦高密集的民宅漸漸消失，大大小小的工業區落入視線。1A號國道雖被當地人稱作“高速”，但摩托車也能進入主路，甚至能乘載搭便車的路人。普通機動車限速100公裏/小時，實際卻大打折扣。到北江省雲中工業區才50公裏的車程，用了2個小時。

雲中工業區緊鄰國道，這裏曾以“人工成本低、勞動力資源充沛”對外做廣告，如今早已飽和。藍色屋頂的廠房整齊排列，有的門前種植著扶桑，多數爲電子産品加工廠。除了個別貨車進出，250公頃的工業區內鮮有人出入。

工人全天的活動都在工廠內進行，通過門口停泊的摩托車數量，便能判定工廠的規模。那些挂著韓國國旗的企業，大部分是三星電子的下遊廠商。

李文波的工作時間從早晨7點30分到下午4點30分，中間有一小時午休。據他說，其所在富士康廠區的500多名工人主要負責生産充電器數據線，大多數人住在附近。李文波的家在30公裏以外的陸南縣，每天只得騎摩托往返，“我老家60%到70%的人都在這兒工作”。

如今他的月收入爲750萬越南盾（約合2300元人民幣），代表了大部分普通工人的收入。收入增加了，他卻不想長幹，“在台資企業工作壓力太大，老板要求高，之後還是想再換回到韓國企業”。

據香港環亞經濟數據（CEIC）統計，去年6月以來，越南就業率持續增長。越南勞務市場情況報告顯示，2019年第二季度越南就業人數達到5460萬人，全國失業率僅爲2％，其中加工制造業、建設、批發和零售等領域的勞動力需求持續增加。

除了勞動力搶手，工業廠房的需求量也在猛增。“我們很急！有沒有現成的廠房？”“要在最短時間內租廠房、辦手續、投入生産。”這是近一年來，赴越南考察的中國團中最常出現的對話。

“現在想進也擠不進來了。”五年前最早一批落地雲中工業區的合資服裝廠經理余潮倍感幸運。自2010年開始，大量原在中國生産的服裝企業開始在越南布局。“當時最大的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對于我們這種勞動密集型企業來說，越南的人力成本很有優勢。”余潮說。

“昨天看好的廠房，今天上午就可能被其他企業捷足先登。”運營越南工業地産的一位越南人士稱，“現在一天要接待好幾撥考察團，而且他們都很著急，經常來不及吃飯就匆匆趕往下一個工業園。很多工業園廠房都預訂到了明年。”

越南計劃投資部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越南設立的工業園區和經濟園區共326個，已經投入使用的園區有250個。入園項目累計15500個，其中外資項目8000個，外資投資協議總額達1450億美元。

2012年開始，隨著中國制造業産業鏈的技術升級，勞動力和工業用地成本逐年上漲，勞動密集型産業鏈瞄准了成本低廉的東南亞國家。越南擁有大量年輕勞動力，地理上又與中國海陸相連，順理成章扮演了承接中國低端制造業轉移的角色。

越南國土呈狹長的S形，擁有3000多公裏的海岸線，由于中部多山不宜居住，人口多集中在以首都河內爲中心的紅河三角洲和以最大城市胡志明爲中心的湄公河三角洲。這兩大平原也是工業區的重要分布地，接納了絕大部分轉移過來的外國企業。

北部以附加值高的電子産品、機械類爲主。近些年隨著三星、富士康、佳能、立訊等國際企業的入駐，北江和北甯兩省的工業區早已是寸土難求。如今河內與北部制造業重陣海防市之間，沿途可見的工業園至少有30個。

最快在9月，三星將關閉中國惠州的手機工廠，這也是三星在中國最後一家工廠。去年三星已經關閉了深圳和天津的工廠，主要原因仍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此外，三星手機在中國銷量呈現跳水式走低，從2013年20%的市場占有率跌至2018年的0.8%。

