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BiMBA創立20周年，《中外管理》雜志作爲企業管理領域的知名刊物和時代同行者，特別推出了一期封面文章：《BiMBA，企業家精神的喚醒者》。
文｜本刊記者陶小然
責任編輯｜楊光
來源｜中外管理雜志
1994年，42歲的林毅夫拉著張維迎、易綱、海聞、張帆、余明德等一批海歸青年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潤園裏創造了他們的烏托邦基地——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08年改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後來這些青年學者都成長爲中國頂尖的經濟學家，攪動了中國改革近30年的江湖。
4年後，即1998年，就在朗潤園裏，他們又攜手創辦了中國最好的國際商學院——北大國際MBA，後來對外改名爲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依舊簡稱BiMBA。經世濟民，北大情懷，中西合璧，知行合一，開中國商科教育風氣之先。
時至今日，林毅夫已經連續兩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並于2008-2012年間擔任4年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世行歸來後又成功創辦新結構經濟研究院；當初的聯合創始人易綱已經成爲新任的中國央行行長，同時繼續兼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海聞曾爲北京大學副校長，在推動北大創辦深圳研究生院和彙豐商學院的道路上戰功卓著；張維迎一度從朗潤園轉戰到光華管理學院擔任多年院長，2014年又再度回歸北大國發院朗潤園，不過，張維迎更大的成就不在于行政，而是爲企業家精神和市場經濟一次次振聾發聩的呐喊和極具學術功力的論證。
在BiMBA商學院創建時，1995年回國的周其仁也是核心團隊之一，這位當年九號院的傑出青年，將學術的邏輯與改革的現實一次次深度結合，對中國的電信改革、醫療改革、農村土地確權與流轉、城鎮化等諸多重大議題發生過巨大影響，堪稱國寶級的經濟學家。
20多年間，海歸學者、國內外政要、頂尖經濟學家、北大莘莘學子，來這裏的人無數，但每個人進到這個院子，心都會不自覺安靜下來。除了教授辦公室門上個頭極小，卻如雷貫耳的名字，你在這裏幾乎看不到國家發展研究院和商學院特別明顯的印迹。這裏更常見的只有玉蘭花開，海棠花落，以及不同膚色和年齡的思考者。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說，這應該是中國最安靜的一所商學院。
不同于主流商科教育的功利化傾向，朗潤園的精神內涵完全是價值觀導向而非利益導向的，它始終致力于面對中國問題，始終致力于推動社會進步。這也是這座中國的商學院在全世界最與衆不同的坐標。
一所優秀的商學院首先要有靈魂。好的商科教育是價值觀趨同者彼此相互加持，互相喚醒和賦能，最終走向行動、改變世界的過程。BiMBA商學院院長聯席院長楊壯坦陳，BiMBA商學院這20年就是對這一理想身體力行的诠釋。
如果說當年的朗潤園是一批年輕經濟學家以精神共同體爲理想傾力打造的社會網絡，今天的BiMBA商學院仍在爲延續這一血統而不懈努力，孜孜以求。
作爲BiMBA人心中永遠的精神家園，北大精神、社會情懷、國家發展、全球視野的理想主義烙印深深影響上萬名從這裏走出去的商界領袖和職業經理人，將基因代代傳承。（陶小然）
安靜時如何煉成的
世界上有很多熱鬧的商學院，但是真正可以稱得上安靜的商學院，也許只有一處——它在北大朗潤園。
這裏的主人曾是洋務派領導者恭親王奕忻。“朗潤”之名源自《大唐三藏聖教序》中的“松風水月，未何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斯朗潤”。1990年代以後，這座古典雅致的四合院成爲了以林毅夫爲首改革派的教學與科研基地。
