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貿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跟著國旗走，但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曆史上，一個文明權力的擴張通常總是同時伴隨著其文化的繁榮，而且這一文明幾乎總是運用它的這種權力向其他社會推行其價值觀、實踐和體制。一個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權力。羅馬的權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範圍內創造出了一個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紀以歐洲殖民主義爲表現形式的西方權力和20世紀美國的霸權把西方文化推廣到了當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區。歐洲殖民主義已經結束，美國的霸權正在衰落。隨著本土的、植根于曆史的習俗、語言、信仰及體制的自我伸張，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蝕。現代化所帶來的非西方社會權力的日益增長，正導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複興。
約瑟夫·奈曾論證說，在以經濟和軍事力量爲基礎的指揮權，即“硬實力”，與一個國家通過其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吸引力使“其他國家想要它所想要的東西”的“軟實力”之間，存在一個差別。正如奈意識到的那樣，世界上正在發生硬實力的廣泛分散，主要國家“已不能像過去那樣運用它們的傳統實力資源來達到其目的”。奈繼續說，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其他國家會更願追隨”其領導，因此軟實力“與硬的指揮權力同樣重要”。然而是什麽使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吸引力呢？當它們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質上的勝利與影響時，它們就是有吸引力的。軟實力只有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上才成其爲實力。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會提高自信心、自負感，以及更加相信與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軟實力更優越，並大大增強該文化和意識形態對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經濟和軍事實力的下降會導致自我懷疑、認同危機，並導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尋求經濟、軍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訣。當非西方社會經濟、軍事和政治能力增長時，它們就會日益鼓吹自己的價值、體制和文化的優點。
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當時它是與蘇聯的經濟成功和軍事實力聯系在一起的。當蘇聯發生經濟蕭條且不能維持其軍事力量時，這種吸引力也就隨之消失了。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爲它們被看作是西方實力和財富的源泉。這個進程已持續了幾個世紀。正如威廉·麥克尼爾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間，基督教、羅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蘭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對西方君主軍事才能的畏懼和欽佩的混合，刺激了人們去接受西方文明”。隨著西方實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強加其人權、自由主義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價值對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隨之減小。
這種情況已經發生。幾個世紀內，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羨慕西方社會的經濟繁榮、先進技術、軍事實力和政治凝聚力。他們在西方的價值觀和體制中尋求成功的秘訣，如果發現自認爲可能的答案，他們就嘗試在自己的社會中加以運用。爲了變得富有和強大，他們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現在這種基馬爾主義的態度在東亞已經消失。東亞沒有將其經濟的迅速發展歸因于對西方文化的引進，而是歸因于對自身文化的伸張。他們論證說，他們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爲他們與西方不同。同樣，如果非西方社會感到與西方相比自己相對弱小，他們就援引西方的價值觀，如自決、自由、民主和獨立，來爲其反對西方控制辯護。現在他們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強大，于是他們便毫不猶豫地攻擊起那些他們先前曾用來維護自己利益的價值觀。對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過宣稱西方價值觀的普遍性來證明其合理性的，現在則是通過宣稱非西方價值觀的優越性來加以證明。
這些態度的擡頭是羅納德·多爾所稱的“第二代本土化現象”的表現。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國這樣的獨立國家，“第一個‘推行現代化的人’或‘獨立後’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國（西方）的大學裏接受用西方廣爲傳播的語言進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們第一次出國時是易受影響的青少年，因而他們從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爲數衆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數在國內由第一代人創立的大學裏接受教育，授課越來越多地是使用當地語言而不是殖民語言。這些大學“與全球性世界文化的聯系更加淡薄”，“知識通過翻譯而變爲本國化的，這些知識通常範圍有限，水平也很低”。這些大學的畢業生不滿于早些時候受過西方訓練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經常“易受排外主義運動的鼓動”。隨著西方影響的減弱，那些年輕的、雄心勃勃的領導人不能指望西方爲他們提供權力和財富。他們不得不在自己社會內部尋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們必須適應該社會的價值觀和文化。