與此同時，越南成爲三星海外最大的生産基地。截至去年4月，三星在越南投資總額高達173億美元，在當地建設了8個工廠，用來生産智能手機、電子零件等。今年8月，三星電子還收購了越南第二大IT企業CMC Corporation的25％股權，這也是有史以來外企對越南IT企業的最大一筆投資。

越南海防市某港口的國際貨運站，集裝箱正從卡車轉移到貨船上。

三星紮根越南後成爲其經濟支柱，2018年在越南的銷售額達到657億美元，占越南國內生産總值(GDP)的28%。北甯和太原也因爲三星的存在，成爲全國最富裕的兩個省份。

“周圍的人都覺得日子充滿盼頭”

相比北部來說，南部由于海運方便、運輸成本低廉，多以輕工業、家具制造業等低附加值、體積大的産品爲主。胡志明市作爲南部重要的交通運輸樞紐，以西貢港爲中心的港口網絡占到越南所有港口總吞吐量的67％。

進入胡志明市吉萊港，大型貨車絡繹不絕，飛揚的塵土撲面而來。港口對面，陳阿姨的雜貨鋪開了快20年。她的主要顧客是附近港口的工人和運輸司機。“2000年我剛來的時候，這裏的貨車並不多，2006年前後忽然變多了。現在各大港口連在一起，運輸量也明顯增加了。”她回憶說。

2006年10月，越南完成了曆時12年的入世談判，並在次年成爲WTO的第150個成員。越南政府在同年出台新的《投資法》，進一步取消對外商的限制。此後，外商在諸多行業可享受“兩免四減半”（即前兩年免除、後四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優惠政策。

如今，連成一片的港口正在努力應對過去一年幾乎翻倍的集裝箱船流量。從陳阿姨的店裏，可以看到集裝箱貨車進進出出。現在除去房租和水電費，陳阿姨能余下30%的利潤。但她喜憂參半，“政府已經公布了擴路計劃，這條街上的店鋪不久後就會被拆除，附近的房子也不允許向上加蓋，到時候我只能遷走了。”

經濟增速保持高位，人們的經濟活動也隨之升級。如今越南年輕人手上至少有“兩大件”——摩托車和智能手機，十年前罕見的私家車甚至豪車也在增多，奢侈品店內開始出現本國人的身影。胡志明和河內的高端公寓拔地而起，才下午4點，胡志明便迎來了“晚高峰”。

“以前主要是南北兩個大城市和東南部幾個省發展迅速，現在北部、中部都有了工廠，其他地方的經濟也跟了上來。越來越多的人可以回老家擇業了。”越南社會科學院的一位學者如此表示。

財富研究機構新世界財富公司發布的報告顯示，2007年至2017年，越南私人財富增長率爲210%，成爲10年間私人財富增長率最高的國家。近四年來越南人均GDP均超過2000美元，而在1990年只有96美元。

隨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普通人對國家的未來也抱持樂觀心態。“可能就像中國20年前吧，周圍的人都覺得日子充滿盼頭，也充滿幹勁。由于外國企業的增多，懂外語的大學生也很容易找到工作。”河內大學畢業後在越南某電台當漢語主播的阿勝如此表示。

河內三十六古街上經營手工藝品店的一位老板說，“從三年前開始，河內的變化越來越大。遊客明顯增多，外來的商人也變多了。”

同在古街旅遊區經營米粉店的明蘭對現在的生活很滿足，遊客增加讓她的收入可觀，現在每月能淨賺6000元到9000元人民幣。說話的十幾分鍾裏，店裏坐滿了人，“你要是晚上來，連站的地方都沒有”。