以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北大國發院前身）爲紐帶，林毅夫、周其仁、易綱、張維迎、海聞、宋國青、胡大源、盧鋒、汪丁丁、姚洋、李玲、楊壯、陳平、巫和懋、平新喬、黃益平等一批從海外留學的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受到改革使命的召喚，相繼回國並加盟國發院朗潤園，構成了這所院子連接廟堂與江湖的烏托邦氣質。
中國最頂尖的經濟學家在這裏來來往往，討論“問策中南海”的大事，院子的格調卻是沉靜的，黃益平稱其爲“最適合做學問的一處地方”。
陳春花第一次走進這所院子的時候，花開的正好，“一進這個門，我就已經決定要來”。後來她說，“這座院子太獨特了，這個地方的追求和情懷都可以在這個建築群裏感受得到”。
1
面對中國問題的人
《中外管理》3月下旬到朗潤園拜訪陳春花時，恰好趕上了一場春雪。安靜的院子裏雪花洋洋灑灑落了一地，配上紅牆綠柱灰瓦的庭院，古樸中更顯素淨，不帶半點喧囂。
因朗潤園迎來北大建校120周年和BiMBA商學院建院20周年紀念，一群即將征戰戈壁的EMBA校友們拉著陳春花在雪中的萬衆樓前留影。萬衆樓的二樓，正是前年10月林毅夫、張維迎進行關于産業政策“世紀之辯”的地方。
陳春花的辦公室不足8平米，卻很是溫馨：一大面牆的書，雅致的地毯，一角茶幾上素美的花和簡潔的辦公桌。
陳春花
擡眼就能看到斜對面的朗潤園501——姚洋的辦公室。這位少帥現在掌管著北大國發院，前兩任院長分別是林毅夫和周其仁。不過這位一院之長的“鬥室”裏只有兩張不大的辦公桌，一個小沙發，除了這些簡陋的陳設，剩下便是滿屋子的書。
兩年前，姚洋通過楊壯找到即將卸任新希望聯席董事長兼CEO的陳春花，三個人坐下來一起交流。那時候陳春花還沒有來過國發院，盡管她經常與周其仁等朗潤園的經濟學家同台演講。她當時甚至還不知道國發院下面竟然有個BiMBA商學院。
在那次會面中，姚洋不斷向她介紹國發院，介紹BiMBA和他對商學教育的追求，“我們這個地方的特點就是要面對中國問題，你的研究剛好直接面向中國企業，跟我們的調性非常一致”。陳春花很認同，但還沒下決定來。姚洋就邀請她到朗潤園看看，做個講座。
爲了陳春花的加入，姚洋按慣例在國發院裏組織了一個會。從林毅夫當年創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開始，朗潤園的傳統就是純海歸、純學術，有人因此就提出不同意見。姚洋有一些壓力，但他堅持國發院，尤其BiMBA商學院需要這樣一個學術出身，又做過企業的人。
好在周其仁非常支持這件事，表示國發院需要改變，特別是商科的教育總要一些在前沿做過實踐的人。“最後證明這是非常好的決策，陳春花來了對我們整個商學院改變非常大”，姚洋告訴《中外管理》。
北大國發院院長姚洋
其實陳春花更早認識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是因爲後來創辦了北大彙豐商學院的海聞。他在彙豐商學院打出來的口號是“最像軍隊的商學院”“商界的黃埔軍校”。
相比彙豐與光華，陳春花更喜歡這所院子的風格和文化，“這裏的老師是真要解決問題的，從他們的研究所體現出來的，跟我自己的學術追求很一致。”她希望“就像現在這樣在這裏安靜地做，讓學生體現出安靜的氣質，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動進步。”
這之後不久，陳春花就搬進了朗潤園主院北邊的一間辦公室辦公，履任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院長一職。她在院子裏主講最受BiMBA學員歡迎課程之一的“巨變時代的組織管理”。
有一天，林毅夫專門發郵件給陳春花，關心她到朗潤園之後是否習慣。在林毅夫的辦公室裏，他暢談自己的新結構經濟學和對中國經濟的理性樂觀，爲了讓陳春花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研究，還細心地告訴對方先從哪一本書開始閱讀，還特別介紹了整體的結構。
