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來講，教培業最活躍、最發達的地方當屬于東亞地區，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
這些國家因爲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有著較爲相似的教育體制和應試選拔制度，所以在教培業的發展上也有著驚人的相似。
與中國相比，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的教育機構經曆了更長時期的治理、更多方向的試錯以及更深層次的挑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們的豐富經驗，對我們國家的培訓機構順利應對“新政”治理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韓 國
在韓國，類似于我國的各類培訓機構被稱爲“學院”。韓國高考錄取率只有50%，家長不惜花費很大的代價確保孩子取得好成績，補習之風非常“凶猛”。從20世紀60年代起，韓國政府就不斷針對教培行業出台各種改革政策。
韓國的“禁止超綱、提前教學”
韓國頒布《促進公共教育正常化及限制提前教育特別法令》：禁止提前教育；禁止超綱考試；禁止在招生中超綱考察學生；禁止“學院”、教習所或個人在宣傳廣告中出現誘發提前學習的信息。
韓國的“不得晚于20：30”和收費限制
在韓國，政府要求培訓機構面授班晚上10點之後不能給孩子再進行補習，價格方面也規定了上限，無論是面授還是網絡課程1小時不能超過人民幣68元，同時明文規定面授班或在線補習隨時可以退費。
韓國的“生均面積3平米”
韓國小學、初中的培訓機構每個班基本上以8~12人爲主，高中以上才會有更大班制。60平米以下一般只能開設一個科目，60平米以上才可做全科。
他山之石——韓國學院的教學和服務升級之路
在內容、時間和面積受限的時候，韓國各類學院把目光集中在了教學質量上，通過教學質量的提升來緩解政策限制，吸引更多學生和家長的支持：
1.改進教學效率，嚴控細節管理、精細化管理、過程管理。
韓國學院是可以隨時退費的，爲了提高學員滿意度，避免退費，他們不斷引入多種教學方式和評價體系，研究更多可能合更高效率的教學模式和教學鞏固方式。比如：學員從入學測評、上課考勤、課後練習、作業批改、家長反饋都是直接在PC、IPAD上完成，每個教師的工作過程上級領導和家長都能及時了解和跟進。
2.創新課堂模式，更新教學設備，提高學習效率。
內容不能超綱，就要在合規的基礎上做出吸引力、做出效率。比如：一些轉戰在線教育的學院，在線課堂也會玩出創新性，不僅有高清互動、明星範等符合青少年的時尚趨勢會貫穿錄播課堂中，他們的在線視頻在十幾年前就可以進行標注、做筆記。
3.重視學生的學習體驗，加強配套服務。
受面積和時間所限，韓國很少有1對1服務的模式，但即便是大班課，各類學院都非常重視學生的學習體驗，就連配套的服務也做到了極致。比如，在韓國很多學院都是車接車送學員，上課前用車接到學院門口，下課後送回小區門口。
日 本
在日本，類似于我國的各類培訓機構被稱爲“學習塾”。與我們教培行業從蠻荒生長到規範發展相似，日本的學習塾走過了一段從政府視而不見、放任自流、規範監管到與公立學校教育互補共生的曆程。
日本的“辦學資質審查”
社團法人全國學習塾協會制定《學習塾業認證制度·認證基准》，包括：認證制度的目的、認證制度的範圍、認證基准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要求學習塾舉辦者要本著對消費者負責的態度，實行舉辦者的資質、財務狀況、教學內容等向消費者公開。
日本的“黑白名單”
社團法人全國學習塾協會既是認證機關也是審查機關，對學習塾實行每2年進行一次認證制度。審查采用檔案資料與實地審查兩種形式，對不達標者亮黃牌並敦促其自行整改。
他山之石——日本學習塾的兼並整合、擴展客戶群體和謀長遠發展之路
1.學習塾的兼並整合，尋求抱團發展。
政策的監管趨嚴，加之日本少子化趨勢和經濟情況的走軟，學習塾間的競爭異常激烈。很多機構經營困難，于是開始並購、重組，抱團發展。大型補習培訓機構兼並其他中小機構，跨地域的教育學習塾之間進行兼並重組。此後，漸漸形成了抱團發展和綜合發展的格局，發展出了一批龍頭機構，比如現在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代代木、駿台、河合塾、東進。
2.放遠看政策的眼界，擴大客戶群體範圍。
衆所周知，日本也曾進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減負”行動，這個期間，伴隨著學齡人口在降低，家庭平均教育支出金額也在下降，但是校外補習行業的規模卻在持續擴大。因爲他們適時地把握住了大學入學考試的相關政策和改革，基于此不斷滿足學生和家長的需求，調整自己的業務布局，擴大學習群體的範圍，主要客戶從高中生群體下沉到了初中生群體，甚至是小學群體。
3.關注學生的綜合能力發展，爲學生和機構做長遠打算。
辦學環境趨嚴，日本的學習塾開始思考如何爲學生和機構的做長遠打算。他們開始注重對青少年的協作能力、交流能力、競爭心等性格品行方面的培養。一部分補習班，尤其是采取小班授課形式的補習班，也在強化自身這方面的競爭力，力爭爲家長提供更人性化的教育服務。
新 加 坡
在新加坡，類似于我國的各類培訓機構被稱爲“補習中心”。新加坡的教育系統崇尚“少教多學”，即使是要馬上參加“高考”（A Level）的學生，在校上課的時間每天也不過五六個小時。所以，在新加坡，有一種“全民補習”現象。
新加坡的“禁止聘用在職教師”
新加坡教育部的規定，在職教師在校外輔導機構代課、兼職或以各種名義舉辦補習班，一旦被發現或舉報，將終身無法再獲教師職位。
他山之石——新加坡補習中心的名師打造之路
在沒有成熟的在職教師承擔教學重任的情況下，新加坡的補習中心開始打造自己的教師團隊。不斷優化出的高質量的教師産出更高的教學效果，爲補習中心帶來了更多的生源，保證了培訓機構的進一步繁榮。到現在，有的課外輔導名師已經成爲超級教師，年入能達到百萬美金，家長甚至願付高價“占位”。
中國的教育機構怎麽辦？
總體而言，國家政策是鼓勵培訓機構向好的方向發展。政策在推動行業發展的進程中，發揮的是主導作用，與政策逆勢而上的結局不是關停就是消失。所以對培訓機構來講，想要讓自己的機構活的好一點，走的遠一點，那一定是要主動站在政策的保護傘之下，主動、積極得自我規範。
兩只眼睛尋出路：不僅要與國內保持同步，還要時刻關注國際教育格局的變化。
當今社會已經進入到高度開放的狀態，我們不僅要與國內的公立校、行業的競爭機構保持同步，還要學習其他國家的先進經驗，爲我們自己的創新、精進和快人一步做准備。
有這樣一位學者，他致力于比較教育方向，已經發表衆多有關中外教培業的學術專著。他的研究，對各國政府、機構、學校、家長等主體都有重要的比較和參考作用。其2012年出版的著作《直面影子教育系統：課外輔導與政府抉擇》證明了政府、機構和其他主體可以超越國界的互相借鑒學習。
他就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比較教育首席教授——馬克·貝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