東南亞最重要的區域性組織東盟（ASEAN）十國中，越南整體發展水平目前仍處于中下遊，但隨著近兩年來經濟表現亮眼，外界對其信心大增。去年越南GDP增速高達7.08%；2019年第一季度躍升爲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在貿易保護主義的沖擊下，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速紛紛放緩。今年第二季度，泰國出現4年多來的最低GDP增速，新加坡也跌至10年來最低水平，越南卻始終維持強勁勢頭，保持在6.7%的高位。星展銀行（DBS）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照目前趨勢增長下去，到2029年，越南的經濟規模或將超越新加坡。

正是看到這樣的勢頭，富士康承諾在越南增加投資50億美元。今年6月，富士康在北江省擴建生産蘋果手機的耳機，將投資總額從1億美元直接翻倍。富士康還計劃在廣甯省投資生産和組裝電視機屏幕的工廠，初期投資4000萬美元。

越南在日本企業心中的地位也迅速攀升。據爲日企進駐海外提供支援服務的日本Resorz公司調查，越南作爲日企進駐海外的候選地，人氣顯著升高，從5年前的第9位上升至第2位，取代了美國。另據《日本經濟新聞》8月報道，夏普已經決定把面向美國市場的車載液晶屏生産線由中國轉移到越南，將于2020年在越南啓用新工廠。

得天獨厚的人口紅利和關稅環境

“這是我們計劃投資部統一提供的標准用茶，不會貴，也不會太便宜。”在位于河內市中心的越南計劃投資部（相當于中國的發改委），負責外資事務的一位中層幹部笑盈盈地接待了《鳳凰周刊》記者。

“目前越南所取得的成就，體現了我們經濟政策的成果，其理念在于，創造機會爲各階層的人謀發展。”這位幹部說，“當下的重心一方面是吸引更多外資，另一方面則是堅持國企的股份化改革。”

自2006年開始，越南政府便開啓了國企改革，國企數量從最高峰時的1.5萬家縮減至2018年的500家，占全國企業總數不足8%。其中屬于經濟集團的只有7家，國家總公司57家，剩下的是各政府部門、行業以及地方下屬國企。預計到2020年，越南國企數量僅爲150家。

據該幹部說，股份化之前很多人會擔心，但經過了這個過程後，大部分國企沒發生什麽大問題，即便有些小問題也馬上就處理了。“未來除了個別資源型和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其他行業都應當讓私人資本進入。”

自2007年越南加入WTO以來，外資大規模流入國內，爲其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2018年越南吸引外國直接投資達354.6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達191億美元，同比增長9.1%，連續第三年創下新紀錄。據《越南投資評論》報道，去年越南工業産值中的一半由外資企業創造，70%的出口是由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

悶熱的服裝廠車間內，坐著清一色的年輕女工。她們大多20到30歲，赤腳踩在縫紉機上，娴熟地裁衣、縫制、裝紐扣、貼標簽。一件衣服要經手20多人，每個人花幾分鍾便可完成一道工序，近千人每天能完成近2萬件成衣。這些衣服被貼上了人們熟知的CK、Polo、Tommy等品牌標簽，出口歐美後，一件T恤衫能賣到一百美元，相當于女工們近半個月的工資。

企業轉移熱潮下，人口紅利是越南最爲顯著的優勢。越南目前總人口數超過9600萬，中位數年齡僅爲30歲，用工成本僅爲中國的三分之一。普通工人工資約在1800元-2400元人民幣，中層管理人員和翻譯的工資會高一些。其他成本也較爲低廉，比如工業用電約爲0.45元人民幣/度，是中國的一半。

對于以外貿出口爲主的企業來說，越南與日本、韓國、智利等國簽署的自貿協定更有著十足吸引力。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戰讓大量出口美國、歐洲爲主的企業被迫出走越南，尋求關稅成本的降低。

今年7月，越南與歐盟正式簽署《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VFTA)。根據該協定，雙方將消除99%以上的貿易關稅，鑒于越南是發展中國家，協議允許越南從取消65%的關稅開始，10年內逐年達到99%的目標。通過初步評估，協定的簽訂能夠使越南朝著提升附加值、提高經濟增長（達到20％）的質量和效益的方向大力推進增長模式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