過了一段時間，林毅夫又約她一起交流實體企業的情況，聊到中國企業和實體企業發展所遭遇的挑戰。陳春花的一套叢書剛好出版，就把書帶到他的辦公室。想不到，林老師請她每一本書都簽好名字。
各種因緣巧合在這裏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交集。早在陳春花輔佐新希望劉暢做企業之前，劉暢的父親劉永好就曾接受林毅夫的建議，送劉暢到北大國發院讀EMBA，由周其仁指導她寫論文。多年後陳春花又來此任教。
曆史如冥冥中注定，讓號稱“第六代知識分子”朗潤學者的家國情懷勢必落到行動中來，從廟堂走到江湖，與中國最生動的企業實踐相聯。
2
一個院子的烏托邦
1993年，林毅夫作爲第一個留洋回國的經濟學博士，和易綱、海聞、張維迎等青年經濟學者一並開創了他們的研究事業，也爲日後的北大國發院奠定了基礎。
北大國發院前任院長林毅夫
正是“小平南巡”之後，領頭人提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這些海歸的熱血青年隱隱感到中國將進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深層次改革階段。他們期待能在這一輪走向市場經濟的曆史大潮中，學以致用地爲改革提供影響決策的理論和建議。
林毅夫、易綱和張維迎分別從北京、美國和英國趕赴海南參加一個經濟學研討會，並在那裏一起決定，要辦一個獨立于政府，專門吸收歸國學者進行研究和教學的機構。
在時任北大校長吳樹青的拍板下，這個大膽自稱“要迎接經濟學家世紀”的研究機構在1994年8月正式成立。它的名字“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日後在中國改革史中留下了濃重筆墨。當時的創始者、中心主任林毅夫，副主任易綱、海聞，以及張維迎、張帆、余明德一起被稱爲創院“六君子”。
張帆後來對媒體回憶剛加入中心的情形：“第一天，余明德給了我一輛特別破的自行車，我們一起騎著自行車就去打掃衛生了。”
林毅夫決心“要給這些從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個不爲五鬥米折腰的地方”，從場地、人員、宿舍都一手操辦，但面對的最大困難是找人和找錢。
黃益平彼時尚未加入中心，卻因爲參加世界銀行一個爲期三個月的交流項目從美國短暫回國，得以見證到這一段彌足珍貴的曆史。他清楚記得當年這撥美英回國經濟學驕子們的艱苦創業環境：“他們在地學樓（請確認）一層占了兩間半房間，大一點的一間做教授們共用的辦公室，小一點的一間是三位行政人員的辦公室，朝北較暗的半間算是會客室”。
林毅夫通過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和運作能力向美國福特基金會、世界銀行等爭取到了資金支持，隨後與同事們開始著手選新辦公地，很快看中了北大的朗潤園。
那時候朗潤園還很破敗，園外還住著22戶人家：有養鴿子的，理發的，還有賣肉的。古屋擴建、周邊百姓動遷都將耗費巨資。林毅夫沖在前方，籌款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
很多人認爲中心不可能長久，當時有一種說法，“等你的錢花沒了，你還是該到哪去就到哪去！”
很快爲期五年的福特基金會資金支持在1999年到期。林毅夫希望結束之際，能再有一筆捐贈。但雙方談來談去都不理想，對方最多只能給到20萬美元。林毅夫等學者都很失望。但是走基金會支持和捐贈這條路確實已經到頭了。當時負責接待的姚洋記得很清楚，對方直言相告，“就這20萬了，你拿不拿，要不要，這都是最後一次”。
俗話說，車到山前必有路。周其仁率先提議，創辦一家商學院，“靠自己的力量産生收入”。雖然院裏是一群經濟學家，沒有一個人有辦商學院的經驗，但人才是可以請的。于是，他們向同樣有留洋背景的管理學博士梁能發出邀約。本來，他們還想做成純粹獨立的商學院，但考慮到離開北大難度太高就沒有強求。
3
解決生計危機