本土化並不需要等待第二代來進行。能幹的、有洞察力和有適應性的第一代領導人就進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個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裏·真納、哈裏·李和所羅門·班達拉奈克。他們分別是牛津、劍橋和林肯律師學院的優秀畢業生，是卓越的法學家，是其社會中徹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納是一個堅定的世俗主義者。李，用一個英國內閣成員的話說，是“蘇伊士運河以東好得沒治的英國人”。班達拉奈克從小就是個基督教徒。然而在領導他們的國家走向獨立和獨立之後，他們不得不實行本土化。他們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過程中不時改變自己的認同、姓名、裝束和信仰。英國律師真納成爲巴基斯坦的“偉大領袖”，哈裏·李則成爲李光耀。世俗主義者真納成爲把伊斯蘭教作爲巴基斯坦立國基礎的熱情倡導者。盎格魯化的李光耀學會了漢語普通話，並成爲一個能言善辯的儒教促進者。信仰基督教的班達拉奈克皈依了佛教並求助于僧伽羅民族主義。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爲整個非西方世界的發展日程。伊斯蘭教的複興和“重新伊斯蘭化”是穆斯林社會的主題。在印度，普遍的趨勢是拒絕西方的形式和價值觀，以及使政治和社會“印度化”。在東亞，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學說，政界和知識界領袖都在談論其國家的“亞洲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著“日本和日本人理論”。隨後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識分子提出：日本在曆史上經曆了“這樣一種循環：引進外來文化，通過複制和提純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後是引進的和有創造性的推動力被耗竭，從而導致了不可避免的動亂，最終再向外部世界開放”。目前日本正在“著手進行這個循環的第二階段”。冷戰結束後，隨著西方化主張者和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之間傳統沖突的再度出現，俄羅斯重新變成了一個“無所適從的”國家。然而在10年裏，當西方化的戈爾巴喬夫被具有俄羅斯風格和西方信仰的葉利欽所取代時，趨勢也隨之從西方化轉爲斯拉夫化，而葉利欽又受到集中體現了俄羅斯東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義者的威脅。
民主的矛盾進一步推動了本土化：非西方社會對西方民主體制的采用鼓勵了本土主義的和反西方的政治運動，並使它們能獲得權力。20世紀60和70年代，發展中國家西方化的和親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變和革命的威脅；20世紀80和90年代它們日益面臨被選舉下台的危險。民主化與西方化相沖突，民主本來就是一個地區化而並非世界化的進程。非西方社會的政治家並非通過顯示自己有多麽西方化來贏得選票。相反，選舉競爭刺激他們把自己的信仰說成是最能吸引大衆的東西，那些東西通常具有種族的、民族主義的和宗教的特征。
結果是大衆動員起來反對受過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集團在穆斯林國家爲數不多的幾次選舉中表現出色，如果不是軍隊取消了1992年的選舉，它有可能在阿爾及利亞掌握國家政權。在印度爭取選民支持的競爭可能鼓勵了向社會群體發出呼籲和社會群體間的暴力。斯裏蘭卡的民主使得斯裏蘭卡自由黨于1956年擊敗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觀念的統一國民黨，爲80年代津達那亞僧伽羅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提供了機會。1949年之前南非精英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個西方國家。種族隔離政權建立後，西方精英們逐漸把南非開除出了西方國家陣營，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當成是西方人。然而爲了恢複他們在西方國際秩序中的地位，他們不得不引進西方民主制度，這導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權。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話，他們的繼承人將會有更多的科薩人、祖魯人和非洲人觀念，南非將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個非洲國家。在19世紀以前的各個時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國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羅斯人對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時，他們也蔑視西方文化的低劣、體制的落後、腐化和衰敗。現在，隨著西方的成功相對減弱，這種態度重新出現了。人們感到“他們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說的，“西方的價值觀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對，但在其他地方都沒有像在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中國和日本那樣堅決。”我們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識形態主宰的進步時代的結束”，正在跨入一個多種不同文明相互影響、相互競爭、和平共處、相互適應的時代。這一本土化的全球進程通過世界衆多地區出現的宗教複興廣泛地表現出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亞洲和伊斯蘭國家的文化複興，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所推動的。（本文節選自《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
ISBN：978-7-5166-3661-9
[美]塞缪爾·亨廷頓 著
新華出版社 2018年1月
定價：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