同樣在今年年初，萬衆矚目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CPTPP)在越南正式生效。作爲多邊貿易協定，CPTPP的11個成員國承諾將降低成員國逾98%的關稅。由此一來，歐美國家對越南多數産品征收的關稅會遠低于中國。

“多邊貿易協定將會使越南在國際自由貿易中的位置變得非常優越。”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坦言，但與此同時，也會給越南的國企改革帶來不小的挑戰。“因爲它們也會受到這些協定的制約。”

“CPTPP是越南簽署的首個新時期的商業協定，這一協定對于越南政府幹預國企生産經營活動的行爲來說，有著深遠的影響。”越南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黎春創向《鳳凰周刊》指出，國企經營效益低的主要原因是競爭能力差，這緣于激勵與懲罰機制的生硬與低效。“如今越南正在進行國企股份化改革，近兩年國有經濟成分的規模將進一步收縮。希望由CPTPP帶來的外部壓力能助力我們的企業改善其經營狀況。”

越南存在“超水平”的開放現象

越南之所以能推進一系列有力的經濟改革，其穩定的政治環境不可忽視。作爲一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越南的政治權力中樞是由越南共産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越南國家主席、政府總理、國會主席所組成的“四駕馬車”，這一模式的突出特點是“讓權力相對分散”。

不過，許利平告訴《鳳凰周刊》，“自從去年國家主席陳大光去世、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兼任國家主席以來，越南的權力機構從‘四駕馬車’變成‘三駕’，整個政治改革的力度也在回收。在阮富仲看來，政治領域的‘革新’似乎有些過了。”

一直以來，越南領導層因地域差別而被劃分爲不同派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潘金娥曾撰文稱，“黨的總書記基本由以河內爲中心的北方幹部擔任，主管意識形態和思想政治工作；政府總理通常由以胡志明市爲中心的南方幹部出任，主管經濟工作；國家主席和國會主席則由來自中部地區的幹部擔任。”

南北在意識形態上也會産生分割：南方在解放前長期處于法國和美國的統治下，思想比較西化，其領導者比較重視市場經濟；北方曆史上則受蘇聯和中國的影響較大，顯得更爲保守。

也正因此，來越南做生意的外商們早早摸清了門道。在越南從事物流生意十余年的中國人彬哥說，“北方講究人際關系，以河內爲首，往往一開始做生意會很累，但做到一個階段就會輕松了；南方更講市場經濟一些，像中國的廣州、上海，這裏的變化也會很快。這些年南方出現了很多不靠譜的投資項目，北方則會穩當一些。”

飽經戰亂之後，越南于1986年提出“革新開放”，主張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吸引外資爲導向，此後越南長期推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並因此實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還引發外界對于“越南模式”的探討。

不少人認爲，越南走的路線是對中國的效仿，包括對中國發展道路、改革理論、初期爲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等方面的模仿，但與此同時，越南基于本國國情又有其自身特點。

“越南似乎存在‘過度’或‘超水平’的開放現象。”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江林撰文指出，一般而言，經濟發展水平高，對外開放水平也相對較高，反之亦然。“然而越南並非如此，其開放水平的提升速度超過了很多經濟更爲領先的東南亞國家。”

這也被稱作“政治民主化超前”現象，即一國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發生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過去幾年，越南國會起到較大的制衡作用，多次否決了黨和政府的重大決策，包括修建貫通南北的高速鐵路項目計劃以及中越兩國達成的在越南西原地區合作開發鋁土礦項目等。

反腐的火把在越南也越燒越旺。自2017年1月越共十二大開始，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陸續被革職、判刑，包括越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員丁羅升、越南國家油氣集團原高層鄭春青和越南公安部原警察局局長潘文永等。