林毅夫、易綱、周其仁、海聞力主在中心辦MBA。然而，擺在眼前的一個棘手問題是，在國內達到國際標准的MBA師資奇缺，並且短期內難以改變。實際上直到1999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蓋爾·約翰遜教授來北京訪問時，中心的老師也只有十幾名、行政人員六名。
1994年留學回到國內的博士還很少，全國共回來10個，北大中國經濟中心就占了6個；到第二年全國有20個，這裏占了12個。1998年底，這裏已經是一個傳奇，聚集了一批國外回來的大師，低調且神秘。他們相信這裏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那時候萬衆樓還沒有擴建，原來致福軒大教室是辦公室和資料室，最後的一排分別是梁能、胡大源、周其仁、海聞、林毅夫、宋國青老師的辦公室。
北大國發院前任院長周其仁
經過深思熟慮，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采取跨國合作、聯合辦學的方式解決師資難題。
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走到第20個年頭，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深化。這些“留洋派”敏銳感覺到，精通現代管理理論、技能的高級管理人才將成爲決定市場競爭成敗的關鍵。而隨著WTO的臨近，中國也迫切需要培養大量具有國際化視野、熟悉國際市場運行規則的高層經管人才。
他們了解美國MBA教育的成熟度，借助對方可彌補國內教授商業實踐的不足，使國內MBA教育迅速與國際標准商業理念、話語體系接軌；但同時美國教授熟悉的是美國的商業社會，絕大部分課堂案例也都是美國的，拿到中國難免水土不服。而這批北大海歸博士既懂中國的國情，又熟知國外商學院的運作模式，他們的特殊背景可彌補美國的不足。
恰在此時，美國的商學院也在積極拓展國際合作，其中的26所大學商學院形成了一個教育聯盟，他們尤其希望開墾極具潛力的中國市場。楊壯當時是聯盟大學之一的紐約福坦莫大學商學院教授，他向教育聯盟領導者安東教授提議：在中國辦學一定爭取與北大合作。
最終，在易綱教授的牽引下，二十六校聯盟與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一拍即合，簽訂了合作辦學協議，易綱和胡大源直接參加了談判細節。
楊壯當時對北大的笃信既來自于自己北大人的情懷，也來自于他認爲“一所優秀的商學院首先要有靈魂。國際商學院發展要有具有人文曆史底蘊的大學作爲依托”。
BiMBA聯席院長楊壯
而中美合作辦學，MBA全英文授課、美方頒發證書也使得這所商學院起點很高，“國際化成爲其與生俱來的基因”。
當時的國際間合作，中方是弱勢方。易綱談判能力很強，他堅決要求國內與國外教員在薪酬上保持一致。最好的籌碼就是合作雙方比拼學術成果：林毅夫當時已經在學術界獨樹一幟，美國的學者都敬他三分，胡大源的“北京空氣中的顆粒物研究”在國內外也都很罕見。
至此朗潤園裏誕生了中國第一個經國務院學位辦批准的中外合辦國際MBA項目。一群經濟學家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中國青年報》頭版上登出了“上北大，拿美國MBA”這樣轟動一時的新聞。1998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北大之際，北大BiMBA也籍此正式成立。
此後，這個爲國家改革發展提供政策咨詢的院子，也開始了自己創辦國際化商學院的探索之路。
4
中國最好的國際商學院
胡大源、楊壯、梁能，是BiMBA的第一代直接操盤者。
梁能是沃頓商學院碩士和印第安納大學國際商務博士，他和胡大源一起作爲中方代表負責日常管理及聘請中方教授。楊壯作爲福坦莫大學委派過來的管理學教授，很長一段時間裏過著空中飛人生活，輾轉在北大朗潤園——機場——紐約校園的三點一線上。