反腐當然是爲了保護近幾年創造的經濟成果，讓外企有更好的環境做生意，也讓政府形象更加廉潔。但有分析將其歸因到南北的派系鬥爭上。南派以前總理阮晉勇爲核心，北派以阮富仲爲核心。兩個派系在越共十二大召開之前就展開較量，最終北派占據優勢，南派卻始終未能罷休。

今年上半年，越南各地對176起腐敗案件的425名被告進行起訴，案件起數和被告人數同比增長13.5%和32.8%。有123個黨組織和7923名黨員受到處分，其中因腐敗行爲受處分的有256名黨員。

有投資者感慨說，這說明政府認真向公衆表明：在越南投資不再需要“認識誰”了。然而，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發布的2018年全球清廉指數（CPI）依舊讓人大跌眼鏡——越南在180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17名，比2017年下降了10位。從事藥材生意的一位越南人稱，“不少外企來越南還是無法光明正大地拿到批文，而要通過關系，這一類屬于地下投資。”

2019年6月19日，越南河內，一名遊客在樂天中心的3 6層觀景台留影。

“越南當下最鼓勵的是具有高新技術、沒汙染的、有創造力的項目。但在落實的時候，很多方面還是會打折扣。”作爲“老越南”的彬哥說，目前省以上，以及5個直轄市的項目一般能直接去跟越南商務部談，大項目審批得也較快；但如果市級以下的項目還是需要人脈關系，一般通過中介來辦事，當中的手續費還是省不了。

美國商會駐河內執行董事Adam Sitkoff 亦表示，反腐不意味著外國投資者就能輕松適應當地環境，仍要應對一系列雷區。“尤其隨著私有化的加速推進，越南根深蒂固的貪腐、管理不善和裙帶關系都暴露出來了。”

越南制造尚難取代中國制造

“最近招工不像以前了，早期招人是我們挑工人，現在想招人甚至要經過中介。”雲中工業區精密模具注塑廠的董事長劉漢良抱怨說，“用人標准也放寬了，以前都是20多歲，現在35歲甚至40歲的都有。”

在譚啓東看來，認爲越南承接中國制造業是言過其實，“越南9000多萬的人口基數並不大，現在已經是用工高峰期，馬上就會進入瓶頸期。”他進一步解釋說，有勞動力的區域用工基本接近飽和，目前在刺激勞動力轉移的舉措上，政府也沒有扮演主要角色，還是靠勞資雙方的意願，勞動力空心化是接下來要面對的難題。“未來制衣、箱包、鞋廠這類勞動密集型企業會繼續向其他國家轉移。”

除了用工荒，大量企業的湧入也讓土地價格“水漲船高”。距離胡志明市70公裏的同奈省GiangDien工業園，工業用地的租賃價格從2017年的60至70美元/平方米上升到2019年初的90美元/平方米。有些地區租金漲到了130美元/平方米，和中國大城市的工業園區相當。

過去五年來，越南政府不斷提升最低工資標准。2019年7月決定2020年起地區最低工資標准將再上調5.5%，一類地區最低工資標准將增至442萬越南盾（約合1351元人民幣）；二類地區增至392萬越南盾（約合1198元人民幣）；三類地區增至343萬越南盾（約合1056元人民幣）；四類地區增至307萬越南盾（約合945元人民幣）。

隨著中國制造業向越南的集中外溢，短期內人工、土地、原材料價格還會被推高，如此一來，越南的成本優勢將難以維持。

同樣作爲承接低端制造業轉移的東南亞國家，柬埔寨今年有70多家服裝廠關閉，這一數量是去年的兩倍。原因首先是勞動力成本的增加——從1997年到2019年，柬埔寨的勞動力成本上漲了4.5倍，月薪從40美元漲到182美元，倘若包括員工福利和補貼，成本將增至210美元左右。這也是越南面臨的問題，不少普通工人的工資已經超過280美元。