溫良儒雅的楊壯是北大西語系高材生，社科院新聞碩士，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的公管與國關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的社會學碩士、管理學博士。他在2001年起創辦BiMBA至2008年正式進入北大國發院，一直以美方院長和管理學教授的身份參與BiMBA的商學院構建。
胡大源作爲肯塔基大學經濟學博士接手了商學院管理，爲了院子裏一群知識分子的生計犧牲甚巨，十幾年幾乎沒有發表過一篇學術文章。而這十幾年恰恰是他的研究領域環境問題、土地問題等研究成果增長最快的十幾年。
胡大源
BiMBA後來又興辦了EMBA。有幾年，胡大源堅持親自參加所有EMBA學員的面試。從課程設置到學生服務管理成效斐然，來到朗潤園的學員對這裏教學質量之高交口贊譽。
在香港執教的戰略學教授馬浩在一次創業課程的救場後與BiMBA結緣，從此被胡大源頻頻以兼職外教身份喊來上課。馬浩自嘲在“商學院呆了十幾年，已經非常勢利眼”，如果不是在鳥語花香的朗潤園，還真不一定甘願駐足。
對創業有點上瘾的梁能後來轉戰，爲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開疆拓土。于是，馬浩成爲接管EMBA的人選。當時還在香港科大兼職的林毅夫專門約馬浩面談，兩人在清水灣西貢一小館吃了條清蒸魚，事情就定了。馬浩回憶這段經曆時調侃：“毅夫出馬跟你談話的時候，基本上就不再是你來不來的問題，而是你說服自己是明天來還是後天來的問題。”
2008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正式改名爲國家發展研究院，來自歐洲魯汶大學的弗拉瑞克商學院成爲BiMBA新的合作方。也在那一年，林毅夫被任命爲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面對國內商學院的井噴和越來越激烈的競爭挑戰，林毅夫和周其仁找楊壯談話，希望他能夠正式加入北大，和國發院一起發展壯大商學管理項目。林毅夫向楊壯講述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斷定未來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將給管理學發展帶來巨大機會。
應了馬浩之語，楊壯第二年就正式入職國發展院成爲全職教授，同時擔任BiMBA的聯席院長。之後的兩年中，周其仁每每在朗潤園見到他，總是關心又不乏诙諧地問：“怎麽樣政委？和胡司令溝通如何？”
胡大源、楊壯二位院長對西點軍校都有不可抑制的好感，胡大源是出于對軍事戰略的由衷喜好，楊壯則是對西點的領導力培養頗爲推崇。由于他們二人的多方努力，促成了BiMBA與西點的定期交流。
楊壯在朗潤園裏主講領導力，但更多時候他的遊學課遍布世界各地：美國、韓國、新加坡、德國、英國、法國、日本、瑞士、以色列，印度……
後來成長爲知名投資人的2006級EMBA學員吳敏文，是參加國際遊學項目次數最多的校友，幾乎每年不落。他跟隨楊壯走遍了了歐亞非洲的十幾個國家，他說“不斷參加遊學是開拓視野的過程，也是企業逐漸走向國際化的過程”。
林毅夫在世行工作的4年，每年5月楊壯都會帶北大國際EMBA畢業班去世行參觀,可謂北大國際最具特色的美國遊學項目。而無論多忙，林毅夫也總會想法設法安排時間和學員見面，分享最新的思想和觀點。
後來，胡大源淡出商學院管理一線。姚洋擔任國發院院長，年富力強的營銷學教授張黎出任BiMBA商學院新一任院長，全面執掌BiMBA管理運營，做得風生水起。張黎作爲營銷學教授，深知無論商學院還是一個普通的産品，營都是銷的基礎，因此，他下了很大的力氣用于課程改革、學習管理和校友服務，然後才是品牌的特色定位和推廣。也正是看准了國發院在經濟學和國家發展方向的智庫影響力蒸蒸日上，因此提出BiMBA的定位爲“智庫中的商學院”。姚洋在采訪中也總結說，這20年的摸索，國發院“走出了一條經濟學家辦商學院自己的路”，“世界這麽大，中國這麽大，總有一些人會覺得我應該學一點經濟學的東西”。
2014年，《福布斯》中文版的商學院排名中，BiMBA的全職班排名第一，在職班排名第二，EMBA校友滿意度全國第一。馬浩評價，這裏雖然由一幫經濟學家發起，但卻是國內少有的按照商學院邏輯來辦MBA、EMBA的商學院，這與幾位直接操盤者的眼界、胸襟和素養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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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家國情懷
今天即將迎來國發院25周歲和BiMBA20周歲的朗潤園，在一些青年學者心中已經有了“經濟學界麥加”的地位。這座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莫裏斯評價爲全世界最漂亮的院子，也足以稱得上中國最好的經濟學研究機構。
當年的創始“六君子”，已是經濟學家中最閃耀的一代。創始人林毅夫擔任過世行副行長；周其仁在電信、醫療、城鎮化等多個領域的改革中頻頻發聲；易綱新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海聞擔任過北京大學校長助理、副校長……
他們雖各有發展路徑，但一直沒有脫離國發院，朗潤園的庭院裏依舊保留著他們的辦公室。2016年陳春花加盟後，這裏更是大師濟濟，經濟學家、管理學家彙聚一堂。
林毅夫的中國經濟專題，張維迎的博弈與社會，周其仁的中國改革專題，汪丁丁的行爲經濟學、經濟學思想史，黃益平的貨幣銀行學，姚洋的中國經濟現狀與前瞻，盧鋒的開放宏觀經濟學……這些課程都代表了中國頂尖商學院經濟學課堂的水准。
管理學課呢，從陳春花的巨變時代的組織管理，楊壯的跨文化領導力與國際遊學，Avidjemison的並購戰略，宮玉振、胡大源探索困境中決策與戰略的赤水、孟良崮現地教學，以及曾國藩的管理方略，張黎的市場營銷，以及國內企業實地考察課，也都各具特色。
隨著近幾年的變化，BiMBA也創新了諸多如互聯網企業創新、大數據和大健康之類課程。BiMBA商學院教務長桂英說，“如果說2004年以前，BiMBA商學院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美國商學院國際化的思想、理論、理念體系化帶進來，那麽2004年以後就出現了更多本土化的融合與創新”。
置身于國發院這一極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國家智庫裏，BiMBA商學院不同于一般商學院的獨特氣質也在院子裏的一草一木中、一言一行中呈現。
2014年張維迎卸任北大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後，在國發院邀請下又回到了朗潤園。雖然再回到院子，回到創業之地，再次與林毅夫成爲同事，但兩人觀點卻並沒有因此而融合。
這兩位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學家的爭論由來已久，早在21年前就因國企改革的方向引燃，其後又隔空就中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政府該不該幹預的問題幾次交鋒。
2016年下半年，二人又爲政府應不應該出台産業政策，産業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是什麽再次爭論激烈。黃益平後來建議，隔空寫文章，不如索性坐下來面對面討論。兩人欣然同意，而且還很積極。可謂君子之爭，和而不同。周其仁和姚洋又提議，既然面對面了，幹脆進行公開辯論，後來的這次“世紀之辯”吸引了五、六十萬觀衆直播圍觀，轟動了整個學術界。
對于這一場經濟學家的紛爭，我們在采訪中問管理學家陳春花如何看待。陳春花的回答確實不愧爲企業家的知音。她說，這是經濟學家的爭論，對企業家而言，通常是是有産業政策我就去走産業政策，有市場經濟我就去往市場經濟靠，哪個有用就用哪個。
今年3月，就在林張二人大辯論的同一個地方——萬衆樓二樓，周其仁在這裏給2017EMBA班的同學上“成本的博弈”課，以大師級的深入淺出幽默闡述中國與成本博弈裏的取勝之道。