還有供應鏈的不完整，由于柬埔寨的基礎設施以及相關配套落後，導致外國投資者的投入成本不斷增加。與中國工人相比，柬埔寨工人的生産效率低下。有分析稱，柬埔寨服裝廠的生産效率僅爲中國的60％左右，越南和印度尼西亞稍好一些，約爲中國的80％。

長期來看，由于缺乏完整的産業鏈，越南僅能承接制造環節中的低端部分。而無論是電子産品還是輕工業，很多原材料、高技術型配件和生産儀器仍需從中國進口。

“越南制造不可能完全取代中國制造，頂多只能取代某一産業的部分領域。”一名商界華人指出，“過去五年來，雖然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上漲很多，但仍享有出口優勢，技術含量高的部分並沒有從中國移出來。就連最早從中國轉移出來的紡織業也很難完全被替代，一些服裝拉鏈還得從中國進口。”

2017年，從東莞轉戰越南的一家鞋廠嘗試了一年後便放棄了，問題出在工人的工作效率上。很多越南工人缺乏成熟的工作經驗，加上沒有加班習慣，造成生産效率低下，交貨時間推遲，最後企業入不敷出。

需要“胡蘿蔔加大棒”式改革

輸入型通貨膨脹也在近來成爲在越南的外資企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這會導致勞資糾紛，工人可能因爲要求漲薪而舉行罷工或其他抗議活動。

近四年來，越南人均GDP均維持在2000美元以上，與此同時物價也在飛漲。雖然工資變多，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並沒有提升。有研究稱，非限制性利用外資是導致股市、樓市崩盤和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當地人無奈地說，“幾年前你拿一張50萬越南盾可以用很久，現在很快就用完了。”

在胡志明市最熱鬧的第一郡吃一碗河粉，需要25元人民幣；大一些的餐廳動辄人均消費100至200元人民幣；看一場電影需要30元人民幣。而中心地段的豪華公寓從去年的每平方米5000美元漲到今年的10000美元。較遠一點的公寓每平方米也達到2000至3000美元，讓普通人望塵莫及。

河內和胡志明市內，隨處可見正在施工的公寓和寫字樓，這是過去沒有的現象，表明制造業創造的財富正在向房地産行業轉移。有分析說，如今大量興起的工業園區帶來的是“工廠驅動下”的經濟增長，而不代表真的經濟發展。

今年一季度越南的貿易出口非常亮眼，美國成爲其最大商品出口國，出口總額達130億美元，同比增長26%。貿易數據公司Panjiva的報告顯示，美國家具、家電和輪胎等行業的訂單由中國向越南轉移的情況明顯。例如宜家家居、家得寶等零售商從中國進口減少13.5%，而從越南進口上漲37.2%；汽車輪胎類從中國進口減少28.6%，從越南進口增長141.7%。

但美國總統特朗普今年6月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采訪時稱，越南在貿易問題上比中國更爲惡劣。面對是否會對越南加征關稅，特朗普沒有給出正面回答，只是說美國正在和越南談判，引發外界猜測。

“隨著大批工廠轉移，資本源源不斷流入越南，美國會發現自己和越南的貿易逆差越來越大。越南很可能成爲美國下一個制裁對象。”許利平說。

越南房地産業內人士則稱，“外界都說越南是中美貿易戰的最大贏家，其實並非如此。越南的市場很小，今年的經濟發展數據可能不錯，但過度依賴外資的經濟模式未必能持續帶來高增長。”

受訪的越南人士認爲，越南的經濟高增長是否能繼續維持，取決于政府對國企改革的力度有多大。如何讓國企參與市場競爭的同時又不造成大量失業，是政府下一步要解決的難題。“在落實多個自貿協定條款的同時，如果越南沒有切實、系統而有效的‘胡蘿蔔加大棒’式方案，未來遭遇危機的可能性只會增大。”黎春創提醒說。

*本文由樹木計劃作者【鳳凰WEEKLY】創作，獨家發布在今日頭條，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