周其仁說：“過去40年的中國故事，正是大規模的降低體制成本，增加了中國在全球的比較優勢，實現了持續高速增長；但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已成‘大象’，成本壓力大升，不可能永遠維持後發優勢，改革需要再出發。”
他在前面講，胡大源、薛兆豐就在教室最後排旁聽。北大的國發院課堂向來是最爲開放的，一些BiMBA的往屆校友也來聽課。2007級EMBA校友、從事體育投資的武雪松在現場對《中外管理》感歎道，“他們能夠保持一定距離，有技巧地進行批判的同時，又提供可行的方案。這些教授的家國情懷傳遞在宏觀經濟和商學院裏的靈魂就是：大家不是一群烏合之衆，是有著共同價值觀；我們是一群價值觀驅動的人，不是一群利益驅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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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即是教育
陳春花來了朗潤園以後，很贊同北大校長林建華“學者就是大學”、“校園也是教育”的觀點。在這所院子裏，商學院這個通常被最爲功利的地方，和經濟學家經世濟民情懷的結合，重新定義了商學的內涵。
“在這個院子當中，無論你在商界怎樣浮躁，怎樣不同，但來到這個院子時你會發現你要沉靜下來。這時候你會發現你很渺小，你把自己放在這個空間裏，融化這個地方，才可以放下來，聽進去。”陳春花對《中外管理》說。
不同于很多商學院以“與誰同班爲榮”，朗潤園以“與誰爲師爲榮”。“院子”、“大師”，是這家商學院的獨特標簽。
至今，這家商學院的老師不過50人，每年的EMBA班學生規模不超過100人，MBA不超過200人。正如姚洋所說：“我們就是追求工匠精神，做‘小而美’”。
貫穿這一理念，陳春花來了就提出建立“一對一”導師制，爲所有MBA班同學“一對一”配備校外導師。陳春花以爲這至少要過一兩年才能實現，結果因著院子的情懷、能力，提前一年就實現了。這些導師50%來源于往屆校友，50%來源于校外，但全部是企業實戰者，學生的反饋非常好。
陳春花相信，“這種陪伴是商學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上商學院的人是因爲出現困惑，希望通過讀商學院重新定位，解除困惑。也就是陳春花反複說的“回來反思”，想清楚了再去做人生選擇。
她強調BiMBA的作用不是培養企業家，甚至不是培養企業家精神，而是“喚醒”，是“反思”和“激發”，“商學院的教育有兩個最重要的部分，一部分是塑造你對管理和經濟的基本素養；另一部分是我們去喚醒你對于你自己內在潛能的理解，喚醒你內在的企業家精神。我們並不是培養你，你內在一定是有這些，只是一直沒被喚醒。”
她期望“就像現在這樣在這裏安靜地做，讓學生體現出安靜的氣質，找到‘大我’和‘小我’的平衡，真正地推動進步。”
20多年間，走進這裏的國際頂尖學者、政客從未間斷，院子裏問及廟堂的烏托邦氣質也讓這些面向未來的學子耳濡目染，在這裏被“喚醒”、“激發”，在這裏“反思”。他們回到社會上有所成後，很多人又回到朗潤園反哺這所院子，將企業實踐的精華帶回課堂。
更多的BiMBA學員在這裏走向創業。陳春花相信這既是大環境所趨，也是組織巨變的結果，“績效不再從內部的角色固化和分工而來，剛性的組織結構徹底改變。現在老板或經理人的角色之分越來越淡，商學院的重心變爲怎樣培養具有面向未來的能力，培養未來最有行動能力的人。”
20年來，這裏培養出了3000名MBA、2000多名EMBA畢業生，衆多在這裏被喚醒企業家精神的人將經濟與管理、宏觀與微觀結合，以歸屬于此的使命情懷走向行動。
爲此BiMBA一直自居“智庫中的商學院”，這是張黎最先提出的宣傳語，陳春花來了以後又加入“中西合璧，知行合一”。 與北大、國發院精神一脈相承，她最喜歡“知行合一”，她個人多年做企業的實踐也生動诠釋了這四個字。
“我們要承認的是，過去40年的的確確是國家幫助了中國企業家，沒有政策一定沒有中國的企業家”，陳春花說。